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國學”的分類和構成有一個演變的過程,?！稘h書·藝文志》對國學有一個基本的分類，將其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六藝。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經典,。六藝有大六藝,，小六藝。大六藝,，就是六經,。小六藝是六種技術：禮、樂,、射,、御、書,、數,，是具體培養(yǎng)人的人格和各種技能的。第二部分：諸子百家,。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農家、縱橫家,、小說家等,。第三部分：詩賦。第四部分：兵書,。第五部分：術數,。第六部分：方技。房中術,、醫(yī)術都是方技,。

西晉荀勖的《晉中經簿》將六略改為四部，即甲部錄經書（相當于六藝）,，乙部錄子書（包括諸子,、兵書、數術,、方技）,，丙部錄史書，丁部為詩賦等,，這就奠定了四部分類的基礎,。東晉李充所編《晉元帝書目》根據當時古籍的實際情況，將史書改入乙部,，子書改入丙部,，這樣,，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已略具雛形。四部體制的最終確立,，體現(xiàn)在《隋書·經籍志》中,，這部實際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編的目錄，正式標注經,、史,、子、集四部的名稱,，并進一步細分為40個類目,。從此，四部分類法為大多數史志,、書目所沿用,。

《四庫全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但以經,、子部為重,，尤傾向于經部。經部——經部分為“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群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石經類”,、“匯編類”,，主要是儒家經典和注釋研究儒家經典的名著。史部——史部分為“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抄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匯編類”。子部——子部分為“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y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叢書類”,、“匯編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耶教類”、“回教類”,、“西學格致類”,。集部——集部分為“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詞曲類”、“閨閣類”,。中國古代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以經為根,史子為干,集為枝,。根、干,、枝構成國學大樹的整體,，較全面表明了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結構與體系,。正如明代學者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中所說：“經、史,、子,、集，區(qū)分為四,，九流百氏,，咸類附焉，一定之體也,?！?/span> 

近代以降這一傳統(tǒng)的結構與體系與經過了革命性的轉變。左玉河先生考察了以注重通,、博的中國傳統(tǒng)“四部之學”怎樣在形式上完成了向近代分科性質的“七科之學”的轉變的過程,，大約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到20世紀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時期基本確立,，到20世紀30年代最終完成。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的轉變,，實際上就是從中國文史哲不分,、講求博通的“通人之學”向近代分科治學的“專門之學”的轉變。這一轉變是革命性的,，與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革命性的變革是相互呼應的,，但是對于這一轉變的利弊得失，功過是非現(xiàn)在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進行反思,。

方朝暉教授通過仔細研究儒家學術分類方法,，并與西方學科范疇進行比較發(fā)現(xiàn)，“儒家學說的分類體系是建立在不同的邏輯之上,，摧毀或放棄儒學固有的分類體系,，就是對儒家學說內在精神的人為閹割。大體來說,，西方學科范疇是對于著人類‘認知’的目的而建立起來的,，而儒家的學術分類體系則是服務于人格的成長和人生的終極關懷等實用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前者遵從的是‘知’的邏輯,，后者遵從的則是‘做’的邏輯,。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把本來不屬于‘認知’范疇的學術強行納入到‘認知’性的學術范疇之中,，從而導致幾千年來綿延不絕的中國古代學術傳統(tǒng)的人為中斷,。”這一判斷筆者認為是基本符合事實的,。他還批評今天的學科體系說：

今人將經,、史,、子、集的分類系統(tǒng)徹底打亂,，按照現(xiàn)代西方學科分類系統(tǒng)所劃定的領域,，將其重新歸類，即按照文,、史,、哲、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教育……等領域劃界分類,；例如將《詩經》歸入“文學類”，《尚書》歸于“政治學類”,、“三禮”根據情況可以分別歸入“政治學”,、“倫理學”、“文化學”等類,；《周易》似乎應歸于“哲學類”或“雜類”,，《春秋》應歸于“歷史學類”，等等,。這樣做表面上看很合理,，但實則不然。因為它嚴重忽視了儒家學術分類思想的一系列內在依據的根本合理性：首先,，儒家的學術思想將“六藝”或“五經”作為一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次鞣綄W科體系將“六藝”歸入六門不同的學科，使之分為六門不相關聯(lián)的學術,，從學理上看固無不可,，但“六藝”或“五經”內在的關聯(lián)和整體性則遭到了忽略，而在儒家學說史上,，這種內在關聯(lián)和整體性恰恰具有特殊的意義,。其次，在儒家學說史上,，“六藝”或“五經”一直處于群學之首,、萬學之源的特殊地位，按照這一思想,，一切古代其它領域的學問均可視作圍繞,、闡述“六藝”,、“五經”的某一方面，或以“六藝”,、“五經”精神為依據的產物,。

今天的學科體系是按照現(xiàn)代西方學科分類系統(tǒng)劃分的，是20世紀中國社會全盤西化在學術研究和教育體系中的反映,，對中國古代有機整體的學術思想分類體系進行了全面肢解,，根本沒有考慮到經過兩千多年形成的“四部之學”有一系列內在依據的根本合理性，實際上從學術根本上解構了中國文化,，其影響是深遠的,，后果是嚴重的。

在近代“四部之學”向“七科之學”轉變的過程中,，我覺得張之洞1903年提出的“八科分學”方案最佳,。他將大學分為經學、政法,、文學,、醫(yī)、格致,、農,、工等八科43門，并具體規(guī)定了各分科大學所包括的學科門類,，其最大特點是將“經學”列為群學之首,，單獨開設了“經學科”，并在“經學科”設置了11門,，強化了經學的研究門類,。盡管張之洞在經學、文學科的設置上存在著不少值得批評的謬誤,，但“八科分學”方案,，初步奠立了中國近代學術分科的基礎，大致劃定了近代中國學術的研究范圍,。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的經學,、史學、文學在“經學科”和“文學科”中得到保存,，晚清時期引入的各種“西學”門類,，在“政法科”、“格致科”,、“農科”,、“工科”、“醫(yī)科”和“商科”中確定下來。可惜這一有由價值的方案沒有得到認可,，后來在1913年初,，當時的教育部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guī)程》,，對大學所設置的學科及其門類作了原則性規(guī)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yǎng)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贝髮W取消了“經學科”，分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yī)科,、農科、工科等七科,，直至今日,。

今天，在重建新國學的時候,，我們又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中國傳統(tǒng)經過兩千多年的形成的“四部之學”,。“關于‘國學’的書籍雖稱‘浩如煙海’……直到今日,，經,、史、子,、集的四分制,，還在廣多的應用。這種分類法,，在現(xiàn)代目錄家看來,，自然是毫無意義。但在一般研究‘國學’的人,，卻還以為沒有打破的必要,，因為有他的歷史的意義和價值的存在?！?/span>郭齊勇先生說：“國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通稱,，但基礎是四部之學,。傳統(tǒng)學術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即是國學獨立的研究對象,，故說國學沒有獨立的研究對象是不對的?！?/span>蔣慶先生說：“‘國學’就是以‘四部’為形式特征,、以‘經學’為學術本源、以‘理學’為義理核心,、以子史集為輔翼流裔的‘六藝之學’,。”具體說,，經學是四部的總綱,、主腦，這與秦漢以后儒家中國文化的主流和主體密切相關,，它凝聚著華夏文明根源性的基本價值理念,、原創(chuàng)思想觀念。經和子中的儒家部分,、道家部分以及佛教部分主要是講“義理”,，也是國學中的主干部分，反映了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豐富多彩和實踐特征,。

不僅僅是構建新國學的學術體系需要在“四部之學”的基礎上,，清代中葉以后流行的義理、考據,、辭章,、經世四分科也其現(xiàn)實意義。這一劃分是有深遠歷史淵源的,。在西漢時,，隨著經學的發(fā)展，經學研究出現(xiàn)章句,、義理和訓詁三門分支學科,。所謂章句，即章節(jié)和句讀,。所謂訓詁,，即是解釋字詞的本意。所謂義理,，是指經籍包含的意義和道理,。三科的出現(xiàn)是中國學術發(fā)展的反映。到北宋時,，逐漸出現(xiàn)所謂文章之學,、訓詁之學與義理之學的分野,。明清以后，作為經學研究的四種分科——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濟之學與文章之學的名稱，逐漸為學者通用,。清代學者們在總結前人學術發(fā)展及其思想的基礎上明確而集中論述了這一問題,。如曾國藩說：“為學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紦撸诳组T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政書及當世掌故是也”。

當代學人對新國學的內在結構的探討多從國學學科定位角度出發(fā),，一般認為新國學應該是一個學科整體,，其分科辦法既要遵從國學傳統(tǒng)，強調國學的獨特性,，也要與時俱進,，與民國時期以西方的分科法為基礎進行劃分不同。詹杭倫教授提出：

國學有一定的學科構架,。國學以經,、史、子,、集作為研究主體的學科構架應該是可以形成共識的,。……經、史,、子,、集不僅是目錄學上的典籍分類,，而且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學術流別，……國學以經史子集作為文獻載體或研究對象,，從學問或學術的角度，又可以劃分成義理,、考據,、辭章、經世四個門類,?？紦畬W是接受和檢驗知識之學，由外向內,，應該達到至真的境界,。辭章之學發(fā)抒情意，描狀自然之態(tài),，由內向外,，應該達到至美的境界。義理之學是體,，經世之學是用,，體用結合，內外兼修,，旨在造福人群社會,，最終達到至善的境界。義理,、考據,、辭章、經世之學,，綜合為用,，結合成一個整體，表現(xiàn)出國學的豐厚意蘊,。

國學的文獻載體是經,、史、子,、集,，國學的學術門類是義理、考據,、辭章和經世之學,。從學科分類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國學以國學研究作為一級學科,，以國學基礎（小學）,、國學方法、經學研究,、諸子學研究,、史學研究、集部研究,、國學與宗教,、國學與少數民族文化、國學與社會習俗,、國學與出土文物,、國學與海外漢學等作為二級學科。

成中英教授指出：“國學是中國人對自己的學問的梳理,，里面當然包含了很多層次,。但我認為最主要的，還是經史子集,，經代表核心的價值理念,，子代表哲學的思考，史代表理歷史的回憶和記載,，集代表整體的人類情感的回饋和表達,。經史子集是中國人對自己的經驗歷史與智慧財富的開發(fā)?！?/span>

袁濟喜教授說：“國學四部不光是目錄學的概念,，而且蘊涵著現(xiàn)代學科的意思在內。一般說來,，經部,、子部相當于現(xiàn)在的哲學學科，史部相當于歷史學科,，而集部接近于現(xiàn)代的文學學科,，這也說明國學與現(xiàn)代西學學科分類是可以互相兼容的，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問題,，當年的北大與清華國學門,，也是將四部與現(xiàn)代學科互相融合的。從學理上來說,，我們完全可以在現(xiàn)有的學科平臺上來振興國學,。”

顯然,，新國學的內在結構還得在傳統(tǒng)經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特別是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和 義理,、考據、辭章,、經世四科之學不能割斷,，在確立中國學術主體性的前提下文史哲和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共同參與，結合現(xiàn)代學術發(fā)展和西方學科劃分進行更深入,、細致,、全面的整合，重建新國學的學科結構,，使新國學真正成為一級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