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錫強：“人是一切中最復雜的”

蕓蕓齋 202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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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說，雖然唐弢的《瑣憶》(編入舊版高中語文第二冊,，新版高中語文第一冊)歷來被當作回憶魯迅的典范散文來教學,，但我對此卻常起幻滅之感，并且用魯迅的話來說,，這“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本文的論題即由此而產生：文體性質——《瑣憶》真是一篇回憶性文章嗎？主題思想——《瑣憶》對魯迅性格的概括在多大程度上切合魯迅自身,？……但是,，當然，對此進行探討,，重要的并不在于它的結論,，而在于整個探討過程本身：問題的產生，材料的提取,，方法的運用,，如此等等。

交往史實：一次宏觀考察

《瑣憶》全文給人的突出感覺,，是只用高中語文教材“預習提示”中的“曾經(jīng)和魯迅有過一些接觸”來說明其作者恐怕不見得妥當,。雖然只是一個文學青年，但是,，瞧,！“我”卻能當面臧否魯迅的思想歷程，一旦“氣極”就能“去見魯迅先生”,，而當時對文學青年不僅“不敢隨便談笑”,，而且“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2〕的魯迅先生，和“我”相處時卻是既幽默又風趣（如模擬戴著防毒面具走路的樣子）……因此,，最保守地描述,，他們的關系也應如唐弢本人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座談會上所說：

“我和魯迅的關系并不像文藝界有些人那么密切。在魯迅生前,，我只和黎烈文一起去過他家一次,；大多數(shù)是在內山書店、咖啡店,、小吃店,，還有雜志或者報紙副刊編輯請客吃飯組織稿子的時候。從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和魯迅第一次見面開始到魯迅去世,，三年間,，會面二十次左右,，最后一次去見他，不幸他已不能像平時那樣談笑了,?！薄?〕

和在其他地方都用“和他的接觸并不多”〔4〕諸如此類的模糊表述不同，唐弢在此對他和魯迅之間的交往的總的情況作了也許是惟一的一次確切表述,，從而為我們進行考證提供了方便,。

首先，唐弢有沒有“去過他家一次”,？我們注意到魯迅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致唐弢的信：“我的住址還想不公開,，這也并非不信任人，因為隨時會客的例一開,，那就時間不能自己支配,，連看看書的工夫也不成片段了。而且目前已和先前不同,，體力也不容許我談天,。”按,，魯迅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遷居大陸新村九號直至逝世,，也就是說，自和唐弢第一次會面以來魯迅在上海的住址并未發(fā)生變更,；又,，《推背集》一書已在魯迅寫這封信時由天馬書店正式出版,。所以,，唐弢在《瑣憶》中敘述的魯迅第七次談話肯定不是在魯迅家中，雖然那敘述文本的總體意蘊是指向在魯迅家中,。此后有沒有“去過他家一次”呢,？查《魯迅日記》，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直至逝世,，共有二十七次記及黎烈文,，其中來訪十六次，但都未提到唐弢同來,；這期間,，《魯迅日記》也有十二次記及唐弢，說到信札往來和書籍贈送,，而在信中則透露魯迅將偶而看到的《推背集》書評都要剪下送給唐弢,，如此關注關切，怎么可能比這些更見重要的來訪卻反而忽略不載,？

其次,，“會面二十次左右”又怎樣呢,？以當時唐弢的身份、魯迅的狀況以及他們的會面方式而論,，唐弢和魯迅會面不可能沒有其他人在場,。這樣，根據(jù)唐弢自述,，參考《魯迅日記》的記載和旁人的回憶,，他們的會面現(xiàn)在能夠確切陳述的就只有如下幾次：1.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黎烈文為《自由談》組稿而在漢口路古益軒閩菜館請客,，和魯迅同宴〔5〕,；2.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林語堂為《人間世》創(chuàng)刊而在憶定盤路寓所請客,，和魯迅同宴且同車離去〔6〕,；3.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生活書店《太白》創(chuàng)刊請客，和魯迅同宴但不同室同席〔7〕,；4.一九三六年春在某地不期而遇（這實際上也是模糊表述,，但見于唐弢同年11月15日在《作家》月刊第2卷第2期上發(fā)表的《記魯迅先生》一文，想來不會“在記憶上產生某些疑似之處”〔8〕）,。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寫的《斷片》一文中,，唐弢還說《自由談》編輯黎烈文多次設宴聚會，他和魯迅同在——但事實上,，唐弢就參加過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那一次宴會,，并且那也是魯迅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參加《自由談》編輯黎烈文的宴請，因為在那次宴會之后不久,，即當年五月九日,，黎烈文即已被迫辭去《自由談》編輯職務！

最后,，還有一種重要的交往形式——書信往來,。據(jù)《魯迅日記》記載，唐弢總共去信十二封,，得魯迅復信九封（按,，實得十封，1936年6月3日的一封,，系魯迅口述,，許廣平代寫，《魯迅日記》失記,；現(xiàn)存復信九封,，失1936年3月31日復信）。正如唐弢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三日致許廣平信所言：“周先生給我的信,，大概有十幾次,，但有些都是略談幾句,，并無議論?！薄?〕總之,，就書信來往而論，唐弢和魯迅的關系也不密切,，而不是他自述的“并不像文藝界有些人那么密切”（因為這話意味著只是并非最密切而不是不密切或比較密切?。?/span>

因此,，這樣一次宏觀考察的結論就是：唐弢自述“我和魯迅的關系并不像文藝界有些人那么密切”,，這是不能成立的；相反,，他確實只如《瑣憶》課文“預習提示”所說是一個“曾經(jīng)和魯迅有過一些接觸”的文學青年,。但是，《瑣憶》全文的意蘊卻明顯地指向前者,。那它所“憶”的內容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內容來歷：兩種文本比較

嚴格地從魯迅這個視角來說，唐弢之所以為世所重,，并不是因為他初涉文壇時曾和魯迅有過接觸,，而是因為他在魯迅研究上卓有成效（他的全部著述都向我們證實：他對魯迅其人其文的了解確實可以用“滾瓜爛熟”這個成語來形容！）,。難免的,，他的記憶就會將他和魯迅的接觸與對魯迅的閱讀混淆起來，“在記憶上產生某些疑似之處”,。如果我們把魯迅的歷史存在（生平和著述）當作一種文本,，和《瑣憶》文本進行比較，那就可以充分地證明：《瑣憶》所“憶”的內容相當部分來自他對魯迅的閱讀,，而不是來自他和魯迅的接觸,。

一,、第一次談話,。關于和魯迅先生第一次見面的情形，唐弢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發(fā)表的《記魯迅先生》中這樣敘述：“……互通姓名以后,，他笑著說：'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罵。接著就談到叭兒們的陣容,?！薄?0〕但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大公報》上發(fā)表的《第一次會見魯迅先生》和一九六一年九月發(fā)表的《瑣憶》中，卻把這“接著”轉換成了“我也姓過一回唐”的談話〔11〕,，“這指的是他曾經(jīng)使用'唐俟這筆名,，”高中語文課本還為“唐俟”加注說,，“魯迅發(fā)表《夢》、《我之節(jié)烈觀》等文時用的筆名,?！钡俏艺J為，當時唐弢對此不僅不可能“先是一怔,，接著便明白過來”,，而且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唐俟”這筆名。理由有二：一,、那是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新詩和隨感時用的筆名,，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前，那些新詩并未編集出版,，隨感錄雖已編入《熱風》一書但卻無注釋,，當時公開發(fā)表的魯迅生平傳記材料還極其有限，而唐弢卻是一個出生農民家庭,、只有初二學歷且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的郵局工人,，怎么可能知道魯迅是用“唐俟”的筆名在他并未接觸且是十五六年前出版發(fā)行的雜志上發(fā)表詩文？二,、正因為“唐俟”這筆名如上所述還不為世人所知,，所以在和唐弢會面后不久，即一九三四年六月和七月,，魯迅又先后以此筆名分別在北平《文史》月刊和《文學季刊》上發(fā)表了《儒術》和《看圖識字》兩篇文章（均收入《且介亭雜文》中）?，F(xiàn)在我們可以確切地說，唐弢開始研究魯迅是在一九三八年參加《魯迅全集》校對工作,，尤其是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對“唐俟”等等的了解就是從事魯迅研究的收獲。為什么要把這閱讀所得移置于接觸之中去呢,？原來卻是為了主題的需要：“……于是我也笑了起來,。半晌疑云，不,，很久以來在我心頭積聚起來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盡散絕了,?！?/span>

二、第五次談話,，諷刺攀附闊老者,，明顯來自魯迅的文章《說“面子”》。但唐**卻為此增加了這樣一個歷史背景：“日本占領東北以后，國民黨政權依賴美國,，宣傳美國將出面主持'公道,，結果還是被人家扔棄了。當宣傳正在大吹大擂地進行的時候,，魯迅先生為我們講了個故事,。”這里需要指出兩點,。一,、這里講故事的時間應當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即唐**和魯迅認識以后，但直到魯迅逝世,，中國這期間都未形成過“依賴美國”的宣傳攻勢（而美國當時則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對世界局勢的發(fā)展并未作多大的介入和干預），相反的,，魯迅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三期上發(fā)表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收入《且介亭雜文》中）一文中倒曾這樣描述中國的輿論宣傳：“從公開的文字上看起來：兩年以前（按，此系魯迅筆誤,，應為“三年前”）,，我們總自夸著'地大物博，是事實,；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著國聯(lián)，也是事實,；現(xiàn)在是既不夸自已,，也不信國聯(lián)，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卻也是事實,。”二,、唐**筆下的“美國”恐怕是“國聯(lián)”或“英國”的誤寫,。因為“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不久，蔣介石即在南京發(fā)表講話,，聲稱“暫取逆來順受態(tài)度,，以待國聯(lián)公理之判決”。一九三二年四月國聯(lián)派英國人李頓率領調查團,，到我國東北調查“九·一八”事變,，同年十月二日發(fā)表所謂《國聯(lián)調查團報告書》（也稱《李頓報告書》）,。因此,，用魯迅的話來說，“只希望著國聯(lián)”也當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間，而不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以后魯迅講故事的時候,。附帶說一句,，也正是因為對國聯(lián)的失望，國民政府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和蘇聯(lián)恢復了中止五年之久的外交關系,，并且,，當中蘇兩國政府尚在討論雙邊關系正常化的時候,，雙方代表就開始商討締結一項互不侵犯條約或安全互助條約的問題〔12〕,。一句話：唐**為魯迅的第五次談話加上這樣一個歷史背景純屬史實誤置。這誤置發(fā)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實際上,，《說“面子”》（收入《且介亭雜文》中）本是一篇針砭國民性的文章，加上那么一個歷史背景完全是為了主題的需要：那個故事就從“改造國民性”轉變成為“對敵能憎”了,！

三,、第二次談話，批評盲目夸耀地大物博者,，來自《準風月談·黃禍》,；第三次談話，鼓勵青年不必自慚淺薄,，來自《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第六次談話，抨擊禁止男女同學同泳,，來自《花邊文學·奇怪》,。這三處都是幾乎逐字逐句地抄錄魯迅的文章，但為篇幅所限,，茲不贅引,。

四、第七次談話,。上文已經(jīng)證明,，這事不可能像《瑣憶》寫的那樣是發(fā)生在魯迅家中。

這樣,，關于《瑣憶》的文體性質,，我們就可以說：它其實不是一篇回憶性文章，而是一篇回憶兼研究且有虛構的文章,；它的內容固然有不少是來自和魯迅的接觸,，但相當部分卻是來自對魯迅的歷史和著作的研讀；唐弢本人則為此而在《瑣憶》中實現(xiàn)了自我超越,，即創(chuàng)造了一個迥異于三十年代初期他的真實狀況的,、能夠和魯迅平等對話甚至動輒俯視魯迅并大發(fā)議論的敘述人——“我”,。

主題：過分簡單，過分膚淺

如果我們從發(fā)生學的角度來看,，那就會發(fā)現(xiàn)《瑣憶》文體性質及主題思想的形成和其構思的產生過程密切相關,。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唐弢曾經(jīng)兩次談到這一過程，要點如下：

在上海工作的時候,，唐弢原打算同以群合作寫一個電影劇本《旗手魯迅》,，“以群同志比較傾向于寫全面的魯迅傳”，于是“我想從魯迅一生中挑選幾個最足以表現(xiàn)他的性格,，既可獨立又能連貫的故事,，組合在一起，以表示魯迅這個民族巨人的不朽的精神”,?！安贿^多少年來，我們總是強調'橫眉冷對的一面,，簡單地把魯迅寫成金剛怒目式的戰(zhàn)士,，而忽視他'俯首甘為的一面，忘記他本質上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作家”,，于是唐弢想把這兩個方面“統(tǒng)一”起來,，并且把它確定為《旗手魯迅》的主題。但這一合作最后因為一九五九年唐弢被調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而未能完成,。不久,，魯迅八十誕辰的日子到來了，英文雜志《中國文學》編輯部約唐弢“寫一點回憶”,?！拔腋鶕?jù)先前的想法，將當初為構成電影劇本而搜集起來的一些太零星,、太瑣細的材料合成一篇,，既寫了他'橫眉冷對的一面，也寫了他'俯首甘為的一面,，并且有意將重心放在后一點”,，這就是《瑣憶》〔13〕。

由此可見,，《瑣憶》實際上是電影劇本《旗手魯迅》的縮寫,，是對魯迅的歷史和著作的研讀的結果；其主題的形成也不是來自他和魯迅的接觸的體驗（魯迅的側面）,，而是來自對所研讀的材料的思考（魯迅的全面）,；并且，這主題既經(jīng)形成,，就不能不對材料的選擇起制約作用,，從而使《瑣憶》出現(xiàn)了虛構或史實誤置成份,，因為他通過和魯迅的接觸所能了解的只是魯迅的側面。

在此,，我們也就看到了《瑣憶》會有那么大的社會影響（不僅被看成了唐弢創(chuàng)作的典范,，而且被看成了“回憶魯迅散文”的典范?。┑脑蛩冢浩渲黝}是對當時流行見解的反撥,。但在我看來，這也正是《瑣憶》的至命傷所在,；《瑣憶》的作者（并非整個唐弢其人）也好,，《瑣憶》的熱情接受者也好，都典型地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特有的一種思維方式：若甲反對乙,，而乙是錯的,，則甲必然對。殊不知在魔圈式的封閉性思維空間中,，互相反對的甲與乙,，有時可能處在同一不正確的地帶上”〔14〕。為什么呢,？因為“一個藝術家總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創(chuàng)作,，也總在某種文藝風氣里創(chuàng)作。這個風氣影響到他對題材,、體裁,、風格的去取，給予他以機會,，同時也限制了他的范圍,。就是抗拒或背棄這個風氣的人也受到它負面的支配，因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來逃避或矯正他所厭惡的風氣,。正像列許登堡所說,，模仿有正有負，亦步亦趨是模仿,，'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種模仿,；圣佩韋也說，盡管一個人要推開自己所處的時代,，仍然免不了和它接觸,，而且接觸得很著實”〔15〕。因此,，表面看來,，《瑣憶》的主題是對當時流行見解的反撥，但其實也同時是對當時流行見解的一種模仿,。

在上面的辨析過程中,，我們事實上已經(jīng)觸及《瑣憶》的主題,，這主題對材料的選擇起限制作用，從而使《瑣憶》出現(xiàn)了虛構或史實誤置成份,。

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來看,，《瑣憶》的主題概括的是魯迅的“全部人格”,，但其作者和魯迅的實際接觸卻很有限，這就難免產生以偏概全的弊端。表現(xiàn)在內容上,，《瑣憶》的致命傷在于它的主題是對魯迅的高度簡單化,。席勒說得好：“人是一切中最復雜的,?！薄?6〕更何況魯迅是那樣一個歷史偉人！但唐**卻把魯迅的“全部人格”抽象成了對敵能憎和對友能愛這樣兩個側面,，于是“人不再是人,，而是物，而是階級觀念的抽象符號”〔17〕,。限于篇幅,，我們只好在他給我們劃定的范圍內予以論述，即：

一,、對友,，魯迅并不僅僅是“能愛”，而是“愛憎不分離,，不但不離,，而且相爭”〔18〕。其他的不論,，和唐弢接觸的時期就正是魯迅一生中這情感最為沉重的時期：“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后來的暗箭；受傷之后,，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19〕“最可怕的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zhàn)友,，因為防不勝防,。為了防后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后，格外費力,?！薄?0〕“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后給我一刀,，則我的對于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21〕由此也很可以理解,，雖然“魯迅先生給我的印象始終是平易近人”,，但這并不意味著魯迅對別的一些人就不多疑、世故,、脾氣大,、愛罵人和睚眥必報。更加荒謬的是,，在唐弢看來,，所謂對友能愛,，竟還意味著：（一）“平易近人正是魯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個重要的標志”,。但事實上，成熟意味著超前,、超常和超我,，魯迅的思想成熟使他處于“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吾見放于父母之邦矣”的寂寞之中〔22〕,，“愛憎不分離，不但不離,，而且相爭”的情感特點就因此而形成,。（二）“對待青年，對待在思想戰(zhàn)線上一起作戰(zhàn)的人,，魯迅先生是親切的,，熱情的，一直保持著平等待人的態(tài)度”,。然而不必說事實,，魯迅的一些言語就反駁著這種說法。如在參加“左聯(lián)”的成立大會以后,，他向章廷謙描述說：“于會場中,，一覽了薈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紹興方言,，意謂沒起色)，于是不佞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語氣何其輕蔑,！如此言行一多,，當然難免外人搖頭,，連他最親近的周建人（1929年8月24日致周作人信〔23〕）、章廷謙（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24〕）和曹聚仁（1936年8月17日致魯迅信〔25〕）等等都私下為他惋惜不已,！

二,、對敵，魯迅也并非只是“能憎”,，還不得不依存,。例如在北京的時候，他不得不做官,，章士釗免了他的教育部僉事職務,，同事許壽裳和齊壽山憤而辭職抗議，但他卻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釗違法,，要爭回那個官職,。到上海后，明明已經(jīng)對國民黨深感失望,，卻依然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開始從南京政府大學院領取每月三百元“特約撰述員”薪水,；一年以后這筆錢改為“教育部編輯費”，他照領,；甚至后來和國民黨公開對立了,，他也還是照領，一直領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話說,，這自然“不好”。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許廣平寫信告訴他收到了這個月的錢：“中央行那張紙,，今天由三先生托王(周建人夫人王蘊如)去轉了一個地方,，回來的收據(jù)，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薄?6〕用詞如此隱晦，處置如此小心,，連轉帳都要借弟媳的名義,，后來印行《兩地書》時更把這段話全部刪去，就說明他知道這“不好”,，但又似乎別無選擇,。至于在四面碰壁時說“到公洽(即國民黨軍政大員陳儀)那里當兵去！”〔27〕那當然是小而又小的事情了,。

結論很清楚：魯迅是一個充滿著深刻矛盾的,、多層次、多側面的復雜的人物；面對這樣一種歷史存在,，《瑣憶》的主題是過分簡單和過分膚淺了,。令人欣慰的是，進入新時期以來,，王富仁,、錢理群、汪暉,、吳俊和王曉明等一批中青年學者已經(jīng)對魯迅的復雜性和深刻性作了相當徹底的探索,；而汪暉則更是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唐**為汪暉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所寫的代序《一個應該大寫的文學主體——魯迅》則明確申明：“我完全支持他的研究和探索,?！薄?8〕我們不能忘記唐弢在新時期實現(xiàn)的自我超越！

背景：相當復雜,，相當深刻

如果只是指出《瑣憶》主題是對當時流行見解的反撥,，就不再對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作進一步的說明，那我們就很難說是公正地對待唐弢先生,。當然,，為篇幅所限,，在此我們只能作簡略的說明,。

很明顯，《瑣憶》問世的時代正是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占據(jù)支配地位的時代,?！霸谀莻€時代，人們普遍不無盲目地認為,，我們對于一切已經(jīng)有了結論,，只需要按'既定方針辦事，依照現(xiàn)在的楷模去行動就夠了,，'探索只是少數(shù)'偉大人物的事,。正是這種多少僵化了的社會心理、思維方式塑造了多少有些僵化的魯迅'英雄形象”,，〔29〕進而“不可避免地被捧為被利用的偶像”,。〔30〕“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31〕多么悲哀,！

這悲哀表現(xiàn)在魯迅研究中,，就是“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社會和階級政治態(tài)度的分析為綱，以對《吶喊》《彷徨》的客觀政治意義的闡釋為主體的粗具脈絡的研究系統(tǒng)”,，從而“不利于魯迅思想和魯迅小說深刻社會意義的分析及其獨立價值評價,，因為從這個角度衡量魯迅思想和魯迅小說的意義，其任何對中國政治革命規(guī)律的忽視都會降低它們的思想性的高度,，而當毛澤東同志早已對這些規(guī)律做出了更明確,、更完整、更精當?shù)睦碚摎w納之后,，魯迅思想和魯迅小說便不存在任何意義了,，剩下的只能是'藝術、'技巧和'手法,，思想的探索就此止步,，思想家的魯迅便終止了他的獨立作用”〔32〕。

這悲哀表現(xiàn)在遺著流傳上,，就是出現(xiàn)了“刪改原文”這樣的粗暴事件,。例如，“在蘇共的黨內斗爭中,，不但要托洛茨基從現(xiàn)實世界中消失,，而且也要他從歷史記載中消失。馮雪峰反托是很堅定的,，他不愿意《魯迅全集》里出現(xiàn)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刪了”〔33〕。

這悲哀表現(xiàn)在史實整理上,，就是許多重要人物對魯迅的回憶出現(xiàn)了變形變質,。例如，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竟然能使朱正寫成一本專著《魯迅回憶錄正誤》,；沈鵬年的回憶文章（所謂毛澤東曾去八道灣謁見魯迅即出此公回憶），馮雪峰嚴厲指出：“大部分是'捕風捉影和另有用意而捏造的,，虧他虛構得真有其事一樣”〔34〕,；而馮雪峰本人的《回憶錄》，“它在當時曾產生較大的影響,，其實決不能成為回憶錄的楷模,。在這本書里，我們看不到多少具體生動的材料,，那足以說服讀者贊同作者的觀點或者讀者可以據(jù)以得出自己的觀點的材料,，看不到多少既有普遍意義又表現(xiàn)著魯迅的獨特的東西，看不到既是典型又是一個'這個的魯迅。作者把一般敘述和自己的判斷混在一起,，給予讀者一個又一個的結論,。無論作為回憶錄，或者作為一種研究,，它的缺陷都是明顯的,。”〔35〕——最后一句話,，如前所述,，移用在唐弢身上也很貼切！

因此,，我們不應該驚奇,，在那個時代唐弢會寫出《瑣憶》這樣一篇文章。我們應該驚奇的倒是,，它印證著唐弢想“推開自己所處的時代”的精神是那么堅韌——正因為有了這種可貴的精神,，唐弢雖處于那樣一個時代，卻為我們提供了《魯迅雜文的藝術特征》（1956年）,、《論阿Q的典型性格》（1958年）和《論魯迅的美學思想》（1961年）等“實在具有各個不同歷史階段魯迅研究的里程碑性質,、有相當廣泛深刻的影響”〔36〕的長篇論文；進入新時期以后,，則超越自我,，獎掖后進，為我國的魯迅研究和現(xiàn)代文學研究發(fā)生歷史性的變革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注釋：

〔1〕魯迅：《三閑集·怎么寫》,。

〔2〕魯迅：《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記念》。

〔3〕《魯迅研究資料》（1）,，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

〔4〕〔5〕〔7〕〔8〕〔10〕〔11〕〔13〕〔28〕唐弢：《魯迅論集》,，第539,、510－515、590,、472,、503、511,、535－536,、537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6〕唐弢：《西方影響與民族風格》,，第307、45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又,，《魯迅論集》，第471頁,。

〔9〕周海嬰：《魯迅許廣平所藏書信選》,，第474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12〕〔美〕高沃龍：《對手與盟友》,，中譯本第2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

〔14〕何新：《理性與文學中的一道魔圈》,，《藝術現(xiàn)象的符號—文化學闡釋》，第23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15〕舒展選編：《錢鐘書論學文選》，第6冊第1－2頁,，花城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

〔16〕〔17〕引自劉再復：《性格組合論》，第5,、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18〕魯迅：《譯文序跋集·<幸福>譯者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