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紀末的中國詩壇雖曾出現(xiàn)過幾次詩歌爭鳴與詩學交鋒,，不過,，無論從持續(xù)的規(guī)模，還是波及的范圍來看,，發(fā)生于世紀之交的“盤峰詩會”論爭無疑是自“朦朧詩”論爭之后最具影響力的一次,。1998年2月，由程光煒編選的《歲月的遺照》作為“九十年代文學書系”之詩歌卷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不久,，當時尚為北京師范大學在校學生的沈浩波在《中國圖書商報》上發(fā)表《誰在拿“90年代”開涮》一文，對這本詩選及其編選者和部分入選者進行了公開的指責,。1999年2月,，由楊克主編的《1998中國新詩年鑒》在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其編選內(nèi)容無論“代序”部分,，還是編選內(nèi)容上均與《歲月的遺照》呈明顯的“對立”傾向,。同年3月，沈奇撰寫的《秋后算賬——1998：中國詩壇備忘錄》在1999年第1輯《詩探索》上發(fā)表,，指出在“純正詩歌陣營”內(nèi)部,，“從理論到創(chuàng)作的分歧乃至分化，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4月2日,，由謝有順撰寫的《內(nèi)在的詩歌真相》一文在《南方周末》發(fā)表，該文在充分肯定《1998中國新詩年鑒》以及“民間”立場的前提下,，質(zhì)疑《歲月的遺照》以及所謂的“知識分子寫作”,。而后，王家新,、唐曉渡,、孫文波、臧棣,、西渡等相繼撰文,，對上述指責予以反駁。這種相互交鋒的態(tài)勢,，成為后來“盤峰詩會”的“導火線”,。

考慮到兩派寫作已處于分化,、交鋒甚至是劍拔弩張的態(tài)勢，《詩探索》編輯部期待大家“坐在一起面對面,、開誠布公地交流意見”1,，進而在“各抒己見”“交鋒和對話”中“把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2。鑒于辦會經(jīng)費緊張,，《詩探索》編輯部相繼找到了北京作家協(xié)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當代室、《北京文學》編輯部,，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又通過平谷作家柴福善，找到位于平谷縣城東,、相對便宜的盤峰賓館,，才使此次會議落實下來3。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北京市作家協(xié)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室、《北京文學》雜志社和《詩探索》編輯部聯(lián)合舉辦的“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chuàng)作態(tài)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在北京市平谷縣盤峰賓館召開（即“盤峰詩會”）,?！皝碜员本┖腿珖鞯氐慕?0位詩人、詩歌理論家和批評家與會,，并就一系列詩學問題展開了熱烈的對話與研討?！苯Y合后來整理的會議記錄大致可知：與會者有謝冕,、吳思敬、任洪淵,、唐曉渡,、陳仲義、程光煒,、陳超,、林莽、劉福春,、張清華,、劉士杰、沈奇,、王家新,、西川、孫文波,、臧棣,、西渡,、楊克、于堅,、伊沙,、徐江、小海,、侯馬,、車前子、章德寧,、柴福善,、李靜、張頤雯,、楊少波,、彭利、王慶泉,、李青,、興安等人。會議由謝冕,、興安,、李青、吳思敬主持4,。在其他與會者筆下,，會議還有更為詳細的記錄5。會上,，圍繞已然成為分歧的“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等詩學問題發(fā)生了爭論,。會后，一些傳媒將此次論爭稱為“盤峰論劍”,，并由此產(chǎn)生了所謂“知識分子派”和“民間派”兩派詩人的說法,。

“為使持有不同觀點的詩人和批評家能夠坦誠相見，以加強詩歌界的團結,，促進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與繁榮”,，鑒于盤峰詩會之后，兩派詩人不斷撰文交鋒的現(xiàn)象,，1999年11月12日至14日,，由《詩探索》編輯部和《中國新詩年鑒》編委會聯(lián)合主辦召開的“’99中國龍脈詩會”在北京市小湯山龍脈賓館舉行。會議由謝冕,、吳思敬和楊克主持,，楊匡漢做總結發(fā)言。與會者包括謝冕、楊匡漢,、孫紹振,、藍棣之、任洪淵,、吳思敬,、林莽、劉士杰,、陳旭光,、孟繁華、王光明,、徐敬亞,、肖鷹、張檸,、孫基林,、周曉風、周亞琴,，和被稱為“民間派”的詩人以及評論家于堅,、伊沙、徐江,、楊克,、沈奇、謝有順,，以及車前子,、樹才、莫非,、楊曉民,、李青果、侯馬,、溫遠輝、黎明鵬,、張頤雯,、島由子等，而被歸結為“知識分子寫作”的代表詩人和批評家卻無一出席6,?！褒埫}詩會”是“盤峰詩會”的繼續(xù)。會后,，雙方仍舊在《詩探索》《大家》《山花》《北京文學》等報刊上發(fā)表文章進行爭論,，持續(xù)時間達兩年之久，后被稱為“盤峰論爭”。

“盤峰論爭”以市場經(jīng)濟和全球化時代為背景,，打破了1990年代以來詩壇相對寧靜的局面,，將“第三代詩歌”誕生之后充滿分歧和矛盾的詩歌生態(tài)公之于眾。世紀之交普遍存在的時間焦慮及寫作焦慮在客觀上為“盤峰論戰(zhàn)”的爆發(fā)埋好了伏筆,。事實上,，早在“盤峰詩會”之前，嗅覺靈敏的人就已經(jīng)能夠聞到硝煙的味道了,。正如上文提到的《歲月的遺照》引起的爭議,、楊克主編的《1998中國新詩年鑒》表達的“民間”立場等等，但這時的“筆伐”還沒有超出詩歌的范疇,，但從后來的結果上看,，爭議波及的范圍卻遠不限于此。

作為1990年代以來兩種詩學立場從潛在分歧走向公開的必然結果,，“盤峰詩會”成為了“盤峰論爭”的第一現(xiàn)場,。因為“負責錄音的某報記者由于技術上的原因而使這次會議的原聲沒有得以保存下來”7，所以這次詩會的現(xiàn)場“盛況”便只能從與會者后來發(fā)表的文章中推測一二,。但由于雙方的立場不同,，對于很多關鍵性細節(jié)自然有著不同的描述。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關于批評家是否“圍攻一位詩人”：于堅聲稱“批評家們就惱羞成怒,，完全不顧自己的職業(yè)道德,，激烈之時，幾個批評家圍攻一位詩人”8,。王家新則表示這是“公然編造出”的“謊言”9,。再比如關于會議錄音的問題，伊沙指出錄音沒有得以保存,，而王家新則直言“紙是包不住火的——有那么多人參加了盤峰詩會,，何況還有會議錄音！”10,。論爭雙方的描述各執(zhí)一詞,、差別很大，因此,，只能更多地依靠中立者的記錄去觸摸最真實的現(xiàn)場,。11

通過張清華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在詩學主張和寫作立場上,，與會詩人與批評家之間產(chǎn)生了明顯甚至尖銳的分歧”，12而且雙方在詩會上論爭的焦點集中在寫作資源的問題上,。對于可能存在的“圈子”和“權力”因素,，張清華沒有著重分析,，認為詩會“總體上仍然是出于對當代詩歌前景與方向的認真關注”，13這可以看出他在淡化分歧方面做出的努力,。他指出,，于堅會上對“知識分子寫作”的批評比較尖銳。于堅認為“我們沒有'存在的詩人’,，只有'關心存在的詩人’,，沒有原創(chuàng)性的寫作”，14他意在指責“知識分子寫作”對日常的忽視以及對西方資源的過度依賴,。伊沙對“知識分子寫作”“理論貴族”的文化心態(tài)進行了批判,，同時他認為詩歌應在“市場時代”謀取生存之道，也就是詩歌應當獲得讀者的問題,。在張清華看來,，在此次詩會上，“另一些持不同意見者就自覺或'不得已’地站到了'知識分子寫作’的旗幟之下,，發(fā)言為之辯護”,。15結合他的記錄，我們可以推測出會上是“民間寫作”率先發(fā)難而“知識分子寫作”起而辯之,。

在柴福善的實錄中則可以發(fā)現(xiàn)另外的線索,。根據(jù)他的記錄，主持人李青發(fā)言完之后,，楊克首先表示1990年代的詩歌沒有小說活躍乃是因為期刊的造勢,，并非詩歌比小說差，然后大談《1998中國新詩年鑒》的銷量,，以此證明“詩歌還是可以走向大眾的”16,。緊接著，程光煒和伊沙相繼發(fā)言……在王家新發(fā)言期間,，于堅的憤然離場預示著接下來的討論將“硝煙四起”,。在17日的兩場討論中，焦點已經(jīng)不在詩歌之上,，而成為了雙方的意氣之爭,。唐曉渡批評“民間立場”炒作及語言暴力問題，并牽扯出同于堅在此前的“張家港詩會”問題上的矛盾,。18日上午舉行了最后一次討論,，根據(jù)柴福善的記錄，陳仲義,、張清華、林莽,、李青的發(fā)言以及吳思敬的總結發(fā)言盡量在詩學意義上充分肯定論爭的意義,，同時試圖縫合雙方的裂痕：“我覺得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沒有矛盾”（張清華語）“追求詩歌的，都是在對語言的熱愛”（林莽語）“為什么非要兩種寫作勢不兩立的對抗，而不能作互補呢,？視野要開闊”（陳仲義語）“情與理是分開的,，我受益匪淺”（李青語）“當面爭得面紅耳赤，完了就一塊喝酒”（吳思敬語）,。而沈奇,、楊克的發(fā)言依然火藥味十足，劉福春則批評此次會議“走得太遠”“權力欲膨脹了半天”,。17

從對于誰先發(fā)難這個問題的探源可以看到,，“盤峰詩會”上的硝煙來自于此前種種矛盾的積累。因此,，將會上究竟是誰的發(fā)言引起論爭并不能作為“盤峰論爭”的緣起,。“盤峰詩會”是一個集詩學討論和論爭為一體的詩歌會議,，在情與理的糾纏和爭辯中,，詩壇由來已久的矛盾集中而公開地呈現(xiàn)，一場詩歌的公開論戰(zhàn)在所難免,。

二

“盤峰詩會”上詩人論爭的焦點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nèi)容,。18

其一，是詩人與讀者的關系,。從雙方在會上的相關言論來看,，詩歌是否應該爭取讀者是爭論的主要論題，而其發(fā)生顯然與1990年代以來詩歌在市場經(jīng)濟的語境中被邊緣化有著重要的關聯(lián),。面對詩歌的邊緣化處境,，雙方選擇了不同的策略?！懊耖g寫作”者認為讓詩歌與讀者再次產(chǎn)生關聯(lián),，并獲得讀者的認可方為詩歌的通途，而“知識分子立場”則認為詩歌本來就與讀者和大眾關系不大,，堅守精英立場,。可以說,，對于讀者這一問題,，“民間立場”的選擇源自對市場經(jīng)濟沖擊波的接受與適應，而“知識分子立場”的反應則來自精英思維影響下的“保守和清高”,?！懊耖g立場”的詩人們認為，目前的詩歌“的確遠離了讀者”（徐江語）,，“民間立場”者們認為“知識分子寫作”遠離了讀者,，而自己的創(chuàng)作沒有刻意迎合讀者口味,，但卻擁有讀者，在他們看來,，有無讀者是證明詩歌是否成功的標志之一,。相反，“知識分子寫作”者們認為,，“民間立場”過分強調(diào)讀者和“人民”,，使得他們成為了一群“消費時代的弄臣”，19同時王家新指出“知識分子寫作”的孤獨本質(zhì)“對這個世界是多余的”,，并用曹雪芹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來證明加入市場經(jīng)濟的不可能。臧棣則直言“作品不是說讀者多少,，而首先要同行認可”,。20

其二，是詩歌資源問題,。關于詩歌的資源問題是本次詩會的核心焦點,，雙方對此各執(zhí)一詞，激發(fā)了彼此的“怒氣”,?！爸R分子寫作”飽受詬病的地方正在于以西方文化、理論為其資源,?！懊耖g寫作”“比較明確，力主倡導民間的,，與日常生活與現(xiàn)實語境發(fā)生密切關聯(lián)的'原創(chuàng)的’,、富有活力的口語寫作”21，其中于堅指出“詩人首先是一種異類,、赤子,，他要關心大地、關心環(huán)境,、關心日常生活,，在自己母語之光的照耀下寫作”，“漢語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我們完全不必去用西方人的'話語’”,。22對于“民間寫作”指責對方“生活在這個時代，卻呼吸著別的東西”,，“知識分子寫作”回擊“屈原也一定是吸收了很多東西,，不然不可能一開始就那么完美。杜甫詩歌無一字無來歷,，宋詞就是對唐詩的改革,，所以寫作從來就是一種互文性的寫作”,。23唐曉渡認為“我們講詩歌的無限豐富性，生活的無限豐富性,，你為什么要獨霸生活，權利誰賦予的”,，“說中西文化資源問題,，中國文化狀況到底怎么樣……其實，我們這些人,，受西方影響多多,，不必矯情”。24孫文波指出“資源共生是一種必然”“寫作無法回避西方的文化與精神資源”,。25西渡為備受指責的知識分子寫作辯護：“知識并不脫離生命,，人對知識的熱衷是人類前進的動力，將利用西方的詩歌資源說成'買辦’是一種強辭,?！?6王家新指出“民間立場”斥責知識分子寫作“脫離生活，脫離人生”是一個殺手锏,，同時對于堅“一方面還詩于民眾,，一方面又說天才巨星”27的邏輯進行指摘?？梢?，在“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的旗幟下，雙方你來我往,，但在具體策略上,，“知識分子寫作”者們更多采取的是對攻擊的否認和對自身的辯護，他們更多地是在證明詩歌借鑒西方資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較少指責“民間寫作”對于詩歌應來自于本土和生活的觀點,。

其三，是詩歌的語言,、風格及特征,。這個問題其實是對于上一論題的延伸。根據(jù)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詩會上圍繞此問題進行發(fā)難的只有徐江和伊沙兩人,，徐江指出“明清時代有好多出名的詩人，為什么沒有出名的詩呢,？還是在用古代的語言,，我們現(xiàn)在呢，是用七十年代的語言,，書齋語”,。28伊沙認為“以隱喻為最大特征的'知識分子寫作’倒是天然的與陰謀結緣,，修辭的陰謀，可以四面討好,，文字表面的清潔,，很容易在某些主流刊物上流通”。29而“知識分子寫作”立場的詩人和批評家并未在詩會上做出回應,，不過幾位中立者對此進行了一番探討,。陳仲義說口語寫作“在清除語言的文化積垢上做了很大的工作”但也存在著容易被炮制的局限，同時容易掉入陷阱,，成為“口水”,；“知識分子寫作”的優(yōu)勢明顯，但“修辭至上,、語言艱澀,，也是比較明顯的問題”。30雖然在“盤峰詩會”上,，圍繞這個問題的論爭并沒有形成焦點,，但在此后的“盤峰論戰(zhàn)”中，雙方均對此展開了大量論述,。語言的活力和智性的差別及各自優(yōu)勢此后分別成為了“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為自己辯護的觀點,。

其四，是關于詩壇權威問題,?！懊耖g寫作”者們一致認為詩壇存在某種權威，他（他們）正在操控“90年代詩歌”,。于堅表示“90年代以來……中國真正的好詩在民間,，通過民間刊物，走向讀者,。并不是詩沒有讀者,，而是平庸的東西在把關”31。沈奇說“90年代與80年代的區(qū)別,，就是勝利突圍之后,，就分享勝利了”32。伊沙認為“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寫作’對異己的壓制從來就是戴著學術面具進行的,，到《歲月的遺照》開始變得明目張膽”33；侯馬發(fā)言“我覺得就是圈子問題,，不要形成壟斷”34,。“知識分子寫作”的發(fā)言同樣以為自己辯護為主，針對會前以及會上的指責,，他們認為詩壇權威并不存在,，是對方有意的虛構和陰謀之詞。如唐曉渡就認為“詩歌界有一種不斷變換著面孔的'權威’,，就是以其對'生活’和'人民’一類詞語的解釋權來壓制別人”,。35論戰(zhàn)雙方都敏銳地捕捉到了“權力”這一關鍵詞，也就不難理解相對清醒的旁觀者們對此次論爭多持否定性的看法了,。

三

自1999年4月的“盤峰詩會”后,，詩壇掀起了一場混戰(zhàn)，一時間持不同立場的詩人和批評家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日后甚至演變成毫無風度的攻訐與謾罵，論爭早已溢出詩歌以外,，人身攻擊,、互揭老底等行為不一而足，讓詩歌圈子以外的人在聽聞后頗感震驚,。如5月14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十幾年沒“打仗”詩人憋不住了》的文章,，僅從題目就可看出其詫異程度。更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同年11月12日到14日,，《詩探索》編輯部與《中國新詩年鑒》編委會聯(lián)合舉辦了“99中國龍脈詩會”。由于多數(shù)持“知識分子立場”的詩人和批評家拒絕與會,，這場世紀末的最后一次詩會成為“民間立場”詩人們的一場缺乏對手的“表演”——會上“也偶有發(fā)言者申明愿扮做反方提出質(zhì)疑與應辯”,，伊沙所感到的“無邊的空虛”36就來源于對手的缺席。王家新此后撰文解釋了謝絕與會的原因：“論爭已變?yōu)橐粓雠c真正的詩學建設和對話無關的紛爭,，這只能使他們（筆者注：此處的'他們’指'知識分子寫作’詩人和批評家）感到厭惡,；此外，這場論爭對正常文學論爭范圍的逾越,，它的非理性和暴力傾向,，以及媒體不負責任的炒作，也給詩界帶來了災難性的負面影響,。因此,，他們選擇了克制和沉默。他們寧愿自己蒙受傷害,，也不愿擴大事態(tài),，讓中國詩歌陷在一場惡夢中不能自拔，讓那些真正熱愛詩歌的人們失望,?！?7在其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立場”一貫堅持理想和責任,，他們厭惡這場變質(zhì)的論爭,，認為論爭給詩歌帶來了災難,，為詩歌他們主動退出。但在“民間立場”者們看來,，對方有意缺席實質(zhì)是不屑于對話,、拒絕對話。為此,，“盤峰論戰(zhàn)”仍要持續(xù)下去,，而事實也確然如此。王家新在《紀念一位最安靜的作家》中申明此文并非對于“盤峰論爭”的延續(xù),，而是僅僅就沈奇發(fā)表于《詩探索》2000年第1—2輯的《中國詩歌：世紀末論爭與反思》一文做一些必要的澄清,，但這篇長文仍被“民間立場”者視為對方的辯護之文。

“龍脈詩會”進一步深化了“盤峰論爭”,。相對于“民間寫作”對于“知識分子寫作”的缺席審判,，“龍脈詩會”上已有部分理性的詩人和批評家公開反思、批評這場論爭本身,。與論戰(zhàn)雙方保持著適當?shù)木嚯x讓他們能夠站在事件之外,，客觀地分析、評價其中的利弊關系,，可以說,，他們從另一個有益于詩歌發(fā)展的方向深化了“盤峰論爭”的意義及其相關研究。其中持中立態(tài)度的批評家學者的發(fā)言具有濃厚的整合,、思辨特征,，對此后相關研究的啟發(fā)也更為重大。謝冕在會上從詩歌與傳統(tǒng)的關系層面展開,，指出“就當前兩種寫作分歧”,，他“認同是深刻的美學追求的差異。但不管哪種,，對詩的發(fā)展都是有益的,，它們是從詩的自身發(fā)展中涌現(xiàn)出來的，若追溯其根源,，恐怕都難脫新詩傳統(tǒng)的干系”,；另外，他認為雙方在寫作方面的差異也是新詩歷史上互有消長的兩種傾向,，在肯定雙方存在的意義之后,，他又辯證地指出了二者的不足。吳思敬則提出了“圣化寫作”和“俗化寫作”的兩種傾向,，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寫作”和“口語派寫作”分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兩種寫作傾向，前者的運動趨勢向上，后者向下,。此外,，孫基林、沈奇也做了頗有建樹的發(fā)言,，前者仔細辨析了“盤峰論爭”的癥結所在,，后者則在肯定“民間寫作”的基礎上，提出了“生命的知識化,、虛妄化和知識的生命化,、人格化”的詩學命題。另外一批有益于論爭深化的是以樹才,、車前子,、莫非、楊曉民為代表的獨立詩人,，他們大多對這場論爭持否定態(tài)度,，比如車前子就直言：“這么大的詩壇，就這幾個殺身成仁的大師在平平仄仄了,。”他將參與論爭的雙方稱作“大師”,，從中似乎可以看到,，一個“大師”與其他“小輩”之間的新的裂痕又在逐漸顯現(xiàn)。

“龍脈詩會”的舉辦者之一是《1998中國新詩年鑒》編委會,，而《1998中國新詩年鑒》的編委會成員有楊克,、謝有順、韓東,、于堅等六人,，從論戰(zhàn)開始后發(fā)表的文章來看，將其作為“民間立場”代言人似乎并無太大爭議,。因此,，雖然“龍脈詩會”舉著“使持有不同觀點的詩人和批評家能夠坦誠相見，以加強詩歌界的團結,，促進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與繁榮,，迎接新世紀的到來”38的大旗，但就其參與者的立場,、傾向及結果來說卻要以另一種形式延續(xù)論爭,。就像與會者們普遍贊同的那樣，“論爭還將并且有必要進行下去”39,。很明顯,，這與王家新所言“自去年秋冬以來，在'詩歌論爭’中被劃入所謂'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和批評家?guī)缀醵纪顺隽苏摖帯?0的態(tài)度大相徑庭。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出于什么目的,，“民間寫作”的詩人們希望這場論爭持續(xù)并且深入下去，而“龍脈詩會”確實在促進論爭持續(xù)和深入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由于中立者們的理性和客觀，“龍脈詩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深化的作用,。

“盤峰詩會”只有三天,，僅僅四場討論，可就是這三天時間讓詩壇再也不能在一派相安無事的寧靜中走完20世紀最后的歲月——“盤峰論戰(zhàn)”的帷幕被拉開了,。按照王家新的說法,，在“盤峰詩會”上雖然論爭激烈，不乏火藥味,，但雙方?jīng)]有至于視對方為仇敵的那一步,，“人們?nèi)杂姓f有笑，甚至起了一大堆可樂的綽號”41,。詩會上雙方是否視對方為仇敵事關詩人們隱秘的內(nèi)心,，這一點我們無從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盤峰詩會”后,，雙方你來我往，在報刊,、雜志上掀起了一輪輪激烈的“紙上論戰(zhàn)”,，與1999年11月的“龍脈詩會”共同成為了“盤峰論爭”的核心組成部分。

“盤峰詩會”后論爭的性質(zhì)已經(jīng)發(fā)生了明顯的改變,，雖然其中不乏為詩歌而辯的聲音,，但總得來說，雙方在論爭中已經(jīng)逐漸偏離了詩的立場,，逐漸演變成了一場意氣之爭,。從雙方發(fā)表的文章來看，許多參與者都很享受論爭所帶來的傾訴快感,。這些詩人,、評論家們快感的釋放與增強得益于“盤峰詩會”后《詩探索》《北京文學》《科學時報·今日生活》《大家》《文論報》（石家莊）、《讀者報》（四川）等報刊雜志的迅速反應,?！对娞剿鳌?999年第2輯于6月出刊，刊登了徐江,、孫文波,、王家新,、西渡的文章和張清華的“研討會述要”42；6月15日,，《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刊登了程光煒,、西渡、伊沙三人的文章43,；《北京文學》1999年第7期刊登了陳超,、李志清、唐曉渡,、謝有順,、西川、韓東共六篇文章44,； 7月1日,，《文論報》第2版刊登了臧棣、陳均,、西渡,、沈奇四人的文章45； 7月13日和20日,，《讀者報》刊登了于堅,、王家新、侯馬,、安琪,、沈奇、伊沙共六篇文章46,； 7月31日《科學時報·今日生活》以《詩人口槍舌彈亂作一團 媒體筆戈墨陣又起硝煙——“盤峰論劍”是非后的是非》專版刊登了王家新、唐曉渡,、孫文波,、蔣浩、陳均的五篇文章47,；同月,，《文友》第7期發(fā)表了湘子的《詩歌真的失去了讀者嗎？》48一文,，《湖南文學》第7期發(fā)表了于建安《抱著一塊石頭沉到底》一文,；緊接著，《北京文學》第8期又刊出《關于詩歌及批評的爭論（之二）》,，發(fā)表了于堅,、臧棣、西渡,、孫文波,、王家新,、沈奇、侯馬七人的文章49,；8月28日,，《科學時報》刊登了沈浩波、于堅,、伊沙,、徐江四人之文50；《大家》1999年第4期刊登了于堅的《詩人及其命運》一文,，第5期刊登了謝有順,、程光煒的兩篇文章51；9月,，《詩探索》1999年第3輯出刊,，刊登了于堅、張曙光,、姜濤和鄒建軍的文章52,；《山花》第10期刊登了王家新的《90年代詩歌紀事》一文，對“知識分子寫作”的歷程進行了細致的梳理,；11月,，《詩參考》刊登了宋曉賢、徐江,、楊小濱,、伊沙四人共五篇文章53；《文友》第11期刊登了伊沙的《世紀末：詩人為何要打仗》一文,，在這篇“民間寫作”立場的總結性陳辭之后,，論戰(zhàn)逐漸由高潮回落。與之相呼應的是,，其他媒體逐漸開始關注這場論爭,，從6月開始，《文論報》《中國圖書商報》《文藝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科學時報》《太原日報·雙塔文學周刊》《東海文學月刊》《華夏詩報》等報刊迅速反應,，對此次論爭進行跟蹤報道和評論54,。詩歌這個被邊緣化的文類在“盤峰詩會”和“龍脈詩會”之間的歲月里再次成為了被關注的對象，而論爭雙方十足的火力恰是引起關注的重要原因,。詩人和批評家們就是在這種“才氣義氣火氣”55的共同燃燒中,，以詩歌之名，間雜人身攻擊,，掀起了“紙上論戰(zhàn)”的高潮,。在此期間，有兩個頗具“異類”特征的文本對“盤峰論戰(zhàn)”進行了戲謔與“惡搞”,。一為肖沉的《化學元素與詩人之對照》,，一為發(fā)星的《中國新詩二十年大掃除》56,，前者僅為出于個人好惡的判斷，但因其與化學元素的結合而顯得別具一格,，而后者則以輕松戲謔的文風將論爭雙方各“罵”一通,，多少有些在混戰(zhàn)中嘩眾取寵的味道。

由于“知識分子立場”者們的缺席,，“龍脈詩會”成了一方的獨唱,，也唱衰了“盤峰論爭”。會后《詩探索》1999年第4輯刊登了臧棣,、王家新,、孫文波、楊克,、沈浩波,、呂漢東的文章57，但此時的文章已經(jīng)逐漸褪去了前一階段的論戰(zhàn)色彩,，逐漸往詩學討論的方向靠近,。雖然此間掀起的一股出版競賽成為詩壇的不穩(wěn)定因子，但好在沒有再次引爆論戰(zhàn),，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詩壇的持續(xù)性內(nèi)耗,，不過出版競賽仍在繼續(xù)。582000年5月28日,，《社科新書目·閱讀導刊》刊登了臧棣,、于堅、伊沙,、孫文波的言論59,，作為“盤峰論爭”一周年反思專版，此刊的發(fā)行標志著持續(xù)近兩年之久的“盤峰論爭”也已結束,，剩下的就是反思以及反思中斷裂的緩慢彌合,。

四

對于“盤峰論爭”究竟會具有怎樣的詩學價值、對當代詩歌發(fā)展有著怎樣的意義,，來自交戰(zhàn)雙方之外的聲音或許更能說明問題,。持客觀立場者以為,，論爭雖然暴露了先鋒詩歌內(nèi)部的矛盾,，但從積極的方面講，它也以交鋒的方式深化了近20年來詩學發(fā)展道路上的一些重要問題,。以兩次會議的組織者,、親歷者吳思敬為例，在強調(diào)“圣化寫作”與“俗化寫作”的基礎上,，他就認為：“盤峰詩會的爭吵打破了詩壇的平靜,，兩種寫作方式的沖撞為先鋒詩歌未來的發(fā)展帶來了契機,。一方面這種沖撞沖決了詩人固有的審美觀念和思維定勢，為詩的創(chuàng)造開辟了新的途徑,；另一方面這種沖撞也會帶給讀者審美習慣的更新,。”60而王光明則在聯(lián)系近20年來中國詩壇走過的“否定之否定”的歷史事實上認為：“'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都是具有互補意義的詩歌話語實踐,，各自都有問題的針對性又不可單方面強調(diào)過分而走偏鋒”,，同時，他在總體肯定論爭是必要的前提下,，提醒“在當代詩歌探索提出了許多新問題的今天,，詩人和批評家有許多比辨認身份、安排座次,、確定份額等更重要,、與詩歌發(fā)展關系更密切的問題需要討論”61。與持客觀立場者的觀點相比,，還有一些人士對這場論爭本身持失望與批評的態(tài)度,。在2000年秋天，由《南方文壇》專門召開的“關于兩種詩歌論爭的批評”欄目中,，張閎的《權力陰影下的“分邊游戲”》一文在總體確認“當代中國詩歌在寫作上確實面臨著許多問題,，這場論爭的來臨，似乎卻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強調(diào)論爭本身是在于“權力和派性”62在作祟,；而刊發(fā)在同期由洪治綱撰寫的文章則直接以《絕望的詩歌》為標題，并極為尖銳地指出：“發(fā)生在20世紀末的這場詩歌界的論爭,，不僅是沒有意義,，而且可視為是中國詩壇并不光彩的一頁。它暴露出來的不是詩人內(nèi)心那博大而睿智的思想,，不是詩人對于中國現(xiàn)實生存中人們精神境遇的共同焦灼和困頓,，不是他們對于中國當代詩人自身所面臨心靈處境的敏銳感悟和尖銳反抗”，而是“張揚某種庸俗的誰是誰非”,。63

如果進一步追溯“盤峰論爭”的來龍去脈,，還可以上溯至1998年3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北苑賓館召開的“后新詩潮研討會”和1998年12月12日至16日在張家港召開的詩會，而從觀念分歧的角度來看,，這種追溯還可向前延伸至1997年在武夷山召開的“現(xiàn)代漢詩詩學國際研討會”甚至更為遙遠的歷史……此處限于篇幅,，無法一一展開。顯然,，長達兩年之久的論爭絕非一時興起,，當趣味已經(jīng)發(fā)生分化，當觀念已經(jīng)出現(xiàn)分歧,，當歷史細節(jié)盤根錯節(jié)地組合到一起而沒有準確安置好雙方的座次,，論爭的種子就已經(jīng)被埋下,，而此時相應的詩會、選本和文章不過是以澆灌的方式催生其發(fā)芽和成長,。1999年對于即將到來的新世紀詩歌而言,，是一個有力的參照，它預示了新世紀詩歌狀況必將是分裂的,、無序的和多元的,。一方面，“盤峰論爭”在先鋒詩壇兩股重要力量角逐的過程中,，其實是為新一代詩人的登場留下了巨大的空間,，而“70后寫作”的迅速崛起、成為新世紀詩歌重要組成部分,，正與此有關,。

“盤峰論爭”的出現(xiàn)，意味著中國詩壇以一場論戰(zhàn)的形式告別了看似沉寂卻暗流涌動的1990年代并由此進入21世紀,?！氨P峰論爭”的余音還未消盡，時間已經(jīng)帶著詩歌一日千里,，匆匆走過了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如果我們將時間當作一面鏡子的同時再將其當作一把尺子，則不難看到當代詩歌對于在“盤峰論爭”中暴露的兩種詩歌資源的清理工作仍未結束,。盡管,，在“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那里，許多詩人都以集中于寫作的方式反思過往,、適度汲取對方的資源與經(jīng)驗,，但在余下的寫作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詩歌處理現(xiàn)實和對話現(xiàn)實的能力正日益萎縮,，除了少數(shù)詩人實現(xiàn)了詩意和詩藝的提升外,，有大量的庸詩、偽詩與故弄玄虛之作充斥其間,。在詩質(zhì)匱乏的背景下,，詩歌只能不斷依靠制造熱點和話題維系自身的發(fā)展。這種運行機制就長遠發(fā)展來看,，只能使詩歌成為一種關于自身的消耗,。

新世紀以來的詩歌看似一片繁榮，一面是與詩歌相關的事件層出不窮,，一面則是“詩歌數(shù)量呈爆炸性增長,、詩歌活動頻繁主辦,、詩歌刊物和詩歌選本大量涌現(xiàn),、詩歌評獎層出不窮,、詩歌批評和詩歌研究機構急劇增多、詩歌翻譯與出版異?；钴S,、大量的流失詩人再度歸來、詩歌的籌資渠道普遍民間化,，等等”64,，但是這種繁榮在更多情況下不過是來自詩壇內(nèi)部的“抱團群暖”和自娛自樂。由于網(wǎng)絡技術的介入擴大了詩歌寫作和發(fā)表的空間,，新世紀以來詩歌遠離讀者和現(xiàn)實的問題并未及時,、清楚地呈現(xiàn)出來，是以,，“盤峰論爭”遺留下來的一些歷史性問題也就遲遲沒有得到較為完滿的解決,，新世紀詩歌就其藝術發(fā)展軌跡來看也顯得混雜、模糊和不斷呈現(xiàn)“泛文化”的傾向,。而這或許正是我們將其當作1990年代詩歌與新世紀詩歌重要分水嶺并不斷在回溯其來龍去脈的過程中汲取經(jīng)驗,、獲得啟示的重要原因，至于本文采取學案式的解讀,，結合已有的史料力求客觀還原其過程,，不過是其中一個基本的方式而已。

文/何方麗 張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