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古璽文字，不能不提“璽”字,。關(guān)于“璽”字的本義,，有不同的看法。如《說文》：“璽,，王者印也,。所以主土，從土,，爾聲,。璽，籀文從玉,?！庇帧稜栄?釋名》：“璽，徙也,。封物使轉(zhuǎn)徙而不可發(fā)也,。”我們知道《說文》所言,，不過是秦以后的史實,，《爾雅》也只是說出了璽印的某種職能?！秴问洗呵?離俗覽?用民》：“故民之于上也,，若璽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馬國權(quán)受此啟發(fā),，認為璽字作“尒”,，上端是璽的鈕或柄的側(cè)面之形，下邊是按捺之后呈現(xiàn)出來的紋樣,，其后或從土,，或從金，則是說明璽本身的質(zhì)料,。①此說已經(jīng)為多數(shù)學者接受,。
一般認為，古璽是指秦以前的璽印，在這一點上似乎沒有太大的爭議,，而古璽的上限,，即古璽起源于何時，歷來卻爭議頗大,，近些年來新考古材料的發(fā)現(xiàn)促進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現(xiàn)在有較多學者認同三方商璽的可靠性。②
目前傳世的古璽大多是戰(zhàn)國時期的遺物,，它是當時政治關(guān)系的憑證,、經(jīng)濟交往的信物以及祈祥厭勝的佩飾，對研究當時的歷史,、文字以及古代藝術(shù)有著很高的參考價值,。古璽文字內(nèi)容豐富，諸如人名,、地名,、官名、成語等,，為研究古代官制,、地理沿革、先秦姓氏等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材料,，古璽文字不但可以證史,，而且能夠補佚。古璽文字是研究戰(zhàn)國文字的重要資料,，戰(zhàn)國文字上承春秋金文,，下啟秦漢篆隸，是漢字形體演變的重要時期,，而古璽文字則為研究戰(zhàn)國時期文字的變化規(guī)律（諸如簡化,、繁化、異化,、同化等）提供了大量實證,。由于各系古璽文字地域性較強，一方面可通過研究古璽文字的地域差異來認識各系文字,，另一方面也可通過對各系文字的認識來確定古璽的系別。此外,，古璽文字和古璽形制的互證為戰(zhàn)國文字的分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標志,。
古璽文字的研究可以粗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晚清至20世紀70年代末，第二階段為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主要包括著錄,、考釋、文字形體研究、語辭研究,、分域研究,、綜合研究等方面。下面對這兩個階段古璽文字研究作簡要的敘述,由于近些年來古璽文字研究的發(fā)展較快,成果也多,因此本文重點在第二個階段,。為打字排印的便利,，文中有些字形作了特殊處理。
二
第一階段突出的成果是古璽文字時代的確定以及原始材料的搜集和著錄,。
古璽印的著錄雖早在宋代,，但直至晚清人們才明確古璽的時代。乾隆時,，程瑤田《看篆樓印譜》序中提及“私璽”,，道光時，徐同柏為張廷濟編《清儀閣古印偶存》,，舉出“古文印”類,，至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吳式芬《雙虞壺齋印存》才正式標出“古璽”類,，并分出“古璽官印”,、“古朱文印”，列在秦印,、漢印前,，這可以說是古璽研究的開端。
陳介祺曾提及“朱文銅璽似六國文字,，玉印似六國書法,，近兩周者”（見《簠齋尺牘》）。但正如羅福頤所言：“清末,，學者對戰(zhàn)國古璽文字之時代多慎重,，只稱之為古璽，陳簠齋亦作游移之辭,，說似六國文字,?！雹鄱鯂S則首先肯定古璽文字是六國文字,，在《桐鄉(xiāng)徐氏印譜序》中,，王國維根據(jù)羅福頤《古璽文字征》稿本中的一些古璽文字與《正始石經(jīng)》古文,、《說文解字》古文以及出土戰(zhàn)國文字大量相合的例子,，認定古璽文字為六國文字,。王國維還相當重視古璽文字,，認為“然則兵器,、陶器,、璽印、貨幣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國文字之唯一材料，尤為重要,，實與甲骨,、彝器同”④。
收錄璽印的印譜,，已有久遠的歷史?！杜f唐書》載有韋述的“璽譜之類”,，《新唐書?藝文志》中錄有紀僧夏《玉璽譜》等。宋代也有專收璽印的書,，如楊克一《集古印格》等，更有官修《宣和印譜》,。此外,，宋代其他一些金石著錄中也著錄了一些古璽印,，如王俅《嘯堂集古錄》等。元代以降,，譜錄漸多,。較早的印譜,，多已不傳,，現(xiàn)存可信的,，以明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顧從德《集古印譜》為最早,。此后印譜數(shù)量大增,，尤其到了清代，除數(shù)量外,，在質(zhì)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這與乾嘉考據(jù)之風以及文人篆刻的普及密切相關(guān),。到晚清,，開始出現(xiàn)收錄古璽的專書,，如吳大澂《千璽齋古璽選》,。有些印譜如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雖然兼收漢以下印,，但其中收有許多古璽,，是研究古璽不可或缺的材料。這一階段多注重璽印上的文字,，而忽視璽印的形制,，因此只錄印拓者多，兼錄鈕制和質(zhì)地者少,。
清末,，一些古文字著錄開始收錄古璽文字。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正編所收的1400余字中,，古璽文字就有570多個，代表了當時研究古璽文字的水平,。其后,，1925年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1935年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等都收錄了大量的古璽文字。第一部收錄古璽文字的專書,，是1930年羅福頤編纂的《古璽文字征》,，共收錄可識的古璽文字計629字，附錄約650個,，是對此前半個世紀以來古璽文字研究成果的總結(jié),，這標志著學者們已把古璽文字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
關(guān)于古璽的文辭,，最先識出戰(zhàn)國官璽的是王懿榮,。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其為高慶齡作《齊魯古印攈序》中稱：“璽之具官名者是出周秦之際,，如司徒、司馬,、司工,、司成之屬，半皆周官,?！?915年，羅振玉在《赫連泉館古印存序》中提出“古璽中有成語印”,，次年在《赫連泉館古印續(xù)存序》中進一步確定,。
這期間，還出現(xiàn)了通論性的著作,。如陳邦?！豆怒t發(fā)微》分為類別、璽式,、鈕式,、辨質(zhì)、余說等幾個部分,，雖然簡短,，但較全面。王獻唐《五燈精舍印話》雖不系統(tǒng),，但其內(nèi)容相當廣泛,，形制、文字,、出土情況等各方面多有涉及,。
新中國成立后，較早出現(xiàn)的考釋古璽印的專書有黃賓虹的《賓虹草堂璽印釋文》⑤,，原收于《賓虹草堂璽印釋文》中的古璽印有700多方,，吳樸堂選取其中的239方,，其中有些璽文的釋讀甚為精當，如“慶忌”,、“范壽”等,，手稿現(xiàn)藏浙江省博物館,1995年,曹錦炎選取其中較為重要者編為《黃賓虹古璽印釋文選》⑥。影響較大的考釋論文有朱德熙,、裘錫圭合寫的《戰(zhàn)國文字研究（六種）》⑦和《戰(zhàn)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⑧,，前者考釋 “遽馹”，后者論證戰(zhàn)國時代的“官”多省去“宀”旁,，并考釋了古璽中的“官”字及從“官”的一些字,。
1959年，李學勤《戰(zhàn)國題銘概述》⑨在《文物》雜志上連載發(fā)表,，雖然這并不是一篇專門討論古璽的文章,，卻在古璽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其除對古璽文字進行比較歸納,、介紹一些重要的傳世古璽外,，第一次論及古璽的地域性。
總的來說,，這一階段以材料的積累為主,，古璽文字考證等方面的研究則顯得較為薄弱。
三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古璽文字的研究逐漸繁盛起來,，尤其是1981年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匯編》（１0）、《古璽文編》（１1）兩書出版以后,，古璽研究空前發(fā)展,，研究的范圍廣，程度深,，較為注重實物與文獻的合證,，而且專題越來越細致，如專門研究一個字的地域特征,，對成語璽的研究,，對合文的研究等，古璽研究已經(jīng)成為非常成熟的分支學科,。就古文字方面看,，許多學者運用古璽文字作為突破口來釋讀古文字；而在其他方面,，也有許多學者利用古璽文字來研究古代的職官制度,、郡縣的設(shè)置等。
1.著錄
1981年，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匯編》和《古璽文編》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豆怒t匯編》收錄古璽5708方，并附有釋文,；《古璽文編》按《說文解字》順序收錄璽文2773字,，其中正編收1423字，合文31字,，附錄1306字,。兩書的刊出為古璽文字研究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對古璽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白玉微瑕,兩書在釋文和編排上略有可商之處,，學者們多有訂正。1983年吳振武《〈古璽匯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１2）對《古璽匯編》中的一些不足之處作了修訂,，隨后作者又于1984年完成博士論文《〈古璽文編〉校訂》（１3）,除在釋文方面發(fā)明較多外,，在古璽文字的地域特點等方面亦多有創(chuàng)獲。此后,，尚有林素清《〈古璽文編〉補正》（１4）,、施謝捷《〈古璽匯編〉釋文校訂》（１5）、肖毅《〈古璽匯編〉釋文訂補（摘錄）》（１6）等,。
另一部較為重要的印譜是康殷、任兆鳳主輯的《印典》（１7）,，除收錄秦漢以下印章外,，還收有大量古璽，按字編排,，并附有檢字表,，甚為便利。
《古璽匯編》和《印典》兩書所收古璽較多,尤其是官璽,大體已備,，所遺者以私璽居多,。新出的璽印譜錄，較重要的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１8）,、《新出歷代璽印集錄》（１9）,、《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xù)集一》（20）、《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21）,、《天津市藝術(shù)博物館藏古璽印選》（22）,、《秦代印風》（23）、《珍秦齋藏印》（戰(zhàn)國篇）（24）等,。
2.考證
古璽的考證仍是重點,，學者們不再局限于僅僅是考釋文字，而是有意識地結(jié)合歷史、文獻等,，較為深入,。
1978年，在長春召開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一屆年會上,，朱德熙《戰(zhàn)國陶文和璽印文字的“者”字》（25）釋出古璽中的“者”和“都”字,。
1981年，于豪亮《古璽考釋》（26）考釋“長坪君相室璽”,、“陻城發(fā)弩”等五方古璽,。
1983年，黃盛璋《“匈奴相邦”印之國別,、年代及相關(guān)問題》（27）指出“匈奴相邦”玉璽是三晉的官璽,。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28）考釋古璽中的“犢”以及“槨”和“受”字，曹錦炎《釋犢》（29）考釋古璽中的“犢”以及一系列從犢聲的字,。裘錫圭《戰(zhàn)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30）,，考釋出古璽中的“臽”、“脂”等字以及一系列相關(guān)字,。
1985年,，曹錦炎《戰(zhàn)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31）考釋古璽中的“襄”字和合文“五鹿”、“余子”等,。
1986年,，王輝《古璽釋文二則》（32）釋出合文“君子”。
1989年,，吳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33）考釋了古璽中的“中陽”,、“弋陽”等18個合文。
1990年,，裘錫圭在《“諸侯之旅”等印考釋》（34）一文中,，考釋了見于《安昌里館璽存》和《續(xù)衡齋藏印》中的三方與“旅”有關(guān)的楚國官印。
1991年,，吳振武《戰(zhàn)國璽印中的“虞”和“衡鹿”》（35）考釋了燕國的“左吳”璽和楚國的“行錄”璽,。
1992年，何琳儀寫于1988年的《古璽雜識續(xù)》（36）發(fā)表,，文章考釋了“陰”,、“豫”、“京”等字,。同年李家浩在中國古文字學年會上提交《戰(zhàn)國官印考釋（六篇）》（37）,，多有創(chuàng)獲。
1993年,，湯馀惠《“卑將匠芻信璽”跋》（38）認為“卑醬”當讀作“裨將”,。同年出版的《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收有湯馀惠《古璽文字七釋》（39）,、曹錦炎《戰(zhàn)國古璽考釋（三篇）》（40）等論文。
1995年,，施謝捷《古璽印考釋五篇》（41）考釋了“區(qū)相夫璽”,、“長相如”等印。
1996年,，高明《說“照”及其相關(guān)問題》（42）考釋齊國陶文璽印常出現(xiàn)的“照”,，疑即文獻中的“照”字，當是代表官府檢驗合格的憑證,。此外,，作者還論述了一直未有定論的“敀”字。李家浩《戰(zhàn)國官印考釋兩篇》（43）釋出三晉官璽“千畝左庫”,，并考釋了楚璽“大廄”,。吳振武《戰(zhàn)國官璽釋解兩篇（44）中“魚璽”之釋確不可易。施謝捷《古璽印文字考釋五篇》（45）釋出“歐?！?、“龍文”、“九侯”等,，另一篇《古璽印考釋十篇》（46）考釋了古璽中的“終古”,、“魯人”、“非字”,、“孟子” 等,。
1997年，王人聰《戰(zhàn)國吉語,、箴言璽考釋》（47）對一些文字易識但文義難明的成語璽作了解釋,。
1998年，吳振武《古璽姓氏考（復姓十五篇）》（48）考釋出“馬矢”,、“大叔”等復姓，同年作者還發(fā)表《釋三方收藏在日本的中國古代官印》（49）,。施謝捷《古璽印文字叢考（十篇）》（50）釋出“白?！焙衔摹ⅰ八乃焙衔牡?。此外,，還有劉釗《璽印文字釋叢（二）》（51）、徐在國《“信士”璽跋》（52）,、《古璽文字八考》（53）等論文,，各有所得。
1999年,，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54）收有多篇有關(guān)古璽的論文,，其中吳振武《戰(zhàn)國璽印中所見的監(jiān)官》對舊釋為“丞”的字提出了新的釋讀意見；施謝捷《古璽雙名雜考（十則）》考釋了“不脂”、“石子”,、“巨梁”等人名,；徐在國《戰(zhàn)國成語璽考釋四則》釋出“千金”、“親壽”,、“善人”等成語,；此外，還有劉樂賢《古璽漢印復姓合證三則》,、吳良寶《璽陶文字零釋（三則）》等文,。同年尚有施謝捷《古璽印文字考釋（十篇）》（55）、白于藍《古璽印文字考釋（四篇）》（56）,、徐在國《戰(zhàn)國官璽考釋三則》（57）以及魏宜輝,、申憲合寫的《古璽文字考釋（十則）》（58）等論文，多有所得,。
2000年,，施謝捷《古璽復姓雜考（六則）》（59）考釋出“公戶”、“在丘”等復姓,。肖毅《“麋亡”印釋》（60）認為“麋亡”印為成語印,。
2001年，李學勤《試說傳出殷墟的田字格璽》（61）考釋傳出殷墟的田字格璽,，認為“抑埴”與“之璽”相當,。
2002年，李家浩《戰(zhàn)國官印“尚路璽”考釋》（62）認為齊璽“尚路”當是《周禮》“典路”的異名,。同年徐在國《古璽文字釋讀九則》（63）釋出璽文“不廷”,、“馬尸”等。
3.分域
這一階段較早涉及古璽分域問題的有黃盛璋《所謂“夏虛都”三璽與夏都問題》（64）一文,。1980年,，裘錫圭《戰(zhàn)國文字中的“市”》（65）一文把齊、燕,、三晉和楚國文字里關(guān)于市的資料分別加以考釋,，識別出以上諸國“市”字的不同形體，為古璽文字的分域研究打開了一條新思路,。
1981年,，葉其峰《戰(zhàn)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guān)問題》（66）一文根據(jù)地名、官名,、形制,、字體等標準判定國別。1984年,，吳振武《戰(zhàn)國廩字考察》（67）對戰(zhàn)國文字中的“廩”字作了詳細的分域研究,，涉及較多的古璽材料,。1986年，湯馀惠《略論戰(zhàn)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68）考釋了古璽中的一些疑難字,，并且對《古璽匯編》所收的楚,、齊、燕三國璽印作了新的釋文和初步分類,。1992年,，董珊《戰(zhàn)國古璽文字分國偏旁表譜》（69）對古璽文字的偏旁進行了分域整理。此外,，1996年邵磊《古璽分域叢談》（70）簡要說明了齊,、三晉、燕,、楚,、巴蜀、秦等六系古璽的形制,、語辭等,，文后附有《戰(zhàn)國古璽辨?zhèn)卫C》。
2001年,，莊新興編《戰(zhàn)國璽印分域編》（71）出版,。此書將三千余方古璽分為燕、齊,、楚,、晉、秦五系,，并有釋文,。書前有《戰(zhàn)國璽印分域考》一文，詳細分析了各系古璽的地域性,。書后附有《戰(zhàn)國璽文常見特色部首和字分域表》,，按系別列有“人”、“女”,、“馬”,、“都”等三十個部首和字的形體。惜該書所收材料不多,，釋文和分域也多有可商,。
楚璽的研究較為引人注目,。湯馀惠《楚器銘文八考》（72）和《楚璽兩考》（73）,、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四篇）》（74）、劉釗《楚璽考釋（六篇）》（75）,、林清源《楚國官璽考釋（五篇）》（76）,、施謝捷《釋戰(zhàn)國楚璽中的“登徒”復姓》（77）,、何琳儀《楚官璽雜識》（78）等文考釋了一些楚璽，韓自強,、韓朝《安徽阜陽出土的楚國官璽》（79）介紹并考證了幾方安徽阜陽出土的楚官璽,。鄭超《楚國官璽考述》（80）、牛濟普《楚系官璽例舉》（81）,、肖毅《古璽所見楚系官府官名考略》（82）等文整理了楚官璽,。黃錫全《古文字中所見楚官府官名輯證》（83）涉及較多的楚璽。1998年,，羅運環(huán)《論楚璽及其他》（84）對楚璽的起源,、內(nèi)容、特點,、功能等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2002年，文炳淳博士論文《戰(zhàn)國楚璽文字研究》（85）對楚璽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文中除匯釋官署璽,、官名璽、私璽外,，還論述了楚璽的判別依據(jù),、文字的構(gòu)形特征等，全書共收官私璽?。òɡ佑?、封泥等）413方，并有圖片,，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燕璽方面的成果也較多。1993年,，董珊發(fā)表《古璽中的燕都薊及其初封問題》（86）,，根據(jù)所考釋的燕璽“禹都司工”反駁了“燕國始封于燕山，后來并薊而居”的舊說,，指出燕國初封就在薊,，而薊的具體位置就是“約在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1996年,，吳振武《燕國銘刻中的“泉”字》（87）釋出了燕璽中的“泉”字,；同年其《釋雙劍誃舊藏燕“外司圣鍴 ”璽》（88）則考釋了“司聲”一職；1998年,，其《燕國璽印中的“身”字》（89）考釋了燕璽中的“身”字,。1998年，李家浩《燕國“洀谷山金鼎瑞”補釋》（90）考釋出璽文“谷”字,，并分析了其他一些從“口”的字,。同年何琳儀,、馮勝君合寫的《燕璽簡述》（91）考證燕璽中的地名、官制,、軍制,、市制等。
齊璽方面,，1991年,，葛英會《釋“戴丘涖盟”璽》（92）、《戰(zhàn)國齊“徙甿”璽與“爰土易居”》（93）兩文皆為考釋齊璽,，前者認為“戴丘涖盟”璽可能產(chǎn)生于春秋,，是須句國的遺物，若此說成立,，則可為春秋時期已使用古璽找到一個證據(jù),；后者則研究了齊“徙甿”璽的釋文及其性質(zhì)。1996年,，吳振武《齊官“冥冡”考》（94）就齊璽“冥冡”的釋讀提出了新的觀點,。1998年，曾憲通《論齊國“屣盟之璽”及其相關(guān)問題》（95）考釋七方與誓盟有關(guān)的齊璽,，并進一步考釋了“屣擇吉金”,、“在長沙”、“虘屣其凥而梪之”等,。
專論三晉璽的文章不多,，吳良寶《戰(zhàn)國文字所見三晉置縣輯考》（96）涉及較多的三晉官璽。
秦印研究的成果較多,。1982年,，趙超《試談幾方秦代的田字格印及有關(guān)問題》（97）討論秦田字格印。1990年,，王人聰《秦官印考述》（98）共收錄秦官印65方,，是較為系統(tǒng)的秦官印研究；同年王輝《秦印探述》（99）則論及官璽,、私璽,、成語璽，較為全面,。1999年,，王輝在《秦文字集證》（100）中“秦印通論”部分收印784方，逐一考證,，多有所得,。1999年許雄志編的《秦代印風》（101）則是著錄秦印的專書，同書作者還編有《秦印文字匯編》（102）。
可見,，對古璽的分域研究已漸趨細致，系統(tǒng)性也在加強,，這是古璽研究的新特點,。
4.綜論
綜論性的專著有林素清《先秦古璽文字研究》（103）、馬國權(quán)《古璽文字初探》（104）,、羅福頤《古璽印概論》（105）,、曹錦炎《古璽通論》（106）等。
《先秦古璽文字研究》概說部分討論璽印的起源,、使用方法,、著錄與研究，隨后研究了古璽文字的省變與美化以及“=”符,，并辨認了一些古璽文字,，文后附有《古璽印譜匯目》。
《古璽文字初探》主要包括古璽的產(chǎn)生及其類別,、古璽文字的樣式和體勢,、古璽文字結(jié)構(gòu)、古璽文字與其他古文字等幾個部分,，頗多創(chuàng)見,。
《古璽印概論》把《印章概述》（羅福頤、王人聰合著,，1963年）一書的內(nèi)容吸收融化,，并有新的發(fā)明。全書共分十四章,，分別介紹了歷代印璽的書體名稱,、鈕制、物質(zhì),、類別,、由來、時代考證等,，是有關(guān)璽印的一部重要專著,，書中不乏獨到見解，可惜稍嫌簡略,。
《古璽通論》對古璽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具有通論性質(zhì),，涉及古璽的時代,、對古璽的認識和研究、形制,、分類以及古璽文字的構(gòu)形特色和地域特色等,；下編具各論性質(zhì),，將官璽分楚、齊,、燕,、三晉、秦等五系考述,。
肖毅2002年完成博士論文《古璽文字研究》（107）,，主要包括古璽文字形體研究、語辭研究,、考釋等內(nèi)容,，詳細分析了古璽文字的地域差異，對古璽的自名以及古璽中的職官,、姓氏,、成語等作了初步的分域整理，并釋讀了一些古璽文字,。
此外,，一些通論性質(zhì)的古文字著述也多涉及古璽或古璽文字。如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108）,、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109）,、陳煒湛和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110）、陳世輝和湯馀惠《古文字學概要》（111）,、何琳儀《戰(zhàn)國文字通論》（112）等,，其中1989年出版的《戰(zhàn)國文字通論》雖非專門研究古璽之作，但在討論各系文字時,，立有專門小節(jié)研究古璽形制,、文字、語辭等方面的特點,，且能與各系其他文字相比較,，為此后古璽的分域研究打下了基礎(chǔ)。
5.其他
語言文字方面,，李家浩《從戰(zhàn)國“忠信”印談古文字中的異讀現(xiàn)象》（113）是結(jié)合語言的研究,，陳爾俊《戰(zhàn)國古璽文字字形增省例說》（114）研究古璽文字形體的變化規(guī)律。吳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筆字》（115）涉及較多的古璽文字,。曹錦炎《古璽文字中的“＝”號》（116）研究古璽文字中的“＝”號,，另林素清《論先秦文字中的“＝”符》（117）也涉及古璽中的“＝”號。
辨?zhèn)畏矫嬗袇钦裎洹豆怒t辨?zhèn)味罚?18）,、陳根遠 《〈山東新出土古璽印〉獻疑》（119） ,、文炳淳《論幾方楚璽的真?zhèn)巍r代問題》（120）等。
分期斷代方面有陳松長《湖南省博物館藏出土璽印分期淺論》（121） ,，該文結(jié)合出土情況對古璽分期,，是為嘗試之舉。
研究用印遺跡的有湯馀惠《“於王既正”烙印文考》（122）,、曹錦炎《釋楚國的幾方烙印》（123）,，另有許多論文論及貨幣上打印的文字，此略,。
此外，葉其峰《戰(zhàn)國官署璽——兼談古璽印的定義》（124）對官璽進行了分類研究,，吳良寶《古璽復姓統(tǒng)計及相關(guān)比較》（125）統(tǒng)計古璽復姓126種,。李東琬《箴言古璽與先秦倫理思想》（126）則是結(jié)合思想文化的研究。
這一階段有文章對古璽的研究進行了總結(jié),。1981年,，羅福頤的《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fā)展》（127），總結(jié)古璽文字的研究,，并提出若干有待解決的問題,。1989年，裘錫圭《淺談璽印文字的研究》（128）則強調(diào)了要研究古璽文字,，最好先弄清三件事,，即璽印的真?zhèn)巍t印的時代以及印文的排列方式,。

四
古璽文字的研究雖然有了很大的發(fā)展,，但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這里試述如下：
1.譜錄
目前尚缺一部較為全面,、科學的古璽譜錄,除印拓外,，應盡可能標明鈕制、質(zhì)材,、大小,、出處等，如有印鈕,、印面照片,，則更佳。就目前的研究條件,，先完成各系的譜錄,，然后匯總，或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2.考釋
古璽文字中未釋的字還有一定的比例,，有些常見的字還存在較大的分歧，有些幾成定論的璽印有必要重新認識。這些文字釋讀問題的逐一解決,，必將推動古璽文字研究的發(fā)展,。
3.形制
人們歷來多注重璽印上的文字，而較少注意形制,，這從絕大多數(shù)譜錄只收印拓不錄鈕制就可看出,。其實形制和地域、功用等關(guān)系密切,。形制包括印面和印體兩個方面,，印面形制可據(jù)印拓研究，但由于印刷的關(guān)系,，在不明確標明尺寸的情況下,，也只能知其大略。印體包括印體的厚薄,、質(zhì)材以及鈕制,，有些譜錄雖標明鈕制，但由于自古以來有些鈕制的名稱叫法不一,，僅標明鈕制而不附圖,，也不能知其詳。正是這些條件的限制影響了古璽形制的研究,，相信隨著條件的成熟和研究的深入,，形制和地域、功用等的關(guān)系會越來越明晰,。
4.斷代
就目前的研究狀況,，斷代還存在很大的困難。有學者對湖南出土璽印作斷代研究,，但由于材料的限制,，規(guī)律性的東西不多。如能整理出土材料以及利用其他文字的斷代成果來研究古璽斷代,，定將有所收獲,。
5.分域
目前的分域以較為具體的地域特征研究為多，還不夠細致,，綜合性的研究有待加強,。
6.其他
古璽所涉及的官職、地名,、姓氏等,，還有許多基本工作要做，比如各系職官,、姓氏的整理等,，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文獻作進一步的研究,，當有所得。
古璽以傳世品為大宗,，科學發(fā)掘品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對古璽的出土狀況還缺乏全面的調(diào)查，更談不上充分利用,。傳世品中有較多的偽品,，新出的偽品也不少，辨?zhèn)问且豁椇苤匾幕A(chǔ)工作,。

注 釋：
① 馬國權(quán)：《古璽文字初探》,，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論文， 1980年,。
② 曹錦炎：《古代璽印》,，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③ 羅福頤：《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fā)展》,，《古文字研究》第5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
④ 見《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03頁,。
⑤ 黃賓虹：《賓虹草堂璽印釋文》。
⑥ 曹錦炎：《黃賓虹古璽印釋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年版,。
⑦ 朱德熙、裘錫圭：《戰(zhàn)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⑧ 朱德熙、裘錫圭：《戰(zhàn)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
⑨ 李學勤：《戰(zhàn)國題銘概述》，《文物》1959年第7期,，第8期,，第9期。
（10） 羅福頤：《古璽匯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11） 羅福頤：《古璽文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12） 吳振武：《〈古匯編釋〉釋文訂補及其分類修訂》,《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1983年。
（13）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4年,。
（14） 林素清：《〈古璽文編〉補正》，《金祥恒教授逝世周年紀念文集》,，1990年,，未刊。
（15） 施謝捷：《〈古璽匯編〉釋文校訂》,，《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6） 肖毅：《〈古匯編釋〉釋文訂補（摘錄）》,，武漢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8年。
（17） 康殷,、任兆鳳：《印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
（18）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香港中文大學,，1980年。
（19） 王人聰：《新出歷代璽印集錄》,，香港中文大學,，1982年。
（20） 王人聰：《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xù)集一》,，香港中文大學,，1996年。
（21）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版,。
（22） 《天津市藝術(shù)博物館藏古璽印選》，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23） 許雄志：《秦代印風》,，重慶出版社1999年版。
（24） 蕭春源：《珍秦齋藏印?戰(zhàn)國篇》,，澳門基金會,，2001年。
（25） 朱德熙：《戰(zhàn)國陶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字》,，《古文字研究》第1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
（26） 于豪亮：《古璽考釋》,，《古文字研究》第5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
（27） 黃盛璋：《“匈奴相邦”印之國別、年代及相關(guān)問題》,，《文物》1983年第８期,。
（28） 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古文字研究》第8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
（29） 曹錦炎：《釋犢》，《史學集刊》1983年第3期,。
（30） 裘錫圭：《戰(zhàn)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古文字研究》第10輯，中華書局1983
（31） 曹錦炎：《戰(zhàn)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4期,。
（32） 王輝：《古璽釋文二則》，《人文雜志》1986年第2期,。
（33） 吳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第17輯，中華書局1989年版,。
（34） 裘錫圭：《“諸侯之旅”等印考釋》,，《文物研究》第6期，黃山書社1990年版,。
（35） 吳振武：《戰(zhàn)國璽印中的“虞”和“衡鹿” 》,，《江漢考古》1991年第3期,。
（36） 何琳儀：《古璽雜識續(xù)》,，《古文字研究》第19輯，中華書局1992年版,。
（37） 李家浩：《戰(zhàn)國官印考釋（六篇）》,，中國古文字學年會論文，1992年,。
（38） 湯馀惠：《“卑將匠芻信璽”跋》,，《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5期,。
（39） 湯馀惠：《古璽文字七釋》,，《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3年。
（40） 曹錦炎：《戰(zhàn)國古璽考釋（三篇）》,《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3年。
（41） 施謝捷：《古璽印考釋五篇》,，《印林》第16卷第2期,，臺灣,，1995年。
（42） 高明：《說“照”及其相關(guān)問題》,，《考古》1996年第3期,。
（43） 李家浩：《戰(zhàn)國官印考釋兩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44） 吳振武：《戰(zhàn)國官璽釋解兩篇》，《金景芳九五誕辰紀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45） 施謝捷：《古璽印文字考釋五篇》，《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
（46） 施謝捷：《古璽印考釋十篇》,，《印林》第17卷第2期，臺灣,，1996年,。
（47） 王人聰：《戰(zhàn)國吉語、箴言璽考釋》,，《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4期,。
（48） 吳振武：《古璽姓氏考（復姓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中華書局1998年版,。
（49） 吳振武：《釋三方收藏在日本的中國古代官印》，《中國文字》新24期,，臺灣,，1998年。
（50） 施謝捷：《古璽文字叢考（十篇）》,，《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
（51） 劉釗：《璽印文字釋叢（二）》，《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3期,。
（52） 徐在國：《“信士”璽跋》,，《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4期。
（53） 徐在國：《古璽文字八考》,《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54） 《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55） 施謝捷：《古璽印文字考釋（十篇）》,，《語言研究集刊》第6輯,，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6） 白于藍：《古璽印文字考釋（四篇）》,，《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3期,。
（57） 徐在國：《戰(zhàn)國官璽考釋三則》,，《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3期。
（58） 魏宜輝,、申憲：《古璽文字考釋（十則）》,，《東南文化》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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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葉其峰：《戰(zhàn)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guān)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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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吳振武：《古璽辨?zhèn)味?，《文物》?993年第11期。
（119） 陳根遠： 《〈山東新出土古璽印〉獻疑》,，《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0年,。
（120） 文炳淳：《論幾方楚璽的真?zhèn)?、時代問題》，《中國文學研究》（臺）第16期,，2002年,。
（121） 陳松長:《湖南省博物館藏出土璽印分期淺論》,《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0年。
（122） 湯馀惠：《“於王既正”烙印文考》,，《文物研究》第7輯,，黃山書社1991年版。
（123） 曹錦炎：《釋楚國的幾方烙印》,，《江漢考古》,，1994年第2期。
（124） 葉其峰:《戰(zhàn)國官署璽——兼談古璽印的定義》,《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0年,。
（125） 吳良寶：《古璽復姓統(tǒng)計及相關(guān)比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4期,。
（126） 李東琬：《箴言古璽與先秦倫理思想》,，《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127） 羅福頤：《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fā)展》,，《古文字研究》第5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
（128） 裘錫圭：《淺談璽印文字的研究》,，《中國文物報》1989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