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金瓶梅》作者休戚相關(guān)的《金瓶梅》成書年代問題，一直是不解之謎,，是《金》學研究的一個熱點,。

　　在本世紀30年代前，人們一直以“嘉靖間大名士”說為依據(jù),，持《金瓶梅》成書“嘉靖說”,。從30年代初至今，《金瓶梅》成書“萬歷說”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

　　80年代后,，鄭振鐸、吳晗等提出的“萬歷說”①證據(jù)被一些研究者一一否定,。如鄭振懌先生提出的“前代騷人”之作《如意傳》,、《于湖記》之證，吳晗先生提出的“太仆寺馬價銀”,、“皇莊”,、“皇木”之證等，都被認為在嘉靖間或嘉靖前已經(jīng)存在,，不能作為“萬歷說”的證據(jù),。

　　后來，臺灣魏子云先生以“影射說”為依據(jù),，提出《金瓶梅》成書于萬歷后期說,，但由于過于牽強而受到質(zhì)疑。

　　于是,，在90年代，研究者們開始尋找更加扎實可靠的證據(jù),。劉輝先生從《金瓶梅》傳抄本追朔出“屠本浚退與金壇王宇泰”之證,，提出《金瓶梅》成書下限為萬歷二十年說②,，目前，這一觀點已基本定論,。雖有個別學者提出萬歷二十年尚未定稿論,，但并不妨礙這一下限的確定。

　　最近幾年,，《金瓶梅》成書的上限問題也日漸明確,，如香港梅節(jié)先生提出的“南河南徙”之證③，“徐陰陽的萬年歷”④之證等,，就是為尋找更加扎實可靠的證據(jù)而提出的新證,，是前所未有的新突破。

　　本文試對梅節(jié)先生提出的新證作辨析介紹,，并進一步提出濟州管屯“計地征銀”新證,，這些證據(jù)表明，《金瓶梅》成書的上限在萬歷五年之后,，至多不會早于隆慶末年,，《金瓶梅》成書年代只能在萬歷元年到萬歷二十元之間。

　　一,、“南河南徙”之證新解

　　《金瓶梅》第六十八回,，安忱奉敕治河，過清河拜訪西門慶,，有關(guān)河防的一段話,，提供了明代的一段史實。安忱道：

　　今又承命修理河道,，況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化石，毀閘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而今瓜州,、南旺,、沽頭、魚臺,、徐沛,、呂梁、安陵,、濟寧,、宿遷、臨清,、新河一帶,，皆毀壞廢圮,，南河南徙，淤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賊盜梗阻,，財用匱乏,，大覃神輸鬼役之才，亦無如之何矣,。

　　梅節(jié)先生認為：“新河”的鑿成和“南河南徙”,，是明中葉以后河運史上的大事，《金瓶梅》提到這兩件事,，說明詞話的成書必在嘉靖以后,。但他在論證時對“南河南徙”解釋不夠確切，因 此被盧興基先生提出質(zhì)疑⑤,，盧氏認為,，“新河”是指嘉靖七年的新河；“南河南徙”是指嘉靖六年的“南徙”,，這是值得商榷的,，事實并非如此。

　　(一)“南河北徙”與“南河南徙”

　　為弄清“南河南徙”的時間,，首先要弄清“南河南徙”的概念,。

　　須知，黃河河決和改道,，都未必產(chǎn)生“河徙”,。河決與改道的原因有二，一為河道淤塞,，黃河因水流不通,，決而改道；一為淫雨,、河水沖擊,，水量增大，決而改道,。但不論是河決還是改道,，只要黃河通往漕渠的出口不變，就不能稱為“河徙”,。黃河北決,，不一定“北徙”；南決，也并不一定“南徙”,。同樣,，北部改道不一定“南徙”,，南部改道也不一定“北徙”,。

　　所謂河徙，在明代的山東及其兗州府,，主要是特指黃河與漕渠的關(guān)系,。作為轉(zhuǎn)運河，漕渠分為南河,、中河與北河,，而“兗州之為域，黃河帶其裔,，漕渠貫其中”，二者互相依存。古時,，黃河在淮泗下游入河,，自元至明濟州河與會通河開通，黃河入漕口不定,，時南時北,，對漕運造成危害，《兗州府志》編撰者曰：“兗當南北漕河之中,，上下數(shù)百里,，其為漕河利者，汶晃泗沂諸泉”,，“合流通運以濟轉(zhuǎn)輸,，是皆漕渠之命脈也”，“然不有以泄之,，則夏秋水漲而其勢必漫,，不有以受之，則冬春之水微而流必竭,，是故,，湖泊者，漕渠之所鐘,，轉(zhuǎn)輸之所賴也,。”但是,，黃河攔腰而入,，對漕渠與湖泊造成威脅，“河性無常，倏南倏比,。自濟以北,，決口雖塞，故道猶存,，故鄆,、定、陽,、壽之間,，無事之防不可馳也；自濟以南,，堤岸雖設(shè),，沖突甚危，敞曹,、單,、城武之間，有事之備不可忘也,?！雹抻纱丝芍S河與淮泗濟漕渠的關(guān)系是漕運的根本,，而“河徙”則與這一根本問題直接相關(guān),。

　　黃河的出口本在南河淮泗一帶，當這一出口由南向北轉(zhuǎn)移時,，則稱北徙或“南河北徙”,，由北向南轉(zhuǎn)移時，則稱“南徙”或“南河南徙”,。

　　明代編修于慎行在談到黃河故道時指出：“漢唐以來,，由大名而北，過郡之北境,，以入予海,；五代以后，由大名而東,，過郡之南境,，以入于淮，其常道也,?！痹谡劦近S河的變遷時，他以黃河入漕口為依據(jù),，對南河的南徙與北徙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論述,，他說：

　　夫河勢變遷,，不可膠柱談也。弘治七年,，沙灣既塞,，河益南徒，由清河口入漕,，十八年,，又北徒三百里，由宿遷小河口入,。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其明年，又北徙,，由魚臺塌場口入,。嘉靖末午，又稍南徙,，至飛云橋入,，飛云橋決塞，新河既成,，又稍南徙,，至茶城口入。萬歷十六年,，茶城口淤,，又稍南徒，由內(nèi)華三閘入,。⑦

　　這一段話不長,，但已將明萬歷十六年之前黃河南徙與北徙的情況論述的非常清楚。

　　由于盧興基先生沒有弄清“南徙”與“北徙”的確切含義,，因而也“產(chǎn)生了一系列混亂”,。如，他認為,，弘治中期后“開始了黃河的南徙”,，而實際上卻是“北徙三百里，由宿遷小河口入”,。再如,，他說：“此后，情況愈益嚴重”,，嘉靖六年后,，南徙益遠，“治河的重點也開始轉(zhuǎn)向淮安地區(qū)”，而實際情況怎樣呢,？據(jù)《充州府志》和《明史》可知,，正德三年，黃河北徙三百里,，到嘉靖五年,，北徙抵達昭陽湖，河水驟溢,，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而入，這是宋元以來黃河第一次越過泗水進入昭陽湖,。嘉靖六年,，由于黃河與運河相交，“黃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shù)十里”,，這仍舊是南河北徙的結(jié)果，怎么能說是“南徙”呢,？因為這次北徙,，“糧艘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故有尚書胡世寧之議,，請盛應(yīng)期治河?？梢?，盛應(yīng)期治河并非因南河南徙，而是因南河北徙,。

　　至嘉靖八年,，黃河繼續(xù)北徙，沖擊魚臺,，“九年,，河決塌場口，沖谷亭”對漕運造成極大威脅,，二十六年,，仍“河決曹縣，東沖谷亭”,，三十六年,，“南決北徙”，“河決原武,，徑流山東,，沖陷曹縣城池,，溺死男婦數(shù)干余口，決開北大堤,，由城武,、金鄉(xiāng)入運?！敝钡郊尉杆氖哪觑w云之決,，黃河北徙才開始得到根本治理，一是在湖西高筑堤壩,，將黃河導向南流,，二是在湖東修挖新河漕渠，免于黃河沖擊,?！耙页笾螅由阅厢?，于是郡人得以全力并事于漕,，而負薪之役移入徐邳間矣?！?br>

　　“自飛云之決，河益南徙,，而魚滕以北,，不知有河，此萬世一時也,?！敝链耍覀兛芍?，南河北徙至嘉靖末才結(jié)束,，南徙也至此開始，而決不在嘉靖七年,。這一點,，《兗州府志》論之甚詳，勿庸置疑,。

　　(二)“新河一帶”及其“毀閘折壩”

　　盧興基先生認為：“按《金瓶梅》的說法,，用“新河一帶”來表述的，只有嘉靖七年盛應(yīng)期開鑿的一條”,，《金瓶梅》舉到運河一線的許多城填閘口,，連南旺、沽頭也提及了,，卻沒有一處是屬于全長190余里的新河沿線的城鎮(zhèn),，如南陽,、魯橋、夏鎮(zhèn),、留城等,，因為它以'新河一帶’一筆帶過了?！彼€說：“新河一帶”的閘壩“皆毀壞廢圮”,，這是盛應(yīng)期所開新河“舊有工程長期廢棄擱置以后的現(xiàn)象?！?br>

　　盧氏的這一說法是自相矛盾的,。第一，既然盛應(yīng)期新河工程未完,，河未開通,，其閘壩從何而來？第二,，既然閘壩未建,，載運花石的“皇船”如何通過新河？又焉能“毀閘折壩”,、“所過倒懸”,？笫三，既然新河舊有工程“長期廢棄擱置”,，又怎么可能將廢棄擱置的閘壩毀壞歸罪于皇運呢,？難道《金瓶梅》作者是在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查《充州府志》,，盧氏的說法顯然與事實不符。

　　《金瓶梅》中所提到的閘壩,，與運河閘壩的實際情況是完全一致的,。如沽頭，有沽頭上閘,，沽頭下閘,；呂粱，有呂粱洪石壩,、石堤,；濟寧，有漕河閘,、牛頭河閘,、濟河閘等13閘；南旺,，有南旺上下二閘,；臨清,，有荊門閘、廣濟閘等,。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徐沛和魚臺諸閘,。徐沛，原有南陽閘,，嘉靖四十五年后才建有夏鎮(zhèn)閘,、楊莊閘、朱梅閘,、利建閘等7閘,，又稱新河閘，《充州府志》有記：“新河閘四：曰夏鎮(zhèn)閘,、曰楊莊閘,、曰利建閘、曰朱梅閘,，皆屬沛縣,，俱嘉靖四十五年尚書朱公建?！濒~臺,，原有南陽閘，元代建,，到隆慶元年又建南陽壩,。《兗州府志》載：“……隆慶元年朱衡又建南陽壩,。”

　　《金瓶梅》所提到的“新河一帶”及其閘壩,，《兗州府志》也有詳細記載,。⑨隆慶元年后，新河鑿成,，新河包括兩段運河,，一段自南陽到留城，長141里,，一段自留城南至境山,，浚復(fù)舊河53里。同時,，筑馬家橋東堤50余里為障,，使黃河南趨秦溝，至冬,，飛云橋之流遂斷,，運道無阻,。運河的閘壩，據(jù)大學士徐階的《夏鎮(zhèn)新河記》碑文可知：“凡鑿新渠……建閘九,，減水閘十有六,，為月河于閘之旁者六，為壩十有三,，石壩一”,。⑩據(jù)《嶧縣志》卷十三載：“往歲新河之役，建閘筑壩,，歲費不下數(shù)千金……自嘉靖庚戌(即嘉靖二十九年)始有此役,，今(萬歷十一年)既罷，而餉銀猶歲征,?！?br>

　　由此可知，新河一帶的閘壩甚多,，不僅包括新河閘壩,，還包括徐沛、魚臺的一些閘壩,，因此,，《金瓶梅》作者才專門將“新河一帶”列為一條。

　　(三)“淤沙無水”,、“疲弊之極”及“賊盜梗阻”

　　如上所述,，新河建成后南河南徙。但是,，山東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仍受黃河淤塞之害，這一點《明史·河渠志一》敘述比較詳細：

　　(隆慶)三年七月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進,。已雖少通，而黃河水橫溢沛地,，秦溝,、濁河口淤沙旋疏旋空。

　　(隆慶)四年秋,，黃河暴至,，茶城復(fù)淤,，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溢，沖仲家淺運道,，由梁山出戚家港,，合于黃河。九月河復(fù)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八十里，糧艘阻不進,。

　　時茶城至呂梁,，黃水為兩崖所束，不能下,，又不得決,，至五年四月，乃至靈璧,、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口,，支流散溢,，大勢下睢寧出小河，而匙頭灣八十里正河悉淤,。⑾

　　連續(xù)三年河流淤塞,，這種情況怎么能不使八府之民疲弊之極呢？上述情況,，在萬歷元年后雖仍有發(fā)生,，但卻不在八府，而在淮徐了,，如《嶧縣志》所載賈三近萬歷二年的奏疏，就是要求救濟淮徐的災(zāi)民的,，這篇奏疏還談到了這一地區(qū)發(fā)生的“賊盜梗阻”問題,，他說：“中間磁場、礦穴,，皆盜窟也,，瀕河愚氓，更感于福田利益之說,，崇尚白蓮,、無為諸教,，百十為群，男女雜處,，說法誦經(jīng),，夜聚曉散，無亂之形,，有亂之萌,。”⑿

　　由上述情況可知,，《金瓶梅》所述“南河南徙,，淤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賊盜梗阻，財用匱乏”及新河一帶等與隆慶年間的歷史事實是完全一致的,，只能是隆慶年間的史實,。《金瓶梅》成書上限必在隆慶之后,。

　　二,、濟州管屯“計地征銀”新證

　　在《金瓶梅》第七十七回，吳大舅吳鎧靠西門慶保舉,，由宋喬年奏本,，為吳鎧千戶，升任指揮僉事,，任濟州管屯,。第七十八回，西門慶與吳鎧有一段對話：

　　飲酒之間,，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了畢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年節(jié)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還有屯所里未曾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wèi)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里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是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任,。如今我接管承行,，須得也要振刷在冊花戶，警勵屯頭,，務(wù)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才好下屯征收,?！蔽鏖T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而今這濟州管內(nèi),，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畝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征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才傾齊了,，往東平府交納,，轉(zhuǎn)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薄徊m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尋,。……”

　　這段話,，借宋罵明,，反映出明朝晚期吏治的腐敗。同時,，也為研究《金瓶梅》成書的上限提供了一條線索,。

　　濟州屬充州府，吳鎧所說的衛(wèi)中即濟寧衛(wèi),。據(jù)《充州府志·兵戎志》載：“濟寧衛(wèi),，在州治東南，屆山東都指揮使司,，永樂五年建，嘉靖二十五年指揮江川等捐俸重修，設(shè)指揮使一員,，指揮同知二員,，指揮僉事四員，經(jīng)歷一員,，五所正千戶九員,，副千戶十五員，百戶五十員,，所鎮(zhèn)撫五員,，春班京邊操軍四百零七員名，秋班京邊操官員六百三十九員名,，運糧官軍一千六百二員名,，運船一百三十五只，守城實操軍三百四十名,，屯軍四千七百八十八名,，屯地二千三百九四頃九十一商，坐落鄆城,、巨野,、金鄉(xiāng)、嘉祥四縣地,，每年征糧三干六十五石一斗有零,，每石折銀三錢，共銀九百一十九兩五錢有零,，官軍月糧支銷,。”⒁

　　由濟寧衛(wèi)的設(shè)置和基本情況可知：

　　第一,、吳鎧所提到的濟寧衛(wèi)“屯所”,，即濟寧衛(wèi)下設(shè)的“五所”。所內(nèi)設(shè)“正千戶九員,、副千戶十五員,、百戶五十員，所鎮(zhèn)撫五員,?！眳擎z的身份是千戶，他“到屯所里到任”,，說明他只是分所中所管轄的一個千戶,，但他比一般千戶的身份要高，因為他是四名“指揮僉事”之一,。

　　第二,，吳鎧所管的“通共二萬七千畝屯地”與《充州府志》提到的“屯地二千三百九四頃九十一畝”是基本一致的,。據(jù)《明史》知：“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濟寧衛(wèi)的屯田可折算為239491畝，由9名千戶管轄,，則每一名應(yīng)管屯地26610畝,，約“二萬七干畝”?！督鹌棵贰穼懙氖羌s數(shù),。

　　第三，吳鎧所言：“每頃秋稅,、夏稅,，只征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這與《兗州府志》所提到的“每年征糧三千六十五石一斗,，每石折銀三錢”雖有出入，但卻正反映了隨意加重農(nóng)民負擔的事實,。按《府志》規(guī)定折算,，每頃地只應(yīng)收1．5石糧，吳鎧只應(yīng)征收405石,，每石折銀3餞,，共折銀121．5兩，但他卻每頃征收1兩8錢,，將近500兩銀子,，增加了4倍多。這實質(zhì)上并非《金瓶梅》所寫與事實不符,，而是反映了地方官吏額外增加的苛捐雜稅之多,，因此，當西門慶問是否還有“羨馀之利”時,，吳大舅道“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尋”,，其實，何止百十兩呢,！

　　第四,，計地折銀，這種辦法在山東直到隆慶元年尚未實行,。這一點,，隆慶元年戶部尚書葛守禮的《寬農(nóng)民以重根本疏》中有可靠的證據(jù)，疏日：“近北直隸乃又仿而行之計地征銀,，農(nóng)民喪氣無計,，得脫田畝,，將來畿內(nèi)荒蕪必可立見。聞之此法又將侵淫及于山東,，夫山東地大半濱海,，咸堿沙薄，甚至不毛,，民已苦包糧，若再加之以差,，民不至盡逃,，地不至盡荒不已也。這說明,，在隆慶元年,，計地征銀之法還沒有“侵淫及于山東”。

　　第五,，計地征銀之法是何時在山東及充州府實行的呢,？這與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有關(guān)。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又稱“條編法”,，據(jù)《明吏·食貨志二》記：“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為簡便,。嘉靖間,，數(shù)行數(shù)止,，至萬歷九年乃盡行之?！薄睹魇贰匪觥皵?shù)行數(shù)止”,，當指南方，山東在嘉靖間并未實行過,。據(jù)《嶧縣志·田賦》載：嘉靖間,，嶧縣農(nóng)民田賦并無銀兩，只是起運夏糧,、秋糧,、絹和馬草等實物。自萬歷五年后才開始計畝征銀,?！耙哉@圃為上,，每畝征銀一分,；坡熟地次之，每畝征銀七厘,；坡荒地又次之,，每畝征銀二厘五毫；蕩鹵荒地為下,，每畝征銀一厘一毫五絲,。”（15）照此推算,，《金瓶梅》中吳大舅所管的屯地,，基本屬于蕩鹵荒地，征收銀兩偏低,。嶧縣到“萬歷八年從新例,，丁地相兼”，實行一條編法征銀,。

　　第六,，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至今褒貶不已,，在當時就遭到了許多大臣的反對,。山東的賈三近、于慎行都是反對一條鞭法的,，因而受到了張居正的排擠,。賈三近于一條鞭法實行之際，萬歷九年請告家居,，他在當年撰修了縣志,，并批評一條鞭法,，他說：“昔人云：法在，天下能去其所以弊,，除其所以善,。則雖因今之法而余弊不能去，害不能除,。則雖百變其法而不足真,，至言哉?！庇谏餍性凇秲贾莞?戶役志》中也對一條鞭法加以痛斥,，他指出，由于實行一條鞭法而造成“農(nóng)病”,、“田病”、“下戶病”,、“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之,，則田家偏累而賈販握千金之資，此農(nóng)病而逐末者利也”,；下下丁戶“舊無門銀,，今丁銀既無差等，而又益以地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至于東南沂,、費,、郯、滕,，皆荒棄不耕之地,，西南曹、單,、金城,，皆頻河被水之區(qū)，當其受災(zāi),，一望無際,，顆粒不收，秋夏稅糧猶累,，里排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排也不能支矣,，是成墾之田利而荒棄之田病也,?！币虼耍谏餍姓f：“或問條編照地之法,，仿于江南,，近日府境州邑有行之稱便者，他邑爭效焉,，而稽之輿論,，亦有以為不便?！雹?br>

　　《金瓶梅》作者的觀點與賈三近,、于慎行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將屯田征銀寫入《金瓶梅》之中,，作為暴露西門慶之流貪贓柱法的一個重要方而,，揭露了貪官污吏們對百姓的盤剝，比之賈三近,、于慎行又更大膽,、更深刻、更詳盡具體,。

　　從上述情況看,，《金瓶梅》第七十七回成書時間當在萬歷五年甚至萬歷九年之條鞭法”又稱“條編法”，據(jù)《明吏·食貨志二》記：“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為簡便,。嘉靖間，數(shù)行數(shù)止,，至萬歷九年乃盡行之,。”《明史》所述“數(shù)行數(shù)止”,，當指南方,，山東在嘉靖間并未實行過。據(jù)《嶧縣志·田賦》載：嘉靖間,，嶧縣農(nóng)民田賦并無銀兩,，只是起運夏糧、秋糧,、絹和馬草等實物,。自萬歷五年后才開始計畝征銀?！耙哉?、園圃為上，每畝征銀一分,；坡熟地次之，每畝征銀七厘,；坡荒地又次之,，每畝征銀二厘五毫；蕩鹵荒地為下,，每畝征銀一厘一毫五絲,。”（15）照此推算,，《金瓶梅》中吳大舅所管的屯地,，基本屬于蕩鹵荒地，征收銀兩偏低,。嶧縣到“萬歷八年從新例,，丁地相兼”，實行一條編法征銀,。

　　第六,，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至今褒貶不已,，在當時就遭到了許多大臣的反對,。山東的賈三近、于慎行都是反對一條鞭法的，因而受到了張居正的排擠,。賈三近于一條鞭法實行之際,，萬歷九年請告家居，他在當年撰修了縣志,，并批評一條鞭法,，他說：“昔人云：法在，天下能去其所以弊,，除其所以善,。則雖因今之法而余弊不能去，害不能除,。則雖百變其法而不足真,，至言哉?！庇谏餍性凇秲贾莞?戶役志》中也對一條鞭法加以痛斥,，他指出，由于實行一條鞭法而造成“農(nóng)病”,、“田病”,、“下戶病”、“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之,，則田家偏累而賈販握千金之資,，此農(nóng)病而逐末者利也”；下下丁戶“舊無門銀,，今丁銀既無差等,，而又益以地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薄爸劣跂|南沂、費,、郯,、滕，皆荒棄不耕之地,，西南曹,、單、金城,，皆頻河被水之區(qū),，當其受災(zāi)，一望無際,，顆粒不收,，秋夏稅糧猶累，里排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排也不能支矣,，是成墾之田利而荒棄之田病也?！币虼?，于慎行說：“或問條編照地之法，仿于江南,，近日府境州邑有行之稱便者,，他邑爭效焉，而稽之輿論,，亦有以為不便,。”⒃

　　《金瓶梅》作者的觀點與賈三近,、于慎行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將屯田征銀寫入《金瓶梅》之中，作為暴露西門慶之流貪贓柱法的一個重要方而,，揭露了貪官污吏們對百姓的盤剝,，比之賈三近、于慎行又更大膽,、更深刻,、更詳盡具體。

　　從上述情況看,，《金瓶梅》第七十七回成書時間當在萬歷五年甚至萬歷九年之后,。

　　三、梅節(jié)的“徐陰陽萬年歷”之證

　　梅節(jié)先生1997年7月30日在大同笫三屆國際《金瓶梅》學術(shù)討論會上,，發(fā)表了《<金瓶梅>成書于萬歷的新材料》一文，為《金瓶梅》成書上限提供了新證,，由于論文打印時有修改,，存在質(zhì)量問題，至今未見有雜志發(fā)表,，難以見到,，故在此作簡單介紹。

　　梅節(jié)根據(jù)張培瑜編的《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推算,，《金瓶梅》中的官哥,、李瓶兒和西門慶三大喪和八字都排在隆慶五、六年,。

　　官歌之死：八月二十三日,，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為隆慶五年,。

　　李瓶兒之死：九月十七日,，戊戌月，丙子日,，為隆慶五年,。

　　西門慶之死：正月二十一日，壬寅月,，戊寅日,，為隆莊六年。

　　喬大戶祭李瓶兒：九月庚申,，二十二日辛已,，為隆慶五年。

　　合衛(wèi)官祭李瓶兒：九月庚申,，二十五日甲申,，為隆慶五年。

　　應(yīng)伯爵祭西門慶：二月戊子,，為隆慶六年二月初一,；越初三日庚寅，為隆慶六年二月初三,。

　　另外,，官哥下葬為隆慶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丙辰；李瓶兒下葬為隆慶五年八月十二辛丑,；西門慶下葬為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丁未,。

　　梅節(jié)先生指出：“橫跨二十多回，歷時五個多月的西門慶,、李瓶兒,、官哥之喪，時間整整齊齊排在隆慶五,、六年,，'嘉靖說’、'隆慶說’恐怕就不大好解釋了,?！督鹌棵吩~話》成書于萬歷，已勿庸置疑,。年代之爭可以結(jié)束了,。”

　　對梅節(jié)先生的說法,，筆者完全贊同,，結(jié)合“南河南徙”和“計畝征銀”之證來看：《金瓶梅》成書必在隆慶之后,，只能在萬歷初年到萬歷二十年這二十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