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是一個充滿爭議性的話題,。在本期推送中,我們關注俞可平教授對馬基雅維利思想的悖論所做的分析,。在文章的結尾,,俞可平教授簡明有力地概括了這些分歧點:“作為文藝復興時期一位政治思想的巨人,馬基雅維里的悖論,,深刻地反映了天國與塵世,、人性與獸性,、傳統(tǒng)與近代、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張力和矛盾。他既先知般地發(fā)現(xiàn)了人類政治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趨勢,,又深刻地洞察了現(xiàn)實政治的策略和權謀,?!痹谧髡呖磥?,馬基雅維里留下了兩份截然不同的遺產(chǎn)。一份是“積極的遺產(chǎn),,順應人類社會的進步潮流,,包括崇尚人類理性,倡導民主共和,,維護政治自由,,增進公共利益和弘揚愛國主義”,而另一份卻是“消極的遺產(chǎn),偏離人類理性和文明的主流,,包括貪婪自私,、不擇手段、言而無信,、欺詐陷害,、暴力專制、投機鉆營,、殘酷無情”,。 馬基雅維里:思想的悖論及解析 俞可平 北京大學講席講授 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一些關鍵性的政治問題上,,馬基雅維里幾乎都表達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施特勞斯甚至這樣形容馬基雅維里的自相矛盾:“在馬基雅維里的著作中,,彰明較著的大錯,,俯拾即是,不勝枚舉:斷章取義,,張冠李戴,,穿鑿附會,隱瞞,,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罢妹鬏^著的大錯,,最簡單的情況,是作者自相矛盾,,特別是發(fā)生在同一頁上的自相矛盾”,。在如何看待理想國家、政治主體和倫理道德等基本問題上,,馬基雅維里幾乎都存在著明顯的悖論,。 (1)關于理想國家。自從亞里士多德將國家政體形式分為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三種基本類型及三種相應的變種后,這種政體的分類便成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馬基雅維里并沒有徹底拒絕這種傳統(tǒng)的政體類型學,,他在《李維史》中首先指出:“一些論述制度的人說,共有三制度類型,。他們稱之為'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擬定城市制度的人必須從中挑選最適合他們的那一個。另一些被廣泛認為更聰明的人,,則說有六種制度類型,,其中三個本性邪惡,,三個本性良好,然而良好制度卻因易于腐敗而輕易轉化為邪惡的,。三個良好制度我已論述,,邪惡制度則是來源于它們的另外三種,每一種與其最為類似的一種良好制度如此相像,,以致一個能夠輕易地轉化為另一個”,。接著,馬基雅維里逐一論述了三種制度的產(chǎn)生和演變,。 馬基雅維里對傳統(tǒng)政治思想的悖逆體現(xiàn)在許多方面,,包括對政體的分類。一方面,,從前面可以看到,,他并未完全拒斥傳統(tǒng)的國家類型三分法,但另一方面,,他卻十分明確地斷定,,國家制度只有君主制與共和制。他明確說:過去曾經(jīng)和現(xiàn)在正在對人類行使統(tǒng)治權的一切國家,、一切領地,,不是共和國就是君主國。他有意地在其兩部主要代表作《李維史》和《君主論》中,,分別對共和制和君主制做了重點論述,。即使在當時的語境中,君主制和共和制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國家類型,,君主制強調個人集權和專制,,共和制強調眾人統(tǒng)治和自由。馬基雅維里在這一問題上的悖論是:他既向往共和政治,,卻同時推崇君主政治,。 在《李維史》中,馬基雅維里通過對古代羅馬共和國興亡成敗的考察,,表達了他對理想的共和政治的推崇和憧憬,。在這一點上,甚至連施特勞斯和斯金納都十分難得地持相同觀點,。施特勞斯說:“從原則上說,,作為一位社會生活的分析者,他所更贊同的,,是共和政體,,而不是君主政體。”,。斯金納也說:“在共和制與君主制之間,,他顯然還是更傾向于前者?!?。馬基雅維里首先分析了羅馬共和國成功的原因,認為羅馬成功的關鍵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除非處于自由狀態(tài),,城邦的疆域不會擴大,,財富不會增長”。他借古羅馬人民之口表達了他自己對自由這一基本政治價值的推崇和神往:“毫不奇怪,,古代人民對專制者是如此痛恨,,對政治自由是如此熱愛,對自由的思想保有如此的尊崇”,。接著,,他指出,,只有在共和政治下,,人民才能擁有不受奴役的政治自由,才能使城邦實現(xiàn)長治久安,,并且使城邦變得更加強盛,,從而給國家?guī)順s耀和聲譽。他的結論是,,民主共和政治比君主專制政治更加優(yōu)越,。“人民執(zhí)政的城市,,能夠在極短的時間里擴張地盤,,遠遠超過一直受君主統(tǒng)治的城市”。相反,,專制政治剝奪人民的自由,,最終會導致國家的衰落。他說:“專制制度一旦在一個曾經(jīng)享有政治自由的城邦中建立,,對居民來說,,至少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惡果,他們的城邦會停滯不前,,其權勢或財富也不再增長,,并且在通常情況下,毋寧說總是會喪失其曾獲得的,?!?/p> 與普通的政治思想家明顯不同,馬基雅維里在痛恨專制和向往共和的同時,也竭力推崇君主制,,而且身體力行,,愿為君主政治貢獻他的全部才能。馬基雅維里積其數(shù)十年政治經(jīng)驗和研究心得,,撰寫了《君主論》一書,,在總結歷代政治得失的基礎上,概括了政治統(tǒng)治的智慧,、經(jīng)驗,、技巧和教訓。他自覺地將這些“依靠對現(xiàn)代大事的長期經(jīng)驗和對古代大事不斷鉆研而獲得的”“最寶貴”“最有價值”的“對偉大人物事跡的知識”,,毫無保留地獻給了當時佛羅倫薩王國的君主洛倫佐·美第奇,。這一政治規(guī)勸的基本目的,就是希望在意大利全境,,建立起君主統(tǒng)治,,以君主制而不是以共和制去統(tǒng)一意大利。具體地說,,就是希望借助他提供的這些統(tǒng)治策略,,美第奇家族的君主政權能在佛羅倫薩得以鞏固和加強,使之成為意大利各城邦國家的模范榜樣,最后讓全體意大利人民都心悅誠服地接受美第奇君主的統(tǒng)治,,帶著“從事正義事業(yè)所具有的那種精神和希望”,,在美第奇君主的旗幟下,“使我們的祖國在她的旗幟下日月重光”,。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馬基雅維里來說,比起共和政治來,,他更加優(yōu)先考慮的是君主政治,。其實,即使在被認為是系統(tǒng)論述其共和理想的《李維史》中,,馬基雅維里也從未放棄過其對君主政治的贊賞,。例如,第一卷第十章的標題就是,,“共和國和王國的創(chuàng)建者值得贊美,,猶如專制創(chuàng)立者應受鄙視”。正如一位馬基雅維里研究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因而,,在此限度內,他的共和理想含有君主主義傾向”,。 (2)關于政治主體,。國家政體的類型,,實際上取決于政治主體的性質。如果國家的政治主體是多數(shù)平民,,那就是民主制,;如果是少數(shù)人,那就是貴族制,;如果是一個人,,那便是君主制。因此,,馬基雅維里關于理想國家的種種觀點,,與他對政治主體的看法直接相關。更進一步說,,與他關于平民,、貴族和君主的看法相關。 在《李維史》中,,馬基雅維里認為,,所有國家都存在著兩個政治群體,即貴族和平民,;相應地,,“每一個共和國中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平民的思想和權貴們的思想”。究竟應當由哪一個群體來執(zhí)政,?如何協(xié)調平民和權貴這兩個群體之間的關系,?對于國家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而言,特別是對于“政治自由存續(xù)的長短“而言,,這兩個問題都至關重要,同時也是兩大難題,?!耙驗槿魏螄叶加袡噘F和平民兩個團體,哪個更為值得信任去保護自由一直以來都是當政者的困惑,。斯巴達人和現(xiàn)代的威尼斯人依靠的是貴族,,而羅馬人依靠的是平民。因此需自問這些共和國的選擇何者較佳,。如果從其基本原則來看,會發(fā)現(xiàn)它們各有道理,;但如果從其實際產(chǎn)生的效果來看,則會認為貴族更為值得信任,,因為相比羅馬,,斯巴達和威尼斯的自由存續(xù)時間更長”。 然而,,在論述羅馬共和國的歷史經(jīng)驗時,,馬基雅維里對貴族基本上持否定的評價,。他告誡人們,貴族通常自私,、貪婪,、傲慢,絕不會善待人民,。他舉羅馬的實例說,,貴族害怕塔爾昆,“只要塔爾昆還活著,,貴族們的偽善就一直藏而不露,,亦無人能洞察到其中的緣由。貴族們害怕塔爾昆,,也害怕若不善待平民,,他們就不會與他們結盟,因此他們對平民很友善,??矤柪ヒ凰溃F族們就無所畏懼了,,那些曾經(jīng)的邪念便展露出來,,蠻橫地對待平民,極盡其能地傷害他們。這證實了以上所說:人除非迫不得已,,否則從不會行善事”,。馬基雅維里對貴族是如此地失望,不僅在這里得出了人性本惡的著名論斷,,而且在《君主論》中直接就把貴族執(zhí)政的統(tǒng)治制度從理想政體中排除了出去,。他通過分析人民、君主與大人物(grandi,,即貴族)三者的關系后,,得出了貴族統(tǒng)治會導致無政府狀態(tài)的結論。他論證說:“人民不愿意被貴族統(tǒng)治與壓迫,,而貴族則要求統(tǒng)治與壓迫人民,。由于這兩種相反的愿望,于是在城市里就產(chǎn)生下述三種結果之一,,不是君主權(principato),,就是自由權(liberta),否則就是無政府(licenzia),。顯然,,貴族統(tǒng)治會導致無政府狀態(tài),而無政府狀態(tài)是最壞的政治無序狀態(tài)。 馬基雅維里真正糾結的還是平民與君主的關系,,即國家政權究竟應該由平民主導還是由君主控制,,這一糾結源于他對平民和君主的不同認知,。 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里對平民經(jīng)常充滿著鄙視和貶損,,而對明智的君主則極盡溢美之詞,。在他眼中,平民自私自利,,而且目光短淺,,只圖眼前利益;也沒有公共精神,,沒有責任心,,承擔不起國家的領導責任?!八麄兪峭髫摿x,、容易變心的,是偽裝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難,追逐利益的,。當你對他們有好處的時候,,他們是整個兒屬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談到的,,當需要還很遙遠的時候,,他們表示愿意為你流血,奉獻自己的財產(chǎn),、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這種需要即將來臨的時候,他們就背棄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賴人們的說話而缺乏其他準備的話,他就要滅亡”,。按照這樣的邏輯,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權顯然不能交付給平民,。馬基雅維里也確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建立一個共和國或君主國永遠不能指望“民眾的德性”,,因為他們“意見過于龐雜”,永遠“不適合組建一個政府”,。馬基雅維里確信,,“即使是共和國,若無偉大的統(tǒng)治者,、組織者個人襄助,,也無法問世”,。他在《李維史》中甚至把這一結論上升到“普遍規(guī)律”的高度:“舉凡共和國和王國在建國之初就有一個優(yōu)良制度,或能夠徹底變革舊制度的國家,,都是一人所為,,否則成功者極少。這可以視為一條通則,。因此,,必須由單獨一人來制定策略,作出所有關鍵性的決定”。 但是,,據(jù)此而斷定在馬基雅維里心目中君主是唯一理想的政治主體,,便又會誤入他設置的陷阱。他在這個地方,,國家權力不能托付給平民,,而必須由一人獨掌;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說,,君主其實是靠不住的,,平民作為一個整體比君主更值得信賴。通過考察他所神往的古羅馬共和國,,君主與平民相比簡直一無是處了,,而平民則處處勝過君主:“民眾比君主更明智、更忠誠”,。比起君主的統(tǒng)治來,,平民更少犯錯,其權力更容易受到制約,,更善于統(tǒng)治,。相應地,平民的統(tǒng)治更能使國家強盛,,能給國家?guī)砀嗟臉s耀,,以至于馬基雅維里在西方思想史上破天荒地把“人民的聲音”比同“上帝的聲音”。他辯解說,,“人民的聲音能被比作是上帝的聲音,,是有正當理由的”?!熬托惺碌膶徤骱涂深A測性而言,,我認為,人民比君主在行事上,,更為審慎,、更具有可預測性以及更好的判斷力”?!凹毤殞彶槿嗣窈途鞯乃袗盒?,以及他們兩者的所有德行,,就會看到,人民在善行和榮耀上更為出眾”,?!叭嗣癖染鞲朴诮y(tǒng)治;要是談論不受法律約束的情況,,就會看到,,人民比君主更少犯錯,而且其所犯錯誤影響不大,,更易于糾正”,。 (3)關于倫理道德。從更深的層次看,,君主,、貴族和平民都同屬人類共同體,具有人類的共性,。但他們又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共同體之中,從而擁有不同的倫理規(guī)范和道德價值,。馬基雅維里關于君主,、貴族和平民的思想,源自他對人類本性和倫理道德的認知,。在這一方面,,他的言論更加驚世駭俗,也備受爭議,。 馬基雅維里首先區(qū)分了普通倫理道德與政治倫理道德,,認為普通倫理道德只適用于平民,不適合于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統(tǒng)治利益可以不受普通倫理道德的約束,。這樣,馬基雅維里便在普通倫理道德與政治倫理道德之間制造了一個悖論,,這一道德悖論被后人進一步演變成手段與目的之間的悖論:為了達到正當?shù)哪康?,可以不擇手段?/span>如果說馬基雅維里心目中的理想國家在《君主論》和《李維史》中各不相同,那么,,他的這一道德悖論則自始至終完全一致,。在這方面,他提出了許多臭名昭著的名言,。例如,在《君主論》中,,他對君主說,,為了君主自身的統(tǒng)治利益,,可以不顧手段是否邪惡:“一個人要是為了應該怎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么回事置諸腦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所以,,_個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知道怎樣做不良好的事情”。在《李維史》中,,對公民也說,,“保衛(wèi)祖國應不計榮辱,不擇手段”:“對那些只關注祖國安危的人來說,,絕不應關心其行為是正義還是不正義,,是仁慈還是殘忍,是令人欽佩還是為人不齒,。應把所有這些顧慮置之腦后,,傾其全力把最有可能挽救祖國維持自由的策略貫徹下去”。 更加令人驚訝的是,,馬基雅維里不僅制造了普通倫理道德與政治倫理道德的悖論,,還進一步把這一悖論演變成道德之名與道德之實的悖論。盡管馬基雅維里主張為了達到最終目的,,有時統(tǒng)治可以使用邪惡的手段,,但他顯然認為,道德的美名對于維持政治統(tǒng)治是非常有用的,,有時甚至是必需的,。因此,他對統(tǒng)治者說,,盡管可以不受道德的約束,,但要設法擁有道德的聲譽。馬基雅維里坦然承認,,他自己所經(jīng)歷的“時代經(jīng)驗”表明,,那些建立豐功偉績的統(tǒng)治者們,多半言而無信,,卻精于運用詭計和欺騙的伎倆,。而那些恪守信用的君主,反而一個個地失去了其權力,。他對這些失信的君主不僅毫無譴責,,反而十分稱道。不僅如此,馬基雅維里進一步勸告說,,不講誠信的統(tǒng)治者必須裝得很講誠信的樣子,,不能給人們不守信用的印象。他說,,君主無須對人們遵守信義,,“一位君主總是不乏正當?shù)睦碛蔀槠浔承艞壛x涂脂抹粉”。君主必須很好地懂得如何掩飾這種其獸性,,而假扮成一位偽君子和好人,。“人們是那樣地單純,,并且那樣地受著當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進行欺騙的人總可以找到某些上當受騙的人們”。君主擁有全部美德不僅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而且還會有害。但是,,要“注意使那些看見君主和聽到君主談話的人都覺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為懷,、篤守信義、講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顯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種品質,尤其必要”,。 在這一點上,,馬基雅維里最受人詬病的是,他還對統(tǒng)治者說:在從事邪惡時,,你不僅要假裝善良,,而且還可以讓別人為你的惡行來背負惡名。馬基雅維里堅信,,任何統(tǒng)治者要獲得權力并且維護政權,,必須使用邪惡的手段。但即使這樣,,他也始終不敢完全否定美德的作用,。假裝誠信、慈善,、慷慨等品德是博取道德美名的途徑之一,,讓別人成為你的惡行的“替罪羊”是博取美德之名的另一個途徑。他明白無誤地告誡君主,,要把好事留給自己來做,而把壞事留給別人去做,。馬基雅維里把瓦倫蒂諾公爵視為值得新君主效仿的模范,,除了推崇公爵欺騙民眾、收買貴族等行徑外,,他還特別贊賞瓦倫蒂諾公爵善于讓大臣成為“替罪羊”的做法,。每當瓦倫蒂諾公爵自己所做的惡行導致民憤時,他便會問罪于大臣,,直至將大臣梟首示眾。對此,,馬基雅維里不無欣賞地稱贊說:他希望表明,,過去實施的任何殘酷行為,都不是來自他本人,,而是來自其大臣的殘暴天性,。 按照通常的倫理道德,博愛是人類的美德,,人們應當倡導博愛,,避免憎恨。統(tǒng)治者需要得到人民的擁有和支持,,尤其需要人類的愛戴,。在這一點,馬基雅維里再度悖逆于正統(tǒng)的倫理道德,。在他看來,,統(tǒng)治者得到人民的愛戴并沒有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的那樣重要,如果非要在被人愛戴還是被人畏懼之間做出選擇,,那么,,統(tǒng)治者應當首選被人懼怕?!熬烤故潜蝗藧鄞鞅缺蝗宋窇趾靡恍┠??抑或是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好一些呢?“他的回答是:“最好兩者皆備,;但是,,兩者合在一起是難乎其難的。如果一個人對兩者必須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懼比受人愛戴安全得多?!奔热槐蝗藧鄞鳑]有那樣重要,,那么按照常理,被人憎恨也應當沒有那樣重要,。在這一點上,,馬基雅維里再次得出了似乎自相矛盾的結論:雖然統(tǒng)治者可以不受人愛戴,但務必要避免被人憎恨。他認為“一個君主頭一件事就是,,必須提防被人輕視和憎恨”,。因為一旦君主被其人民憎恨,他就會缺乏安全感,,“就會害怕任何事,、任何人”。據(jù)此,,他諄諄教導君主說:“即使自己不能贏得人們的愛戴,,也要避免自己為人們所憎恨”。 到現(xiàn)在為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之所以會對馬基雅維里的理論產(chǎn)生如此眾多截然不同的評論,,主要是因為他自己的思想充滿著矛盾和悖論。那么,,為什么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會充滿這些矛盾和悖論呢,? 正如戴維·沃特頓所說,“當提到馬基雅維里時,,任何讀者都會打定主意要去協(xié)調他思想里面的不可協(xié)調的內容”,。關于馬基雅維里思想的上述矛盾和悖論,學者們大體上說有四種不同的立場,。第一種是對這些矛盾和悖論視而不見,,看不到或者即使看到也不愿承認矛盾的存在。傳統(tǒng)的評價多半屬于這一類,,所謂的“馬基雅維里主義”即是典型代表,。這種觀點強調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的思想,而無視或輕視其《李維史》中的思想,。第二種是承認馬基雅維里思想表面上或形式上的矛盾,,但認為實質上是一致的,并無內在的邏輯矛盾,。這一種看法又可細分為兩類,,一類以《君主論》中的思想來消解《李維史》中的異議;另一類則以《李維史》的思想來消解《君主論》的異議,。第三種認為《君主論》和《李維史》成書于不同的年代,,馬基雅維里的思想先后發(fā)生了重大轉變,早期持《君主論》觀點,,后期持《李維史》觀點,。第四種即是承認馬基雅維里思想的內在矛盾性,試圖從多種角度來分析和解釋這些悖論,。本文持第四種立場,,在接下去的部分中將分別從方法論原則,、政治制度、社會轉型和個人性格等四個視角,,來解析上述的所謂馬基雅維里悖論,。 任何人在分析社會問題時總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遵循某種方法論原則,在眾多的方法論原則中,,最高層面的方法原則是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西方政治思想源遠流長,門派林立,,但從方法論原則講,,不外理想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兩類,而且最終都可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理想主義重視應然(outtobe)的價值甚于實然(tobe)的價值,它并非不關注現(xiàn)實,,更不是與現(xiàn)實毫無聯(lián)系,,但比起“事實是什么“來,它更關注“應該是什么”,。理想主義者總是用“應當怎么樣“來分析和評判“現(xiàn)實是什么”,,并據(jù)此對現(xiàn)實提出種種批評。由是之故,理想主義思想家通常也是社會的批評家,。柏拉圖在《理想國》這部對話體著作中,,借用蘇格拉底之口,表達了他對什么是正義和幸福,、應當如何實現(xiàn)正義和幸福,,什么是理想的城邦、如何去實現(xiàn)理想的國家等問題的觀點,,被認為是理想主義政治理論的鼻祖,。與此不同,現(xiàn)實主義重視實然的價值甚于應然的價值,,它也并非不關注理想,,更不是沒有長遠理想,但比起“應該是什么“來,,它更關注“現(xiàn)實是什么”?,F(xiàn)實主義者著眼于用“現(xiàn)實是什么”,去解釋和預測“未來應當怎樣”,。亞里士多德通過詳細考察雅典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在《政治學》和《雅典政治制度》等著作中系統(tǒng)地論述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制度有哪些,、什么是公共利益等政治學的基本問題,,被認為是現(xiàn)實主義政治理論的奠基人,。 從時間的維度看,現(xiàn)實是當下,,理想是未來,,它們之間本來就不在同一個時間斷面;從空間的維度看,,現(xiàn)實是客觀的存在,,理想是想象的存在,它們也不在同一個空間斷面,。因此,,現(xiàn)實與理想之間總是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而且這種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政治的現(xiàn)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通常比其他的領域會更大,,從某種意義上說,,現(xiàn)實與理想之間的這種差距是社會政治進步的重要動力。所以,,人類既需要現(xiàn)實主義的思想家,,也需要理想主義的思想家,也必然會有這兩類思想家,。一個民族是否擁有杰出的現(xiàn)實主義的和理想主義的思想家,,通常是一個民族能否成為偉大民族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現(xiàn)實與理想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每一個具體的思想家,很難集現(xiàn)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于一身,。當我們對歷史上的思想家進行評論時,,總是會做出非此即彼的分類:不是理想主義的,便是現(xiàn)實主義的,。 馬基雅維里是一個罕見的例外,,他既是現(xiàn)實主義者,同時也是理想主義者,,是一名現(xiàn)實的理想主義者(Realistic idealist),。作為一名理想主義者,“對于馬基雅維里來說,,人類歷史上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在羅馬共和國時期是最接近完美的”,。他把羅馬共和國當作自己的政治榜樣,把共和政治當作未來的理想國家,。馬基雅維里心目中的共和政治甚至還不是少數(shù)人掌權的貴族共和,,而是由多數(shù)人執(zhí)政的民主共和?!榜R基雅維里頗有說服力地闡述了平民自治政府優(yōu)于一個人的統(tǒng)治,。他相信,,人民比任何個人都是更好的法官,并且哪里有自由,,哪里就繁榮”,。他認為,國家的公共利益應當高于統(tǒng)治者的個人利益,,平民的統(tǒng)治要勝過君主的統(tǒng)治,。在共和政治的思想史上,馬基雅維里是最早論證并倡導民主共和思想的先驅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像昆廷·斯金納等人評價的那樣,馬基雅維里確實是共和政治的傳承人和“新共和主義”的創(chuàng)造人,,是一位理想的共和主義思想家,。 政治的現(xiàn)實比其他的社會現(xiàn)實更難為人所知。正如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看到的,,“至于統(tǒng)治方面的知識,,它是一種隱秘不露的知識,這是因為有兩類事物需要保守秘密。一類事物人們不容易了解,,另一類事物不便讓人了解”。然而,,馬基雅維里的特殊經(jīng)歷,,又使他成為一名徹底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首先是一位長期從政的政治家,,擔任過佛羅倫薩共和國的第二國務秘書廳廳長和“自由和平十人委員會”秘書等重要職務,,有豐富的政治經(jīng)驗,不僅參與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核心決策,,而且與法國國王路易十二(Louis XII),、教皇尤利烏斯二世(Julius II, Pope)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Holy Roman Emperor)等當時的著名統(tǒng)治者都有過直接的接觸。這種特殊的政治經(jīng)歷使得馬基雅維里對現(xiàn)實政治生活了如指掌,,包括鮮為人知的政治陰謀,、權術、欺詐,、交易,、背信和殘忍?!毒髡摗肥邱R基雅維里獻給佛羅倫薩新君主的私人禮物,他將這些原本見不得臺面的現(xiàn)實政治經(jīng)驗毫無保留地展示給了新的美第奇家族統(tǒng)治者,,希冀這位新君主能夠成功地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當《君主論》得以在社會中流傳時,,所有這些骯臟的、陰暗的,、見不得人的政治現(xiàn)實便赤裸裸地展示在了眾人的面前,,不僅驚世駭俗,也使人們完全無法接受,。從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已有文獻來看,,馬基雅維里是第一位系統(tǒng)地研究、論述,,并且公然宣揚現(xiàn)實政治陰暗面的思想家,。要戰(zhàn)勝邪惡,必須首先了解邪惡,?!耙粋€誠實的人如果對罪惡一無所知,想要幫助那些邪惡的人改邪歸正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培根說,“我們應當對馬基雅弗利和其他的人心存感激,,他們只是描述人們的行為,,并不是告訴人們應當做什么”。 丑陋的現(xiàn)實與美麗的理想便這樣在馬基雅維里身上奇怪地結合在一起了:作為現(xiàn)實,,一位好的君主便是理想,;而作為理想,共和政治令人憧憬,。理想的目標雖然美麗,,卻常常可望不可及,;現(xiàn)實的權謀雖然丑陋,,卻總是十分有用。 自從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出現(xiàn)以后,,一部分控制另一部分人的暴力轉化成了政治權力,,人類隨之創(chuàng)造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來規(guī)范統(tǒng)治者權力和民眾的行為,以維持基本的公共秩序,。馬基雅維里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在馬基雅維里看來,,不僅神是靠不住的,,人也是靠不住的;命運是靠不住的,,德性也是靠不住的,。唯有制度才是長久的,,優(yōu)秀的統(tǒng)治者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制定優(yōu)良的制度,。他說:“好的宗教會導致良好的制度,,良好的制度會帶來好運,而好運能使其從事的事業(yè)成功,?!瓏胰羰峭耆揽恳粋€人的德行是不會長久的,因為德行與人共存亡”,?!翱梢姡埠蛧蚓鲊臉O佳之事,,不是掌控國家之人,,在生前治理良好,而是他能為國家建構良好制度,,以便其死后國家仍能存續(xù)”,。 在眾多的政治制度中,涉及國家最高統(tǒng)治權力的歸屬,、產(chǎn)生和運行的國家體制是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對社會政治生活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在馬基雅維里之前,,從控制國家最高統(tǒng)治權的政治主體來看,,人類已經(jīng)創(chuàng)造了三類基本的國家制度,即國家最高權力為一人掌握的君主制,、為少數(shù)政治精英掌握的貴族制和由多數(shù)平民掌握的民主制。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及古羅馬的西塞羅對這些基本政治制度都已經(jīng)做出了系統(tǒng)的闡釋和論證,。特別是亞里士多德,不僅詳細論述了這三類基本制度,而且進一步分析了這三種政體的優(yōu)劣及其變異形式,,即獨裁政治,、寡頭政治和暴民政治。其實,,所有這些都只是大體的分類,,實際上存在的國家制度不僅千奇百怪,而且復雜多變,。以君主制和共和制為例,,正如馬基雅維里反復強調的那樣,,世襲的君主制和新建立的君主制極不一樣,;由外部力量建立的共和制與由內部妥協(xié)產(chǎn)生的共和制也明顯有別,。 在馬基雅維里所能觀察到的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中,盡管每個國家在特定時期總選擇某種君主制,、貴族制或民主制作為主導性的政治制度,,但即使這樣,也不能完全將其他制度的要素排除在外。換言之,,即使在君主制中,,也或多或少會有一些民主制要素;貴族制下也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君主制要素,;反之亦然,。更進一步說,世界上本來就存在純粹的政治制度,,既沒有純粹的民主制,,也沒有純粹的君主制和貴族制。馬基雅維里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說:“縱觀歷史,,佛羅倫薩頻繁地變更其政府形式的原因在于,它從來都不是一個純正的共和國或君主國”,。 除了人類政治制度的復雜多樣性之外,,政治思想家們更加看重的是這些制度的利弊得失。人類至今沒有發(fā)現(xiàn),,也不可能發(fā)現(xiàn)一種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每一種政治制度不僅各有特色,而且互有利弊,。哪一種政體更好,,哪一種政體更壞,什么是理想的國家,?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由于評判標準和立場的不同而極不相同,而且也由于現(xiàn)實條件的不同而千差萬別,。同樣的君主制和民主制,,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評價;在同一國家,、同一時期的不同人群中也會有不同的評價,。以民主政治為例,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是古希臘民主制的“黃金時期”,,民主制給雅典帶來了輝煌的成就和榮耀,這一時期被當時的許多人認為是“人類歷史上無可匹敵的極少數(shù)時期之一”,民主也因此而獲得人們由衷的贊美。然而,,稍后不久在同樣的雅典城邦,,民主制就被人們拋棄。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兩位古希臘偉大思想家那里,,盡管民主制仍然是可供人類選擇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但不再是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國家政體。亞里士多德把君主制當作最佳的選擇,,特別擔心民主制會墮變成“暴民政治”,。柏拉圖則把民主制貶低到“宇宙秩序的底端”,認為最好的國家制度是由“哲學王“統(tǒng)治的君主制,。當然,,他理想中的“哲學王“統(tǒng)治時代至今還未出現(xiàn)。 馬基雅維里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在從事實際政治,,或自己擔任高官,,或以政治智囊的身份參與高層的政治生活,他的政治評價帶有明顯的政治實用性和功利性,。他在效力于共和政權時,,就把共和制作為理想;當他為君主政權獻計時,,則把君主制視為追求的目標,。當他考慮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穩(wěn)定時,他把軍隊和法律當作最重要的統(tǒng)治工具,;當他為君主個人出謀劃策時,,他又極其強調統(tǒng)治的權謀。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基雅維里是一位典型的實用主義思想家,。其實,馬基雅維里自己不僅清醒地看到了各種政治體制的內在不足和弊端,,而且也意識到了自己在政治選擇中的矛盾,。他試圖通過一種“混合政體”去努力消除各種政體的內在不足,發(fā)揚它們各自的優(yōu)勢,。因此,盡管馬基雅維里既向往共和制,,又贊美君主制,,但這兩種政體形式又似乎也不是他的最愛,他認為最好的國家制度是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某些要素于一體的混合體制,。他說:“這些統(tǒng)治形式都有其弊端,三種好的難以維持很長時間,三種壞的是邪惡的,。因此,,那些明智的人,在創(chuàng)建制度時就發(fā)現(xiàn)了這些問題,,避免以純粹形式來建構這些制度類型,,而是采取各種制度都兼有的混合體制。他們相信這樣的制度才更為牢固和穩(wěn)定,,因為在同一城邦中兼有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它們能夠相互牽制而得以維持”,。 馬基雅維里(1469-1527)與達·芬奇(1452-1519)幾乎是同齡人,,生活在15世紀下半葉和16世紀上半葉的佛羅倫薩,恰逢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從形式上看,,文藝復興是倡導和恢復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化藝術,實際上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社會進步運動,,人的理性和人文精神開始成為人類社會的主導力量,。“馬基雅弗利,、康帕內拉和其后的霍布斯,、斯賓諾莎、胡果·格勞修斯以及盧梭,、費希特,、黑格爾等都已經(jīng)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了,他們是從理性和經(jīng)驗中而不是從神學中引伸出國家的自然規(guī)律”,。長期占據(jù)人類社會中心地位的神,,開始讓位于人類自己;人類自己而不是神,,成為評價和衡量萬物的基本尺度,;命運對人類生活的決定作用,開始讓位于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人的尊嚴意識開始普遍產(chǎn)生,,個人尊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等級專制的價值,,開始被自由平等的價值逐漸取代,。在政治生活中,統(tǒng)治者個人與他所統(tǒng)治的國家開始分離,,國家開始被當作獨立于個人的客觀存在,,“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英文為reason of state,中文又譯“國家理由”)的觀念逐漸產(chǎn)生,。政治與道德也開始分離,區(qū)別于傳統(tǒng)基督教倫理道德的政治倫理道德開始產(chǎn)生,。就其實質而言,,文藝復興是深刻的社會轉型,是歐洲國家開始從傳統(tǒng)社會轉向近代社會,,是歐洲近代化的開始,。 馬基雅維里時代的佛羅倫薩,正處于文藝復興的顛峰,,傳統(tǒng)的觀念,、價值、制度和習俗開始被全面傾覆,,而新的觀念,、價值、制度和習俗正在形成,。文藝復興造就了一大批歐洲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和政治家,,他們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預知并順應了社會歷史進步的趨勢,。馬基雅維里便是文藝復興時期涌現(xiàn)出來的璀璨群星之一,,在政治領域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馬基雅維里雖然沒有使用“國家理性”的概念,,但最早提出了這一思想,。正如邁內克所說:“尼科洛·馬基雅維里是進行這工作的第一人”,也是“國家理由”觀念在現(xiàn)代西方世界隨之開始的那個人,?!八恼麄€政治思維方式僅僅是就’國家理由’進行思考的一個不斷的過程”。他也是最早公開將道德與政治相區(qū)分的思想家,,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從近代馬基雅維里以及近代的其他許多思想家開始,“權力都是作為法的基礎的,,由此,,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獨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張,,其他沒有別的了”,。喬治·霍蘭·薩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對馬基雅維里的這種政治先知作用做了很好的總結:“他比誰都更懂得那些正在被淘汰的組織機構及其體制的過時性質,比誰都更積極地贊許新興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在那個年代里,他比誰都更贊賞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民族統(tǒng)一的意識,而這股新興的力量正是隱隱約約地建立在這種意識之上的,。他比誰都更能看清隨著習以為常的忠誠和虔敬的削弱而產(chǎn)生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腐敗,。” 另一方面,,文藝復興作為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轉型時期,,在凸顯先進和進步潮流的同時,傳統(tǒng)社會許多落后,、腐朽和反動的要素依然頑固地存在著,人性中的貪婪自私,、投機取巧、背信棄義等許多惡的品質反而因為時代的轉型和社會的失序獲得了某種張揚的機會,。因此,,從另一個角度,正如所有社會轉型時期一樣,,文藝復興既是一個偉大的進步時代,,也是一個“邪惡的墮落時代”。在馬基雅維里所處的那個時期,,“殘忍的手段和謀殺行為已成為政府采取的正常措施,;忠誠和誠實已成為幼稚的詞語,有識之士是不屑提及的,。武力和奸詐是成功的訣竅,。揮霍浪費和驕奢淫逸已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赤裸裸地圖謀私利,,不需要掩飾和偽裝,只要成功,,一切就都有理由了,。人們稱這個時期為'壞蛋和冒險家’的時代,這一點也不夸張”,。 在社會急速地從傳統(tǒng)轉向近代的過程中,,生活在其中的每個人身上幾乎都兼有傳統(tǒng)和近代的某些特征,作為文藝復興杰出人物的馬基雅維里也不能例外,。在其政治思想的每一個重大方面,,我們都能看到這種傳統(tǒng)與近代因素的共存與博弈:他既向往民主共和,卻又無法擺脫君主專制,;他剛剛說過一人的統(tǒng)治最適合人類本性,,就又強調人民的自治比君主一人的治理更好。他既高揚人的理性和人文精神,、鼓勵人們以自己的德性和才能去戰(zhàn)勝命運的束縛,,又強調國家的理性,,主張為了國家的理性,可以犧牲個人的理性,;為了統(tǒng)治者的最高目的,,甚至可以不擇手段。一方面他高度贊揚人民群眾的德性,,另一方面又極度貶低平民大眾的品行,;一方面他十分強調統(tǒng)治者的名譽聲望,另一方面卻公然推崇邪惡的權術。馬基雅維里的思想不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矛盾體,,也是一個傳統(tǒng)與近代的矛盾體,。 應當指出,馬基雅維里思想的自相矛盾和變幻多端,,也與他集天使與魔鬼于一身的特殊個性品格密切相關,。人類自身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身上同時存在著獸性和人性,,不斷以人性克服獸性,,正是人類文明的進化過程。但從個體的角度看,,人性與獸性在每個人身上的結合是極不相同的,,這正是人類個體之間的本質性差異之一。我們首先應當看到,,馬基雅維里憧憬民主共和政治,,強調統(tǒng)治者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而犧牲國家的公共福祉,追求公民的政治自由,,痛恨專制獨裁,,倡導愛國主義,所有這些政治理念不僅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大愛大恨,,也體現(xiàn)著他品性中善良高尚的一面,。然而,我們同時必須承認,,盡管馬基雅維里也強調人類的德性和理性,,但他顯然更加強調人類的獸性,更加強調人性中惡的一面,。他反復告誡統(tǒng)治者說,,普通人沒有誠信、自私貪婪,、不擇手段,、投機多變、冷酷無情,,因而對待人民和臣屬既要像狐貍那樣狡猾,,又要像獅子那樣兇狠,。毫無疑問,所有這些人性的惡或多或少存在于現(xiàn)實的人類中,,心理學家把這類性格概括為“馬基雅維里主義心理”,,這樣的概括在相當程度上說是恰當?shù)摹?/span>這不僅是因為馬基雅維里對此做了系統(tǒng)的理論闡述,還因為從其實際行為來看,,上述這些人性之惡在他自己身上也有十分典型的體現(xiàn)。 馬基雅維里算不上是一個誠實和忠信的人,。于私而言,,他對妻子的感情不忠。他在擔任第二國務秘書廳廳長時,,經(jīng)常到外地出差,,在這些常去的地方他都有固定的情人。不僅如此,,他還常常光顧妓院,,嫖娼是他的一大愛好?!芭c喜歡各種各樣的娼妓一樣,,馬基雅維里在他旅行的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有一個清婦”。于公而言,,他對效忠的政權也并不忠誠,,政權一旦變換,他就自覺地放棄原先的政治忠誠,。他在現(xiàn)實的政治生涯中,,缺乏始終不渝地堅守的政治原則,而善于進行政治投機,。一旦政治局勢發(fā)生變化,,他就會投奔新的主人。尤其惡劣的是,,為了他自身的利益,,極盡所能進行政治獻媚,幾乎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當他原先服務的佛羅倫薩共和國被美第奇家族取代時,,他便投靠于新的統(tǒng)治者,轉而對新的主人肉麻地奉承:“祈望你達到機運和你的其他品性使你有望達到的偉大”,。當美第奇君主被共和派推翻時,,他又希望重返新的共和政權。但新的佛羅倫薩共和國不再信任他,,“在年輕一代的共和派看來,,他不過是一名曾寄食于可恥專制政權的老頭罷了”,。新政權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馬基雅維里的請求,而任命了別人擔任他原先的國務秘書廳廳長職務,,不久他猝然辭世,。因而,“也有一種說法,,認為馬基雅維里是在得到了此消息后去世的”,。顯而易見,在其同時代人眼中,,馬基雅維里是一個品行惡劣的人,。即使是正面肯定馬基雅維里的培根,對他的評價也是“有才能卻很墮落”,。 無論人們對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有何種針鋒相對的評論,,也無論馬基雅維里的理論本身充滿著多少自相矛盾,都不能否認馬基雅維里對人類政治思想史的杰出貢獻,?!八黄屏酥惺兰o基督教的傳統(tǒng),將國家定義為具有自己的道德和活動方式的自主的聯(lián)合體,。他認為,,國家或其統(tǒng)治者,有其自己的'理由’或壓倒一切的權力來維護自己的地位,,抵御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反抗”,。換言之,馬基雅維里首次明確地將君主或其他統(tǒng)治者與國家本身區(qū)別開來,,使國家成為政治學研究的獨立對象,,從而奠定了近代政治學的基礎;他從現(xiàn)實主義的角度分析政治生活,,從而使政治學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實踐基礎之上,;他用人性論來觀察現(xiàn)實政治,開辟了政治分析的新途徑,。正如一位歐洲學者所說,,馬基雅維里作為政治理論家的聲望,主要來自他的三個重大貢獻,?!笆紫葰w之于他提出的新政'科學方法’,這種新科學方法引發(fā)了大量格言問世,,例如大衛(wèi)·休謨在其論文中所描述的格言是:'可以把政治變成一門科學’,,使它成為'不因時間和事變而發(fā)生改變的永恒的政治真理’。其次,歸之于他提出的道德權宜和并非光明正大的學說,。這一學說導致動詞'馬基雅維里化’或’馬基雅維里主義化’的產(chǎn)生,,這些詞被用來指稱’實施馬基雅維里主義或推行狡詐陰險的政策'。再次,,歸之于他的政治共和主義理論,,據(jù)J·G.A.波科克說,這一理論對17和18世紀英國和美國的政治思想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總之,,作為文藝復興時期一位政治思想的巨人,馬基雅維里的悖論,,深刻地反映了天國與塵世,、人性與獸性、傳統(tǒng)與近代,、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張力和矛盾。他既先知般地發(fā)現(xiàn)了人類政治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趨勢,,又深刻地洞察了現(xiàn)實政治的策略和權謀,。與他的思想悖論相一致,馬基雅維里留下了兩份截然不同的遺產(chǎn),。一份是積極的遺產(chǎn),,順應人類社會的進步潮流,包括崇尚人類理性,,倡導民主共和,,維護政治自由,增進公共利益和弘揚愛國主義,;另一份是消極的遺產(chǎn),,偏離人類理性和文明的主流,包括貪婪自私,、不擇手段,、言而無信、欺詐陷害,、暴力專制,、投機鉆營、殘酷無情,。拿破侖一世,、墨索里尼、希特勒等專制獨裁者以及一切邪惡之徒,,繼承了他的后一份消極的遺產(chǎn),。繼承其消極的遺產(chǎn)的人雖然會獲得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最終都必然失敗,而且往往會落得悲慘的下場,,因為這部分遺產(chǎn)代表了馬基雅維里思想中落后,、腐朽和反動的內容,,背離人類文明的主流,違逆人性的本質,。遠離“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消極的遺產(chǎn),,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馬基雅維里所倡導的理性、尊嚴,、自由,、民主和共和,是人類政治發(fā)展和文明進步的唯一正道,。 本文載于《政治通鑒》第二卷,。北大政治學(微信號:PKURCCP)為方便閱讀,略去全部注釋,,并有刪節(jié)和調整,。 文字編輯:耿 直 技術編輯:曹政杰 責任編輯:孫宏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