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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研之后，你是否也有無法擺脫考研時結構化思維的困頓,？學術研究如何入手？怎樣處理與導師之間的關系？這一系列問題都該如何解決？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分享《青年記者》的一篇文章，看看知名媒體人曹林與人大新聞學院董晨宇老師的對話,，為你解答這些疑惑，帶你走進一個不一樣的學術世界,。董晨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社交媒體和數碼人類學,。最好不要對考研產生執(zhí)念 曹林：考研似乎成了新聞傳播方向學生的常態(tài)，不少同學考入新聞學院就有了讀7年書的準備,，不是在考研,、就是在保研路上，或者是在“二戰(zhàn)”“三戰(zhàn)”路上,，本科畢業(yè)好像已經“不配”工作了,，您怎么看待這種集體考研熱？本科找一份好工作和考研考一個好學校,，您會建議學生怎么選擇,？您對考您研究生有哪些“董晨宇式要求”？ 董晨宇：誠實地講,，“研究生”三個字已經逐漸失去了它的本意,。很多研究生其實不會研究，它更像是一個找工作的加分配置,。所以,，此時，“找到一份好工作”和“考研考一個好學?！蓖⒉皇悄敲捶谴思幢说倪x項,，甚至對很多人只是達成一個目的的兩個手段。我曾聽過一個說法,，“工作就是判死刑,，考研就是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這是研究生擴招之后難以避免的糟糕狀況,。因此,，我并沒有什么建議可以給學生，對于“如何找到一個好工作”,，他們顯然比我懂得更多,。 當然，的確有一些學生讀研究生是有學術理想的,。對于這部分學生,，我覺得考研只是一個繼續(xù)這份理想的手段。我當年也經歷過考研,。如果沒有考上研究生,，有些人選擇所謂的“二戰(zhàn)”，我能理解其中的不易,，尤其是心態(tài)上的調整是極其艱難的,。 我的建議是，如果沒有考上,，你可以選擇再試一次,，但最好不要對考研產生執(zhí)念。你還可以考慮調劑,，也可以選擇出國讀書（如果疫情結束的話）,，繼續(xù)學習的道路是很多元的，而考研這個過程中能夠獲得的東西是很有限的,，甚至很多備考中的輔導和訓練,，是與學術研究的邏輯相悖的。 所以我和自己的研究生第一次見面時會說：“請把你考研答題中的那些所謂技巧全部忘記,，甚至因此忘記一些知識,，都是值得的。在研究生階段,，要去讀原典,、去理解科學研究的思維方式?！蔽矣幸粋€不知是否妥帖的想法：很多學生因為考研,，學會了如何給出“圓潤而無用”的答案，但學術研究可能更加偏愛“粗糙而鋒利”的思考,。 曹林：某大學一個研究生因學業(yè)壓力而自殺的悲劇發(fā)生后,，復旦大學鄧建國老師有個判斷，他認為背后有結構性的問題,，就是當下學生考研多以就業(yè)為導向,，而研究生學習仍以科研為導向，跟導師做課題,、寫論文,、發(fā)論文，這形成了結構性壓力,，您怎么看待這個矛盾,？ 董晨宇：正如我上面所說的，我同意鄧老師的這個判斷,，在此基礎上,，如果需要補充另一個矛盾,，則是學術研究所需要的時間積累與（很多學校）兩年碩士研究生學制之間的矛盾。很多學生往往第一學期適應一下新的環(huán)境同時上很多課,，第二學期就開始實習,，第三學期開始寫畢業(yè)論文，第四學期找工作,。這個節(jié)奏太快了,。因此，導師的壓力,、自己的學習導向,，再加上客觀短暫的學制，給部分學生造成了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 曹林：您研究社交媒體很多年了，發(fā)表了“反向自我呈現”等不少有影響的論文,，譯作《交往在云端》也成為暢銷書,。社交媒體常成為道德批判的對象，某某平臺毀了閱讀,，某某平臺毀了思想,，某某平臺正在毀了年輕人,，社交平臺毀了社交,，等等，您怎么看待這種焦慮,？董晨宇：我在很多場合都表達過這樣一種觀點：技術總是會與具體的社會語境發(fā)生化學反應,，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浮現出它的社會意義。這里面有兩個意義：第一,，技術確實很強大,，這種強大甚至在很多方面是主宰性的；第二,，它的強大究竟指向哪種具體的社會后果,，很多時候并不是技術本身能決定的，我們需要深入具體的文化語境去考察這個問題,。人類學特別關注地方化問題,，也是同樣的道理。很多人會說某某平臺毀了年輕人,，這種反烏托邦式的道德恐慌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拜厄姆博士在《交往在云端》中便通過歷史的回溯，告訴我們：人們對于新技術的恐慌,，是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舉個例子：自行車剛剛發(fā)明的時候,，歐洲教會認為自行車會毀掉青年一代?，F在我們看來這是很滑稽的說法,，但你仔細想,，這里面也是有道理的：青年人有了自行車,，周末就會一起騎車去郊游，而不會選擇去家門口的教堂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對于技術的恐慌,，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說法,，都是因為“我們社會一個主要的特征，就是新技術與舊社會形式之間出于明確意志的共存”,。曹林：董老師有一句成為思想雞湯的話：“你要盡力讓自己每一次使用互聯網都變得有目的性,。”不是互聯網毀了我們,，而是我們可能對于互聯網的使用沒有足夠的理智,。您平常生活中也較多使用微博、豆瓣,、微信,，使用時，這種“目的性”非常清晰嗎,？關于學術與生活的關系，對有志趣做學術研究的學生有什么建議,？董晨宇：這是很困難的事情,，我自己也曾是社交媒體的“重度依賴患者”，我自己進行社交媒體的研究,，其中一個目的也是自我解惑：我為什么離不開社交媒體,？為什么會在上面消耗很多自己計劃之外的時間？并不是說我們不能躺在床上刷抖音,，因為這也是有目的的——我們需要這種閑散的放松,。唯一的問題是，你需要知道不同的目的在你的生活中大致需要分配怎樣的時間,。我并不覺得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有多少具體的智慧可以分享,。目前我的工作線索的確太多了,，沒有時間經常“刷”社交媒體,。隔幾天更新一條狀態(tài),，也是一種放松吧。我特別在乎的一件事,，就是將學術與生活聯系在一起,。對于學生而言，我的建議是：如果你不知道該研究什么,，那就去思考一下自己生活中的疑惑,，學術研究是一種讓你自我解惑的方式（雖然它并不比其他方式更加“高尚”）。我們做“留學生社交媒體分配性使用”的研究,，出發(fā)點就是我自己在美國留學時感觸到的一種困境,；做“分手”的研究，則是我的碩士生段采薏在翻閱同學朋友圈時想到的一個點子,。對于學術研究的初學者（包括我在內）,，去做與自己接近的、具體的研究,，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曹林：當下高校教師常常在學術與教學上處于厚此薄彼的糾結狀態(tài)，考核以學術科研為導向,，對教學缺乏硬考核,，這種機制使很多老師更關注論文發(fā)表而不是課堂和學生。我看您常與學生一起發(fā)表論文,，在微博上與學生互動,，教學也得到促進，您是怎么讓自己的科研與教學,、學術與學生互相成就的,？董晨宇：我并不覺得自己是因為職業(yè)道德的要求而重視教學，至少這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實上,，尤其對于青年老師而言，講課是一個整理自己知識結構的好方式,，因此這對我而言是有很多幫助的,。“好好講課”讓我獲得了很多，也是因為“好好講課”,，我在豆瓣等平臺開設了自己的音頻專欄,。與學生一起發(fā)論文，其實是一個“偷懶”的事情。因為我要指導學生,，與其把他們撒出去讀書,，我覺得不如以“研究項目”為導向，和他們一起讀,。一邊把論文寫完,，一邊他們也會更有效率地成長，還可以發(fā)表論文,。從我這邊來看,，學生是真的可以幫到我，我的朋友經常對我說,，羨慕我有這么多優(yōu)秀的學生,。比如丁依然和段采薏，我們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已經很默契了，并不太像是學生和老師的關系,，而是平等的論文合作者,。當然，我覺得很抱歉的一點是,，最近一年我特別忙碌,，加上疫情的原因，并沒有太多時間照顧到每一個學生的需要,，我也和他們表達過我的歉意,。我希望自己能再多花一點時間，這學期會和學生一起做“讀論文會”,，大概的設想是每周或隔周讀一篇論文,，我們一起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分析文章是怎么寫的,，為什么這么寫,，如何能寫得更好。精讀論文會對他們有很多幫助,，對我也是,，這同樣是相互成就的事情。曹林：導師與學生的關系常引起討論,，我看您與帶過的學生保持很好的關系,，甚至為學生論文受到不公正對待去寫長文抗辯。您覺得一個理想的導師與學生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可否分享一些好故事,？董晨宇：我的性格可能比較直接。為學生抗辯，可能也是性格所致,，我覺得這個事情學生受委屈了,，我自己也覺得很不平。我們兩個人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寫作論文,，討論了很多次,，最后的結果完全不可理解：一篇修改后可以發(fā)表在國內一流期刊的論文，到了碩士研究生畢業(yè)論文的評審中,，竟然給了不及格的成績,。也有朋友和我說過，認為我應該忍忍算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對于學生的努力，也包括我自己的努力,，說句話是最基本的責任,。我沒能力總結導師和學生的理想關系，我自己處理這種關系的方法,，大概是適合我自己的性格：您之前提到互相成就,，我覺得是很理想的狀態(tài)。我很感激自己的學生,，他們提出的很多視角,，其實是我沒想到的，所以要給他們表達的機會,，鼓勵他們說出自己的觀點,、反駁我的觀點。一句話來說,，在思想上,，他們要做獨立的人。在這件事情上,，師生關系并不重要,。事實也證明了，他們可以做到,，并且做得很好,，給了我很多驚喜。我自己也不太擺架子,，學生會覺得和我交流放松一些,。我最近在策劃和今年畢業(yè)的學生一起去玩“密室逃脫”游戲，這也是互相成就,，因為我還沒玩過,，我準備讓他們帶我去開開眼界,。曹林：您有過國外學習的經歷，常有人把國外博士教育與國內教育作比較,，覺得“土博士”比較水,，不過也有人說，國外博士生沒有說得那么牛,，可否說說親身經歷,？董晨宇：這里所說的“牛”,，其實是一個個人化的標準,。我們也許可以把這個字落地為一些更具普遍性的、具體的標準,。第一是研究方法,。我認為，國外的博士教育會更加嚴謹一些,。至少前幾年是這樣的,，國內在這一點上在慢慢減少差距。第二是研究的問題意識,。海歸博士經常會有“水土不服”的情況,，部分可能是因為西方理論的訓練與中國現實的理解存在某些斷裂。這可能是比較麻煩的事情,，需要一些時間。第三是研究共同體,。我和一些海歸博士聊過,，他們覺得回國之后，自己很像雙重邊緣人,。一方面,，他們身處國內，與英文學術界的“圈子”距離變遠了,，于是有一種邊緣感,；另一方面，他們從海外歸來,，對于中文學術界的“圈子”也很難一下子融入,、對話。我大概能理解他們的這種焦慮,。至于“國外博士生沒有說得那么?！保@句話的前提是,，有人曾經把他們說得特別牛,，而不是人家自己吹自己特別牛。我認識的海歸博士都是很謙虛的，也都很希望去理解和融入,。不過,，這句話的邏輯其實也暗示了一個祛魅的過程，只有祛魅之后,，我們才可以相互之間展開對話,。更重要的事情，也就不是比比誰更“?！?，而是如何將各自的知識體系融匯成中國傳播研究新的版圖。這的確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曹林：現在新聞傳播學專業(yè)離“職業(yè)實體”好像越來越遠了,，學新聞的很多不做新聞，做新聞的多沒有新聞教育背景,，教新聞的多沒做過新聞,，您怎么看待這種多重分離？董晨宇：我是做傳播學研究的,，就像您說的那樣,，我不懂如何做新聞，也沒做過記者,。所以我只能在自己那一畝三分地里耕耘,。例如新聞評論，讓我去教,，我也會拒絕,，因為我沒學過，也沒寫過,，教就是誤人子弟,。作為一個新聞學的外行，我莽撞地認為這個領域是實踐性非常強的,，對“術”的要求日新月異（例如：數據新聞）,。新聞行業(yè)的專業(yè)人士在其中可以扮演很重要的教學角色，但他們中很多人可能需要邁過兩個坎：一是在專業(yè)能力之外,，理解如何教學,；二是在實踐技能之上，進行適當的理論凝練,。具有實踐和學術雙重背景的老師當然是最理想的,，如果這位老師還具有高度的教學責任心，學生會受益很大,。比如,，陳力丹老師在人大講新聞理論,，他本人在《光明日報》工作過多年，講的東西既接地氣又有理論高度,。傳播理論這門課的哪些核心知識，可能對學生未來的事業(yè)和生活有幫助呢（即使他們不做這一行）,？我和學生說,，“如果你們不從事傳播學研究，你們可能很快就會忘記我講過的理論,，其實這些并不重要,，但我希望你們能夠獲得一種面對這個世界的態(tài)度，用理性對抗這個社會的狂熱,，用包容去對抗這個社會的狹隘,，這是教育的意義。”這句話并不是僅僅屬于傳播學的,，對于整個社會科學,，乃至整個大學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傳播學在這方面的獨特性,，也許可以和我們身處的媒介化社會，以及媒介技術的迅猛發(fā)展連接在一起,，也就是所謂的“新媒介素養(yǎng)”,。對于新的媒介技術，以及其中表達方式的狂熱與狹隘,，傳播學能提供更為具體的啟發(fā),。這種啟發(fā)會和其他學科合流，形成一個人的世界觀,。這也是傳播學對我最大的助益。【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1年第9期,；原標題為：忘記考研技巧,，學術是“危險的思想愉悅”——訪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董晨宇】（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吳彩華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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