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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釁滋事罪由流氓罪演變而來,，目前已成為一個既涉及破壞社會秩序又涉及侵犯他人人身,、精神、財產(chǎn)等多項權利,，既規(guī)制現(xiàn)實空間又約束虛擬空間,，具有高度“擴張性”的罪名。不僅容易產(chǎn)生刑民交叉,、刑行交叉方面的“罪與非罪”問題,，在刑法內(nèi)部也容易產(chǎn)生“此罪彼罪”的交集。例如,，在毆打他人案件中,，若未達到故意傷害罪入罪所須的輕傷以上結(jié)果，司法機關有時不作犯罪處理,，有時卻以尋釁滋事罪兜底入罪,，因為尋釁滋事罪二人以上輕微傷即可構(gòu)罪；在毆打行為造成他人輕傷以上結(jié)果,，既可構(gòu)成故意傷害罪又可構(gòu)成尋釁滋事罪的情況下,，是適用故意傷害罪，還是適用尋釁滋事罪,，兩罪的適用邊界比較模糊,。但在同為輕傷的情況下，尋釁滋事罪的法定最高刑（有期徒刑五年）比故意傷害罪（有期徒刑三年）更重,，若罪名選擇標準不明會導致有的行為人刑罰被不當提高。又如,，在損毀財物行為中,，若未達到故意毀壞財物罪入罪所須的物損五千元以上標準，司法機關有時也會退而求其次以尋釁滋事罪進行追究,，因為尋釁滋事罪在物損方面的入罪門檻較低,，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價值二千元以上即可入罪。綜上,，一方面,，在罪與非罪問題上，尋釁滋事罪的客觀方面涉及面廣,，入罪門檻低,，容易被作為“兜底性”罪名，擠占民事和行政法律的適用空間,；另一方面,，在此罪彼罪問題上，尋釁滋事罪第一檔最高法定刑比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罪名重,，若擴張適用，會造成量刑不公,。因此,，如何規(guī)范適用尋釁滋事罪，防止其不當擴張,，是一個亟須解決的問題,。 第一,，立法前身是流氓罪,。尋釁滋事罪的立法前身是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隨著社會不斷發(fā)展,，犯罪行為愈發(fā)復雜,，流氓罪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隨意加以適用，導致刑法理論界以及司法實務界廢除流氓罪的呼聲越來越高,。1997年刑法廢除了流氓罪,，將其分化為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等罪名,，這也導致尋釁滋事罪具有其前身流氓罪的“易擴張”基因,。 第二，客觀方面涵蓋廣泛,。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列舉了尋釁滋事罪的四種具體行為,，這四種行為涉及面廣且相互獨立，不具有明顯的“同質(zhì)性”特征,。例如,，隨意毆打侵犯的是他人身體健康方面的權利，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侵犯的是他人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精神方面的權利,；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侵犯的是他人財產(chǎn)方面的權利,；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侵犯的是社會公共場所秩序,。此外，相關司法解釋將行為人利用網(wǎng)絡實施辱罵,、恐嚇他人的行為也納入尋釁滋事罪規(guī)制的范疇,，使尋釁滋事罪調(diào)整的空間范圍從線下擴大到線上?？陀^方面涵蓋廣泛導致尋釁滋事罪易與其他法律部門及刑法中的其他罪名產(chǎn)生交叉競合,。 第三，主觀動機難以把握,。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尋釁滋事罪用“隨意”“任意”等限定性詞語描述行為人的主觀動機含義較模糊,。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尋釁滋事解釋》）第一條對此作了細化,，將尋釁滋事的行為區(qū)分為“無事生非型”和“借故生非型”兩種類型,，針對“無事生非型”尋釁滋事，要求行為人具有“尋求刺激,、發(fā)泄情緒,、逞強耍橫等”流氓動機。這種描述看起來是明確的,，是具有尋釁滋事罪自身特點的,，但事實上行為人的主觀動機又是看不見、摸不著,、難以捉摸的,，必須結(jié)合行為人的行為方式、手段等客觀方面進行綜合考慮和分析,，因此很容易就陷入只看客觀方面的“客觀入罪”陷阱,。而且，根據(jù)《尋釁滋事解釋》,，除了因流氓動機引發(fā)的“無事生非型”尋釁滋事,，還存在“行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發(fā)矛盾糾紛”引發(fā)的“借故生非型”尋釁滋事行為，以及“非流氓動機”引發(fā)的其他類型尋釁滋事行為,，愈發(fā)導致實踐中對尋釁滋事罪主觀動機的理解適用困難,。 第四，刑法萬能主義的誤區(qū),。刑法萬能主義者認為刑法就像“萬金油”,，當其他法律不能規(guī)制時，刑法就能發(fā)揮其補充保障作用,，認為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例如，當案件受到輿情關注時,，一些司法機關為了回應輿情和追求實質(zhì)正義,，也會有用尋釁滋事罪兜底的想法，以期達到個案公平的目的,。這顯然夸大了刑法的作用和功能,，與刑法的謙抑性相違背。 第一,，罪質(zhì)上明確四種獨立行為之間的共同聯(lián)結(jié)點。雖然刑法上尋釁滋事罪列舉的四種行為看上去相互獨立,，分別涉及人身權,、名譽權、財產(chǎn)權等不同權利,，但筆者認為,，這四種行為之所以能共同納入尋釁滋事罪之下，是因為它們有兩個共同聯(lián)結(jié)點,。第一個聯(lián)結(jié)點即四種行為的主觀故意是同質(zhì)的,，行為人主觀上均具有無事生非、借故生非,、藐視社會秩序的故意,。第二個聯(lián)結(jié)點即四種行為侵犯的主要客體是一致的，首先均破壞了社會秩序,，其次也侵犯了他人的各項權利,，也就是說社會秩序是尋釁滋事罪侵犯的主要客體。有了這兩個共同聯(lián)結(jié)點的統(tǒng)領,，各類尋釁滋事行為入罪就有了“同質(zhì)性”的判斷標準,。例如，實踐中有時存在將公共場所發(fā)生的毆打,、辱罵,、侵財?shù)刃袨榫J定為尋釁滋事罪的誤區(qū)，這種誤解是因為它可能只抓住了尋釁滋事罪侵犯的主要客體是社會秩序這一個聯(lián)結(jié)點,，卻忽視了另一個聯(lián)結(jié)點,，即構(gòu)成尋釁滋事罪還應具有流氓動機等主觀故意。例如，如果行為人不是因為無事生非,、借故生非,，而是因蓄意報復毆打他人，即使毆打行為發(fā)生在公共場所,，也不構(gòu)成尋釁滋事罪,。因此，只有理解把握主觀動機和侵害客體這兩個共同聯(lián)結(jié)點,，堅持主客觀一致,，才能準確定性。 第二,，罪量上為民事和行政處理留出應有空間,。在勞動教養(yǎng)制度沒有廢除之前，公權力處理尋釁滋事行為的主要路徑有一般行政處罰,、勞動教養(yǎng),、刑事處罰三種。在勞動教養(yǎng)制度廢除后,，公權力處理的主要方式僅剩一般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這就使得準確把握尋釁滋事罪罪量標準尤為重要。罪量標準的高低直接影響行為的罪與非罪,，決定行為是由民事,、行政領域調(diào)整，還是進入犯罪圈調(diào)整,。筆者認為,，在刑法謙抑性原則的指引下，應適當提高尋釁滋事罪的罪量門檻,，這樣才與尋釁滋事罪第一檔最高法定刑五年有期徒刑的較高設置相匹配,，才能切實防止尋釁滋事罪因罪量門檻低而被濫用，才能為刑民銜接,、刑行銜接留出應有空間,。 第三，明確流氓動機和非流氓動機的具體含義,。在尋釁滋事罪的主觀動機中,，流氓動機是主要的，但也不排除存在非流氓動機的情形,。根據(jù)《尋釁滋事解釋》,，尋釁滋事罪既包含了“無事生非型”行為中“尋求刺激、發(fā)泄情緒,、逞強耍橫等”流氓動機,，又包含了因“日常生活中的偶發(fā)矛盾”引起的“借故生非型”行為,。筆者認為，與客觀行為相比,，主觀故意存在于行為人的腦海中,，因此更加難以把握。建議將來出臺新的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意見時,，分別明確流氓動機與非流氓動機的具體含義,，且明確定罪時主觀動機也需要有證據(jù)證明,，避免尋釁滋事罪因主觀動機要件模糊而被擴張適用,。 第四，歸納總結(jié)實踐中常見出罪情形,。司法人員在辦案中,，有時容易形成立案后就要定罪的定勢思維，忽視了即使在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尋釁滋事案件中也可能存在出罪的情況,。其實,，在《尋釁滋事解釋》中，就已列舉以下出罪或不宜認定尋釁滋事罪的情形：一是行為人雖因日常生活中的偶發(fā)矛盾糾紛借故生非,，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發(fā)或者被害人對矛盾激化負有主要責任的,；二是行為人因婚戀、家庭,、鄰里,、債務等糾紛，實施毆打,、辱罵,、恐嚇他人或者損毀、占用他人財物等行為的,；三是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特別是“犯罪情節(jié)輕微”這一出罪情形，文字高度概括但內(nèi)涵又極度豐富,，可通過發(fā)布指導性案例等形式予以進一步明確,，因為明確出罪情形本身就是防止尋釁滋事罪不當擴張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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