作者｜潘永飛

本系列文主要討論“有因型敲詐勒索”是否構成犯罪及構成何種犯罪的問題。所謂“有因型敲詐勒索”,，是相對于“無因型”普通敲詐勒索行為的概念,，指行為人有一定的事實依據(jù)，或者有一定的法律依據(jù),，甚至二者兼而有之,，但采取了刑法所禁止的敲詐勒索手段實現(xiàn)其權利。這使得此類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存在較大的爭議,，而普通敲詐勒索構成犯罪并不存在太大的爭議,。

如行為人因討債不能而采取非法手段追索錢款、行為人以掌握了行為相對人違法違規(guī)行為向有關部門舉報以索取財產性利益,、行為人借維權上訪等手段為名向行為相對人施壓并借機謀取私利,、行為人以感情糾紛為名采用曝光隱私等手段追索“分手費”,、“職業(yè)打假”等等。從客觀表象上看,，行為人的行為完全符合我國《刑法》第274條關于敲詐勒索罪構成要件的規(guī)定,；但從司法實務中看,，此類行為是否以敲詐勒索罪進行追訴,，還存在巨大的爭議,。

本文主要討論行為人與行為相對人之間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的前提下,行為人采取敲詐勒索的手段追討債務是否構成犯罪及構成何種犯罪的問題,?；谄渌霸颉睂嵤扒迷p勒索”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會在后續(xù)文章中繼續(xù)討論,。另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之所以使用“行為相對人”而未使用“被害人”代指被侵害的一方,，原因在于此類案件中,，通常當事雙方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過錯”,。

通俗地說,，行為人系“債權人”,，行為相對人系“債務人”。從實務中看,，大致有以下三種情形：

（一）追索合法債務,，存在真實的債權債務或經(jīng)濟糾紛

存在真實的債權債務關系或者有爭議的債權債務關系,，行為人對行為相對人享有合法的債權或者有爭議的債權,。因債務到期后行為相對人無法償還債務或者拒絕償還,，行為人或其利用的第三人對相對人實施言語威脅,、拘禁、毆打等非法手段,，逼迫相對人償還債務,。此類行為可理解為雙方存在真實的“經(jīng)濟糾紛”，因此很難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從客觀表象上看,，可認定為有“原因”的敲詐勒索行為,，當討債數(shù)額明顯超過債權債務標的額的時候，則超出的金額可能會被認定為涉嫌敲詐勒索罪的數(shù)額,?；蛘咭蛴憘侄尾缓戏ǘ罱K可能導致“敲詐勒索”以外的“手段行為”構成犯罪；

（二）追索非法債務,，存在不被法律法規(guī)支持的債權債務

存在“非法債務”,，例如“賭債”,、明顯超出合理范圍的“高利貸”等。行為人或其利用的第三人以索取非法債務為目的,，對行為相對人實施言語威脅、拘禁,、毆打等非法手段,，逼迫其償還所謂的債務。此類行為在我國現(xiàn)行司法實踐中很常見,。此種類型中,，因行為人在不具有合法依據(jù)的前提下，意圖占有相對人的合法財產,，因此主觀上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但似乎并不強烈,，在民法領域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毫無疑問,，追索此類債務的民事訴求一般也不會得到法院裁判的支持,。但在刑法領域卻可能不會被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判斷刑法領域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僅僅以其是否具有合法依據(jù)為標準,，還應當結合行為人為實現(xiàn)其目的所采用的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各方面進行綜合判斷,。因而不一定成立以“非法占有目的”為前提的侵犯財產類犯罪；

（三）不存在任何債權債務,，僅以債權債務為“道具”

并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真實債權債務或者一般社會觀念上可以成立的債權債務,，但行為人主觀上誤認為甚至捏造其享有針對行為相對人的債權,，繼而對行為相對人實施言語威脅,、拘禁,、毆打等非法手段，逼迫其償還所謂的根本不存在的“債務”,。例如,，行為人采用暴力手段逼迫行為相對人寫下“欠條”，繼而依據(jù)該“欠條”追索所謂的“債務”,；行為人基于嚴重錯誤認識，認為其享有債權而采用敲詐勒索手段追索債務等,。簡單來說,，行為人只是以“債權債務”為手段,，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實現(xiàn)其侵犯財產的意圖,。此種類型中,，行為人主觀上非法占有的意圖最為明顯,，因此也更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

本罪名系傳統(tǒng)侵財類罪名,，規(guī)定在我國《刑法》第五章“侵犯財產罪”之第274條。因屬于傳統(tǒng)的自然型犯罪,，所以采用簡單罪狀的形式,，僅寫出犯罪名稱，沒有具體描述犯罪行為特征,。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可能是導致該罪在定罪量刑中出現(xiàn)爭議的原因之一。

我國《刑法》第274條規(guī)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該條并未規(guī)定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司法實務界,，均認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本罪不成文的構成要件要素,，均是成立本罪的前提條件,。根據(jù)我國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的定罪原則，如果沒有該條件,，則不可能成立屬于侵犯財產類的敲詐勒索罪,。

簡單來說，成立敲詐勒索罪,，必須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即使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客觀上實施了敲詐勒索行為，也并不當然成立敲詐勒索罪,，這就可能涉及到民商法意義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與刑法意義上“非法占有目的”的界限問題,。如前文所述，民商法意義上“非法占有目的”可依據(jù)是否明知沒有合法依據(jù),，依然意圖占有相對人的合法財產進行判斷,；而刑法意義上“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判斷，需要從是否具有合法依據(jù),、采取何種手段,、造成何種社會危害結果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因此,，可以說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僅為本罪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

如前所述，如果存在真實的債權債務關系或者有爭議的債權債務關系,，行為人索取的僅為債權及相應的利息或資金占用費范圍內金額,，則可以判定行為人系在自身權利范圍內行使權利，本身屬于普通的民事行為,，主觀上當然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不可能成立侵財類犯罪。但是,，我國《刑法》的一項重要職能系“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如果行為人采取敲詐勒索手段討債，則其可能“目的正當”,，但“手段非法”,，因而必須對其“非法手段”予以刑法規(guī)制。

在這一點上,，我國《刑法》有明確的規(guī)定,。如《刑法》第238條第3款規(guī)定，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兩款的規(guī)定處罰。該條規(guī)定了非法拘禁罪的構成要件,，即如果行為人在索取合法債務的前提下采用毆打,、拘禁的手段，雖索取債務本身并不會受到刑事追究，但仍需追究行為人“手段行為”的刑事責任,。依據(jù)《刑法》第238條第2款的規(guī)定，如果行為人采用毆打,、拘禁等手段造成行為相對人輕傷,、重傷甚至死亡等后果，則依法追究其故意傷害罪的刑事責任,。

如因借貸糾紛,，出借人以追索債務為目的，對借款人采取言語威脅,、跟蹤,、拘禁等非法手段。在此種情形下,，出借人是為了到期按照借款協(xié)議約定的內容收回本金并獲取利息,，此部分本金和利息屬于出借人合法應享有的收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因而不符合侵犯財產罪的本質,，不滿足我國《刑法》規(guī)定關于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但是其可能因采用跟蹤,、滋擾,、拘禁、毆打等手段追債,，觸犯刑法關于尋釁滋事,、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罪名的規(guī)定,。

以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2020)云25刑終616號錢某某,、夏某某敲詐勒索二審案為例。該案判決撤銷一審法院關于敲詐勒索罪的認定,，改判為非法拘禁罪,。二審法院認為：

錢某某主觀上是討要債務及利息，而不是無償?shù)姆欠ㄕ加兴素敭a,，如果存在顯失公平的情形,，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解決，錢某某的行為不構成敲詐勒索罪,，但已構成非法拘禁罪,。故該項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成立，本院予以采納,。

另外,，如果行為人在權利范圍之內向行為相對人追索并未明顯超出合理范圍內的其他債務，雖然采取了如言語威脅、拘禁等非法手段,，但其主觀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手段行為構成其他犯罪，則僅追究其因手段行為構成的犯罪,。

以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浙溫刑終字第1199號丁某甲,、艾某甲敲詐勒索二審案為例，該案判決認為：

上訴人丁某,、艾某為索取債務而非法拘禁他人,，拘禁期間采取捆綁等手段，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拘禁罪,。丁某所有的被鄭某乙擅自處分的游戲設備,、游戲幣具有財物屬性，丁某,、艾某據(jù)此向鄭某乙索取債務,，且索取數(shù)額并未明顯超過合理范圍，故不宜認定丁某,、艾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原判認定構成敲詐勒索罪有誤，應予糾正,；即使索取數(shù)額超過合理范圍,，考慮索財手段的當場性，原判認定敲詐勒索罪亦不妥,。

（一）不成立敲詐勒索罪的情形。

“非法債權債務”的形成沒有明顯違背雙方意思自治,，如賭場中形成的賭債,，民間普通的“高利貸”，行為相對人均可以根據(jù)“行規(guī)”預知其可能的債務金額,，也在其能夠接受的范圍之內,。當行為人采取“敲詐手段”追索債務時，其主觀上并不具有刑法意義上“非法占有的目的”,，其目的為行使權利維護自身財產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曾在2000年專門針對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而非法拘禁他人的行為,，出臺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該解釋規(guī)定，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條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該項規(guī)定從司法解釋層面間接確認了以敲詐勒索手段追索非法債務的行為,，并不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

另外,，2021年3月1日起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催收非法債務罪”,，從法律的高度對前述行為進行了規(guī)范,?！缎谭ā返?93條之一規(guī)定,，使用暴力、脅迫方法,、限制讓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恐嚇,、跟蹤、騷擾他人的方法,，催收高利貸等產生的非法債務,，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該項規(guī)定從法律層面直接確認了以敲詐勒索手段追索“高利貸”等非法債務的行為,，并不構成敲詐勒索罪,，而是構成新增的“非法催收債務罪?！?/p>

如果說從民商法意義上理解民間高利貸（超標的部分不受法律保護,，但自愿償還的除外）、賭債等,，這屬于典型的“非法債務”,，而追索非法債務,，可以推定具有民商法意義上“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可能得到法院裁判的支持,。但是在刑法意義上,，經(jīng)濟糾紛本身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都排除了行為人主觀上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因此從行為人的行為角度，無論是高利貸,、還是賭債等,，只要是行為人與行為相對人之間自愿達成的某種共識或協(xié)議，形成高利貸或賭債并未違背雙方的意思自治,，都是為了獲取事先約定好的屬于自己的財物,，而非單純的獲取完全屬于行為相對人的其他財物。那么,，就可以排除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刑法意義上“非法占有的目的”,。

當然，如果在達成某種共識或協(xié)議的時候,，行為相對人并非基于自愿,，而是完全喪失反抗意志的情況下被迫達成，則另當別論,。依不同情形可能成立非法拘禁罪,、搶劫罪甚至綁架罪。因和本文主旨不符,，不再贅述,。

（二）成立敲詐勒索罪的情形。

追索明顯超出合理范圍之外債務,，行為相對人對明顯超出的部分并無事先預知,，或者根據(jù)社會一般觀念無法預知，行為人采取敲詐勒索的非法手段索取債務,，則可推定行為人對明顯超出的部分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行使權利必須在合理的限度范圍內，從客觀上看,，明顯超出合理限度范圍的行為不再屬于行使權利的行為,，嚴重違背行為相對人意思自治形成非法債權債務也不再屬于行使權利的行為，而是實質侵犯了他人的合法財產權利,；從主觀上看,，明顯超出合理限度范圍的行為，代表行為人主觀上已非簡單的行使權利維護自身財產利益,，而是發(fā)生了轉化,，意圖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產,。因此，明顯超出債權范疇的強行索財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

例如：因“套路貸”而衍生非法催債繼而可能演變出的敲詐勒索。

溫懷龍,、林思浩敲詐勒索一案,，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在一審刑事判決書（【2019】閩0982刑初290號）中認定：經(jīng)查，被告人溫懷龍,、林思浩,、朱筆常等人成立財神公司、仟本公司的目的是為了獲取不受法律保護的高額利息,，以公司為平臺從事網(wǎng)絡放貸,，其等人主觀上非法占有目的明顯……誘使被害人簽訂遠高于實際放款數(shù)額的借條，再以合法的借款利率予以掩蓋,，借此虛增借貸金額,，形成虛假債權債務……實施多種騷擾,、威脅被害人及其親友的“軟暴力”催款方式,，逼迫被害人按照簽訂的虛假借條金額歸還虛高債務，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

該法院判決溫懷龍等人成立敲詐勒索罪的理由：被告人溫懷龍等人的主觀目的是為了獲取不受法律保護的高額利息……告知借款人如逾期不還款將遭受暴力催收,，足以使被害人精神上受到強制，被迫“自愿”交付財物,，其等人行為特征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

可以看出，“套路貸”所形成的“高利貸”,，因行為人“惡意壘高本金”,、“故意制造違約”等非法手段形成債權，該債權金額已經(jīng)明顯超過行為相對人所能預知的債權金額,，或者明顯超過了社會一般觀念所能接受的債權金額,。此種情形下，行為人再采用敲詐勒索手段追索所謂的債權債務,，當然可以推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值得討論的是，該案例系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出臺之前作出的判決,。如果根據(jù)新刑法第293條之一的規(guī)定,，該案會不會改判，即以“非法催收債務罪”定罪量刑,？以“惡意壘高本金,、肆意制造違約等”為特征的“套路貸”所產生的“高利貸”是否可以等同于普通的為社會一般公眾所能接受的“高利貸”,？

筆者認為不能等同。原因很簡單,，普通的“高利貸”無論利息高低,，雖然屬于非法債務，但均是可預知的,。而因“套路貸”所形成“高利貸”,，因行為人一方“惡意壘高本金，肆意制造違約”而變得不可預知,，行為人的目的也不僅僅是為了收回本金及約定高利率的利息,，而是意圖非法占有行為相對人的財產，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當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一）行為人主觀上誤以為存在債權債務。

判斷此類行為是否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應當首先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判斷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僅憑行為人辯解自認為存在債務關系就予以否定,，而是應當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基本原則,。因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難以通過其言行進行判斷，因此重點在于準確判斷客觀上是否存在有法律依據(jù)和事實依據(jù)的債權債務,。

以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關于史某敲詐勒索一案一審判決（【2010】浦刑初字第839號）為例,，該案判決認定：

被告人史X等人的主觀目的是索取債務還是勒索財物，關鍵在于雙方之間是否存在標的相對明確的債權債務,，以及被告人等索討錢財是否以相對確定的債權為限,。

基于這種缺乏事實根據(jù)和內心確信的主觀心理，被告人史X等人以張楠侵吞店內錢財為由,，向張索取4萬元,，顯然已超出了索討債務的目的，故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史X等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符合法律事實的,，而被告人史X的辯解缺乏證據(jù)支持，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史X等人的行為是以告發(fā)被害人違法犯罪行為為要挾,，迫使其交付財物，符合敲詐勒索的特征,。

又以陜西省寶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高峰,李巖林等敲詐勒索罪【(2020)陜03刑終96號】二審案為例,，該案判決認定：

密芳芳與章某某之間雖因炒幣產生糾紛,，但二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并不明確，并不具有明確的合法債務,，密芳芳即以此為由聯(lián)系高峰,、李巖林等人采取威脅、恐嚇等非法手段強行要求章某某將幣轉入密芳芳指定的賬戶內,，使該幣脫離章某某的控制,，且數(shù)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敲詐勒索罪,。

然而,，司法實務中也存在不同的裁判觀點。即行為人對債權債務關系是否存在確有誤認,，即使無法查清債權債務關系,，也應排除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當然不構成敲詐勒索罪,。但是如果行為人的手段行為觸犯其他犯罪,，則應當追究其手段行為的刑事責任。

以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qū)人民法院(2014)臺黃刑初字第459號羅某,、蔣某非法拘禁案為例（案例來源：《刑事審判參考（總第99集）》,、威科先行），該案判決認定：

其中,，公訴人指控：2014年1月3日,，被告人羅某因懷疑王某等人在管理其經(jīng)營的石渣生意期間,，在賬目上造假侵吞款項,，遂與被告人蔣某等人將王某等三人從臺州市路橋區(qū)螺洋街道園珠嶼村帶至黃巖區(qū)沙埠鎮(zhèn)佛嶺水庫洋山廟邊上，質疑賬目收支并持棍及用拳腳毆打王某等人,，致王某腰2及腰4右側橫突骨折,，構成輕傷二級。后被告人羅某與王某達成協(xié)議,，將被告人羅某懷疑的賬目上被侵吞的3萬余元與欠王某的3萬余元抵銷,。整個過程持續(xù)4個小時左右。

法院認定：被告人羅某,、蔣某為索取債務,，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進行毆打，致人輕傷,，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拘禁罪,，依法均應予懲處。

本案中,，羅某,、蔣某等人并沒有確切的證據(jù)證實王某等人在賬目上造假侵吞款項,，法院也沒有查實王某等人是否確有前述違法犯罪行為。羅某,、蔣某等人僅是懷疑王某,，就采用毆打、拘禁等手段,，逼迫王某抵消賬目,。最終構成非法拘禁罪，而不是敲詐勒索罪,。

《刑事審判參考（總第99集）》中該文的作者（本案的主審法官：胡尚慧）同時還詳述了庭審中為何支持判決構成非法拘禁罪的觀點：即無論債務是否真實存在,，行為人主觀上是出于“索債”的目的而實施對他人的扣押、拘禁行為的,，其沒有產生其他諸如勒索,、搶劫犯罪中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從另一角度考慮,，這種認定是從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出發(fā)的,，符合刑法謙抑性的要求。

（二）行為人捏造債權債務,，進而憑借虛假的債權債務憑證索財,。

此類行為可理解為行為人將債權債務關系的憑證作為一個非法索取財物的“道具”，在沒有任何事實依據(jù)或法律依據(jù)的前提下憑借虛構的債權債務關系,，對行為相對人實施敲詐勒索行為,。例如，行為人采用暴力或“軟暴力”的手段逼迫行為相對人出具“欠條”,，繼而依據(jù)該“欠條”索財,。不難看出，行為人主觀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相當明顯的,，因此,，如果其索財?shù)氖侄畏锨迷p勒索罪的手段特征，那么在認定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時,，并不存在明顯障礙,。

參考案例為：(2019)陜0825刑初69號、(2020)陜08刑終17號

關于“基于債權債務型索財”行為是否可能成立敲詐勒索的問題,，在法理和實務中都非常復雜且爭議較大。一方面需要考量是否有利于社會誠信體制的建立,，一方面也要打擊嚴重的非法催債行為,。但總體來說，應當允許“私力討債行為”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存在，只有超越邊界的一些行為才能考慮入罪,。而判斷是否入罪還是出罪,，對行為人主觀目的的判斷則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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