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我參加法院工作的第二十八個年頭,，這二十八年里有二十五年從事刑事審判工作。在工作中,，我深感詐騙案件中的疑難案件多,，辦理難度大。和很多人一樣,，面對辦案中的疑難問題,，我也曾試圖尋求理論的指引。然而,，當我打開刑法學教材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一些刑法學教材大量引進德日的詐騙罪理論觀點，討論德日的詐騙罪判例,。這些理論觀點如同隔靴搔癢,，與我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相脫節(jié)，無法用來分析解決我們現(xiàn)實中遇到的詐騙案例,。

根據(jù)我非常有限的了解,，德日刑法中的詐騙罪與我國刑法中的詐騙罪有幾方面不同：一、德日刑法中詐騙罪以非法獲利目的為主觀構成要件,，詐騙罪的犯罪對象包括財物和財產(chǎn)性利益,；我國刑法中的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目的為主觀構成要件，詐騙罪的犯罪對象僅限于財物,，不包括其他非法利益,。二、德日刑法對詐騙罪與民事欺詐不作嚴格區(qū)分,，學者們普遍認為有些欺詐行為可以構成詐騙罪,；我國傳統(tǒng)的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強調(diào)民事欺詐和詐騙罪的區(qū)別，認為民事欺詐應受民法調(diào)整,，不構成詐騙罪,。三、德日刑法認為詐騙罪是對整體財產(chǎn)的犯罪,，因此,，認定詐騙罪意義上的財產(chǎn)損失應該根據(jù)客觀化的判斷標準對比被害人財產(chǎn)在處分行為前后的整體價值，確定其整體財產(chǎn)是否有所減損,。我國對詐騙罪財產(chǎn)損失的認定沒有那么復雜,，詐騙罪的財產(chǎn)損失就是非法占有的財物數(shù)額。四,、德日刑法對構成詐騙罪沒有數(shù)額要求,；我國刑法規(guī)定詐騙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才構成詐騙罪。五,、德日刑法中的詐騙罪法定刑明顯輕于我國刑法中的詐騙罪,。德日刑法規(guī)定的詐騙罪法定最高刑均為十年有期徒刑，而我國詐騙罪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因此,，將一些危害不甚嚴重的欺詐行為認定為詐騙罪，在德日等國不會導致明顯的不公正,，在我國則會造成輕罪重判,。從總體上看，德日刑法中的詐騙罪比我國刑法中的詐騙罪范圍更廣,，許多在我國不構成詐騙罪的行為按德日刑法則構成詐騙罪,。

由于存在以上區(qū)別，在我國照搬照抄德日刑法的詐騙罪理論,，難免出現(xiàn)“水土不服”的現(xiàn)象,。我國的刑法理論研究應當立足于我國的法律、司法解釋,、司法案例,，解決我國司法實踐中的突出問題?；谶@樣的考慮,，我就詐騙罪的認定寫了幾篇文章，試圖探索一種有別于德日刑法理論的詐騙罪認定方法,。

在《如何認定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一文中,，我通過對相關司法解釋和規(guī)范性文件的梳理，總結(jié)得出我國的司法機關是以行為人是否逃避返還騙取的財物作為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標準,，提出了“行為人非法占有并逃避返還騙取的財物是認定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總標準”這一觀點,。行為人逃避返還騙取的財物必然導致被害人的經(jīng)濟損失無法通過民事途徑獲得救濟，因此,，我又提出：“構成詐騙罪的行為,，應當是不能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的行為。欺騙行為尚不嚴重,，不影響被害人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的,，一般不宜認定為詐騙犯罪?！?/p>

這篇文章在實務界引起了一些共鳴,。最高人民法院的同仁在《說刑品案》微信公眾號轉(zhuǎn)載了這篇文章，后又刊登在《刑事審判參考》第114集,。此后,，我看到有數(shù)十家網(wǎng)絡媒體轉(zhuǎn)載了這篇文章。

該文的主要觀點也被實務部門編發(fā)的案例采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編寫的《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342號《黃鈺詐騙案——如何區(qū)分詐騙罪與民事欺詐》指出：“如何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最典型的詐騙案件是針陌生人的詐騙。在這類案件中,，被害人不知道犯罪分子的姓名,、住址，犯罪分子一旦騙得被害人財物就逃之天天,，切斷與被害人的聯(lián)系,，非法占有目的非常明顯。對這類案件的非法占有目的判斷,，在實踐中不會產(chǎn)生爭議,。但是,，在熟人之間，判斷行為人騙取財物是否屬于詐騙,，就要正確判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我們認為，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判斷：一是看行為人是否有逃避償還款物的行為,。行為人取得財物后即攜款(物)逃匿,，躲避被害人催債;或者將財物轉(zhuǎn)移、隱匿,，拒不返還,；或者將財物用于賭博、揮霍等,，致使無法返還的,，都屬于逃避償還的行為。二是看被騙人能否能夠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一般來說,，構成詐騙罪的行為，應當是不能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的行為,。欺騙行為尚不嚴重,，不影響被騙人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的，不宜輕易認定為詐騙犯罪,。將能夠通過民事途徑救濟的騙取財物行為排除在詐騙犯罪之外,，也符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焙颖笔「呒壢嗣穹ㄔ喊l(fā)布的河北法院參閱案例第2號《肖軍詐騙再審改判無罪案》指出：“犯罪行為不僅應具有刑事違法性,，還應具有社會危害性。在刑法上將某種行為認定為違法,，必須具備一定嚴重程度值得處罰的違法性,。刑法之所以把詐騙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是因為這種行為嚴重侵犯他人財產(chǎn)權益,，犯罪分子騙取他人財產(chǎn)或者隱匿了身份,、住址，或者沒有留下被害人主張權利的證據(jù),，或者將騙取的財產(chǎn)揮霍,、藏匿等，被害人無法通過正常的民事救濟途徑維護其權益,，不采用刑事手段制裁不足以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根據(jù)刑法謙抑性原則，欺騙行為造成的損失能夠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的,，一般不宜認定為詐騙罪,?！?/p>

在《論詐騙罪中的欺騙行為》一文中，我提出：“詐騙罪中的欺騙行為可分為核心欺騙行為和輔助欺騙行為,。核心欺騙行為是實現(xiàn)詐騙目的的必要手段,，沒有核心欺騙行為則不能成立詐騙；輔助欺騙行為是輔助非法占有目的實現(xiàn)的欺騙行為,，沒有輔助欺騙行為不影響詐騙的成立。有核心欺騙行為,，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才成立詐騙?！蔽艺J為,，區(qū)分核心欺騙行為和輔助欺騙行為對正確認定詐騙罪具有重要意義。核心欺騙行為這一概念有助于更準確地揭示詐騙行為的本質(zhì),，避免只要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就一律認定為詐騙的錯誤做法。

在《論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一文中,，我對非法占有目的的含義作了較為全面的解析,，提出：非法占有是沒有法律關系基礎、違背權利人真實意思的惡意占有,，還應當是逃避法律規(guī)制的占有,；非法占有目的須具有排除意思，但不需要具有利用意思,；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須產(chǎn)生于行為人取得財物之前,。我提出這些觀點的目的，是希望司法人員能夠完整準確地把握非法占有目的的含義,，避免只要取得財物不想還就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錯誤傾向,。

在《如何區(qū)分民事欺詐與詐騙》一文中，我提出,，民事欺詐和詐騙最根本的區(qū)別在于這兩種行為的性質(zhì)完全不同,，民事欺詐是民事法律行為，而詐騙在民法上屬于侵權行為,；民事欺詐和詐騙的行為性質(zhì)不同,，決定了兩者在目的、手段,、行為過程,、法律關系、民事救濟的可能性,、占有的效力,，法律后果方面存在區(qū)別,。我希望通過這篇文章較徹底地解決民事欺詐與詐騙罪的區(qū)分問題，避免混淆民事欺詐與詐騙,。

《認定詐騙罪的四條規(guī)則》一文是對上述觀點的小結(jié),，同時也是在探索詐騙犯罪的認定思路與方法，即：審查行為人是否以虛假的意思表示使他人產(chǎn)生認識錯誤而交付財物,，是否沒有法律關系基礎,、違背權利人真實意思而惡意占有他人財物，是否逃避返還騙取的財物,，行為人的非法占有故意是否產(chǎn)生于取得財物之前,。我希望這樣一種“公式化”的思維方法有助于準確認定詐騙犯罪。

這幾篇文章沒有什么高深的理論,，只是一名有些好為人師的老刑事法官的經(jīng)驗之談,。在這里，我不揣淺陋,、無懼某些高學歷有識之士的嘲笑,，以一種王婆賣瓜的勇氣推銷自己的觀點，只是希望通過交流,、討論接近真理,，減少幾個錯案。陳興良教授說得好：“司法的最高境界是無冤,?！弊非蟆疤煜聼o冤”，是每一位法律工作者的職責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