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力 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國內(nèi)收藏類雜志還很少,我最喜歡讀的有兩本,,一是西安的《收藏》,,二是北京的《收藏家》。但是《收藏》最初的幾年,,很少刊登關(guān)于藏書方面的文章,,《收藏家》也同樣如此?!妒詹丶摇反蟾艅?chuàng)刊于1993年,,從創(chuàng)刊號開始,就連載《介祉堂藏書畫器物目錄》,,那個時候,,是我藏書最起勁的階段,當看到了這個連載目錄,,大為激動,,因為題目中的“藏書”二字吸引了我的眼球,定神細看,,才知道自己高興過了頭,,是藏書畫,而非書,。多這樣一個“畫”字,,意思就完全不同,,因為“書畫”二字連用,,這個“書”字指的是法書,而非線裝書,,但由此也讓我關(guān)注了這個欄目,。我以前對寫文章起題目不很用心,總是認定內(nèi)容為主,,其實從自己的經(jīng)歷就能明白,,題目是何等的重要。前幾天跟綠茶兄小坐時,,聊到的一句話我覺得最為經(jīng)典,,他說“題目的好壞,,決定讀者是否點開來看。內(nèi)容的好壞,,決定讀者是否轉(zhuǎn)發(fā),。”看來,,下心思起一個讓人眼亮的題目確實重要,。 之后的《收藏家》刊登完器物目錄后,又接著刊登《歐齋藏碑帖目錄》,,之后接著刊登《蕭山朱氏六唐人齋藏書錄》,。千呼萬喚了幾年,在我的眼中,,蕭山朱氏的藏品目錄總算刊登到了正題,。真正愛書的人,似乎都有一個毛病,,就是喜歡讀別人的藏書目錄,,關(guān)于這一點,黃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論述過這個奇特的現(xiàn)象,他說自己就是如此,。我讀過他那篇文章后,,特別引以為知己,后來跟書友們聊天,,才逐漸知道,其實大家都有這個毛病,。通過那篇《藏書錄》,,我由此知道了晚清民國間有朱文鈞這么位大藏書家,由此開始關(guān)注朱文鈞的一些史料,,后來買到了鄭偉章先生的《文獻家通考》,,里面收錄了朱文鈞的藏書事跡。 我在《文獻家通考》中,,知道了六唐人齋的藏書確實是厲害,,里面轉(zhuǎn)載了傅增湘的這樣一段話: 憶戊申(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己酉(宣統(tǒng)元年,,1909年)間,述古堂書賈于瑞臣得唐人集數(shù)種于丄東,,詭秘不以示人,,余多方尋,乃得一見,,計所存者為《司空表圣文集》《李長吉文集》《許用晦文集》《鄭守愚文集》《孫可之文集》《張文昌文集》,,皆完整無缺其后六唐人集為友人朱翼庵所得,。 這里說的“翼庵”,就是朱文鈞的字,。連傅增湘那么大的藏書家都沒爭過這位朱翼庵,,可見其購書是何等的豪氣??磥?,翼庵先生對這六部唐人集也極其喜愛,得到之后,,他就用這六部唐人集為自己起了藏書堂號,。至此之后,朱文鈞與傅增湘交往多了起來,,到了1931年9月,,趕上傅增湘六十大壽,朱文鈞給他的生日賀禮竟然是兩本書,,一本是宋刻的《冊府元龜》,,另一本是元刻《通鑒續(xù)編》。傅增湘得到了這份厚禮特別高興,,他在《冊府元龜》后面寫下了這樣的跋語: 一之惠,,未忘于懷,連璧之珍,,忽接于目,,歡喜贊嘆,不忍去手,。憶昔時藝風老人七秩開慶,,松鄰曾取宋本《甲申雜記》《聞見近錄》二書為壽……異目記書林逸事,翼庵此舉與松鄰并傳,,謳非一時佳話耶,! 這樣的書林佳話真讓我艷羨,不知道到我六十大壽的時候,,會不會也有人給我這樣的驚喜,。 當時,在《收藏家》連載的藏書目錄的作者署名是朱家溍,。大概是1997年,,天津剛開始舉辦藝術(shù)品拍賣會,,主辦方可能是為了普及知識,,就請來了朱家溍先生舉辦講座。我記得那場講座是在天津的利順德飯店內(nèi),,那個會議廳的面積很大,,聽講的人坐滿了整個大廳,,我也早早地坐在了下面。主辦方請了一位老先生坐在臺上,,這位老先生舉止十分內(nèi)斂而有涵養(yǎng),,他講的內(nèi)容大多是宮里的收藏,因為講得有些專業(yè),,這讓下面聽講的幾位大款難以忍受,,當場提出了抗議。老先生處變不驚,,態(tài)度和藹地問大家,,如果不喜歡聽,他可以換話題,,最終是主辦方上去打圓場,,請老先生繼續(xù)講了下去。那件事對我印象極深,,由此,,我記住了這位有著一肚子學問,還能這樣謙恭待人的朱先生,,也記住了他在故宮工作,。 大概十幾年前,我到故宮博物院找翁連溪先生談事,,無意間聊到了朱家溍先生,,翁兄說,老先生今天就在宮里,。聞聽此言,,我馬上有了前往拜見的欲望,于是跟著翁兄來到了朱家溍先生的辦公室,。這是我聽他講座后第二次與他見面,,朱老仍然是那樣的和藹,他問到了我的收藏,,我覺得朱家溍藏品中似乎碑帖最厲害,,他的父親朱文鈞藏碑帖的堂號就叫“歐齋”,而這個堂號的來由,,同樣也跟六唐人齋一樣,,是得到了珍本。而此處的珍本當然指的是碑帖,,因為他得到了北宋拓本的《九成宮醴泉銘》,,此碑為歐陽詢所書,故堂號起為歐齋,。想到這一層,,我就向朱老匯報了自己藏碑帖的情況,。他聽完之后,夸我藏得不錯,,當時聽到了這個夸獎之語很高興,,真的以為自己藏了不少的珍寶。多年之后,,我在故宮看到了歐齋碑帖展,,雖然只展出了其中的一部分,但那么多的宋拓集在一起,,絕對的叫攝人心魄,,我的所藏沒有幾件能夠上這個級別,而此時朱家溍先生已歸道山,,想起他當年跟我說的話,,真讓我慚愧得無地自容。原來朱家溍藏碑帖是國內(nèi)數(shù)一數(shù)二的高質(zhì)量,,我卻在他家后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所謂碑帖收藏,,由此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作“關(guān)公面前耍大刀”。 那次跟朱家溍先生見面之后,,我就有了想請他題寫堂號的愿望,,但自酌跟朱先生沒什么交往,不敢提這樣過分的要求,,于是再次麻煩翁連溪兄,,請他代為轉(zhuǎn)達。當時我是想請朱先生寫自己的藏碑帖堂號,,此后不久,,我就拿到了朱家溍先生的墨寶,這是自己崇拜的人所寫,,并且能夠順利拿到,,當然高興不已。然而展開細看,,里面寫的四個字是“怡情石墨”,,而非我的堂號。翁兄告訴我:“朱先生覺得你那個堂號不好聽,,就改寫為了這幾個字,。”老先生學問淵博,,他說不好聽,,我的碑帖室也就不再堅持用原來的那個號,高高興興地把這幅墨寶用傳統(tǒng)手法裱帖成鏡片,裝在鏡框內(nèi),,掛在碑帖室門口上方,。 我固執(zhí)地認為,,朱家溍先生最為熟悉的應(yīng)該是碑帖,,就是因為他家藏碑帖太有名了。后來,,朱家溍的碑帖基本上捐給了故宮,,數(shù)量有1070件之多。故宮藏碑帖量很大,,朱家溍的捐贈從數(shù)量上講,,占的比例不大,現(xiàn)在故宮藏有碑帖近3萬件,,其中一級品中有56件是朱家溍捐贈,,占到了碑帖一級品總數(shù)的四分之一還要多,由此可知,,朱家溍原藏碑帖是何等的厲害,。但我忽略了一點,那就是朱家溍藏善本也同樣很厲害,。1931年,,北平圖書館舉辦水災義賑展覽,朱文鈞拿出了34件善本參展,,其中最有名的是宋刻宋印的《嘯堂集古錄》,、宋刻白文《八經(jīng)》,以及那六部宋刻的唐人文集,。在《收藏家》連載了《六唐人齋藏書錄》后,,朱家溍先生給這個目錄寫了篇序言,是用文言所寫,,但此序之前還有一段介紹文字,,也同樣是出自朱家溍先生之手,這篇序前文字中有這樣一段話: 一九三七年,,我奉母命隨諸兄登錄藏書和文物,。原來圖書的排架位置沒有按經(jīng)史子集分門別類,而是把常用的書集中在一起,,其次是大部頭的書都集中放在架頂上,,另外把佳刻精抄本集中在書柜書箱里,至于宋元名槧則又盛在楠木匣內(nèi),。所以登錄時當然需要翻閱一下原書,,于是就自然隨著原來度藏次序?qū)懴聛恚扔谥皇且环輹鴨巫樱劜簧夏夸洝?/span> 可見蕭山朱氏的藏書目錄是朱家溍先生跟他的幾位兄弟共同編寫的,。序前文字里還說,,他把這個目錄拿給自己的老師余嘉錫先生看,余先生看過后認為編得還算不錯,,由此我又知道,,原來朱家溍先生對目錄之學竟然如此在行,我開始后悔自己當初沒跟朱老多學—些版本目錄方面的知識,。 大概10年前,,故宮的《紫禁城》月刊進行改版,我也被榮幸地拉進了這個雜志的編委,。在第一次的編委會上,,我認識了該雜志的執(zhí)行主編朱傳榮女士。其實之前的幾年,,我在社里跟她多次見面,,只是沒有交往,而今她是這個雜志的執(zhí)行主編,,而我是編委,,從這個角度而言,我不敢跟朱傳榮老師攀同事,,但至少也算她的手下,。因為是改版會,所以在那場會上,,發(fā)給眾位編委的樣刊是計算機打印而成的,,該刊的正式印刷,是由國內(nèi)最著名的印刷企業(yè)——雅昌印務(wù)公司來承印,。公司的董事長萬捷先生在會上解釋了這種情況,,他告訴大家,真正的印刷品要比這計算機打印效果好很多,??墒沁@個編委會的成員大多是全國各地博物館的館長,這些當慣了領(lǐng)導的人,,完全不顧萬捷的解釋,,不斷指出改版后的《紫禁城》印刷質(zhì)量太差。朱傳榮老師站了起來,,兩次向大家三鞠躬,,說質(zhì)量印刷之差,責任全在自己,,希望得到眾編委的理解,,她保證今后出刊時,,質(zhì)量會有所提高。朱老師的這個舉動給我的印象極深,,完全不是自己的責任,,卻能把一切責任攬在自己頭上,任人指責,,這樣的涵養(yǎng),,無愧于朱家溍的后人,因為朱傳榮老師正是朱家溍先生的女兒,。 因為寫稿的原因,,我與朱老師的交往漸漸多了起來,。有一次,,我提出想去訪她祖父的藏書樓舊址,她淡淡地跟我說:“有必要去訪嗎,?”我說自己認為大有必要,,于是在某個下午,我按照地址前往,,去尋找六唐人齋的故址,。 朱文鈞的故居位于北京市東城區(qū)平安大街地安門南鑼鼓巷炒豆胡同75號僧格林沁府。僧格林沁府文保銘牌上則稱之為“僧王府”,。按資料介紹,,原府規(guī)模很大,總計有東,、中,、西三所,共200多間房屋,,現(xiàn)剩余部分炒豆胡同的73,、75、77號均為其舊居,,但究竟哪一號是朱文鈞所居住過的,,我卻查不到具體的資料。我本不想打擾朱傳榮老師,,但到了這種境地,,我總不能拍個錯誤照片回去,于是,,給朱老師打了個電話,,請她指示我這三個院落究竟哪個是她家的曾經(jīng)居住之處。她告訴我,,其祖父曾居住過的地方是炒豆胡同僧王府的第二個門,,她記不清門牌號了。可能是擔心我搞錯了方向,,朱老師又補充說,,這第二個門是從南鑼鼓巷的巷口數(shù)起。 因為修地鐵的原因,,南鑼鼓巷平安大街出口已變成了大工地,,需要繞一個圓弧才能進入街區(qū)內(nèi)。那日雖不是星期天,,但里面的游客仍然稱得上是摩肩接踵,,我在小街上擠來擠去,卻沒能找到炒豆胡同的路牌,,向一位蹬三輪收廢品的小伙子打問,,他抱歉地說自己也不知道。我跟這位小伙子的對話讓旁邊的一位大娘聽到了,,她回手一指,,大聲地告訴我:“在平安大街入口的地方?!敝x過大娘,,重新返回出口,我才看清楚,,因為修地鐵,,已經(jīng)把地圖上所標識的前一段拆平了,本來離平安大街口還有一段距離的炒豆胡同變成了臨街口,。 炒豆胡同與南鑼鼓巷猶如兩重天,,雖然僅幾步之遙,胡同內(nèi)卻很是安靜,,完全沒有游客,,住在這里真可稱得上是“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前行30余米,,看到了墻上嵌著的僧王府文保牌,而文保牌之上還有一塊告示牌,,上面寫著“非開放單位,,謝絕參觀”,這讓我只能止步于門外了,。我有些后悔跟朱傳榮老師瞎客氣,,如果請她來,進院拍照則完全不成為問題,。至此時,,我也只能趁著沒人偷拍幾張院內(nèi)的情形,。 僧王府同樣變成了大雜院,因為蓋的都是簡易棚,,仍然能夠清晰地分辨出哪些是原來的古建,,哪些是后來的私搭亂蓋。直行向前,,可以看到原來的古建,,那可能是僧王府原有的房屋,從入門走到那個房屋至少要20多米,,而兩側(cè)的房屋全是新蓋的,,我想象著沒有這些小破房之前,原來的院落是多么的宏大,。門口放著兩個雙鼓形的下馬石,,體積碩大,雕刻精美,,顯示著大戶人家的氣派,。觀摩一番,,突然想起朱老師告訴我,,其祖父所居之處不是僧王府的第一個門,而是第二個門,,于是再往前走不足10米,,即是炒豆胡同75號。 僧王府第二個門的門牌號之下,,還釘著一塊跟門牌大小相同的銘牌,,只是顏色變成了黃色,上面寫著“三級重大火險隱患院”,,我不知道貼這個牌想表明什么觀點,,如果知道是重大火險隱患地,那何以不防患未然進行改造,?75號院跟剛才所看的不同:進門正面即是影壁,,由此可看出,這原本就是個獨立的院落,,可惜在這個影壁的前面又蓋了一間簡易棚,,這間簡易棚遮擋了影壁的三分之二。我仔細地在門口尋找了一番,,沒有看到禁止游客進入的標識牌,,于是走入院內(nèi),在院子中大膽地繞了一圈,。院中胡亂蓋起的小屋,,已讓院落內(nèi)連三輪車都難以行走了,,如果有火災發(fā)生,消防車絕無開進來的可能,,難怪門口貼那個告示,。院中的正房仍然是古建,在房屋前還有一棵粗壯的棗樹,,我覺得此房就是朱文鈞的舊居所在,,當然以其當年的地位,恐怕這整個院落原本都是他家的,,只是被后來的住戶們蠶食到了今天的這個模樣,。門口的側(cè)墻上,有兩排18塊電表,,說明今日至少住著18戶人家,,一戶變?yōu)?8戶,不私搭亂蓋又怎么生存下去呢,?歷史造成的后遺癥,,開頭容易,想了結(jié)就沒那么便宜了,。 我雖然找到了朱家溍的舊居,,卻沒能入內(nèi)看個究竟,這多少是個遺憾,。但這些年來,,對朱家溍的收藏經(jīng)歷了解得越來越多,知道朱文鈞除了藏碑帖和善本,,也藏有其他極其貴重的器物,。比如,朱文鈞曾經(jīng)在北京的一家古玩店里買到了明朝紫檀大畫案,,這個畫案曾是滿族名士佛尼音布家中的物件,。另外還有一個畫案,也是難得之物,。朱文鈞將那件佛尼音布的畫案在20世紀60年代就捐給了故宮,;另一張畫案和一方柳如是的硯臺,由其長子朱家濟捐給了浙江省博物館,。余下的大批家具,,現(xiàn)在存放于承德避暑山莊。上面已經(jīng)提到,,朱文鈞所藏碑帖中的珍本也捐給了故宮,,而家中所藏古籍善本總計2萬多冊,也分別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這等達觀的姿態(tài),,我除了佩服,,真的難以用其他的詞句來形容。 朱家人厲害之處,,并不在于對器物的收藏,,還有極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能夠通過收藏來印證真實的歷史,。朱家溍先生曾經(jīng)有一個論斷極其有名,,他讀過《紅樓夢》后,認為曹雪芹的寫作手法并非完全寫實,,他的這個判斷,,來自于曹雪芹在書中對建筑描寫的不合規(guī)制。我不知道紅學研究者是否注意過朱先生的這個論斷,,至少我認為,,他的這種以實物證史的方法很是重要??上?,這樣的大家到如今已漸漸凋零了,失去了環(huán)境,,失去了傳統(tǒng)家庭的熏陶,,我不知道今后是否還能陶冶出像朱家溍這樣人品與才能完美結(jié)合的專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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