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摘    要：宋代以來至民國時期, 隨著徽州山區(qū)經(jīng)濟的開發(fā)與發(fā)展,、徽商經(jīng)營的成功,、宗族社會的形成, 以及教育、科舉和文化的發(fā)達與繁榮, 徽州知識暨文化精英逐漸揭開徽州地域文化認同建構的序幕, 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認同和譜系擬構即是重要的基礎性一環(huán),?；罩葜R暨文化精英通過不斷纂修譜牒, 強調(diào)“萬殊一本”的理念, 并在矛盾、對立和沖突中, 建構和強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緣身份與宗族譜系認同, 以標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優(yōu)越性和自豪感,。這種血緣身份認同幾乎無法與歷史真實性達成統(tǒng)一, 但它確實強化了徽州宗族內(nèi)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進而維系了徽州地域社會的秩序, 促進了徽州經(jīng)濟與文化的發(fā)展。

作者簡介： 卞利,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 歷史學博士,。文章原刊：《安徽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2期,。

宋代以來, 隨著徽州山區(qū)經(jīng)濟的開發(fā)與發(fā)展、徽商經(jīng)營的不斷成功,、宗族社會的漸次形成, 以及教育,、科舉和文化的發(fā)達與繁榮, 至明代中葉, 整個徽州社會出現(xiàn)了“人文郁起, 為海內(nèi)之望, 郁郁乎盛哉”1的局面。與此同時, 徽州知識和文化精英也開始從各個不同方面與視角, 對徽州文化進行系統(tǒng)的整理與總結, 并由此拉開徽州地域文化認同建構的大幕。其中, 對徽州人群祖先中原身份及其血緣譜系認同的建構, 是徽州地域文化認同建構的基礎性環(huán)節(jié)和重要內(nèi)容之一,。

大約從北宋中葉起, 徽州知識暨文化精英即從徽州人群來源于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故事擬構入手, 開始了對徽州地域文化認同建構的過程。延至南宋,、元,、明時期, 徽州宗族群體移民自中原和祖先中原的身份認同, 在一批學者尤其是知名學者的考證和各大地域名門望族纂修的譜牒中, 逐漸取得認知上的一致, 達成廣泛共識。

早在宋神宗熙寧元年 (1068) , 王安石即在《許氏宗譜序》中, 對歙縣許村許氏宗族五代之初由高陽 (今河北省高陽縣) 遷徙徽州的歷史進行了追溯, 云:“天寶之亂, [許]敬宗有孫曰遠, 與張巡以睢陽抗賊, 自以不及巡, 推巡為守而為之下,。久之, 食乏無助, 煮茶,、紙以食, 猶堅守。賊所以南向, 以睢陽蔽其鋒也,。卒與俱死, 皆天下豪杰義士云,。唐亡, 遠孫儒不義朱梁, 自雍州入于江南, 隱居歙之黃墩, 終身不出焉?！?熙寧四年, 詹濟亦認定婺源慶源詹氏始遷祖徙自河南南陽3,。號稱“新安多望族, 程氏最盛”4的程氏宗族, 據(jù)傳, 遠在唐代即有程淘纂修的《程氏世譜》, 馮劍輝在對程淘所撰《程氏世譜序》考證后, 認為其基本可信5。但該譜序雖將徽州程氏始遷祖追溯至南朝梁陳時的程靈洗, 并未述及其祖先中原的歷史,。直至慶歷三年 (1043) , 歙縣人程承議纂修的《程氏世錄》序文, 才明確將徽州程氏的始遷祖考訂為東晉新安太守程元譚,。在這部早于歐陽修《歐陽氏譜圖》和蘇洵《蘇氏族譜》的《程氏世錄》序文中, 程承議指出:“程氏自晉新安太守元譚公留居郡城, 歷唐迄梁, 代有顯者, 譜牒相傳, 燦如日星?！讎L聞諸大父曰:[程]洎與[程]淘為同產(chǎn), 唐末歸黃墩, 最長于諸房, 因悉召父兄子弟共飲, 遂言:我姓來江東將五百年, 支派散漫, 布滿南國,。”6至宋哲宗紹圣二年 (1095) , 程祈父子經(jīng)過實地調(diào)查與走訪, 結合傳說, 針對各家“譜牒散漫無紀”的狀況, 進一步對程氏宗族的遷徙歷史和傳承譜系進行建構, 重新厘定,、編纂族譜,。在《程氏世譜序》中, 程祈寫道:

程氏望出廣平郡, 其上世蓋帝高陽之諸孫也。在五帝世, 為火正黎, 為祝融, 為和仲,、和叔,。逮及周成康之際, 始受封為程國。由周而下, 世有聞人, 見于傳記, 皆有可考,。唐末五代之亂, 亡失舊譜, 上世次序, 不可復知,。……吾聞之先府君, 以為吾家盛德之后, 蓋重安忠壯公之系姓也,。其后, 家君為和州歷陽縣尉, 故吳明光祿帥洪道過南豫, 從容謂家君曰:“吾姓同出黃墩, 而譜書不傳, 意其遺落民間, 尚未泯墜,。吾曹游宦, 先至歙郡, 當力求之, 毋忘以完本相寄也,?！蔽鯇幨甏? 家君由小著得請知歙之婺源。明年, 歲在戊午, 實元豐元年正月之九日, 于歙縣得程氏數(shù)十家于黃墩,。其豪曰志忠, 率諸族父子兄弟迎謁道左,。雖然少學, 亦頗知禮, 蓋有衣冠遺風焉。從而詢之, 乃出其家譜一卷, 祖孫相傳, 多歷年數(shù), 文字漫滅, 世次不明。又得所謂相公墓及宅基,、射蜃湖,、浴馬池等處。里民談忠壯公遺事, 歷歷可聽,。其盛德在民, 歲時相與祀事不絕,。家君既拜墓下, 又從歙令張世望借取《圖經(jīng)》, 因以考實所聞, 蓋皆符合。居無幾, 海寧族人程立亦獻其所藏《世次》一卷,。兩家譜敘, 僅足以相補, 詞多鄙野, 不成句讀,。或傳歙縣程璇家有善本, 會其家有回祿之變, 并以亡失,?！谑? 家君悉以所得程氏譜書付祈曰:“汝當論次。吾讀舊譜, 至荊州驃騎, 有三世不修譜之戒,。誠哉, 是言也!且忠壯公英靈精爽, 死且不朽, 殆神有意囑汝于夢寐, 吾滋異之,。”祈奉命, 不自揆度, 實始載其事于心, 由是稽考史傳, 以相證佐, 一代定著為一譜, 以開元譜為第一,。其后十年, 調(diào)補玉溪掾, 其書粗成, 然猶未敢以為是也,。……元祐間, 祈掌教衛(wèi)學, 暇日, 復加詮擇, 鉛塹編簡, 不去幾案者垂又五年, 乃能訖事,。因竊嘆曰:“程氏譜牒散漫無紀久矣, 凡我同姓, 宜所共惜,。今以祈之固陋, 其所論次, 大懼不文, 不足以發(fā)揚萬分之一, 然其世序條例頗用史法, 井井條理, 不為不備也?！?

綜上所述, 如果說北宋時期徽州知識暨文化精英對祖先源于中原的建構尚處于初始階段, 那么到了南宋時期, 隨著第三次移民徽州高峰的完成, 特別是徽州經(jīng)濟的深度開發(fā)和教育,、科第的勃興, 激起了徽州宗族追本報遠、敬宗睦族的思緒, 一些名門望族為證明自身尊貴的血統(tǒng)身份, 紛紛以纂修譜牒的方式, 通過對始祖和始遷祖譜系的擬構, 建構祖先來自中原的移民故事, 并最終使其中原世家大族血統(tǒng)成為徽州宗族與社會的一種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

南宋高宗紹興年間, 陳之茂在為休寧縣《藤溪陳氏圖譜》所撰的序文中, 借用該族陳質(zhì)夫之語, 開宗明義地指明藤溪陳氏之源于中原及輾轉(zhuǎn)由桐廬徙至藤溪的歷程, 云:“吾祖, 有媯氏之苗裔, 三代,、秦漢以來, 顯晦不一, 支離蔓衍, 吾故不能狥迂儒之見, 以強索系譜。自唐末[黃]巢寇擾攘, 乃攜家去故國桐廬郡, 溯流而上, 直指新安之城西百余里, 得鄉(xiāng)曰藤溪,?！?紹興七年 (1137) , 休寧縣博村范天民也對徽州范氏宗族的歷史進行追溯, 并借此建構中原移民譜系, 曰:“吾家系出黃唐, 至晉武子, 始以封邑姓范, 世將中軍。貞定王十一年, 為智韓趙魏所并, 子孫散處梁魏,。獻之子曰蠡, 居鄧州, 師計然, 用其術, 相越伐吳, 浮海出齊, 止于定陶,。至漢, 龍舒侯諱顯始居河內(nèi), 其子滂仕漢為清詔使。滂又十七傳曰履冰, 唐高宗永徽七年, 登進士第, 垂拱中, 拜相, 載初元年, 坐舉逆人被殺,。有子冬芬宣州刺史, 生十公, 諱惀, 為戶部員外郎,。天寶兵變, 復居于鄧。其第三子諱傳正, 貞元十年登第, 授集賢殿校書, 歷殿中侍御史,、水部員外郎, 出為歙州刺史, 始為汪公華奏議立祠,。轉(zhuǎn)蘇,、湖二州, 復擢宣歙觀察使, 歷職江南甚久, 殊勛美政, 見白居易草制。公自吳元濟亂后, 無意北歸, 尋以風痹謝政, 且愛新安山水, 遂擇里于休寧之博村而定居焉,?！?

從以上明清徽州族譜收錄的較為可信的兩宋徽州族譜序文中, 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 截止到南宋高宗紹興年間, 徽州宗族對祖先源自中原的歷史建構并不都是真實的客觀事實, 且前后多有矛盾, 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徽州宗族血緣群體關于祖先源于中原和譜系擬構的認識。這種擬構的徽州人祖先徙自中原的移民故事, 終于在淳熙初年獲得官方的支持,。由徽州著名學者羅愿撰修,、成書于淳熙二年 (1175) 的《新安志》, 將徽州人祖先中原的故事收錄其中, 云:“黃巢之亂, 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 后或去或留, 俗益向文雅?！?0從而使半實半虛的徽州人祖先源自中原故事正式轉(zhuǎn)變?yōu)橐环N歷史的事實, 私家修譜擬構的宗族群體記憶亦由此演變成為徽州地域社會和文化的集體記憶, 實現(xiàn)了血緣身份和地緣文化的整合與認同,。羅愿在《新安志》中僅就其所知史實, 審慎地將中原衣冠避亂移民徽州的歷史時間界定為“黃巢之亂”, 為徽州大姓望族建構祖先移民自中原的故事提供了最具說服力的官方依據(jù)。此后, 幾乎每一部徽州大族的譜牒都或多或少地將始祖或始遷祖擬構為中原地區(qū)世家大族的移民, 并在“黃巢之亂”這一時間節(jié)點上進一步向前上溯或向后延伸, 先后建構出“永嘉之亂”和“宋室南渡”兩個時間維度, 從而使得徽州人祖先中原世家大族的血緣身份獲得最廣泛的認同,。徐彬和祝虻把徽州家譜中的中原認同時間確定為明清時期11, 顯然是不妥的,。《新安志》刊刻傳播以后, 徽州各大宗族所纂修的族譜, 幾乎都將族源追溯到上古傳說時代的人物如三皇五帝及其后裔子孫, 這亦正是徽州宗族一再強調(diào)的“一本萬殊”12觀念的直接體現(xiàn),。

盡管羅愿經(jīng)過認真考訂, 得出“黃巢之亂, 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的結論, 但實際上, 還在北宋時期, 徽州就有西晉“永嘉之亂”甚至王莽篡權時期中原地區(qū)世家大族移民徽州的文字記錄了,。宋徽宗政和五年 (1115) , 方仕燮在《方氏家譜序》中云:“余暇日留巖溪, 會宗人以《續(xù)修族譜》一編來示, 征言以識其端, 溯自太子雷公, 食采于方邑, 為吾宗得姓之始。厥后, 云仍蕃衍, 蔓衍碩大,。至漢丹陽令纮公, 值王莽篡逆, 避地江南,。孫儲公聰明穎悟, 精通神術, 有駕鶴乘空之異, 為洛陽令, 忠義凜然, 遭誣而歿, 追封黟侯, 儕、儼皆其兄弟, 咸有令名,。儲公生三子:觀之,、贊之、弘之, 世其家而丕大,。傳三十四世, 至于念五公高, 始遷寒山, 子孫蕃盛, 繩繼引翼, 延其休祚, 而家聲日振,。……以時考之, 則江淮以南方氏之宗, 往往多出于是,。但開元而下, 子孫或遭世微弱, 或流寓他邦, 支分派別, 盛衰存亡, 概難悉考, 是以后世多闕略焉,。”13南宋高宗建炎四年 (1130) , 方愚亦云:“我祖宗本方山帝胄, 將相傳家,。漢元始間, 避地江左, 于是桑梓歙之東鄉(xiāng), 今稱南路是也, 衣冠相繼數(shù)千年, 為新安之望族,。”14進一步坐實了徽州方氏祖先源于中原帝胄之裔的建構,。而影響更大的理學之集大成者,、新安理學的開山祖朱熹, 更是在淳熙十年 (1183) 五月為《茶院朱氏世譜》撰寫的《后序》中, 直言不諱地指出:“吾家先世居歙州歙縣之黃墩 (舊譜云:長春鄉(xiāng)呈坎人) 。相傳望出吳郡, 秋祭率用魚鱉 (舊譜云:有諱介者, 世數(shù)不可考矣,。又按奉使公《聘游集目》云:系出金陵, 蓋唐孝友先生之后,。考之《唐書》, 孝友先生諱仁軌, 自為丹陽朱氏, 而居亳州永城, 以孝義世被旌賞, 一門方閱相望, 而非吳郡之族,?！? 唐天祐中, 陶雅為歙州刺史, 初克婺源, 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 是為制置茶院。府君卒, 葬連同, 子孫因家焉,?！?5羅愿不僅在其撰修的《新安志》中提出徽州“十姓九汪”的概念, 而且對汪氏的祖源也進行了精密考證。針對汪氏是源于汪芒氏還是“魯成公支子, 食采于汪, 因氏焉”的疑問, 羅愿得出“汪氏為諸侯之裔, 似稍近人情”的結論,。接著, 羅愿根據(jù)宋哲宗時文士胡伸所作之《唐越國汪公華行狀》等文獻資料, 對汪氏在徽州的“州望”進行考訂, 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云:“《行狀》稱:漢建安三年, 龍驤將軍文和為會稽令, 因世亂避地, 家于新安,。文和之名, 他書無所見, 沈約《宋書》云:龍驤將軍, 晉武帝始以王濬居之, 然則自濬之前, 安得有此官也?近世臨川鄧名世作《姓氏辨證》, 言王始居新安, 故望出新安。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 皆王后也,。又云:陳稷州刺史汪綱, 陳亡, 自歙州徙河間, 故又有河間汪氏。按, 綱之由新安徙, 既在陳時, 則汪氏之居此舊矣, 豈得言自王始乎?太平興國中, 有為《王廟記》者, 言王乃隋將寶歡之族子, 或謂陳,、隋以上始處此邪,。本之龍驤, 則荒遠;就王為說, 則簡陋, 俱未適中, 故內(nèi)翰至此略而不言。若以新安之族由王而望始著, 則可爾,?！?nbsp;(1) 顯然, 羅愿并不認同徽州汪氏源于東漢建安年間汪文和避亂而南遷至徽州的說法。這或許就是其僅在《新安志》中提及“俞待制獻可, 字昌言, 歙縣人, 其先居河間, 晉永嘉之亂, 徙新安”16, 而并未將東漢末年至西晉永嘉之亂作為第一次中原地區(qū)世家大族移民徽州的原因,。至于兩宋之際第三次中原地區(qū)移民徽州的歷史, 則因羅愿《新安志》之后移民者自身的記錄而變得真實起來,。也就是說, 兩宋以來特別是南宋以降, 徽州宗族和文化精英建構徽州人祖先中原的身份認同, 除唐末“避黃巢亂”和“兩宋之際”較為接近歷史的真實之外, 第一次中原世家大族移民徽州似乎更多是出于一種心理和文化上的慰藉, 而非全部的歷史真實。但問題在于, 在中國歷史上, 自東漢末年以來至西晉“永嘉之亂”, 乃至東晉南渡及南朝時期, 為躲避中原地區(qū)頻繁的戰(zhàn)亂, 確有大量北人南遷, 加之徽州被孫吳國征服史實的客觀存在, 因此, 第一次中原地區(qū)世家大族移民徽州亦并不能說全是一種虛擬的建構,。

在偏安東南一隅的南宋時期, 不少徽州大族成員被征僉至淮河南岸戍守,。為逃避被征發(fā)戍守淮甸的命運, 徽州個別地區(qū)甚至出現(xiàn)“世世分析”的現(xiàn)象。對此, 康熙休寧縣《藤溪陳氏宗譜》云:“百六公出自堯仁公次子僎公之后, 古城百五公出自堯仁公長子俊之后, 蓋從兄弟也, 皆屬文韶公之苗裔, 二支皆淮役而歸,。是時, 丁宋之際, 南國以淮為邊徼, 宋元累歲兵爭, 民多遣戍,。其云遷淮者, 諱之也。自淮歸者, 兵息而返役也,。且其時, 人丁蕃聚者, 不免于簡點, 故世世分析而居, 以祈僥免耳,。”17這種被征發(fā)戍守的痛苦, 加上元朝蒙古貴族的殘酷剝削, 使得徽州人在享受山區(qū)深度開發(fā)成果的同時, 更增添了國難家仇的憤懣,。又因新安理學家們的大力倡導, 追懷祖先, 建構中原世家大族尊貴血統(tǒng)的移民故事, 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徽州宗族來源于三次中原地區(qū)移民的故事, 經(jīng)過徽州各地大姓望族精英的努力, 終于在宋末元初得到了系統(tǒng)建構:“蓋江北、中土始以三國之爭, 繼以五胡之亂, 重之以五季, 宋南渡之余, 中原板蕩, 十室九空, 其族無噍類者蓋多矣,?！?8明嘉靖中纂修刊刻的《新安名族志》, 全面接受了徽州大姓名族源自中國歷史上三次中原地區(qū)移民的觀點, 并以此為依據(jù)來記錄各大名族的祖源、遷徙與分布, 從而完成了徽州人祖先中原的移民史建構過程,。對此, 嘉靖三十年 (1551) 四川道監(jiān)察御史胡曉在其所撰《新安名族志序》中云:徽州“山峭水厲, 燹火弗驚, 巨室名族, 或晉唐封勛, 或宦游宣化, 覽形勝而居者恒多也,。其故家遺俗, 流風善政, 宛然具在”19。至明萬歷時, 《歙志》亦記錄和敘述了三次中原地區(qū)世家大族為避亂等原因而遷入徽州的歷史, 指出:“邑自漢唐以來, 兵燹不加, 人多安土,。雖舒,、聶浸衰, 然而婚姻譜牒, 動皆千祀,。溯之厥始, 昭然可據(jù)。其或山水留人, 宦游興寓公之想;亂離避地, 保家懷屯聚之謀;抑或遺骨莫返, 羈旅忘歸;又或間關跋涉, 弗憚轉(zhuǎn)徙, 則以此中無碩鼠之侵, 而彼土多猛虎之慘耳!”20盡管歙縣各大姓望族大多來自東漢末年以來中原地區(qū)的三次大規(guī)模移民, 但移民又不僅僅限于中原地區(qū), 且并非全部皆因躲避兵燹和戰(zhàn)亂, 其中既有避亂而徙者即避地者, 也有遺孤者,、羈旅者, 更有輾轉(zhuǎn)遷徙而來者,。故至民國時期, 許承堯在其所撰之《歙縣志》中, 對宋代以來徽州徙自中原地區(qū)的移民故事進行了總結性概述, 從而完成了三次移民徽州運動與徽州祖先中原身份認同的建構, 云:“邑中各姓, 以程、汪為最古, 族亦最繁, 忠壯,、越國之遺澤長矣,。其余各大族, 半皆由北遷南。略舉其時, 則而晉,、宋兩南渡及唐末避黃巢之亂, 此三期為最盛,。又半皆官于此土, 愛其山水清淑, 遂久居之以長子孫焉?！?1

從羅愿,、程荀軒至戴廷明、程尚寬,、趙吉士, 再到許承堯, 經(jīng)過徽州精英人物的不懈努力, 最終完成了對中原地區(qū)世家大族三次移民徽州運動與徽州祖先中原身份認同的建構, 但這種移民故事的建構邏輯并非沒有漏洞,、無懈可擊, 相反, 恰恰是漏洞百出, 矛盾重重。歷史上徽州規(guī)模最大,、人數(shù)最多的程氏和汪氏宗族, 對其祖先遷徙與宗族建構過程中出現(xiàn)的種種自相矛盾, 進而導致族內(nèi)糾紛和族外爭議不斷, 就很能說明問題,。

以汪氏宗族為例, 目前所知最早對汪氏宗族遷徙徽州歷史進行建構的是北宋紹圣四年 (1097) 進士、被稱為“江南二寶”22之一的婺源考水人胡伸,。他在《唐越國汪公華行狀》中, 對汪氏的祖源進行了鉤沉, 云:“公姓汪氏, 諱華, 新安人,。其先汪芒氏之后, 或曰魯成公支子, 食采于汪, 因氏焉。哀公時, 童踦其孫也,。漢建安中, 龍驤將軍文和為會稽令, 避地始遷新安,。” (3)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 至少在北宋末年, 有關汪氏宗族的祖源就有兩種不同說法, 即江南的汪芒氏和魯成公支子,。兩種說法, 孰是孰非?羅愿在引述胡伸《唐越國汪公華行狀》并進行分析后, 以“似稍近人情”, 得出了“汪氏為諸侯之裔”的結論,。羅愿本著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 無奈地以“稍近人情”和“以新安之族由[汪華]王而望始著”作為自己模棱兩可的理由。實際上, 在孫吳時賀齊,、諸葛恪次第平定徽州土著山越人金奇,、毛甘、陳仆和祖山等發(fā)動的叛亂后, 山越人便消失在徽州歷代文獻的記錄之中,。那么, 是不是徽州土著居民山越人完全被融合與同化了呢?或者說, 作為“十姓九汪”的徽州, 汪氏族群究竟是山越土著汪芒氏的后裔, 還是春秋時期魯成公后裔汪文和徙居徽州后蕃衍的苗裔?這在宋代以來包括族譜在內(nèi)的徽州文獻中并未取得一致, 有的依然持汪芒氏后裔之說, 如汪高梧于咸淳二年 (1266) 撰寫的《新安汪氏族譜序》曰:“吾魚龍汪氏由人皇之世以迄于今, 聚族新安數(shù)千年矣, 非平陽,、潁川二望所來也。汪芒氏再得國于斯, 顯圣王復開國于此, 以成武之功, 勛德之裔, 綿綿不絕,?！?3但更多的還是堅持魯成公支子后裔汪文和始遷徽州的說法, 分歧也不過是潁川汪氏還是平陽汪氏而已。直到近代, 陳去病經(jīng)過認真考證, 才鄭重地將徽州汪氏之祖源確定為汪芒氏后裔之說, 云:“汪氏源出汪芒之后, 昔禹會諸侯于會稽, 防風氏后至, 戮之,。其骨專車, 蓋即汪芒也, 其國在今湖州山中,。楚滅于越, 遺黎四竄, 汪芒氏入歙, 當在斯時, 故時號歙曰山越,。及秦立鄣郡 (故城在今湖州鄣山) , 彼土日辟。汪芒益有所逼迫, 而不得不西竄于歙, 居今績溪境內(nèi) (因其時, 吳越皆開辟, 惟歙縣初立, 可匿跡) ,。遞嬗至孫吳, 山越殆滅 (孫權使賀齊討黝歙, 分為新都郡) , 而汪芒之裔, 遂列于編氓, 然其時當群聚績溪也,。及越國公華, 起自澄源 (績溪鄉(xiāng)名) , 保障六州, 卒歸命唐室, 受國殊封, 子姓濟濟, 咸在朝列, 由是而汪芒氏苗裔, 日益繁衍遍歙郡矣?！?4針對汪道昆《太函集》稱“吾宗得姓, 自魯潁川侯始,。漢建安二年, 龍驤將軍諱文和為會稽令, 始渡江南, 于時郡新都而治始新,。公遷始新, 因而占籍,。其后始新入歙州, 公卒, 與夫人孫合葬郡邵石山。胄子弭寇將軍諱軫卒, 與夫人李合葬都督山,。后世附葬邵石山者墓二十五, 附都督山者六, 而公實江南汪氏始祖也”25, 民國歙縣學者許承堯以按語和引注的形式, 認定汪氏源于徽州土著即山越人, 云:“汪氏在歙占族為最古, 以漢末時來也,。汪注:先公考汪氏為新安土著, 有《汪氏原姓篇》, 非遷江南也?！?6

由此可見, 宋至民國時期徽州知識和文化精英們所建構的三次中原地區(qū)世家大族南遷徽州故事和徽州人祖先中原的身份認同, 并非完全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 而是一種文化和心理上的認知與認同,。

宋代以來特別是明以降, 徽州社會逐漸成為一個聚族而居,、相對穩(wěn)定的宗族社會, “士夫巨室, 多處于鄉(xiāng), 每一村落, 聚族而居, 不雜他姓”27,。作為宗族社會標志的族譜、祠堂和祖墓, 在徽州更是屢屢重修, 以致形成了具有獨特地域特點的徽州宗族文化,。尤其是族譜, 在宗族成員的心目中, 更被視為“尊祖,、敬宗、收族”的工具, 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由于南宋以來徽州科第的勃興和徽州人大規(guī)模外出經(jīng)商與致富, 大量徽商的資本和利潤回流徽州本土, 成為纂修和刊刻,、印刷族譜源源不斷的經(jīng)濟支撐, “文人發(fā)起, 商人助資”28亦因此成為徽州族譜纂修的基本模式。這是徽州族譜纂修能夠始終保持綿延不斷傳統(tǒng)的智力支持和經(jīng)濟保障,。而徽州本土以及周邊地區(qū)發(fā)達的文房四寶業(yè)特別是造紙業(yè)和刻書業(yè), 又為徽州族譜的印刷和出版, 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作為宗族集體記憶和血緣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 徽州的族譜纂修歷史, 可以追溯到唐宋時期。盡管唐宋徽州族譜原本現(xiàn)已無一遺存, 但我們依然可從宋代以來名人文集和元,、明,、清及民國時期纂修的徽州族譜留存的序文中, 了解徽州族譜纂修的一般情況。不過, 與唐代官修和私纂族譜不同的是, 創(chuàng)新和轉(zhuǎn)型時期的宋元族譜, 是在門閥士族退出歷史舞臺,、官修譜牒廢絕和唐末五代各類譜牒因戰(zhàn)火而蕩然無存等背景下興起的, 無論是纂修宗旨,、形式、譜圖之法, 還是族譜內(nèi)容和續(xù)修時間上, 都因政治,、經(jīng)濟,、社會、教育和文化形勢的變化而呈現(xiàn)出新的特征29,。其纂修宗旨由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區(qū)分士族門第,、身份地望和婚姻仕宦, 所謂“自隋唐而上, 官有簿狀, 家有譜系,。官之選舉, 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 必由于譜系”30, 轉(zhuǎn)變?yōu)椤肮軘z天下人心, 收宗族, 厚風俗, 使人不忘本”31的“尊祖、敬宗,、收族”, 以及“序昭穆,、別尊卑、嚴內(nèi)外”的工具,。在理學家張載,、程顥、程頤和朱熹等的倡導下, 宋元以至明清和民國時期徽州族譜的纂修, 也出現(xiàn)了較大的變化,。在宋真宗天禧五年 (1021) 頒布《敕文武群臣修家譜詔》之后, 徽州程氏宗族即于宋仁宗慶歷三年 (1043) 纂修了《程氏世錄》32,。隨后, 歐陽修和蘇洵相繼纂修了各自的族譜《歐陽氏譜圖》和《蘇氏族譜》, 分別創(chuàng)造了“以線圖系”的五世一提的譜圖法和“以格列名”的譜法譜例。但不管是哪一種譜法和譜例, 目的都是為了尊祖敬宗即尊尊親親,、統(tǒng)宗收族,。在他們的示范效應帶動下, 包括徽州在內(nèi)的全國許多地區(qū)的大姓名族紛紛掀起纂修族譜之風, “歐、蘇二子亦嘗作為家譜以統(tǒng)族屬,。由是, 海內(nèi)之士聞其風而興起焉者, 莫不家有祠以祀其先祖, 族有譜以別其尊卑”33, 徽州地區(qū)幾乎每一個宗族都在此后至南宋時期, 仿照歐,、蘇族譜體例, 或融合兩種修譜之法, 各自纂修了本宗族的譜牒, 不少宗族甚至連續(xù)性續(xù)修, 徽州亦因此躍升為當時中國譜牒纂修最為發(fā)達的地區(qū)之一。

限于宋代徽州族譜無一遺存的現(xiàn)狀, 我們無法具體得知兩宋時期徽州族譜纂修的總數(shù), 但根據(jù)程孟纂修的景泰《新安程氏諸譜會通》等譜牒文獻統(tǒng)計, 宋代歙縣槐塘, 休寧縣率濱,、會里,、汊口、芳干,、山斗, 婺源縣長徑,、城東、城西沖山,、龍首山,、環(huán)溪、彰睦,、龍陂, 祁門縣善和, 黟縣南山, 績溪縣仁里等程氏宗族, 總計纂修了15種族譜34,。又據(jù)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應廟會宗統(tǒng)譜》等譜牒統(tǒng)計, 北宋仁宗嘉祐八年至南宋理宗寶祐六年 (1063—1258) , 徽州各地方氏也先后纂修了11種各類譜牒35。這些譜牒以尊祖敬宗,、敘親親之道和重建宗法秩序為宗旨, 從祖先的溯源和重構宗族譜系入手, 初步建構起了徽州各大宗族人群的集體記憶,。正如熙寧四年 (1071) 王汝舟在《慶源詹氏譜序》中所云:

詹氏世居慶源嘉福之里, 去邑之東七十里。大山深谷, 湍流峻嶺, 舟車之所不到, 而其山水秀美, 居人數(shù)百家, 樓臺沼沚占其勝概, 風俗醇厚, 自為一樂土也,。他鄉(xiāng)里第不能及者,。予表兄新道同居洪氏, 得聞其詳, 又出譜系, 曰:“吾族先有大公生一子, 曰一公;一公生二子, 曰小一公、小二公,。惟小二公俊后裔扶疏生三子, 曰云煙公,、云岳公、云氣公;云岳公派居閭源, 云氣公派居閭嶺;云煙公一子小八公, 諱士龍, 字有道, 遷居慶源, 子子孫孫, 枝葉繁盛。予之高祖之祖生于五代之末, 兵戈征役, 四方騷然未定, 立于離亂紛擾之中, 勞苦艱難, 可謂至矣,。及天下已定, 人獲安息, 又有子孫以輔翼之孝行義風表于前, 鄉(xiāng)里稱為長者,。”汝舟聞而深羨之, 吾想其時濟濟, 雝雝肅肅, 自大宗法廢而親親之道衰, 德義之教不行, 祖禰之親不著, 至有父子異居,、兄弟為仇, 或不能守其墳墓而棄其先人之祀者, 天下何可勝數(shù)?36

以上文字, 反映了北宋時期徽州關于祖先記憶建構和族譜纂修的基本狀況,。作為徽州地區(qū)現(xiàn)存最早一部郡志《新安志》的撰著者, 羅愿在為本宗族纂修的歙縣呈坎《羅氏宗譜》所作的序文中, 亦以較大篇幅, 對呈坎羅氏宗族祖源和譜系進行了詳盡考證與闡述, 從而完整地建構了羅氏宗族的集體記憶, 云:“新安城西四十里, 曰歙呈坎, 羅氏倚山環(huán)溪而居, 族屬蕃蔓, 可無譜以志其源流乎?”于是, 羅愿根據(jù)《世略》記載, 不厭其煩地考訂本族源流:始祖君用曾任武陵令, 君用子珠世居長沙并輾轉(zhuǎn)至豫章 (今江西南昌) , 直至33世秋隱公和文昌公分別徙入呈坎, 成為呈坎后羅和前羅的始遷祖37。作為一位嚴肅的學者, 羅愿撰寫的《羅氏宗譜序》對呈坎羅氏宗族的由來,、遷徙及其宗族譜系等宗族集體記憶的建構, 盡管作了較為詳細的考訂, 但與其所撰備受贊譽的《新安志》相比, 其中祖先學道等傳說故事, 顯然是極不嚴謹?shù)? 這也反映兩宋時期譜牒纂修者們在宗族譜系建構和集體記憶建構中普遍存在的通病,。正如林濟所言, 宋元徽州譜系的構造, “體現(xiàn)了宋元時期徽州姓族企圖在王朝歷史中說明自身, 在地方社會中展現(xiàn)其優(yōu)越性與主導地位的努力”。為了達到這一目的, 包括族譜纂修者在內(nèi)的徽州知識和文化精英, 試圖將虛構的宗族祖先與譜系傳說故事歷史化, 并在歷史化中使“神明祖先成為歷史祖先”38, 進而在宗族成員的心理上產(chǎn)生強烈的認同, 形成一種并非皆為歷史真實的宗族集體記憶,。

元朝是徽州族譜纂修又一個重要發(fā)展時期, 宋代業(yè)已纂修族譜的各大宗族繼續(xù)修纂, 以程氏宗族為例, 元代續(xù)修或纂修了各種族譜達16種之多39,。徽州元代族譜尚有《新安胡氏歷代報功圖》《新安汪氏族譜》《新安旌城汪氏家錄》和休寧縣藤溪《陳氏譜略》等6種遺存至今,。與兩宋時期譜牒纂修宗旨,、內(nèi)容和形式的轉(zhuǎn)型相比, 元代徽州的族譜纂修又向前邁進了一步,。聚居徽州各地的程,、汪等大族連續(xù)不斷地纂修和續(xù)修各自的族譜, 為跨地域的宗族聯(lián)宗纂修統(tǒng)宗譜, 擴張本族的勢力范圍, 建構跨地域的血緣和身份認同創(chuàng)造了最基本條件。其中, 纂修于泰定三年 (1326) 和后至元三年 (1337) 的《汪氏淵源錄》與《新安王氏族譜》, 即為具有了跨地域會通統(tǒng)宗譜性質(zhì)的汪氏統(tǒng)宗譜雛形,。也就是說, 元代徽州宗族“一本”或“一氣”觀念為中心的血緣身份認同和集體記憶進一步擴大, “君子修身, 必本于孝, 孝莫大于敬親,。自吾推而至于高、曾, 同此一氣, 下而及乎曾,、玄, 傳此一氣也,。……自高,、曾至于吾身幾世矣, 由吾身而及乎曾,、玄, 又不知幾世矣。傳愈久, 支愈遠, 厥宗紀系, 此家譜所由作也”40,。但元代徽州族譜也更注重求真求實, 對“妄取前代名公卿以為上世”的攀援現(xiàn)象多有批評,。對此, 著名理學家鄭玉在《方氏族譜序》中即曾指出:“自宗法廢, 而先王所以睦族之意竟不可見, 獨賴譜系之存, 世數(shù)猶可考也。然非大家宦姓, 聲勢足以動其鄉(xiāng)州,、德澤足以及于后世者, 則又不久而輒亡之,。使其子孫服未盡而已為途人, 豈不重可嘆哉!予家來居西溪之上, 今十二世, 至以姓名其村, 譜牒歷歷可考, 墳墓無所遺失, 非有達官大人之勢、豪家巨室之資, 世以力田相尚, 而能保守不壞如此,。余嘗私自慶幸, 以為積者深矣,。及觀方氏族譜, 益有感焉。方在江南為大族, 居睦,、歙間尤盛, 蓋自真應黟侯在漢和帝時, 以賢良方正對策為天下第一, 死而血食其地, 故居其間者祖焉, 以虛谷使君之博學多聞, 亦自以為實其所出, 是信不誣也,。” (6)

在追溯和建構始祖或始遷祖及宗族血緣譜系的過程中, 徽州各地的大姓望族內(nèi)部往往會產(chǎn)生較大分歧, 特別是程氏、汪氏,、黃氏和胡氏宗族等大姓名族, 在祖先及其譜系塑造和建構過程中不僅分歧較大, 難以調(diào)和, 個別甚至出現(xiàn)了嚴重的沖突與對立局面,。唐代至北宋初, 徽州程氏宗族大都以南朝梁陳時的程靈洗為始遷祖, 而至北宋中葉以后, 則逐漸虛擬建構出東晉新安太守程元譚這一歷史人物, 并將其作為徽州程氏的始遷祖。而汪氏的始祖也有汪芒氏和魯成公支子之爭, 主張魯成公支子者, 其地望又有潁川和平陽之分,?；罩蔹S氏宗族始遷祖, 則有五代后梁時的黃叔宏和晉新安太守黃積之分。至于徽州胡氏始遷祖, 也有東晉新安太守胡焱和唐末五代常侍胡與明經(jīng)胡之分41,。以程氏宗族為例, 徽州程氏宗族在祖先譜系的建構過程中, 充滿著分歧,、矛盾、對立與沖突,。除對始遷祖程元譚形象建構中引發(fā)的沖突42和程敏政因纂修《新安程氏統(tǒng)宗世譜》引起幾乎所有徽州程氏宗族的撻伐外, 較大一次對立與沖突發(fā)生在明代中葉著名學者,、《新安學系錄》著者、休寧縣富溪人程曈與同屬休寧的汊口程氏支族之間,。沖突緣起于程曈對汊口程夢龍 (即程九橋) 撰修之《十萬公辨》提出不同意見, 程曈認為:

伏讀大筆集《十萬公辨》, 仰見大人編輯之有序, 取舍之攸當, 健羨健羨,。但仆深山野人, 見聞寡陋, 惟知尋源究本以為心, 不識事大畏天之當謹, 謬曰吾家十萬公與君家所謂十萬公, 其號雖同, 而其實則不同也。吾家十萬公諱渝, 生于唐末, 則勿齋撰《德秀行狀》曰居汊口, 號四門程;遷閔川, 號十萬程, 有十萬公墓在焉是也,。君家之所謂十萬公諱緒, 生于宋, 則勿齋撰《舉膠樓記》曰居汊川, 號四門;遷閔口, 號十萬;遷西郢, 號京山大家者是也,。 (3)

程曈對汊口程氏支族聲稱系十萬公后裔的觀點提出質(zhì)疑, 原本是出于一個學者嚴謹求實的考量, 至于結論是否正確, 程曈并無十分把握。于是, 他誠懇地向率口族人程應征求證, 并擬擇機登門討教于程夢龍,。不料程應征擅自將程曈的意見轉(zhuǎn)達于汊口程氏支族, 致使程夢龍及叔父程記堂暨汊口程氏支族頭面人物數(shù)十人大發(fā)雷霆, 痛斥程曈之罪, 并喚程曈族弟程新庭至汊口, 當面持戟而叱之曰:“爾兄程象甚無道理, 不識高下, 乃敢駁我《十萬公辨》,。今當伺其出入, 攔截之, 羈縶之, 羞辱之。一曰拔其髯, 撻其背;一曰幽囚之, 絕其食, 使不斃于吾人之手不信也,?！痹阢饪诔淌现ё宓耐{與恫嚇下, 程曈自知惹下大禍, 驚恐萬分, 遂修書自責, 四處求饒。在托其親,、程夢龍之舅吳斯望轉(zhuǎn)交的《與九橋程秀才求免死書》中, 程曈心驚膽戰(zhàn)向程夢龍自責和求饒道:

仆不勝恐懼股栗, 心掉而膽落魂飛也屢日矣,。于是反躬自省, 徒知尋源究本以為心, 實犯事大畏天之不謹, 妄肆評論, 委涉唐突, 罪當萬死, 雖粉骨碎身, 不足以息大人先生雷霆之怒, 而逭大人先生斧鉞之誅也。仆伏惟圣門有見過自訟之嘆, 國律有自首免罪之條,。仆愿至今伊始, 鈐口結舌, 不敢膠柱鼓瑟, 復論是非, 而惟尊辨之是從,。曰吾祖可也, 吾祖可也;曰非吾祖也實吾祖也, 亦可也。伏望大人先生及令叔列位察仆自首之誠, 欽遵朝廷之法, 容仆肉袒負荊, 詣門請罪, 赦以不死, 并存髭須, 使他日全歸得以見先人于地下, 以免不孝之名, 則感大人先生及令叔記堂太朝奉列位更生之慈無窮, 亦可以為世之不量時勢,、膠柱鼓瑟,、妄評是非以取辱身羞親之患如仆者之戒也。萬一仆罪重責輕, 不足以息列位之怒, 則仆二男一孫能負薪矣, 可不能各分父祖之責哉, 亦愿駢首而延頸階下也,。43

接著, 程曈繼續(xù)致函程應征和孫云汀, 或懇請免死, 或求其從中斡旋44, 其情其狀, 足見一位文弱學者在面對同族死亡威脅時的絕望無助與惶恐畏懼,。程夢龍在托其舅吳斯望轉(zhuǎn)答程曈的《九橋答吳斯望書》中, 卻對程曈的學問贊譽有加, 承諾不會對其加害, 但仍強調(diào)汊口程氏支族譜系建構的正確性, 力斥程曈認十萬公為祖之非:

今年族眾以別派妄認吾祖十萬公, 編刻詩序, 布滿四方, 雖曰蟬鳴蛙鬧, 誠恐以偽亂真。乃匯吾族先達英賢相傳序記派系有關十萬公者, 集為一帙, 以告宗親高明, 剖析真?zhèn)??！啊蹲V辨》刊出, 散吾各派宗彥, 海山觀之, 謂是辨雖某舊聞, 實足為統(tǒng)宗羽翼, 沮抑雜偽, 特書敘其首, 此固吾族幸也,。不意吾宗望如令親莪山先生者, 乃不滿其說而條加辯駁, 故吾族眾情洶洶不憤。令親來諭書云各有十萬公, 吾族之所集, 實宋十萬公緒, 固吾祖也;令親所謂十萬公渝, 是令親祖也,。彼此既無相關, 令親宏博之學豈無他用, 而顧屑屑吾祖辨?是駁焉, 吾嘗聞諸父老, 令親祖榮公葬古墓山, 炳公始遷富溪,。其十二世孫常元季編本宗譜, 歷歷可考。榮乃杭公之弟, 今又認十萬公為祖, 是如一人而認二父矣,。曾謂博稽遠照,、究本窮源者, 顧無定主若是耶?年湮世遠, 以偽為真, 妄續(xù)宗系, ……不顧本祖而妄冒之者, 天下皆是也, 吾果盍與之深辯邪正是非真?zhèn)坞s錯?天理之在人心者, 未嘗亡;四鄉(xiāng)之傳聞者, 未之泯。用夏變夷, 下喬入谷, 惟令親之惕然自省與夫自處何如耳?妄肆言以招禍, 竊為令親不取也,。各祖其祖, 又何以事為哉?若夫族眾對某云云, 及族眾人人懷憤, 疾邪害正, 惡偽亂真, 夢龍雖不敢必其盡無, 而解怨釋紛, 夢龍可任其無咎,。茲非他也, 以斯文故也。令親過往山鄉(xiāng), 決不必慮,。45

以程曈為代表的富溪程氏和以程夢龍為代表的汊口程氏, 在本支族祖先程十萬公歸屬與何為正宗問題上, 始于程曈之譜辨, 終于程曈之認錯求饒,。徽州程氏宗族在程敏政之后, 再次出現(xiàn)因?qū)W者求真而被攻擊甚至遭到剝奪生命的威脅, 這既是學者的悲哀, 更是徽州宗族祖先譜系建構中血緣身份認同徹底戰(zhàn)勝歷史事實的集中反映,。

延至明代中葉, 隨著徽州經(jīng)濟結構的變化和社會的轉(zhuǎn)型, 特別是富甲一方的徽商達到巔峰狀態(tài)和科第教育的勃興, 無論在體例還是在內(nèi)容上, 徽州譜牒的纂修都進入一個更加完備和成熟階段, 不僅跨地域的單一姓氏的宗族血緣會通統(tǒng)宗譜纂修活動更加普及和頻繁, 而且還出現(xiàn)了跨地域的非血緣的徽州地域大姓名族譜, 如嘉靖《新安名族志》和天啟《休寧名族志》。在徽州各地, 幾乎每一個大姓名族都纂修出了各自的跨地域統(tǒng)宗譜,。如洪武二十五年 (1392) , 祁門縣王氏宗族即纂修并刊刻了《王氏統(tǒng)宗譜》46,。至景泰二年 (1451) 、成化十八年 (1482) , 程孟和程敏政各自完成跨地域程姓會通譜與統(tǒng)宗譜的纂修及刊刻,。

有關會通譜和統(tǒng)宗譜概念之內(nèi)涵, 實際上是自宋代以來就已不斷被強調(diào)的“一本萬殊, 萬殊一本”等“一本”觀念之延續(xù)與擴大, 是血緣身份擴大化的又一集中體現(xiàn),。鮑寧在景泰二年 (1451) 為程孟纂修的《新安程氏諸譜會通》所撰的序文中, 對“會通”概念與會通譜的功能作了解釋, 云:“會者, 會其源, 萬殊而歸一本也;通者, 通其派, 一本而達之萬殊,。挈其要于前, 諸譜之名公賢士,、義夫節(jié)婦咸表而出之, 仰而可法也;詳其目于后, 各譜之分支衍派、親疏遠近備述不遺, 可考而可念也,。嗚呼!觀是譜者, 當知其規(guī)模之宏大, 又當知其取舍之謹嚴, 而于尊祖敬宗睦族之道自有不可得而忽者, 人倫之明, 風俗之厚, 又豈不由于是乎?”47

統(tǒng)宗譜的纂修, 一方面是出于跨地域聯(lián)宗,、擴大宗族血緣身份認同的需要, 所謂“支則有本, 繼則有別, 類則有秩, 氏則有族姓, 裔則有始, 遷則有止, 往則有歸, 渙則有敦, 譜則有系, 異則有統(tǒng), 附則有革, 誣則有征, 縱則有黜。夫豈謂人賢胥族賢, 人貴胥族貴哉?賢若貴非族, 以則同族, 得民敬宗追祖, 是譜其緒邪”48,。另一方面也有糾正各地宗族在始祖或始遷祖以及祖先譜系建構中的訛誤混亂, 進而統(tǒng)一宗族思想,、強化宗族控制的目的。就此而言, 會通譜或統(tǒng)宗譜的纂修依然是“萬世一身”“萬殊一本”和“一氣”觀念的延續(xù)與發(fā)展, “譜牒之作, 所以究一本之源也,。夫一氣之傳而至于千萬世, 一身之傳而至于千萬人, 非由譜牒以紀載, 則一本之源又何所從而究哉?” (5) 而糾謬訂訛,、統(tǒng)一各支族關于祖先及譜系建構中的口徑, 則正是程敏政纂修《新安程氏統(tǒng)宗世譜》主要目的之所在。為此, 程敏政以“譜系有異同者, 有舛誤者, 悉以歷代諸譜參較, 不專主舊說, 蹈因襲之弊;不自出意見, 取傅會之譏,。同者書之, 正其舛;誤者書之, 否則辟之”49為凡例之一, 針對被各地程氏宗族遵奉的程祈和程孟撰修的《程氏世譜》和《新安程氏諸譜會通》等譜中存在的舛誤和作偽, 程敏政以一個學者的嚴謹態(tài)度, “積之二十年理淆伐舛”, 撰寫37條《譜辨》, 如“辨祈譜世次自周秦迄五代了無一闕可疑”,、“辨祈譜不知程氏初遷江南出吳都亭侯普之后誤據(jù)《元和姓纂》以為出魏安鄉(xiāng)侯昱歐陽文忠公碑銘亦從其誤”、“辨祈譜書新安太守元譚以下世次絕與陳留譜不同及書忠壯公二十二子可疑”等 (2) , 皆以有力的證據(jù), 力辯其非, 并以程元譚為徽州程氏始遷祖, 重新建構起龐大的程氏宗族主干譜系,。盡管程敏政的《譜辨》論據(jù)翔實有力, 但對已經(jīng)接受了程祈等建構的祖先譜系和身份認同之徽州各地程氏宗族而言, 在情感和心理上根本無法接受程敏政推翻程祈和程孟而重構的幾乎顛覆性的徽州程氏譜系, 最終導致徽州各地程氏宗族群起而圍攻之的命運,。尤其是程頊纂修并刊刻于嘉靖四十二年 (1563) 的《新安程氏統(tǒng)宗列派遷徙注腳纂》, 綜合徽州各地程氏宗族所撰族譜對程敏政的批判, 集中火力, 以《辨說》八章即八個專題的方式, 對程敏政纂修的《新安程氏統(tǒng)宗世譜》進行激烈的駁斥與批判。在《統(tǒng)宗訛謬說章并序》中, 程頊云:“《統(tǒng)宗[譜]》訛謬, 序譜略見。若匪詳悉, 曷兌來議?外著《辨說》八章, 用悉所以,?；蛟?‘續(xù)譜而訟先正之非, 無乃不可乎?’曰:‘子昧矣。譜者, 家乘實錄, 昭孝之書, 圣人述經(jīng), 不刊之典, 毫有訛謬, 污辱宗君, 有殺無赦,。知而蹈舛承訛, 比之同科,。且季世貴, 貴崇名。是非不辨, 《統(tǒng)宗[譜]》一行, 大澤波頹, 孰之能遏?雖有富溪莪山公之辨,、龍山秋山公之議與檄, 言之不行, 不言何異?是故用說以弁篇端, 的然從舊, 而不敢從新, 從是而不敢從非也, 庶幾哉,。程氏有志氏族君子, 不妨探討二公辨議與檄, 及頊所著者, 增其所未備, 遍告諸族, 正其訛而續(xù)其支, 寧不為統(tǒng)宗之幸, 冰釋后生貴、貴崇名之惑乎?’或人唯唯,?！?0

從以程氏為中心的徽州宗族會通譜或統(tǒng)宗譜纂修宗旨、目的及纂修過程中發(fā)生的種種矛盾和沖突中, 我們不難看出, 在宗族集體記憶和血緣身份認同中, 情感和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影響, 遠遠超過歷史真實的面目,。正如常建華所云:“盡管新安程氏尊重程敏政, 佩服他的學問與考證功力, 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證的結果,。這不能不說是學者修譜的悲哀?！?nbsp;(4)

繼明代嘉靖,、萬歷徽州出現(xiàn)纂修統(tǒng)宗譜的高峰之后, 至清代乾隆時期, 隨著經(jīng)濟的恢復、社會的穩(wěn)定和徽商的重新崛起與繁榮, 徽州再度掀起續(xù)修統(tǒng)宗譜的熱潮, 諸如程氏,、汪氏,、瑯琊王氏、濟陽江氏,、歙淳方氏,、考川胡氏、甲道張氏等, 又在明代基礎上, 分別續(xù)修了各自宗族的統(tǒng)宗譜,。直至民國時期, 徽州纂修統(tǒng)宗譜的熱度依然持續(xù)不減, 其中尤以江峰青聯(lián)合族人, 于1915年開局并歷時三年纂修完成的《濟陽江氏統(tǒng)宗譜》規(guī)模最為宏偉,。這部總篇幅達80卷 (不含首1卷) 、刊刻裝訂成68巨冊的《濟陽江氏統(tǒng)宗譜》, 不僅將徽州六縣濟陽江氏宗族悉數(shù)收入卷內(nèi), 而且還跨省收錄了江蘇,、浙江,、江西和河南等地區(qū)的江氏支派的譜系, 堪稱一部具有全國性質(zhì)的濟陽江氏統(tǒng)宗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濟陽江氏統(tǒng)宗譜》是在清朝統(tǒng)治政權瓦解,、民國建立后不久,、自由平等博愛思想逐漸深入人心、新思想和舊觀念交織的背景下纂修的, 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正如江峰青為該譜局撰寫的《甲寅邀集各派啟》中所言:“我《江氏統(tǒng)宗譜》自同治戊辰續(xù)修后, 迄今將五十年,。其間, 生齒蕃殖, 人事變遷, 又中更患難, 世界改造, 國是未定, 禮教不修, 社會無彰癉之公, 學子慕歐美之化, 自由、平等之說, 嗜之所膾炙;倫敦,、紀飭之訓, 棄之如弁髦,。所賴搢紳之家明長幼,、別疏戚, 始之于彝倫之敘, 推之為比鄰之洽, 廣之即大同之象, 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 而天下平。然則敬宗收族之所關, 豈細故哉?然則我江氏宗譜之續(xù)修又豈可緩哉?”51顯然, 由亡清進士,、授榮祿大夫,、召試經(jīng)濟特科、詔舉碩學通儒,、賞花翎二品頂戴一品封典政務處記名,、奏充憲政館咨議官, 民國改元后任江西全省審判庭臣的江峰青發(fā)起和主持的規(guī)模龐大的《濟陽江氏統(tǒng)宗譜》纂修, 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依然堅持以敬宗收族為宗旨, 并希冀通過對跨地域濟陽江氏各地各派宗族的整合與血緣身份認同, 來達到對抗新時代新思想的目的?？梢? 徽州統(tǒng)宗譜纂修和木本水源等血緣身份認同觀念, 是何等的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平心而論, 徽州跨地域的統(tǒng)宗譜纂修, 可以追溯到南宋時期, 自元代開始, 包括汪氏等大族相繼完成了部分統(tǒng)宗譜的纂修,。明代徽州的統(tǒng)宗譜纂修一度達到繁榮的巔峰, 特別是嘉靖,、萬歷時期, 徽州各大宗族充分利用自身的權力、身份,、地位和財富等優(yōu)勢與人脈資源, 紛紛投入本宗族統(tǒng)宗譜的組織與纂修之中, 相繼纂修并刊刻了跨越地域,、規(guī)模龐大、數(shù)量眾多的統(tǒng)宗譜, 這其中尤以汪湘纂修,、汪同文增修,、隆慶四年 (1570) 刊刻的172卷本《汪氏統(tǒng)宗譜》篇帙為最。清乾隆時再度崛起的統(tǒng)宗譜, 使得徽州大部分大姓望族又一次纂修了數(shù)量和規(guī)模龐大的統(tǒng)宗譜,。因此, 與其說這類會通譜或統(tǒng)宗譜的纂修是徽州宗族集體記憶和血緣身份認同在地域上不斷強化擴張的產(chǎn)物, 毋寧說是其宗族統(tǒng)合與控制擴張的結果,。事實上, 明清至民國時期, 徽州在數(shù)次統(tǒng)宗譜纂修高潮中編纂和刊刻的統(tǒng)宗譜, 不少都已超越了徽州地域的邊界, 成為具有全國性意義的單一姓氏名門望族譜。也就是說, 徽州宗族通過規(guī)模龐大,、耗資不菲的統(tǒng)宗譜或會通譜的纂修與刊刻, 進一步擴大了同姓同祖宗族譜系的建構, 擴展和完善了本宗族的集體記憶, 使得宗族血緣身份認同在一個更大的時空內(nèi)得到了有效拓展, 從而強化了宗族與地方甚至中央權力的結合, 加強了對宗族成員的控制,。

四、結語

宋代以來至民國時期, 徽州知識和文化精英逐漸開始以自我為中心, 從族譜纂修和中原祖先譜系擬構等不同視角, 持續(xù)不斷地致力于血緣身份認同的建構與強化, 以標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優(yōu)越性和自豪感, 并將其與地域認同和國家認同相連接, 進而實現(xiàn)血緣身份認同,、地域認同與國家認同相統(tǒng)一的目的。然而, 在建構和強化徽州宗族祖源和譜系的血緣身份認同過程中, 徽州知識和文化精英甚至采取了罔顧事實,、攀富援貴、粗制濫造等手段, 置歷史事實于不顧, 從而導致歷史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撕裂, 造成嚴重的矛盾,、對立與沖突,。這種血緣身份認同幾乎無法與歷史真實性達成統(tǒng)一, 但它確實強化了徽州宗族內(nèi)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進而維系了徽州地域社會的秩序, 促進了徽州經(jīng)濟與文化的發(fā)展?！霸谀撤N意義上甚至可以說, 超越于歷史真實性的文化認知, 其所體現(xiàn)出來的文化意義也許更加具有歷史與文化的永恒價值,。” (1)

1 萬歷《歙志·考》卷5《風土》,。

2 隆慶《新安歙北許村許氏東支世譜》卷首《王荊公撰許氏宗譜序》,。按, 王安石為歙縣《許氏宗譜》所撰之《序》, 不見收于各種王安石文集, 但目前所見包括歙縣在內(nèi)的明清徽州各地許氏譜牒中, 均收錄了該序, 且皇祐二年 (1050) 以發(fā)運使職而被特賜進士出身的歙縣許村人許元與王安石交好, 許元在自撰的《祖宗世次圖序》中專門交代了王安石為許氏譜牒撰序文之由來, 故可認定該譜序確為王安石所撰,。

3 (宋) 詹濟:《慶源詹氏譜系序》, 弘治《休寧流塘詹氏宗譜》卷1《舊序錄》。

4 (清) 王步青:《大呈村程氏續(xù)修支譜序》, 乾隆《歙縣大程村程氏支譜》卷首,。

5 馮劍輝:《徽州家譜宗族史敘事沖突研究》, 合肥:合肥工業(yè)大學出版社, 2014年, 第20~21頁,。

6 (宋) 程承議:《程氏世錄序》, 隆慶《新安休寧古城程氏宗譜》卷首。

7 (宋) 程祈:《程氏世譜序》, 景泰《新安程氏諸譜會通》卷首,。

8 (宋) 陳之茂:《藤溪陳氏圖譜序》, 康熙《藤溪陳氏宗譜》卷7《附錄》,。

9萬歷《休寧范氏族譜》譜序第二《舊譜序文》。

10 淳熙《新安志》卷1《州郡·風俗》,。

11 徐彬,、祝虻:《歷史與文化認同:明清徽州家譜中的中原認同現(xiàn)象考察》, 《池州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12嘉靖《新安左田黃氏正宗譜》卷首《凡例》,。

13 (宋) 方仕燮:《方氏家譜序》, 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應廟會宗統(tǒng)譜》卷2《歷代譜牒序》,。

14 (宋) 方愚:《方氏譜系序》, 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應廟會宗統(tǒng)譜》卷2《歷代譜牒序》。

15 (宋) 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譜后序》, (明) 程敏政輯撰:《新安文獻志》卷18, 何慶善等點校, 合肥:黃山書社, 2004年, 第426頁,。

16 淳熙《新安志》卷1《州郡·祠廟附汪王廟考實》,。

17 淳熙《新安志》卷6《先達》。

18 康熙《藤溪陳氏宗譜》卷2《本宗系牒第十五》,。

19 程荀軒:《書婺源龍陂程氏譜》, (明) 程敏政輯撰:《新安文獻志》卷23, 何慶善等點校, 第518頁,。

20 (明) 戴廷明、程尚寬等輯:《新安名族志》卷首《胡曉序》, 朱萬曙等點校, 合肥:黃山書社, 2004年, 第4頁,。

21 萬歷《歙志·考》卷5《氏族》,。

22 民國《歙縣志》卷1《輿地志·風土》。

23 (明) 程敏政輯撰:《新安文獻志》卷首《先賢事略上》, 何慶善等點校, 第12頁,。

24 (宋) 胡伸:《唐越國汪公華行狀》, (明) 程敏政輯撰:《新安文獻志》卷61, 何慶善等點校, 第1455~1456頁,。

25 (宋) 汪高梧:《新安汪氏族譜序》, 后至元《新安汪氏族譜》。

26 (民國) 陳去病:《五石脂》, 載《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9年, 第322~323頁,。

27 (明) 汪道昆:《太函集》卷70《始祖龍驤將軍墓域碑陰》, 胡益民等點校, 合肥:黃山書社, 2004年, 第1451~1452頁,。

28 (民國) 許承堯:《歙事閑譚》卷18《汪氏遷江南始祖為汪文和》, 李明回等校點, 合肥:黃山書社, 2001年, 第150頁。

29 (清) 程且碩:《春帆紀程》, 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杭州:杭州古籍書店, 1985年影印本,。

30民國《龍川胡氏支派宗譜》卷首章獻琳《序》,。

31 王鶴鳴:《宋代譜學的創(chuàng)新》, 《安徽史學》2008年第2期;《中國家譜學通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第107~144頁。

32 (宋) 鄭樵:《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3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第254頁,。

33 (宋) 張載:《張載集》, 章錫琛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 1978年, 第258頁,。

34 (宋) 程承議:《程氏世錄序》, 隆慶《新安休寧古城程氏宗譜》卷首。

35 (明) 俞芳:《集成會通譜序》 (弘治辛酉) , 弘治《新安黃氏會通譜》卷首,。

36景泰《新安程氏諸譜會通》卷首《總目遷居地》,。

37 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應廟會宗統(tǒng)譜》卷2《各派族譜序跋記考》。

38 弘治《休寧流塘詹氏宗譜》卷1《舊序錄》,。

39 (宋) 羅愿:《羅氏宗譜序》, 載 (清) 羅斗等《潨川足征錄》卷7《序》,。

40 林濟:《宋元宗族譜系的構造---以徽州程氏為例》, 《安徽史學》2014年第3期,。

41景泰《新安程氏諸譜會通》卷首《遷居郡地》。

42 (元) 舒:《素貞齋集》卷2《戴氏族譜序》,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7冊, 第577頁,。

43 (元) 鄭玉:《師山集·師山遺文》卷1《方氏族譜序》,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1217冊, 第70頁,。

44參見馮劍輝《徽州家譜宗族史敘事沖突研究》。

45 陳雪明,、卞利:《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遷祖形象的建構,、演變與強化》, 《安徽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3期。

46 (明) 程曈:《新安學系錄》卷末附錄一《與九橋程秀才求免死書》, 王國良等點校, 合肥:黃山書社, 2006年, 第306~307頁,。

47 (明) 程曈:《新安學系錄》卷末附錄一《與九橋程秀才求免死書》, 王國良等點校, 第307~308頁,。

48 (明) 程曈:《新安學系錄》卷末附錄一《與海山程解元求救死書》《與孫云汀秀才光宇求救死書》, 王國良等點校, 第311~314頁、315~323頁,。

49 (明) 程曈:《新安學系錄》卷末附錄一《九橋答吳斯望書》, 王國良等點校, 第308~310頁,。

50 (明) 戴廷明、程尚寬等輯:《新安名族志》后卷《王》, 朱萬曙等點校, 第568頁,。

51景泰《新安程氏諸譜會通》卷首《序》,。

52萬歷《三田李氏統(tǒng)宗譜》卷首《自序》。

53 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應廟會宗統(tǒng)譜》卷2《歷代譜牒序》,。

54成化《新安程氏統(tǒng)宗世譜》卷首《凡例》,。

55成化《新安程氏統(tǒng)宗世譜》卷首《新安程氏統(tǒng)宗世譜辨》。

56嘉靖《新安程氏統(tǒng)宗列派遷徙注腳纂》卷首《統(tǒng)宗訛謬說章并序》,。

57 常建華:《程敏政〈新安程氏統(tǒng)宗世譜〉譜學問題初探》, 《河北學刊》2005年第11期,。

58 民國《濟陽江氏統(tǒng)宗譜》卷80《雜志二·甲寅邀集各派啟》。

59 陳支平:《跨越地域與歷史的界限來重新審視黃河文明的文化意義---以中州文化與閩臺文化的關聯(lián)性為例證》, 《安徽史學》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