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修在萬歷四十二年指出：“（《金瓶梅》）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边@是事實。《金瓶梅》以《水滸傳》中的武松殺嫂的故事為情節(jié),，加以擴大和再創(chuàng)作,，演衍成為一部不同于《水滸傳》的百回大書。由于這個原因,，《金瓶梅》大量地抄引了《水滸傳》中的文字,。例如，《水滸傳》的第二十三回至二十七回,，分別被抄入《金瓶梅》的第一回至第六回,，第九回至第十回，第八十七回之中,。此外《水滸傳》中的部分情節(jié),、描寫和韻文，亦被移花接木,、改頭換面地抄錄在《金瓶梅》的許多回目之中,。那么《金瓶梅》抄引的《水滸傳》是什么時候刊印的哪一個版本，這就成了考證《金瓶梅》成書年代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水滸傳》
“《金瓶梅詞話》所抄的就是萬歷十七年前后刊印的《忠義水滸傳》。由此而知道《金瓶梅詞話》的成書時間當在萬歷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間,，換句話說,，就在萬歷二十年左右?！?/span>該專家指出,，在《金瓶梅》成書前后，《水滸傳》的刊本很多,，現(xiàn)在我們所見到的有四部：萬歷十七年新安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萬歷二十二年建陽余氏雙峰堂《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傳評林》、萬歷三十至三十八年間杭州容與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萬歷三十九年左右蘇州袁無涯刊《李卓吾評忠義水滸傳》,。他認為，《金瓶梅》抄錄《水滸》的部分與萬歷二十二年刊的《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傳》比較,，“文字出入太大,，根本對不上號”,；與萬歷三十九年刊的袁本比較，袁本“增刪,、修改之處”,，在《金瓶梅》中都“不見蹤影，毫無反應”,，可見《金瓶梅》抄的也不是袁本,。而《金瓶梅》在萬歷二十四年，就已有抄本在社會上流傳,，容與堂本《水滸傳》則刊在此年以后,，故《金瓶梅》亦不可能抄的是容本。這些考證是有道理的,。但他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金瓶梅》抄的是萬歷十七年刊的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這就不一定正確,。 萬歷本《金瓶梅詞話》 固然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的重疊部分的許多情節(jié)確實“改易不多”,，有的地方是“一字不易，完全相同”,，因此《金瓶梅》確有可能抄的是天都外臣序本,。但是，天都外臣序本并不是《忠義水滸傳》的初刻本,，在它以前還有早在嘉靖年間就流行的郭勛本,。“武定侯郭勛，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shù),。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郭勛刻本《忠義水滸傳》,，二十卷一百回。但現(xiàn)存的只是個殘本第十一卷,，即第五十一回到五十五回,。因此，我們今天已無法將兩個刻本加以全面的比勘,，但這五回卻是可以對照的,。鄭振鐸先生就做了這個工作，他在《水滸全傳序》中指出：“天都外臣序刻本,，經(jīng)我們拿它來和郭勛本殘卷對照,，證明它是郭勛本的一個很忠實的復刻本,。”①由此可以推斷,，《金瓶梅》在寫作過程中極可能所抄的是嘉靖年間刊的郭勛刻本,。“郭勛本及其他繁本在天都外臣序本刊印前已為罕見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要說一般的'紹興老儒’、'門客’之類的下層文士,，是無法依據(jù)這種當時罕見的本子來寫定《金瓶梅詞話》的,，就是所謂“大名士”，可能性也是極小的,。而相反,，只有當這種《水滸》經(jīng)刊行而重新流行時，才有被人參考而寫定《金瓶梅詞話》的較大的可能性,?！?/span> 第一,、作為他推論的依據(jù)之一，是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中的一句話：“六十年前,，白下,、吳門、虎林三地書未盛行,，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郭勛本就刊刻在嘉靖年間,，嘉靖朝不過才四十多年,。雖然在嘉靖晚期萬歷初期，建陽本廣為流傳,，但不能說郭勛本就已完全絕跡,。周亮工此說，指民間還猶可,，指上層知識界,，官僚界則不可。我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極有可能是王世貞及其門人,。王世貞就生活在嘉靖年間,，而且是個文學大家、文壇領袖,，如果說王世貞就沒有見到過郭勛本,，也不可能藏有郭勛本,，恐怕于情于理都是說不通的。第二,、作為他推論的依據(jù)之二,，是天都外臣的《水滸傳序》。此序中雖然也說了些簡本流行的情況,，但他忽略了,，就在閣下所抄引的那段序文中，有一句話于閣下的推論是大大的不利的,，而于筆者則幫了大忙,。此序文在對當時流行的簡本表示不滿后說：“近有好事者，憾致語不能復收,，乃求本傳善本校之,，一從其舊，而以付梓”,。這是個鐵證,，它雄辯地說明，即使是到了萬歷十七年前后,，《水滸傳》的“善本”并未失傳,，否則天都外臣序本的刻印者，如何能求其善本而“一從其舊,，而以付梓”呢?雖然序文并沒有說明此“善本”即郭勛本,，但它必然不是簡本而是繁本。根據(jù)前面所引的沈德符的那段話推測,，這個善本極有可能就是郭勛刻本,。那么，既然天都外臣序本的刻印者和作序者汪道昆,，在萬歷十七年前后還能看到此善本,，與汪道昆為同年進士（嘉靖二十六年）的，比汪名氣更大的大名士王世貞也當會看過這個善本,。 《詞謔》
第三,、李開先在其著《詞謔》中指出：“崔后渠、熊南沙,、唐荊川,、王遵巖、陳后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span>《詞謔》是李開先的晚年著作,，大約成書在嘉靖三十五年之后，而文中所述“一事而二十冊者”,，即《水滸傳》的郭勛刻本,。李開先及其崔后渠（崔銑）、唐荊川（唐順之）,、王遵巖（王慎中）,、陳后岡（陳束）、熊南沙（熊過）均為“嘉靖八才子”中人,，可見在嘉靖中晚期,，郭勛本仍然在大名士中間流傳著。“嘉靖八才子”中人能見到郭勛本,，為什么王世貞就不可能見到郭勛本呢?上述情況說明，生活在嘉靖年間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貞及其門人,，是能夠看到郭勛本的,，并且是依據(jù)郭勛刻本《忠義水滸傳》而寫定《金瓶梅》的有關部分的。因此,，該專家所推定的《金瓶梅》所抄的必然是萬歷十七年前后刊印的《忠義水滸傳》的說法,，就缺乏根據(jù)了，由此而他論定的《金瓶梅》成書在萬歷二十年左右的說法亦就不能成立,。我認為《金瓶梅》成書在嘉靖四十年到萬歷十一年之間,，這就是我提出的“《金瓶梅》成書年代隆慶說”。 本文作者 周鈞韜 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鄭振鐸《水滸全傳序》,，《水滸全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 文章作者單位：深圳市文聯(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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