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修日記的價值之二,，在于它讓我們窺見了《金瓶梅》的早期面貌。

　　《金瓶梅》以抄本傳世,，萬歷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間才有初刻本,，即沈德符所說的“吳中懸之國門”的那一本?，F(xiàn)存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則是個“再刻本”。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現(xiàn)存的《金瓶梅詞話》與抄本,、初刻本的內(nèi)容是否一致?學術(shù)界出現(xiàn)了歧見,。而袁小修日記為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依據(jù)。

　　歧見之一：最初的《金瓶梅》是一部政治諷喻小說,，與現(xiàn)存本在內(nèi)容上有重大變異,。臺灣魏子云先生就持此論。

　　魏先生指出,，現(xiàn)存的《金瓶梅詞話》的引詞入話,，說的是劉項寵幸事件，特別是劉邦寵幸戚夫人而欲廢嫡立庶的故事,?！督鹌棵贰烦蓵哪甏?萬歷)神宗皇帝寵幸鄭貴妃,，欲廢長立幼,。于是圍繞著冊立東宮問題，引起了一場轟動朝野,，長達十幾年之久的激烈斗爭,。魏先生由此推斷，最初的《金瓶梅》,，即袁中郎時代的《金瓶梅》“必然是一部可以楔入劉項寵幸事件——尤其是劉邦寵愛戚夫人有廢嫡立庶心意的故事”,，“極可能就是一部諷諫神宗皇帝寵幸鄭貴妃，廢長立幼的故事”,，“后來迫于政治形勢,，遂有人把它改寫過了”魏子云：《〈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在《賈廉,、賈慶，西門慶》一文中,，魏先生說得更明白：“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門慶的故事,，以西門慶作為《金瓶梅》故事的主線，可能是《金瓶梅詞話》開始的,?！边@就是說，早期的《金瓶梅》寫的是神宗皇帝寵幸鄭貴妃,，廢長立幼的故事,，現(xiàn)存的《金瓶梅詞話》寫的是西門慶的故事。前者是政治諷喻小說，后者是世情小說,。后者是前者的改寫本,。

　　魏先生把《金瓶梅》的成書，放在當時的上層政治斗爭中去考察,，尋找兩者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其目光是敏銳的，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事實上,，現(xiàn)存的《金瓶梅詞話》中，確實留下了那個時代(筆者所指是嘉靖,，而非萬歷)的政治斗爭的記痕,，深刻地暴露了時代的黑暗，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腐敗,。但由此推論早期的《金瓶梅》不是西門慶的故事,，則是沒有根據(jù)的。袁小修日記正好回答了這個問題,。

　　袁小修在《游居柿錄》中指出,，他從中郎處見到的《金瓶梅》，“大約模寫兒女情態(tài)俱備”,，是一紹興老儒逐日記西門千戶一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諸姬”而成,。這就是說,，《金瓶梅》的題材來源非歷史故事，亦非帝王家的爭斗丑事,，而以一西門千戶家為模特兒;小說的主人公是西門慶,，小說展開的場景是西門慶一家;小說的主要內(nèi)容是寫西門慶一家的淫蕩生活?？梢哉f,，早期《金瓶梅》的這些基本情況，與現(xiàn)存的《金瓶梅詞話》是完全一致的,。這就直接否定了魏先生的早期《金瓶梅》不是寫西門慶的故事而是寫帝王寵幸廢立故事的推測,。

　　袁小修見到的《金瓶梅》，“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主要人物除西門慶外，還有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等。現(xiàn)存的《金瓶梅詞話》正是假《水滸傳》中的武松殺嫂故事，敷衍成章,，形成洋洋百萬言的巨著,。主要人物與袁小修所說相同?？梢?，早期《金瓶梅》就是一部人情小說，而非政治諷喻小說,。

　　由此我們可以大體肯定,，《金瓶梅》的早期抄本、初刻本與現(xiàn)存的詞話本,，其基本內(nèi)容和情節(jié)是一致的,，魏先生的《金瓶梅》二次成書說是沒有根據(jù)的。我們今天所以能搞清楚這個問題,，不能不歸功于袁小修的記載,。

　　歧見之二：早期的《金瓶梅》“原無淫穢語”，現(xiàn)存的詞話本才被摻入大量的淫穢語,，成為一部“穢書”,。

　　早在清代，袁中郎的后代袁照就曾說過：“金瓶梅一書,，久已失傳,。后世坊間有一書襲取此名，其書鄙穢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書也?！痹眨骸对z事錄》,。清末王曇更說：“金瓶梅原無淫穢語?！蓖鯐遥骸督鹌棵房甲C》,。今人朱星先生認為，《金瓶梅》原稿初刻本“無淫穢語”,。原因是《金瓶梅》作者是“大名士”,，“我相信這個大名士的個人創(chuàng)作是有為而作，其目的在深刻揭發(fā)其淫惡行為,，不在其淫樂動作的描寫,，決不屑用淫詞穢語來取悅世俗”，后來“到再刻時改名《金瓶梅詞話》就被無恥書賈大加偽撰,，因而成為蒙詬的主要口實”朱星：《金瓶梅考證》,。,。

　　上述三說，其目的在于袁照是“為尊者諱”;王曇是為了把他和蔣劍人作了大量刪削“淫穢語”的冒牌貨說成古本《金瓶梅》,，以此標榜他們發(fā)現(xiàn)了所謂真正的《金瓶梅》;朱星先生則出于良好的主觀愿望,。但事實上《金瓶梅》從它誕生起，就有關于性行為描寫的所謂“淫穢語”,。對此,，袁小修日記又為我們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jù)。

　　袁小修指出,，《金瓶梅》是由老儒“逐日記其家(西門千戶)淫蕩風月之事”而成,。《金瓶梅》是小說,，我們當然不能認為它是某家某種生活的記事錄,。但是，既然《金瓶梅》以一個家庭為典型來揭露統(tǒng)治階級腐朽糜爛的生活,，作者所處的時代又是一個“淫風日熾”的時代,，書中的“淫穢語”自然就不可能沒有。袁小修還追憶董思白言及,，此書“決當焚之”,。袁小修自己更直斥《金瓶梅》：“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為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董、袁二人對《金瓶梅》作此評價說明了什么?筆者將在后文論及,。但這里不難看出,，無論是袁小修還是董思白，他們所見到的早期的半部《金瓶梅》,，確實存在不少關于性行為的描寫,，否則怎能戴上“誨淫”的帽子，又何致于落個“決當焚之”的下場,。

　　袁小修的記載是否可靠?我們可以用其同時代人的記載相印證,。薛岡在《天爵堂筆馀》中說：“此雖有為之作，天地間豈容有此一種穢書,，當急投秦火”,。薛岡見到《金瓶梅》約在萬歷二十五年前后，與袁小修同時,。沈德符初見《金瓶梅》在萬歷三十七年,。李日華初見《金瓶梅》在萬歷四十三年。他們用“壞人心術(shù)”,，“市諢之極穢者”來看待《金瓶梅》,，如果付刻面世,，則“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參見沈德符：《野獲編》,，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他們的記載足以證明袁小修的記載,，準確無誤。

　　《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是一部人情小說而非政治諷喻小說,，是有關于性行為描寫的所謂“穢本”,，而非“無淫穢語”的所謂“潔本”。它們與現(xiàn)存的再刻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在內(nèi)容上是大體一致的,。雖然今天我們已無法看到早期《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但袁小修日記卻使我們能夠窺見它們的基本面貌，可見袁小修日記的價值非同一般!

　　《金瓶梅》作者“紹興老儒說”的價值

　　袁小修日記的價值之三,，在于它較早地提出了《金瓶梅》的作者問題,。

　　袁小修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紹興老儒”,?！敖B興老儒”說的意義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

　　一,、 這是關于《金瓶梅》作者的一個較早的信息,。

　　早于袁小修見到《金瓶梅》的有董思白、袁中郎,，他們均沒有談到《金瓶梅》的作者問題,。約與袁小修同時見到《金瓶梅》的文在茲、薛岡,，亦未談及,。沈德符的《金瓶梅》作者“嘉靖間大名士”說，在萬歷三十七年以后;謝肇浙的“金吾戚里門客”說在萬歷四十四年前后,，而袁小修的“紹興老儒”說,，雖見之于文字記載在萬歷四十二年，但他獲得這一重要信息的時間,，則可能是萬歷二十五年,。由此可見，袁小修在得悉《金瓶梅》的作者又有記載存世的人中間是較早的,。袁小修得到的信息,，離開《金瓶梅》作者創(chuàng)作的時間較近，而且袁小修第一次知道有《金瓶梅》其書是出于董思白之口,，第一次看到《金瓶梅》是出于袁中郎之手,。而董思白,、袁中郎又是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接觸《金瓶梅》最早的人。因此,，袁小修的“紹興老儒”說,，就很可能獲之于董思白或袁中郎。雖然筆者并不完全同意《金瓶梅》作者為“紹興老儒”說,，但作為一個重要信息,，其研究價值是不容否定的。

　　二,、 “紹興老”儒說指明,，《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而非北方人,。

　　《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這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魯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寫的《〈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中指出：《金瓶梅詞話》“對話卻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確切的證明了這決非江蘇人王世貞所寫的書”,。言下之意必為山東人作。鄭振鐸先生說得更明白：“我們只要讀《金瓶梅》一過,，便知其必出于山東人之手,，那末許多的山東土白，決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間的,?！编嵳耔I，《談〈金瓶梅詞話〉》載《文學》創(chuàng)刊號(1933年),。他們純以山東土白來推斷作者必為山東人,，證據(jù)顯然是不足的，但影響不小,，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框框,。后來吳曉玲、徐朔方先生尋出了一個李開先,，張遠芬同志尋出了一個賈三近,。李、賈均為山東人,。

　　《金瓶梅》假《水滸傳》武松殺嫂故事而敷衍成章,，故事就發(fā)生在山東，主要人物多為山東市井間人,，故人物對話用山東土白,，這是毫不足怪的。這不能說明作者必為山東人,。語言是可以學習的,。某地的民情風俗也是可以熟悉的,。為了寫作的需要，南方人在山東生活過一段時間,，為什么就不能寫出反映北方生活的《金瓶梅》呢?早在八十多年前,，姚靈犀在其著《瓶外卮言》中就指出：《金瓶梅》“既敘述山東事，當然用當?shù)赝琳Z,。京師為四方雜處之地,，仕官于京者多能作北方語，山東密邇京師,，又水陸必經(jīng)之路。南人擅北方語者所在多有,?！督鹌棵贰分渍Z，亦南人所能通曉,。為南人所作,，抑為北人，此可疑者一,?！薄镀客庳囱浴罚旖驎?940年版,。

　　實際上,，《金瓶梅》的語言是很復雜的。除了大多用于人物對話中的大量的山東土白以外,，敘述語言多用官話,。另外，字里行間還夾雜著許多南方吳語,。沈德符說,，《金瓶梅》初刻本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由陋儒補入，“時作吳語”,。其實除此五回外,，吳語在全書中隨處可見。例如,，稱東西為“物事”(八回),，稱抓一付藥為“贖一貼藥”(五回)，稱青蛙為“田雞”(二十一回),，稱螃蟹為“蟹”(二十一回),，稱仍舊為“原舊”(三十四回)，稱白煮豬肉為“白煠(音閘)豬肉”(三十四回),，稱糧行為“米鋪”(九十回),。此外,，還有什么“不三不四”，“陰山背后”,，“做夜作”,，“饞勞饞痞”等等，均屬吳語,?！督鹌棵贰饭适录热话l(fā)生在北方，人物多為北人,，如果作者是北方人的話,，吳語在書中毫無立足之地，或者說根本就不可能出現(xiàn),。而《金瓶梅》中卻偏偏出現(xiàn)了大量的吳語,。這一奇怪現(xiàn)象只能說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識地運用北方語描述北人,、北事時，無意識地將自己習慣使用的南方語言夾雜于其間,。今人魏子云,、黃霖等都從吳語的使用情況，推斷作者必為南人,，這是有道理的,。黃霖同志還發(fā)現(xiàn)，《金瓶梅》在抄錄《水滸傳》部分所作的改動之處,，直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語特征,。例如，《水滸傳》第二十三回寫武松打虎：“原來慌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梢棒折做兩截”。此句《金瓶梅》改成：“正打在樹枝上,，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磕磕”為吳語“恰恰”,、“正好”之意,。同回又將武松“偷出右手來”改為“騰出右手”;《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寫潘金蓮勾引武松：“武松吃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么理會,。當日吃了十數(shù)杯酒，武松便起身”?！督鹌棵贰犯某桑骸啊粤艘恍?，酒闌了，便起身”,。如果《金瓶梅》作者是北方人,，在這些地方是決不可能改成吳語的。這只能說明作者是南方人,，所以在抄錄時無意間使用了自己的習慣用語,。試想，除了這個原因之外,，我們還能尋出什么理由來解釋這種奇怪的改動呢?因此,，筆者認為，“《金瓶梅》的作者必為南人,，而非北人,，如果我們一意在北人中，特別是局限在山東人的框框中去尋找《金瓶梅》的作者,，可能將是徒勞的。正是在幾百年中,，特別是近幾十年來關于《金瓶梅》作者問題的爭論中,，我們才愈來愈看清了袁小修關于“紹興老儒”說的價值所在。

　　晚明文壇對《金瓶梅》的早期批評

　　袁小修日記的價值之四,，在于它真實地記錄了《金瓶梅》傳抄時期學術(shù)界對它的批評概況,。

　　在中國小說發(fā)展史上《金瓶梅》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在抄本階段就震動了當時的文壇,。人們感到“驚喜”，讀之甚“奇快”,。但他們到底是怎樣批評《金瓶梅》的呢?袁小修日記為我們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資料,。

　　目前所知名的、接觸《金瓶梅》抄本較早的人是董思白,。他對《金瓶梅》的批評意見無疑是十分寶貴的,。遺憾的是在他的著述中沒有留下片言只語。他的見解恰恰賴袁小修日記而得以存世,。

　　據(jù)袁小修日記說,，在他以往拜見董思白的時候，一起談論小說,。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睆摹敖弊挚梢?，這次談話當在董思白見到《金瓶梅》抄本不久的時候，具體時間在萬歷二十三年前后,，董思白的第一個評價就是“極佳”,。顯然在董思白看來，在當時流行的“諸小說”中,，《金瓶梅》是出類拔萃的佼佼者,。但是董思白又說，此書“決當焚之”,。為什么“極佳”的作品“決當焚之”?顯然董思白使用了兩種批評眼光,。從藝術(shù)上看，《金瓶梅》“極佳”,，他已敏銳地看到了《金瓶梅》在藝術(shù)上的不同凡響之處;但是,，從思想上看，《金瓶梅》又“決當焚之”,。首先,，《金瓶梅》是一部反抗的書，它對當時社會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敗的無情揭露,，必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所不容：其次,，《金瓶梅》中存在不少性行為的描述，也必為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道學思想所不容,。董思白的這些觀點在《金瓶梅》傳世的當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袁小修就深受他的影響。

　　袁小修日記還為我們保存了他本人對《金瓶梅》的批評觀點,，大體有三點：

　　一,、 《金瓶梅》“瑣碎中有無限煙波，亦非慧人不能”,。顯然這是袁小修對《金瓶梅》的藝術(shù)成就的評價,。袁小修抓住了《金瓶梅》在藝術(shù)上的一個重要特征：“瑣碎”，瑣碎中又詳盡逼真,，曲曲折折,，雕鏤入骨。袁小修對《金瓶梅》的這一藝術(shù)特征的把握,，是和《水滸傳》等名作的比較中所得出的,。與《水滸傳》相比，《金瓶梅》所展開的社會生活面更廣闊,、描寫的人物事件更復雜,，特別是對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的摹寫，對錯綜復雜又十分瑣碎的人與人關系的揭示，逼真地再現(xiàn)了一個社會的人情世態(tài),。近人阿丁把《金瓶梅》的這一藝術(shù)特征概括為：“在平凡處透不平凡,，瑣屑處見不瑣屑”，“能在平淡中曲曲傳出各人的心情,，社會的世相來,，這就是不可及處，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處”阿?。骸丁唇鹌棵贰抵庾R及技巧》,，載《天地人半月刊》第4期。,。阿丁的這段論述,，對《金瓶梅》藝術(shù)的根本特征把握得十分準確。這也可以看作是對袁小修的觀點“瑣碎中有無限煙波”的絕妙的注腳,。在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英雄傳奇小說《水滸傳》，神魔小說《西游記》盛行的時代,，以描寫凡人凡事,，揭示社會人情世態(tài)的《金瓶梅》的出現(xiàn)，可謂異軍突起,，非同凡響,。而袁小修在《金瓶梅》剛剛誕生不久，就能準確地把握其重大的藝術(shù)特征,，亦足見其藝術(shù)見解之高。

　　二,、 “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為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將《金瓶梅》視為“誨淫”之作,，似小修為始作俑者,。與董思白相類，袁小修認為,，《金瓶梅》是為求“新奇”以“驚愚”而創(chuàng)作的有害于世教的“蠹俗”之作,。顯然他是站在名教的立場上，從封建道學的觀點來看待《金瓶梅》的,，這是對《金瓶梅》的思想內(nèi)容的否定,。《金瓶梅》中確有不少不干凈的描寫,，這是它的糟粕所在,，應予否定。但這畢竟是該書思想內(nèi)容的支流，而非主流,。正如魯迅所說：“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fā)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后世略其他文,，專注此矣，因予惡謚,，謂之‘淫書’;而在當時,，實亦時尚?！濒斞福骸吨袊≌f史略》,。正如魯迅所說的那樣，袁小修沒有看到《金瓶梅》思想傾向中反封建的主流一面,，而恰恰“專注此點”,，把眼光盯在那些穢褻的文字上，以致給它定了個“誨淫”的罪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嚴重地影響了袁小修對《金瓶梅》的批評的成就，使他最終不可能對該書作出全面的準確的評價,。

　　三,、 袁小修認為，對《金瓶梅》“不必焚,，不必崇,，聽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袁小修這一主張，顯然比董思白的“決當焚之”,，薛岡的“急投秦火”的主張要開明得多,。晚明時代，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的發(fā)展,，作為資本主義萌芽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的反映,，出現(xiàn)了以李贄為代表的進步思潮,。這一思潮在如何對待人欲這個問題上與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相抗衡,。李贄明確提出：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冶生、產(chǎn)業(yè)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李贄：《焚書》卷一,，《答鄧明府》。李贄肯定“好貨”,、“好色”為人的正常欲望,，人對這些欲望的追求是善的，而非惡的,。這種觀點集中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的利益和要求,，也必然反映到文學作品之中。

　　如何對待反映人欲,、表現(xiàn)人欲的文學作品?袁小修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受李贄的進步思想的影響,，反對“存天理,，滅人欲”的假道學，對《金瓶梅》這類書,，主張“不必焚，聽之而已”,，燒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這是社會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他又深受道學思想的嚴重束縛，仍將《金瓶梅》判為“誨淫”之作,，而“不必崇”,。這充分說明,，袁小修在接受進步思想、與程朱理學的斗爭中比李贄軟弱得多,。正如他自己所說：“公(李贄)直氣勁節(jié),，不為人屈，而吾輩膽力怯弱,，隨人俯仰,。”袁小修：《李溫陵傳》,。這就是他在對《金瓶梅》的批評中出現(xiàn)這種矛盾態(tài)度的重要原因,。

　　在《金瓶梅》的早期流傳期間，學術(shù)界對它的批評有十多家,，可以概括為三派,。以袁中郎、謝肇浙為代表,，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價值和藝術(shù)成就,，這顯然是新的解放思潮在文藝批評中的表現(xiàn);以沈德符、李日華為代表,，則直斥此書為“壞人心術(shù)”,，“市諢之極穢者”，而基本全盤否定,。這是舊的道學思想在文學批評領域中的頑固表現(xiàn);以袁小修為代表,，包括東吳弄珠客、廿公等人,，則介于兩派之間,。對這三派的觀點，我們都應取分析研究的態(tài)度,，弄清楚它們得以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及其和各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聯(lián)系,，從而把《金瓶梅》研究提高到一個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