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帆集·董思白》一信的全文如下：

目前,，國內(nèi)外《金瓶梅》研究者和袁中郎研究者一般都認為此信寫于萬歷二十四年十月。

其理由正如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中說的：“這年陶望齡（石簣）曾于九月二十四日到蘇州,，與袁中郎游談多日,。此事，陶望齡在所寫的《游洞庭山記》的序文中,，記有年月,，是萬歷二十四年十月?？梢詫ψC上袁氏的這封信,。”

關于陶石簣的《游洞庭山記》的序文,，是這樣寫的：

袁,、陶這兩則記載本來是清楚的，合拍的,，可是鈞韜同志認為“魏子云先生沒看清楚陶石簣所記的這次訪游,，與袁中郎致董思白書所說的游談，完全是兩碼事,?！痹趺磿莾纱a事呢？鈞韜同志說：

這里,，鈞韜同志實際上提出了兩個“矛盾“：

一、中郎“言明”“和陶氏”“同游洞庭”,，而陶氏卻說“中郎并沒有陪他們同游洞庭”,；

二、中郎“言明”“和陶氏談了五天”,，而陶氏則說“只談了三日”,。

從而他認為陶望齡兩次來吳兩次都游了洞庭：

一次是萬歷二十三年秋，中郎與陶氏同游,，中郎《董思白》所述的一次,；

另一次是萬歷二十四年九月，中郎沒有陪同前往,，即石簣《游洞庭山記》所述的一次,。

這樣，兩文所述的游洞庭“完全是兩碼事”,，袁中郎《董思白》所述的乃在萬歷二十三年,，因此“《金瓶梅》抄本傳世的第一個信息，出現(xiàn)在萬歷二十三年（1595）的深秋季節(jié)”,。

其實,，細察袁氏《董思白》與陶氏《游洞庭山記》兩文并不存在著上述矛盾。

鈞韜同志之所以認為有矛盾，完全是由于“沒有看清楚”這兩則文字所造成的：

一,、袁中郎的《董思白》根本沒有說過與陶石簣“同游”洞庭,。

此函開頭以“石簣”為主語，一直貫到“無所不談”句,，并未夾帶中郎。

中郎此時害病在家,，先聽陶來吳“劇譚五日”,，陶等游竟后又來“無所不談”，袁乃“病魔為之少卻”,。

此與袁中郎同時所作《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一詩所述“先為五日辭”、“歸來為我言”完全相合,，與陶石簣《游洞庭山記》沒說中郎陪他們同游也相合,。

二、陶氏《游洞庭山記》與袁氏《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中的“三日”,，乃虛指多日，這在古漢語中是常見的,。

袁詩中“元旨窮三日”一句若寫成“窮五日”,，與緊接著的“五日辭”一句顯然重復不雅。

而陶氏《游洞庭山記》一文更清楚地表明此“三日”實際上是“五日”,。請看陶氏說：

從“丁巳”到“壬戌”幾天呢,？中間隔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四日，加起來不是正五天嗎,？因此,，陶氏所說“談于榻之右者三日”，實際上是談了“五日”,，與袁氏說“劇譚五日”,，并不矛盾，完全一致。

三,、陶石簣的《游洞庭山記》只說明他游過一次洞庭,。

乙未歲（萬歷二十三年）食桔時節(jié)，他與中郎相約明年再會日期時說：“予俟此熟當來游洞庭”,?！爱攣怼倍恰霸賮怼保Z意甚明此年未嘗游洞庭,。

再查及有關陶石簣的記載如《列朝詩集小傳》等,，均說他“一登洞庭”，未有兩游洞庭之說,。

四,、袁中郎《西洞庭》一文也未說與石簣同游。此文乃萬歷二十四年追憶兩年來宦民之游的一組游記文章中的一篇,。

若中郎與石簣同游,，一般會在文中點明，如《上方》篇云：“乙未秋杪曾與小修,、江進之登峰看月”,，《陰澄湖》篇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等,。

而《西洞庭》明說：“余居山凡兩日”,，不及他人。至于文中所述“陶周望（石簣）曰‘余登包山’四句,，乃為中郎行文時的引用文字,，當為萬歷二十四年袁中郎據(jù)陶石簣‘游竟復返衙齋’無所不談”和出示《游洞庭山記》后所得。

《西洞庭》小修編校本在這段文字下還有“因出所著行記以示”云云一段文字,，就確切地證明了這點,。

因此，袁中郎的《西洞庭》一文,，根本不能證明袁,、陶兩人于萬歷二十三年有“一起同游過洞庭”的事情。

五,、袁中郎《董思白》所云“病魔為之少卻”,，“伏枕略觀”，陶石簣《游洞庭山記》云：“中郎方臥疾新愈”,，“談于榻之右者三日”,，均說明中郎此時正在害病。

熟悉中郎的人都知道,，他于萬歷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驟得瘧病,，十月初稍有好轉(zhuǎn)，不久即舊病復發(fā)，病勢連綿,，達五閱月,。

而萬歷二十三年夏秋間，中郎身體尚健,，故這兩篇作品當均作于萬歷二十四年而非二十三年,。

總之，袁中郎于萬歷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宦吳期間,，陶石簣盡管來過兩次,，但陶游洞庭只是萬歷二十四年一次，即袁中郎《董思白》與陶石簣《游洞庭山記》共同所述的一次,，而根本不存在袁、陶兩人于萬歷二十三年同游洞庭的事情,。

因此,，袁中郎在《董思白》中透露《金瓶梅》傳世抄本的第一個信息，還是在萬歷二十四年十月,，而不是在萬歷二十三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