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傳統(tǒng)中的治道理論”

　　時間：2014年12月29日

　　地點：中國政法大學學院路校區(qū)科研樓A810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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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秋風教授  [保存到相冊]

　　為什么出版“治道文叢”？

　　秋風：各位老師,、同學們,，我們弘道書院和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聯(lián)合主辦了這次活動。這次活動主要是圍繞著兩本書展開,，我出于私心,，又增加了一本書。為什么要加進這本書呢,，因為這是我們策劃出版的一套叢書中已經(jīng)出版的三本,，叢書名字叫做“治道文叢”,。第一輯中有四本書，這里有任鋒老師的《道統(tǒng)與治體——憲制會話的文明啟示》,，任文利博士的《治道的歷史之維——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我的《建國之道：周易政治哲學》，還有一本是集體作者編著,，由任鋒和顧家寧博士一起編輯完成的,，書名是《儒家與憲政論集》，明年三月份即可出版,。

　　本次活動主要談兩位任博士的書,，一位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的任鋒，另一位是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的任文利,，謝謝兩位作者的到來,。今天也請來兩位非常活躍的年輕學者,，他們是本次活動的對話嘉賓,，一位是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系的龐金友，另一位是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系的李筠,。

　　我們今天活動的主題是“中國政治傳統(tǒng)中的治道理論”,，之所以確定這個主題，是因為我們叢書名稱是“治道文叢”,?！爸蔚馈笔俏覀円恢痹谘芯恐泄餐懻摫容^多的話題。我們這三本書也都有“治”或“道”這個詞,，這應該是我們這套叢書的特點,。這套書試圖闡明中國的治理之道，不僅有從儒家義理的角度,，還有從歷史的角度,。任鋒博士的這本書比較側(cè)重于義理和思想史的角度，而任文利博士則是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對觀,。不管切入角度如何,，但關注的焦點都是治道。

　　我們今天的討論也就圍繞著“治道”這個詞展開,，先請兩位作者圍繞自己的書談一下各自所理解的“治道”是什么,，為什么要在我們這個時代討論“治道”問題，這對于我們理解歷史,，尤其是思考當下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究竟有什么意義,。兩位可以圍繞但不限于這個范圍展開論說，每人一刻鐘時間,，我們首先從任鋒博士開始,。

　　新宋學與中國的法政理論創(chuàng)新

　　任鋒：很高興在金友和李筠的幫助下,，能夠在中國政法大學和大家交流下本書的心得。這本書是我十年來文章的合輯,。第一篇文章是2004年寫的《經(jīng)世精神與皇極觀念：宋儒的洪范思想傳統(tǒng)》,，發(fā)表于《漢學研究》（臺北2005）。最后一篇文章是今年發(fā)表的《公共話語的演變與危機》（《社會》2014）,，橫貫了2005一直到2014年這十年的時間,，我百分之八十的文章都收錄進了這本書中。之前本人并沒有專著,，這也是我的第一本專著,。可能因為我個人也比較遲鈍,，2005年我回到了原來的母校南開大學,，因為評副教授職稱的時候并不要求專著，我也就沒著手,，后來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博士畢業(yè)都開始出專著了,。我現(xiàn)在開始趕這個時髦，還算尚未晚矣吧,。

　　這本專著大概收錄了26篇文章,，在學科性質(zhì)上包含兩個方面，一是關于中國政治思想史,，另一方面是關于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前者其實潛伏一個不小的野心，就是在接續(xù)近世傳統(tǒng)的意義上重新復興宋學視野,，或者說做新宋學。后者則是在一種文明復新的因緣中來開拓既有法政理論的范式創(chuàng)新,。在主題上,，正如這本書擬定的名字，“道統(tǒng)與治體”,，副標題是“憲制會話的文明啟示”,。可能這樣的題目放在我們今天的政治學界是一個相當冷門的題目,，或者說作為一般的政治學的研究者,，無論是學者還是學生都不太了解為什么這些詞語、概念還要在政治學的意義上使用,，使用它有什么樣的價值,，其言說的有效性在什么地方。

　　我想,，這需要作者本人有一個交待,。其實這跟我入學的門徑是比較相關的,，因為我從本科到博士一直都是在廣義的人文學和歷史學的范圍內(nèi)學習，但2005年到現(xiàn)在加入了政治學界,，存在一個專業(yè)的跨界,，所以我的文章也經(jīng)歷了一個從歷史學，特別是政治思想史,，進入到當今的政治學理論領域的轉(zhuǎn)變,，也就是從歷史學意義上的政治思想史轉(zhuǎn)變到政治學意義上的政治思想史，并且又進一步延伸到政治學意義上的政治理論,，大概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軌跡,。從我個人治學的心得來講，我覺得還是有啟示和價值的,。特別是當我和其他的同齡學人,、老輩學人相比的時候會發(fā)覺一些特殊性，比如說現(xiàn)在《政治學概論》或《政治學導論》這些入門的書所灌輸?shù)闹R基本上都是西學話語下的知識,，是現(xiàn)代西方提供給我們的一套理論體系,，從基本概念到命題再到理論的范式，比如權(quán)利,、民主,、法治、政體,、統(tǒng)治與治理等,，基本上是現(xiàn)代西方政治學的舶來品。作為一個長期從歷史視野關注中國政治的人來說,，會發(fā)現(xiàn)這在知識構(gòu)成上有種致命的單一,，其實是提供給當下的中國人了解政治世界的一套工具，但這種工具很要命的是近三百年來西方人在他們的實踐脈絡當中生成的產(chǎn)品,。這種單一性其實存在從原初地到引入地的適用性的問題,。問題在什么地方呢？最近我在讀1913年首屆國民會議制憲會議（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每次會議都有關于議題的討論記錄,，在閱讀過程中，我有一個深切的體會,，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國人由于自己的政體革命而遇到政治秩序的大轉(zhuǎn)型，嘗試用一套憲制的語言把秩序構(gòu)架確定下來,，但是在確定過程當中,，就遭遇到了很強的古今中西之間的碰撞。比如說我們生活的政治世界是什么，人們思考政治世界中的核心要素的語言,、表達,、理論應該是什么，當時的人們應該說是毫無準備,。大部分的議員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留學生,，他們意識到了在制定憲法的時候，信仰自由看起來是當時西方對現(xiàn)代民族國家憲制應該提供的一種基本原則,，但他們馬上意識到,，信仰自由這個東西放在中國適用性強不強的問題，中國社會的所謂宗教狀況是什么,，需不需要有相應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等規(guī)范性的憲制規(guī)則，這在當時就有一個熱烈的爭論,。這些爭論圍繞著一些可能大家不再熟悉的主題,，比如說孔教是不是一種國教，比如說儒家作為一種國民教育的憲法地位是什么,，比如說儒家作為國民信念的主要支柱和一般意義上的信仰自由是什么樣的關系,，這些問題在當時憲法草案的制定過程中引起了很強的爭論。而我的觀察是,，那樣一種智識心理,，也就是說國人在面臨政治世界進行思考的時候，用來思考自己政治實踐或政治現(xiàn)實的語言和思想資源,，在不得不倚重西方語境的時候,，對自身的自我理解是遠遠不夠的。在當時就不知道用一套什么樣的思想和語言把這種既有很強大的精神宗教的共識傳統(tǒng)也就是儒家與現(xiàn)代的信仰和宗教很好地協(xié)調(diào)起來的憲法言說,，而這個問題一直到現(xiàn)在都沒有解決,。

　　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原因是我們不知道運用什么樣的語言來表達對自身的理解。關于對自身政治世界的憲制秩序的自我理解,，最近這些年,，我覺得情況有些變化，變化的主要端倪,，就我們政治學界來講，主要是有這么一個問題,，比如說現(xiàn)在中國看起來蒸蒸日上,，在世界舞臺當中慢慢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怎么解釋“中國崛起”現(xiàn)象,，我們應該運用什么樣的政治學語言或法學語言,，這在社科界引起了比較大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我們大體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路向,，一個路向就是堅持用西方現(xiàn)代衍生出來的一套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理論,，還有一種是主張運用“中國道路”、“中國模式”,、運用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中國人民的政治實踐自身提煉出來的語言進行解釋,，進行愿景規(guī)劃。我想在這兩個路向之外,，特別是第二個路向,，他們的沖擊其實是不容小覷，雖然他們在價值立場上往往有政治上投靠的種種嫌疑,，但是在知識上的確比第一種路向有所突破,。當然我認為這種突破是不夠的，不夠就在于始終是就1949年之后的六十年論六十年,，無論是用前三十年講后三十年,，還是用后三十年來統(tǒng)前三十年，基本上都是這個問題,，都突破不了這六十年的范圍,，最多把這六十年放到中國現(xiàn)代的革命事跡中重新敘述。

　　對于我這種從傳統(tǒng)歷史的研究開始學術歷程的人來講,，這種眼光太短了,，因為中國人政治的自我理解其實不只是這六十年的事情，中國是一個文明體,，這種文明體之所以有幾千年的道路,，它背后有一套治理架構(gòu)和一套政治智慧在支撐，這種政治智慧的言說在20世紀以來遭受到了大家長期的忽視,、輕視,，甚至抹黑。我自己由于從事研究的獨特機緣,，我最早接觸“治道”是在跟張灝先生讀書的時候,，張灝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有一篇非常具典范性的論文——《宋明以來儒家經(jīng)世思想試釋》，在這篇文章中張先生提出了觀察“經(jīng)世”思想,。張先生在這篇文章里提出了“經(jīng)世”思想的三個層次,，一是從比較文明的角度來突出中國文明強烈的入世取向，這和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不同,。第二個層次是“治道”,，第三個層次是“治法”。我就是從這個啟示逐漸關注到中國人在表達政治理念的時候用的什么詞匯,，后來我在大量的翻閱中國人經(jīng)學的,、史學的,、子學等典籍之后發(fā)現(xiàn)，當時中國人廣泛運用的“治道”,、“治體”,、“政體”、“國體”等,，但后二者絕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運用的,，而是在傳統(tǒng)意義上的治道范疇運用的。我就很好奇這些,，比如“治體”是什么意思,，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研究浙東學派就研究它的意思，還有“經(jīng)制”,、“國本”,、“公論”等，這些都是我們今天不太用的,，但當時很常用,，現(xiàn)在也偶爾出現(xiàn)。這些概念都引發(fā)我繼續(xù)追問的興趣,，試圖弄清楚大家在用的時候內(nèi)涵是很么,，外延是什么，用來指導人們實踐活動的時候所指向的政治世界的運行邏輯是什么,，這是推動我一步步思考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