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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失控:張之洞的歷史困境

 最愛歷史本尊 2025-01-14 發(fā)布于廣東

清朝滅亡前夕,辜鴻銘用英文撰寫了一本書——《中國的牛津運動》,,中文名為《清流傳》,。

在書中,他將清帝國的翰林院比作英國的牛津大學,,將同光之際的清流運動比作19世紀中期的天主教復興運動,。他說,“我要講述我們?yōu)橹袊拿魇聵I(yè)而背水一戰(zhàn)的故事”;“我們艱苦戰(zhàn)斗了三十年,,但我們的事業(yè)已經(jīng)失敗”,;“我戰(zhàn)斗時跟隨的將領是已故帝國大臣張之洞,兩年前,,當我在北京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完全失望了,并且只想如何使投降條約的條件不那么苛刻”,。

辜鴻銘堅定而悵然地認為,,歐洲現(xiàn)代主義物質(zhì)文明正在毀滅一切,只有東方文明可以解救之,,可惜的是,,傳統(tǒng)飄然遠去,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還在等待著遙不可及的勝利,。

▲辜鴻銘,。圖源:網(wǎng)絡

何為“清流”?說白了就是“高尚的引導者”,。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裁斷,,每個時代的裁斷都必須以儒家道德為尺度。清流可以是真君子,,也可以是偽君子,,但他們必須代表大多數(shù)讀書人的意見。

光緒初年,,黃體芳,、寶廷、張佩綸與張之洞四人被稱為“翰林四諫”,,“有大政事,,必具疏論是非”。如之前一千年所做的那樣,,清流們彈劾權(quán)臣之跋扈,,規(guī)勸君王之失職。

洋務運動時,,先識世變者不得不否定舊法,,為國家謀富強。朝廷有興鐵路輪船之舉,,清流們擔心,,“捷徑一開”,百姓生計被奪,,國家就會淹沒附著于舊經(jīng)濟之上的蕓蕓眾生,,這違背了恤民之意。湖北巡撫奎斌觀察到一個事實:自輪船暢行后,“民間衣食之途,,盡為攘奪,,江河船只頓減十之六七,失業(yè)之人不可勝計,,而襄樊一帶行店關(guān)閉,,車戶歇業(yè),瘠苦情狀,,尤不堪寓目”,。

而1889年,張之洞就任湖廣總督,,漢口開啟了工業(yè)化之路,,人頭攢動,機器轟鳴,,宛若高亢之曲,,足以壓倒那些不和諧的哀鳴。

光緒末期,,張之洞為慈禧太后慶壽,,“軍界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人群之中,辜鴻銘卻說:“滿街都是唱愛國歌者,,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他立即編唱了一首《愛民歌》:“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倍嗵潖堉吹谋Wo,犯了大不敬之罪的辜鴻銘才沒有被追究,。

▲張之洞,。圖源:網(wǎng)絡

事實上,張之洞早就不是辜鴻銘和清流派的同路人了,。

西人用武力打敗了中國,,身為帝國疆臣,張之洞不能不畏懼,、心動,,最后尊重這份力量。1889年,他出任湖廣總督,,直至1907年奉調(diào)入?yún)④姍C為止,,在湖北度過了長達18年的政治生涯(含兩度署理兩江總督1年零8個月)。在其治下,,湖北籌建了蘆漢鐵路,;建成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開設了織布局,、紡紗局、繅絲局,、制麻局,;創(chuàng)建了新式學堂;設立了電話局,、造紙廠,、銀元局和銅錢局等。

洋務因變局而生,,以尚才為先,,必然導致功利主義四處蔓延。張之洞深知“近年習氣,,凡稍知洋務者,,大率皆營私漁利之徒”,但為了追求物力必須妥協(xié),。時人記載了一個故事,,甲午戰(zhàn)爭后,眾人彈劾盛宣懷,,朝廷令王文韶,、張之洞處理此事。盛宣懷賄賂了王文韶,,但張之洞不可能受賄,,于是盛宣懷提出一個交易:“茍寬免宣懷,愿出資彌漢冶鐵廠,、紡紗織布局各虧款,。”張之洞聽后大喜,,稱贊盛宣懷才大心細,,并重用他。

編練新軍也是對物力的追求,。中法戰(zhàn)爭前后,,張之洞認為中國軍隊只是武器和技戰(zhàn)術(shù)落后,,稍加整頓,便能取得勝利,。到了甲午戰(zhàn)爭之后,,張之洞已深刻地認識到,日本之勝在于“用兵效西法”,,中國必須“捐棄舊法,,別開局面”。當時德國陸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于是,,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模仿德國軍制建立了一支江南自強軍,共2850名士兵,。招募條件為:江南,、安徽土著,16—20歲,,通過西醫(yī)體檢,。不久之后,他回任湖廣總督,,把自強軍交給劉坤一接管,,僅要走了500精兵,以此為班底,,組建了湖北護軍,。

1897年,德國人強占膠州灣,,張之洞心里產(chǎn)生波動,,覺得應該聯(lián)合英國、日本對付俄國,、德國。此時,,日本向他拋出了橄欖枝,,表示愿意幫助中國練兵。

兩個“西方”擺在他面前,,自然要選擇更為功利的那條路,。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至留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曰路近費省,,可多遣。一曰去華近,,易考察,。一曰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曰西學甚繁,,凡西學之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而功倍,無過于此,?!焙喍灾耐N,,路程近,,費用少,時間短,,容易學,。再加上德國教習專權(quán)跋扈,而日本人表現(xiàn)得極為謙卑,。種種因素使得張之洞內(nèi)心向日本傾斜,。

張之洞曾表示:“鄙人任內(nèi)購炮,大炮必克虜伯,,快炮必格魯森,。”這兩個都是德國軍火巨頭,。到了1902年,,根據(jù)英國在華軍官撰寫的報告書,湖北新軍的裝備已是德日混雜了,,步兵軍官同時裝備了訓練用的日本佩刀和實戰(zhàn)用的德國佩刀,,優(yōu)秀的軍士被獎予日本刺刀,步槍選用德制毛瑟步槍與湖北槍炮廠生產(chǎn)的仿制品,,水壺和工兵鏟為德制,,背包和行軍鍋則為日制。1906年,,彰德秋操前,,張之洞至少從日本訂購了以下物品:野炮與山炮54門、手槍740支,、軍刀900把,、軍馬788匹、工兵器具1000余件,、野戰(zhàn)電話4部,、自行車50輛,,以及地雷、舟橋,、測繪,、衛(wèi)生設備若干。

1898年,,張之洞雇傭了兩名日本翻譯,,都是日本參謀本部部員,開啟了近代中國聘用日本軍人的先河,。據(jù)統(tǒng)計,,至1907年張之洞卸任鄂督為止,湖北至少聘用日本軍人39人,,包括21名軍官,、12名準尉與軍士,以及6名文職軍人,,主要工作是翻譯軍事書籍和教書,。1902年,訪問武昌的日本人發(fā)現(xiàn),,湖北新軍的訓練原為德式,,近來逐漸改用日式。

同樣在1898年,,張之洞向日本派出考察團和留學生,。只要日本愿意接受,他甚至表示:“學費多少不計,,均聽東人酌派,。”自那以后,,軍事留學生源源不斷進入日本,,哪怕是武備學堂畢業(yè)的,總要去日本學習一番,。像張之洞倚重的黎元洪,、張彪等人,均多次赴日考察,。

▲黎元洪。圖源:網(wǎng)絡

練兵處成立后,,曾想從湖北調(diào)10名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學生入京任職,,張之洞極為不滿,向袁世凱訴苦道:“歷年鄂省派學生赴東洋學習,,費無數(shù)財力,,無數(shù)心力,,如全不歸鄂用,未免偏枯,?!币环憙r還價之后,中央調(diào)5個,,湖北留5個,。

以上種種事實,說明張之洞試圖學習日本模式走向軍事近代化,。

清末新政開始后,,張之洞響應朝廷號召,準備成立常備軍,。

當時,,武漢有步隊20營,馬隊,、炮隊,、工程隊各1營,共7600余人,。湖北常備軍以各營為基礎,,整編為2翼28營。1904年,,張之洞參考北洋軍整頓新軍,,改為全軍兩鎮(zhèn),有步兵4協(xié)12旗48營,、騎兵4營,、炮兵6營、工兵2營,、輜重兵2營,,另加營務處和軍樂隊,共有官兵20625人,。然而,,湖北一省的財政負擔不了這么龐大的軍隊,張之洞只能“減練”:炮兵,、工兵全數(shù)練足,;步兵先練1協(xié),暫虛1協(xié),;騎兵先練1營,,暫虛1營;輜重兵先練一半,,暫虛一半,。

據(jù)《清史稿》記載,,在1907年張之洞離開湖北前,湖北新軍第8鎮(zhèn)有士兵10502人,,軍官702人,,第21混成協(xié)有士兵4612人,軍官288人,,全軍合計16104人,。在沒有中央支持的情況下,能做到這種程度實屬了不起,。

而練兵的成效如何呢,?張之洞自己是非常滿意的,他曾說:“湖北自丙申以后,,即盡摒棄舊習,,以西法練兵,故今日湖北陸軍,,東,、西人來觀者,皆言甲于各省,?!睍r人基本認為,湖北新軍是南方最強,,在全國則僅次于北洋新軍,。

不過,湖北新軍和北洋新軍的差距還是很大的,。1911年,,武昌起義前夕,陸軍部派人前往江蘇,、安徽,、湖北、湖南等省校閱新軍,,段祺瑞的部下徐樹錚聽聞此事,,請求南下考察,獲得批準,。徐樹錚自幼酷愛兵法,,庚子事變后,投奔袁世凱,,因與袁世凱所派的接見人話不投機,,憤然離去,后為段祺瑞所賞識,聘為幕僚,。

徐樹錚南下考察歷時兩個多月,將所見所聞寫成報告交給段祺瑞,。這份報告可以讓我們了解湖北新軍的一些具體情況:

陸軍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官張彪,,“辦軍成效,未見有驚人之鳴”,,有負張之洞的重托,。相比于北洋軍官人才濟濟,湖北新軍的確缺乏將才,。

軍官要么是留日,、留德士官生,要么畢業(yè)于湖北講武堂,、湖北武備學堂,,也有出身行伍者。多為湖北人,,鄉(xiāng)土情結(jié)濃厚,,“聲氣聯(lián)絡,頗稱團結(jié)”,。

第二十一混成協(xié)的士兵身體素質(zhì)優(yōu)秀,,“體格強健,舉動有勇往之氣”,,軍紀嚴明,,“實在第八鎮(zhèn)之上”。

因湖北槍炮廠的關(guān)系,,湖北新軍裝備自給自足,,彈藥充足,優(yōu)于其他省份,。

營房干凈整潔,,空氣流暢。

日常訓練有問題,,紀律廢弛,,經(jīng)常有人開小差。第八鎮(zhèn)士兵瞄準動作“荒謬絕倫”,,射擊后統(tǒng)計消耗子彈的速度“頗嫌遲鈍”,,第二十一混成協(xié)士兵瞄準“高低左右,全無準備”,,兩軍射擊后均有丟失彈殼的現(xiàn)象,。

戰(zhàn)術(shù)訓練不達標。步隊的散兵線戰(zhàn)術(shù),毫無章法,。馬隊士兵騎術(shù)不精,,以至有“墜馬傷胸者一人”。劈刺技術(shù)不合格,,士兵“不過持竿相撲去,,所謂刺槍云者,尚不能以道里計也”,。

軍事演習不認真,。攻守雙方“均無斗志”,官長帶兵嬉笑打鬧,,各隊露營時還有全隊熟睡忘設崗哨的現(xiàn)象,。戰(zhàn)斗結(jié)束后,士兵三五成群緩緩入城,,好像打了敗仗一般狼狽不堪,,“有披襟揮扇者,有以槍作肩挑背包及軍衣者,,有高臥城門下乘涼食瓜者,,官長背包亦有由兵代挑而自以指揮刀作杖佝僂緩步者”……

因此,當陸軍部校閱員在宴會上贊揚第八鎮(zhèn)時,,徐樹錚難以認同,,認為不過是場面話。

湖北新軍“淪落”至此地步,,可能與張之洞的離任有關(guān),。徐樹錚發(fā)現(xiàn),清政府虧欠陸軍第八鎮(zhèn)軍餉高達140 萬兩左右,,“多賴統(tǒng)制官以私財維持”,;而湖廣總督瑞澂只知抱怨,對編練新軍毫無熱情,。陸軍第八鎮(zhèn)尚且如此,,其他省份的新軍可想而知。

▲徐樹錚,。圖源:網(wǎng)絡

李鴻章半生辦洋務,,自謂“生平不解空言高論,只知以實心辦實事”,。在這一點上,,袁世凱是他的繼承人。而對張之洞而言,,盡管實事實功一次又一次地碾壓義理道德,,但他的內(nèi)心始終有儒學的回響,。

袁世凱和慈禧相似,是一個極其現(xiàn)實的政客,。他幼年便從軍事官宦的家族接觸到兵法,,投效吳長慶軍營正式從軍,甲午戰(zhàn)后獲得了督練新建陸軍的權(quán)力,,最終憑借麾下重兵成為權(quán)傾朝野的重臣,。顯而易見,袁世凱練兵的最大動機,,在于把軍權(quán)化為自己攫取政治權(quán)勢的籌碼。這樣“有才無德”之人,,只要善加控制,,最適合用來求新求變。因此,,張之洞也推薦過袁世凱,,稱其“于兵事最為相宜”,可“專意練習兵事”,。

張之洞對練兵的興趣,,則在于保國、保種與保教,。在他眼里,,軍事改革只是某種“技術(shù)”的升級,有了這些“技術(shù)”,,便可以保存儒家文化的真髓,。

正是張、袁兩人性格的不同,,使得南北新軍的面貌相去甚遠,。

首先是文化。

袁世凱曾說:“夫泰西無不知兵之民,,即無不講學之兵,,亦猶古寓兵于民之制,特其數(shù)專,,故其術(shù)精耳,。”張之洞也說,,西方軍隊“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人不解繪圖”,。兩人都認為,西方軍隊的厲害之處在于當兵的有文化。然而,,北洋軍募兵,,首重身體素質(zhì),因此“士兵多不識字”,。張之洞對于文化的執(zhí)念明顯更深,,他的《湖北練兵要義》第一條就是“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識字”。

很多人認為,,袁世凱愚化士兵,,使得北洋軍心里不知有國家,只知“袁宮?!?。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在練兵這塊,,袁世凱可稱得上是“淮軍余孽”,,一方面用西方技藝和器物來提高新軍的戰(zhàn)斗力,一方面又用忠義文化來填充北洋新軍的頭腦,。他基本沿用曾國藩,、李鴻章的老辦法,給士兵灌輸“忠君,、愛民,、親上、死長”的理念,,命令他們熟記于口,、牢記于心。同時,,用功名利祿籠絡士兵,,只要“忠勇廉潔”、“恭順勤奮”,,便會前途無量,,享有高官厚祿。

將新軍培養(yǎng)成聽話的“忠臣義士”,,這是清廷所希望看到的,。對于這樣的軍隊來說,服從長官,、上下尊卑本就是應有之義,。

張之洞雖然強調(diào)報君恩,卻不想把新軍當成純粹的工具,。他希望士兵能夠明白家國大義,,于是在《軍歌》中反復陳說:“我國文弱外人多恥笑,,若不自強瓜分豈能逃?請言印度國土并非小,,為奴為馬不得脫籠牢,。……請言日本區(qū)區(qū)三海島,,威我強國全球敬且褒,。不羨日本善用船與炮,只羨全國人心如漆膠,。我國同種國民四百兆,,何難發(fā)憤為雄展龍韜?”這番激勵人心的話語,,若是給追求厚餉的人聽去,,無異于對牛彈琴;可如果說給能讀書,、會寫字的青年,那就大大不同了,。

湖北新軍軍官藍天蔚曾說過:“當年軍人之智識,,軍人之功用,軍人之本領,,毫無國家二字嵌入腦中,,故吾族不得不數(shù)百年受此奇禍也?!笔勘鴽]有國家認同,,就沒有戰(zhàn)斗力。國家認同從何而來,?清廷可以勝任這一角色嗎,?如果清廷不可以,那么……

在諸多湖北新軍軍官中,,吳祿貞的經(jīng)歷最為典型,。1896年,吳祿貞因“略通文理”成為一個工程兵,,后來進入湖北武備學堂,,結(jié)識了一批有志青年,其中就有孫武,、藍天蔚等人,。1898年,他作為政府首批官費生派往日本學習軍事,,在異國他鄉(xiāng)結(jié)識了孫中山,、康有為等流亡要犯,,產(chǎn)生了革命之念,甚至還參與了自立軍起義,。1902年,,吳祿貞回國。張之洞惜其才華,,不僅沒有處罰他,,反而收為己用。這期間,,吳祿貞有意識地組織青年學生進入軍隊,,開創(chuàng)了“秀才從軍”的風氣。

▲吳祿貞,。圖源:網(wǎng)絡

吳祿貞之所以能在湖北攪動風云,,離不開張之洞稍顯無力的控制。這也是南北新軍第二個不同之處,。

要想掌握一支軍隊,,僅靠“訓兵”是不夠的,更需“控將”,。北洋系的軍官背景非?!凹儩崱保慈鐝垊?、姜桂題等出身淮軍,,要么如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王士珍、段芝貴,、吳佩孚等出身天津武備學堂,。其中,武備派是袁世凱的嫡系,,全面把持了北洋六鎮(zhèn)和練兵處,。只要武備派不倒,別的力量插不進來,,袁世凱就能始終掌控北洋軍,。張之洞則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針,所有軍事人才,,來者不拒,。人員一混雜,就不容易進行思想控制了,,社會上的各種思潮便容易吹進軍隊之中,。

練兵處建立初期,,由于軍官短缺,袁世凱十分歡迎留日士官生參與練兵,,這其中就有來自湖北的吳祿貞等人,。然而,武備派和士官生屬于不同的政治力量,,注定同床異夢,。哪怕是北洋自己送出去留學的士官生,也不例外,。比如華世忠,、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聰慧多謀,,有北洋小三杰之稱”,但回國后均不受重用,,僅能“充任教官各職”,,杜幼泉甚至因郁郁不得志而投湖自殺。

吳祿貞曾抱怨過,,北洋系表面上重用我,,實際不給實權(quán),只讓我編軍事教材,。后來,清廷欲打壓北洋系,,不甘寄人籬下的士官生迎來了出頭的機會,。他們聯(lián)合滿清親貴,向北洋系發(fā)難,。當時,,“統(tǒng)制以下各級軍官,都是袁舊部武備派舊人,,陸軍部擬陸續(xù)以士官派更換”,;練兵處也都是士官生的身影。

不過,,北洋系的根基終究太深,。袁世凱的擴軍方式類似于“細胞分裂”,“其官階自隊官以上者,,則皆自下級軍官層遞保升”,。這樣,袁世凱的嫡系始終能把持要位,,而每個人都有升遷的機會,。一個有革命之念的人進入北洋軍,,如不倚賴派系,則會被視為異類,,從而遭到排斥,。1910年,吳祿貞就任北洋第六鎮(zhèn)統(tǒng)制,,“原想大事更張,,輸入革命血液,把這支北洋舊軍改造成革命勁旅”,,卻因“小站舊人”大加阻撓,,根本“不能由他指揮如意”,因此“憤然長留北京,,不愿多問六鎮(zhèn)的事”,。

當然,袁世凱主要是在制度層面擴張自己的勢力,,就像是附著在血管上的吸血蟲,。厚餉既可以是為了養(yǎng)軍,也可以是收買人心,;重用武備派既可以是為了集權(quán),,也可以是培植個人勢力;忠義教育既可以是為了報國,,也可以是為了報恩,。新軍既要忠于清廷,又要忠于袁氏,,如果袁世凱對清廷的效忠動搖了,,那么北洋軍對清廷的效忠就會出現(xiàn)危機。

張之洞對于湖北新軍的控制不如袁世凱這么緊,。他雖在湖北經(jīng)營近十八年,,但一朝離開湖北后,湖北立刻大變,,其繼任者趙爾巽全改其制度,。先前他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質(zhì),在他離開湖北幾個月后,,就有軍官建議趙爾巽以后湖北“添練新兵不用讀書人”,,張之洞也只能表示震驚而已。如果連張之洞都無法完全控制這支軍隊,,那些平庸的繼任者就更沒法讓新軍聽話了,。可以想象,,一旦軍隊下層起了什么變化,,局勢就很難控制住了,。

▲趙爾巽。圖源:網(wǎng)絡

我們知道,,張之洞在清末十年的所作所為催生了某些他不愿意看到的結(jié)果,。種瓜得豆,事與愿違,,卻又無可奈何,。他的困境在于,儒者向來重義輕利,、重道輕器,,這樣,焉能講求富強,?辜鴻銘曾揭露張之洞的心理:“欲舍理而言勢,,然舍理而言勢,則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張之洞)又患之,,于是躊躇滿志而得一兩全之法,曰為國則舍理而言勢,,為人則舍勢而言理,。”對于國家,,必須追求功利,,而對于個人來說,則當少講或者不講,。這樣的“中體西用”,,看似調(diào)和,實則割裂,。

隨著外患的迫近,總要先救亡,,再來談什么“保教”和“文化競爭”,,功利主義終究會完全占據(jù)人心。國家可以打著”富強“的旗號,,肆意侵入民間,,攫取財源,編練新軍,;儒學一旦拋棄倫理,,就徹底消散,不存在了,。

無論儒學怎么調(diào)和,,似乎都跨不過近代的門檻,,這正是張之洞的悲劇所在。


參考文獻: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中國書店,,1990

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龔書鐸,、黃興濤:《“儒臣”的應變與儒學的困境——張之洞與晚清儒學》,《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蘇全有:《清末新軍失控現(xiàn)象的另類解讀——以袁世凱式軍隊控制為視點》,《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彭賀超:《武昌起義前夕長江流域省份新軍狀況研究》,《安徽史學》,,2017年第4期

吉辰:《張之洞督鄂時期的軍械購買,、制造與日本因素》,《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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