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獨坐”時解放了自己 雷平陽
詩人雷平陽,,現(xiàn)居昆明。著有《大江東去帖》《云南記》《出云南記》《基諾山》《雨林敘事》《懸崖上的沉默》《雷平陽詩選》等詩集和散文集,。曾獲魯迅文學獎,、華語傳媒大獎詩歌獎、《詩刊》年度詩歌獎,、《人民文學》年度詩人獎,。 劉年的散文寫作,是與他的詩歌寫作一起發(fā)生的,,人們大可不必將兩者分離開來,,似乎也難以分離。在云南的時候,,我就看見他用散文的方式寫詩歌,,用詩歌的方式寫散文,在他的紙上,,詩歌與散文的區(qū)別,,不在于分行不分行,,也不在于字數(shù)的多少,,就在于他自個兒認定,哪些文字是詩歌,,哪些文字是散文,。這當然不是因為他不懂得文體規(guī)矩,,便信手破除詩歌與散文之間的邊界線,而是他本來就出生在一條邊界線上,,是兩個文體國家的合法公民,,一副面孔,兩種身份。 有人曾經(jīng)問過我:“一個文體意識淡薄的寫作者,,是否意味著他對寫作缺少必須的尊重,?”平心而論,這是一個嚴肅的話題,,但也是一個對文學創(chuàng)作不開竅的愚腐的話題,。文體從來不是圭臬,也非文學重器,,它無非是區(qū)別詩歌,、散文、戲劇,、評論和紀實文學等等文體的一種外在格式,,與文學精神和肉身并無多大關系,它不是干涉寫作者賦予文學的任何一種元素的權力,。而且,,文體一直在變化中,不同的時間段上,,都會出現(xiàn)文體的新面貌,。如果我們咬死牙關信奉某種文體是絕對不能變的,那么,,今天我們只能寫格律詩,、寫駢體文、寫章回小說,,寫作才具有合法性,。 在一些場合,我多次說過,,但丁的《神曲》我是當小說來看的,,屈原的很多詩歌則被我當成了散文,博爾赫斯的散文則被我當成小說,,尤瑟納爾的小說我卻視其為詩歌,。杰出的文學作品有一個共性,,即它們脫身于文體并高于文體之上,如月亮照耀夜空,。唯其如此,,文學才具有巨大的拓展空間,,文體也才會得到不斷進步和完善的機會,。某年秋天,在云南建水縣的田野上閑逛,,我與劉年曾對這個話題有過一次交流。對散文中存在的濃烈的詩意和語言的節(jié)奏感,,以及內(nèi)部空間的呈現(xiàn),,他說在寫作的過程中,,幾個元素幾乎都是自然而然地來臨的,從不刻意為之,,也不覺得它們是詩歌的專利。說這些話的時候,,建水縣的田野上,,各種綠色的植物,,各種花和各種蟲羽互相交織,,互相軟化對方并成為對方,,讓人很難將它們的個體從田野上分析出來。他說:“這些蝴蝶,,即使是同一只,,可以出現(xiàn)在詩歌里,也可以出現(xiàn)在散文或者小說中,?!闭f到散文與詩歌在文體上從來就存在的區(qū)別時,他才夫子自道:“詩是流浪或狂奔,,背景是落日,、荒原和雪;散文是萬水千山走過后的獨坐,,背景是菩薩巖和父親的墳墓,。”顯而易見,他所說的區(qū)別,是可以置換的,,甚至是可以揉合在一起的,,所謂區(qū)別,并沒有傳統(tǒng)的理論作為支撐。 因此《獨坐菩薩巖》是可以當做詩集來閱讀的,。如果我們一定要視其為散文,,就在于較之詩歌,劉年在這本書里取下了自己制作的背上的十字架,,放開的手腳和自由的靈魂在言語中顯得格外舒展,,其一以貫之的悲心與赤子情懷因為樸素的語境而更具活力,。他在“獨坐”時解放了自己,盡管背景依然沉痛而蒼涼,,盡管這種解放只意味著語言的散漫和細節(jié)的添加,。劉年離開云南去北京謀生的時候,,我寫過一首名叫《送劉年去北京》的詩,,抄在這兒: 送劉年去北京
云南是個銷魂的地方 2017.3.8夜,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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