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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史蒂文·霍維茨 門格爾關于貨幣起源的理論,，以及他對自發(fā)秩序更廣泛的研究,，也為經濟學學科該如何推進提供了一個模板,。奧派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人的行為》中寫道,，門格爾在發(fā)展他的貨幣理論時,，“也認識到了他的理論對闡明行為學的基本原理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1]米塞斯將這一理論作為方法論個人主義的例子,，闡述了歷史偶發(fā)事件如何在不違背經濟學核心法則的情況下影響經濟過程展開的確切方式,。20世紀中葉，米塞斯在《人的行為》中所稱的“行為學”（praxeology）,，不過是以另一個名字來稱呼他所理解的好經濟學一直以來的研究方式：研究人的行為及其后果,，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后果。米塞斯認為存在一個經濟理論核心,，這個理論核心不能被任何應用研究,、實證研究或歷史研究所駁倒，并且對于任何應用研究,、實證研究或歷史研究而言都必不可少,。經濟學必須包含演繹成分來提供理論，我們通過這種理論觀察世界,，這一主張可以追溯到門格爾和奧派經濟學的起源,。 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一書是獻給德國歷史學派的領軍人物威廉·羅雪兒(Wilhelm Roscher)的。該思想學派認為,，經濟學的正確方法是進行歷史研究,，并在相關的背景下理解特定的經濟,。他們對古典經濟學家信奉的那種普遍性理論持懷疑態(tài)度,。門格爾了解歷史學派傳統(tǒng)，而他認為他自己的著作是對這一傳統(tǒng)的貢獻,，因為他相信他的理論框架將增進對歷史的理解,。他對貨幣起源的解釋就可以視為他這種設想的一個例子。他并非拒絕把研究歷史作為經濟學家的一項重要任務——他只是認為,，以他正在推進的那種明確的理論,，可以把歷史研究做得更好。 因為德國歷史學派對《原理》的批評,，門格爾在1883年的《方法論探究》一書中進一步擴展了這些主題,。他區(qū)分了“精確定律”（exact laws）和“現(xiàn)實-經驗主義概括”（realist-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前者是那種 “如果-那么”（if-then）表述,，我們今天通常將之與經濟理論聯(lián)系在一起,。例如：“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那么商品價格的上漲將降低其需求量,?！焙笳呤菍涷炓?guī)律的陳述，例如，商業(yè)周期的繁榮時期通常涉及向生產者（而非消費者）貸款的增加,。這些陳述不是必然的真理,，只是經常觀察到的經驗趨勢。門格爾的這種界定與米塞斯后來區(qū)分理論與歷史的方式非常相似,。特別地,，門格爾清楚地說道，“精確定律”不是由歷史檢驗的,，盡管他像米塞斯一樣,，區(qū)分了某一特定理論的有效性與它是否適用于任何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的問題。[2] 門格爾對純理論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辯護,，以及他認為沒有純理論就不能從事有效歷史研究的論點,，如同向德國歷史學派下了戰(zhàn)書。該學派年輕一代的領袖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對此做出了尖銳的回應,，他指責門格爾只是擴展了古典經濟學家枯燥的理論框架,，對理解現(xiàn)實世界毫無興趣。施莫勒和門格爾之間這一場最初的交鋒開啟了現(xiàn)在被稱為兩大學派之間的“方法論之爭”（battle of methods）,。后來又發(fā)生了幾次進一步的交鋒,，門格爾試圖為理論的作用辯護，而施莫勒和他的同事論證基于歷史的經濟學?，F(xiàn)代經濟學家大都認為這場辯論是浪費時間,，因為他們普遍同意，理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理論必須在現(xiàn)實世界中得到檢驗,。在他們看來，奧地利學派和歷史學派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意識到真理是在別處,。[3] 然而，奧地利學派繼續(xù)堅持其理解,，認為理論與歷史截然不同,，并且認為經濟理論的核心是先驗的，因此無法通過經驗來檢驗,。[4]在20世紀,，路德維希·馮·米塞斯通過區(qū)分經濟理論核心的先驗真理,，以及將這些經濟規(guī)律與特定制度及政策相關的可能事實結合在一起時我們對特定事件的了解,，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今天的現(xiàn)代奧地利學派把經濟理論看作是一副眼鏡,，對于理解經濟和社會的因果關系而言必不可少,。這導致許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認為計量經濟學研究的價值有限,，特別是如果這些研究表示其實證發(fā)現(xiàn)可以像理論一樣普遍化。現(xiàn)代奧地利學派試著擴大經濟學家可能依賴的經驗證據的范圍,，所包括的不僅有統(tǒng)計數(shù)據,，還有定性的證據，比如訪談,、調查和原始歷史文獻等,。 米塞斯在《人的行為》中花了整整一章來討論“交換學（catallactics）的范圍和方法”。交換學是米塞斯用來研究市場交換的術語,，也就是我們今天大體上所認為的經濟學,。他將交換學視為研究人的行為總體性科學（他稱之為行為學（praxeology））的一個子范疇?！比祟悘氖碌脑S多有目的的行為與市場上的交換無關（比如管理家庭包括撫養(yǎng)孩子,，或者進行戰(zhàn)爭、玩游戲等）,。這些行為被排除在交換學（或更狹義上的經濟學）之外,，但仍然是更廣泛的行為學范疇的一部分。 在這一章中,，米塞斯寫道：“經濟學的具體方法是想象建構（imaginary constructions）的方法,。”他接著解釋,，每一個想象的建構都是“一個事件序列的理念形象,，而這種序列是其形成過程中所涉行動的元素符合邏輯演變而來的”。我們可以從奧派經濟學家運用供求曲線和均衡概念的方式中了解這種方法的運用,。供求曲線和均衡等想象建構是邏輯演繹的產物,，始于有目的行為的基本概念，即人類通過尋找有效的手段來滿足未滿足的目標,，以消除“不適之感”（felt uneasiness）,。米塞斯認為,，我們有目的地行為,，這點是不可辯駁的。他進一步認為,，有目的的行為在邏輯上意味著關于人的行為的一些重要觀點,，這和主張人們行動一樣，都是“絕對確定”（apodictically certain）的,。[5] 由邏輯推導而來絕對確定的斷言,，其適用范圍有多廣，在奧地利學派中有很多爭論,。一些奧派學者似乎認為,，一個人可以坐在靠椅上,，推斷出全部的經濟學知識。但米塞斯非常清楚地表明,，經濟學的這種純理論核心是相當有限的,。他指出，甚至勞動令人不快這種理念也不是純理論核心的一部分,，而是我們根據觀察做出的輔助假設,。貨幣等事物的存在也是如此。當經濟學者分析世界時,，僅由對行為的反思而得來的核心工具包是一組相當小的基本命題,。經濟學中大部分有趣的研究都與制度有關。從門格爾所謂的“精確定律”或純理論轉到應用理論,，要求把經驗世界中的人類信念和社會制度包括進來,。從應用理論轉到經濟史，包括當代分析,，經濟學家則需要挖掘人們所思所為的實際經驗記錄以及相關的經濟數(shù)據,。 這一點也與米塞斯所說的經濟學是一門先驗科學有關。他并非主張奧地利學派拒絕任何形式的實證分析,，或相信,，比如說，一個人只要坐在靠椅上想一想,，就能得出政策結論,。相反，米塞斯提出了關于人的思維的哲學論斷,，并認為人與人之間思維構造是相似的,。我們都有一套心智工具來把握現(xiàn)實，這是我們的進化遺產,。任何擁有同等工具的生命都能夠對人的行為的本質進行反思,，并發(fā)展出這種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即關于人如何行為的一系列的必然見解,。在任何意義上,，這一核心經濟學知識都不與具體情況相關；相反,，它只是某些類型的思維結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我們在地球上進化而來的人類思維結構。 米塞斯確實認為,，經濟學的這些核心主張(例如,，人的行為是有目的的，我們喜歡多而不是少,，喜歡現(xiàn)在而不是以后,，邊際效用遞減的概念,，也許還有供求曲線背后的基本概念)是不考慮經驗證據的，因為它們正是我們組織思維的原則本身,，由此我們才能理解這個世界,。然而，除此之外,，特別是如果我們要包括任何政策主張,，那么，我們提出的經濟論點則取決于人的行為和偏好的具體主張,、我們假設的適用性,，以及我們論證鏈的準確性。就奧地利學派看來,，好的經濟學意味著合理的論證,，而不僅僅是有效的論證。現(xiàn)代經濟學有太多的內容是從人的行為的錯誤前提進行的有效推理,。因此,，這些前提的準確性對奧派來說至關重要，而當我們考察具體的歷史事件時,，它們的準確性可以是一個經驗事實,。 盡管許多主流經濟學家自命不凡，但他們的實證研究,，包括新近的實驗經濟學研究,，并沒有自然科學實驗那樣的科學力量。斯蒂芬·齊里亞克（Stephen Ziliak）和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對統(tǒng)計意義的重要性的警告切中要害,，但經常被經濟學家們所忽視,。如他們所說，我們需要的是經濟意義,，而不僅僅是統(tǒng)計意義,。[6]奧地利學派同意這點。奧地利學派的目標是運用具有經濟意義的經驗證據來提供經濟分析,。要達到讓人的行為容易被理解的目標,，就意味著要講好故事，講述發(fā)生了什么以及為什么會發(fā)生,。經濟理論為組織故事情節(jié)提供了框架,，而豐富的人類經驗——無論是原始資料、訪談和調查數(shù)據,、經濟統(tǒng)計數(shù)據，還是計量經濟學的相關性——為構成一個完整且與經驗相關的故事提供了細節(jié),。完全建立在與人類的知識和選擇有關的現(xiàn)實和經驗的假設基礎上,，這使其不僅是有效的,，也是合理的經濟推理。 將經濟理論應用于歷史事件,，無論是最近的還是更久遠的過去,，可以展現(xiàn)經濟理論的力量，現(xiàn)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認識到了這樣做的重要性,。盡管經濟史的研究不能“檢驗”奧派的理論,，但確實表明了理論如何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歷史，并迫使奧地利學派澄清他們的理論中哪些是不可檢驗的核心,，哪些與制度或歷史相關,。例如，運用奧派商業(yè)周期理論可以理解21世紀初的房地產繁榮和金融危機,，但人們必須認識到,，嚴格來說，該理論本身并不能解釋為什么過剩的信貸供給會專門轉向房地產,。要理解這一特定的周期性繁榮為什么表現(xiàn)為房價上漲,，需要更多的經驗事實，這些事實是與過去幾十年的政策相關的特征,。理論幫助我們理解歷史,，而歷史迫使我們更精確地理解理論真正的組成部分。在方法論之爭一個多世紀之后,，奧地利學派精煉了他們對理論和歷史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但其主要主張——經濟理論的核心是先驗的、不可檢驗的,，不可能脫離這種先驗的理論來研究歷史,，歷史不能告訴我們確定的規(guī)律——仍然是奧派研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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