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和民事行為多樣性的發(fā)展,，在合同中約定違約金成為當事人保護合同權利的常用方法,。違約金條款作為由當事人約定的條款，在性質上是從合同,，它附屬于主合同,，只要主合同有效，違約金條款就有效,，如果主合同無效或被撤銷,，則違約金條款也無效。但在違約金條款有效的情況下,，也并非絕對地執(zhí)行違約金條款,，特別是當違約金的數(shù)額與當事人實際遭受的損失不相同，違約金數(shù)額過高或過低,，造成對當事人一方的不公平待遇時,，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條件和程序，違約金的數(shù)額是可以調整的,。合同糾紛發(fā)生后,，當事人請求對違約金數(shù)額進行調整也成為人民法院較常遇到的問題。我國合同法對違約金調整的規(guī)定是一項比較原則的規(guī)定,，對違約金調整的適用條件,、適用程序等規(guī)定得不是十分具體明確，致使許多當事人不能正確運用這一規(guī)定主張權利,。而司法實踐中往往也因此而出現(xiàn)一些分歧,，主要表現(xiàn)為相應舉證責任的分配、違約金數(shù)額調整幅度的掌握等,。

一般認為,，依性質違約金可分為賠償性違約金和懲罰性違約金。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都承認違約金同時具有補償性與懲罰性,。根據(jù)我國合同法一百一四條及相關規(guī)規(guī)定,，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我國是承認違約金兼具賠償性與懲罰性，以賠償性為主,，懲罰性為輔,。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guī)定的違約金屬于賠償性違約金，即使第三款規(guī)定的“就遲延履行約定違約金”可與“履行債務”并用,，亦不過是對遲延賠償?shù)馁r償額的預定,，仍屬于賠償性違約金。如此解釋,，并不等于否定懲罰性違約金在我國的法律地位,。由于合同法奉行自愿原則，當事人仍然可以明確約定懲罰性違約金,，只要此種條款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guī)定,，便仍屬有效。當然,，如果當事人的約定不明確,，原則上推定為賠償性違約金。

一,、違約金數(shù)額調整中舉證責任的分配

根據(jù)民事舉證責任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主張違約金的數(shù)額低于違約造成的損失的，違約金增額請求權一般由債權人行使,。債權人請求增加違約金時,，須負舉證責任，舉證證明損失大于約定的違約金,。但主張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損失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呢？違約金減額請求權一般由債務人行使,。在債務人行使減額請求權時,，應由誰對違約造成的損失負舉證責任？從審判實踐角度來看,，債權人作為違約行為之受害者,，遭受多大的損失其最清楚，也最容易舉證,。但對于債務人,，于客觀上來講，由于其并不了解債權人的生產經營狀況,、并不清楚債權人是否簽訂了連環(huán)購銷合同等情況,，其往往主張違約行為并未給債權人造成損失或造成的損失較?。挥谥饔^上來講,，其所舉證損失越小,，對其越有利。那么能否以債務人所主張的無損失或舉證的較小損失來與違約金數(shù)額進行比較呢,？筆者認為,，如此比較顯然是不公平的。在這種情況下,，審判實踐中法庭往往限期讓債權人舉證證明自己損失的大小,，以債權人所舉損失為標準來衡量違約金是否過高，并確定是否減少違約金數(shù)額,。由此,，實際上是由債權人承擔了舉證責任，在債權人不能舉證證明有損失或損失較小時,，則對違約金數(shù)額進行適當減少,。審判實踐中法庭將舉證責任課加給債權人有其實踐之合理性，并且在舉證責任的分配上,，司法解釋也并未規(guī)定由主張消極事實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當違約方對其主張的損失事實進行初步舉證或者雖然不能舉證但卻提出了支持其主張的符合常理的理由后，非違約方如不認可并同時提出其不同的主張時,，則舉證責任理應轉移至非違約方,。因此，綜合舉證能力的強弱判斷及舉證責任的轉移,，違約方首先應承擔初步舉證的責任或提出判斷違約金過分高于損失的合理理由,，其次非違約方也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

二,、違約金數(shù)額調整幅度的掌握

對于“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情形,，違約金數(shù)額增加幅度，通常情況下不難解決,，只要守約方能夠證明自己的具體損失數(shù)額度即可,。但對于第二種情形即“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違約金的減額幅度,，合同法僅規(guī)定“適當減少”,。既然是“適當減少”，至少是要高于損失,，而不是與損失相當,，特別是在違約沒有造成損失的情況下，也不能沒有損失就免除違約金責任,。違約金與損失之間存在一定的差額,，也是違約金責任與損害賠償責任的重要區(qū)別,，否則可能違背當事人訂立合同時欲使違約金具有一定的懲罰性之真實意思。但對違約金數(shù)額減少的幅度究竟掌握到多大,，才算“適當”,，這是司法實踐中比較難以把握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規(guī)定：“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認定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根據(jù)該司法解釋,，違約金數(shù)額超過損失的30%時即可認定為“過分高于”,，而對于適當減少的幅度，其僅規(guī)定了一個下限,，即最低只能調至損失的130%,。對于違約事實發(fā)生后沒有造成損失的情況，如何減額才算“適當”,，迄今為止,，法律及司法解釋尚沒有做出具體規(guī)定。筆者認為,，也應當綜合考慮債權人的一切合法權益,，如果合同當事人有一方是自然人的，可參照民間借貸的利息標準,，以違約部分價款為基數(shù),，將違約金減至貸款利率4倍的數(shù)額；如果雙方當事人都是企業(yè),，可參照中國人民銀行規(guī)定的金融機構計收逾期罰息的計算標準加以確定,。

綜上，在合同糾紛案件的審判實踐中,，對違約金數(shù)額調整問題的法律適用上并不十分明確,，這就需要我們的法官根據(jù)不同的案情，并綜合違約方的過錯程度等相關因素,，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對有關違約金問題予以合理的解決,，以期有效保護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以及合同自由。同時,，也希望立法機構對我國違約金數(shù)額調整中存在的問題予以立法完善,。

（作者單位：高院民二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