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滅,，西周興,。作為首要功臣，公元前1040年,，姜太公被周武王封于齊地,，都營丘，由此開創(chuàng)了齊國八百年興亡史,。

營丘地望,，因為沒有明確記載，一直頗有爭議,。漢代以來,，主要為臨淄和昌樂兩家之爭；上世紀(jì)80年代以來,，營丘地望之爭愈演愈烈,，概括起來主要有五種比較有影響力的說法，一為臨淄說（今淄博市臨淄區(qū)齊都鎮(zhèn)）,，二為昌樂說（今昌樂縣營丘鎮(zhèn)營丘村）,，三為青州說（今青州市何官鎮(zhèn)臧臺村），四為壽光說（今壽光市孫家集街道咼宋臺村），五為高青說（今高青縣花溝鎮(zhèn)陳家莊）,。各地或根據(jù)文獻記述,，或依據(jù)考古發(fā)掘，各執(zhí)一詞,，筆攻口伐,，爭論不休。

營丘,，是姜太公立齊之所,，也是齊文化的發(fā)祥之地，確定其具體位置,，對于研究齊國早期歷史極為重要,。那么，營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筆者非考古專家,，且依托有關(guān)古跡遺址和文字記載，通過推理來探索營丘地望,。

一,、營丘究竟指的是什么

從現(xiàn)存史料看，營丘作為地名最早出現(xiàn)于成書戰(zhàn)國時期的《禮記》,?！抖Y記·檀弓》載，“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返）葬于周,。”其后,，《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載,，“太公望東封于齊，……至于營丘”,；《呂氏春秋·卷二十》載,，“昔太公望封于營丘”。約成書于秦漢時期的《爾雅》在“釋丘”部羅列了三十二種丘名,，其中“水出其左,，營丘”。從成書年代分析,，營丘之名早于《爾雅》,。《爾雅·釋丘》所云“營丘”未必就是姜太公所封之“營丘”,。

漢代以來,，中華版圖拓展,，后代帝王依據(jù)“水出其左”這一特征，曾妄自命名過多個營丘郡縣名,，如前燕將地處大凌河西的今遼寧義縣一帶命名為營丘郡,；隋唐將地處白浪河西的今山東昌樂縣一帶命名為營丘縣；遼代將地處大凌河西的今遼寧北票市桃花吐一帶命名為營丘縣,。這幾處“營丘”,，不過是因“水出其左”的地貌而被附會命名耳，與周初時姜太公所封的“營丘”根本不是一回事,。

姜太公所封的營丘，不僅是一個地名,，也是一座古城,。

據(jù)唐代史學(xué)家杜佑《通典》載，“黃帝方制天正是,，立為萬國,。顓頊之所建，帝嚳之所授,，創(chuàng)建九州,。少昊時爽鳩氏已居營丘?！焙髞?，“季萴氏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左傳·昭公二十年》）。

正是因為齊地有營丘這座古城,，周武王才能指城封國,，“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史記·周本紀(jì)》）,。后來,，因齊胡公“徙都薄姑”，齊獻公又“徙薄姑都,，治臨淄”（《史記·齊太公世家》）,，而司馬遷在記述齊國遷都時行文又過于簡練，沒有直言營丘城和臨淄城的關(guān)系,，故引發(fā)后世無休止的營丘地望之爭,。

二、從天齊淵遺址看營丘地望

滄海桑田,，姜太公時的營丘早已湮沒無跡,，但與其有關(guān)的天齊淵遺址猶存,，或許能成為推斷營丘地望的重要線索。

齊國,，乃齊地之國,。齊謂何來？《路史·國名紀(jì)》云：“齊,，侯爵,，……以天齊淵名?！薄端?jīng)注》云：“齊所以為齊者,，即天齊，淵名也,?！薄斗舛U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薄洱R乘》云：“齊者，水之旋紋,，今人謂之旋窠,，狀如腹（齊）臍。豈（其）淵水并出,，旋流如齊（臍）,，以其祠天，稱曰天齊,?！笨梢姡R國之所以稱齊,，得名于齊地的天齊淵,。

天齊淵在何處？《齊記》云：“臨淄城南有天齊淵,?！薄洱R諧》云：“天齊淵水，都南郊,?！薄妒酚洝し舛U書》云：“天齊淵水，居臨淄南郊山下者,?！币蛱忑R淵出水異常，又可“祠天”,，故秦皇漢武均到過此處觀景祭祀,。20世紀(jì)70年代,，天齊淵因地下水位下降而枯竭，其殘存痕跡而今仍隱約可見,，位于今淄博市臨淄區(qū)齊陵街道劉家終村北,，淄水東岸，牛山西北麓,。

作為齊地象征的天齊淵,，應(yīng)該在齊國腹心地帶或靠近腹心地帶；而國都營丘,，應(yīng)該距離天齊淵不遠(yuǎn),，不然，周武王“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史記·周本紀(jì)》）也就徒有虛名了,。天齊淵和營丘均在齊國疆域之內(nèi)，這一點無疑,。

齊國疆域幾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或封百里,，或五十里?！薄睹献印じ孀印份d,，“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里,；太公之封于齊,，亦為方百里也?！薄睹娬x·卷五》云：“封太公呂望于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從史料記載看,，姜太公在封營丘之初,，齊國的疆域“方百里”，不過是彈丸之地,，遠(yuǎn)沒有其后期的“封疆方五百里”（《周禮》）之大和戰(zhàn)國時期的“膏壤二千里”（《史記》）之廣,。

若以天齊淵為地理坐標(biāo)向外引直線,，則天齊淵距臨淄齊都鎮(zhèn)約15華里，距昌樂營丘村約150華里,，距青州臧臺村約60華里,，距壽光咼宋臺村約84華里，距高青陳家莊約130華里,。按齊國最初疆域“地方百里”（按：周里小于今華里,，約合今415.8米）計算，則營丘之昌樂說,、青州說,、高青說、壽光說均因其地在齊國疆域之外而站不住腳,；相比而言,，營丘臨淄說名副其實。

三,、從史料記載看營丘地望

（一）“營丘邊萊”,。《史記·齊太公世家》載,，“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蛯嬌醢?，殆非就國者也?！碧勚?，夜衣而行，儣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yuǎn)方,，是以與太公爭國?！?/p>

姜太公受封時,，西周初定,，未能顧及到遠(yuǎn)方，特別是山東一帶地處偏遠(yuǎn),，又有親商敵周的東夷萊人在此作亂,，周武王認(rèn)為“非鷹揚元勛，不足以彈壓東方”（《竹書紀(jì)年》）,，故封文韜武略的姜太公到東方,，以藩屏周王室。

據(jù)王獻堂,、周昌富,、遲克儉等多位專家考證，商周之際的萊國,，其統(tǒng)治中心在瀰水上游,，勢力范圍北接紀(jì)國，西達淄水,，國都大體在今昌樂,、臨朐、青州一帶（見《萊夷族發(fā)源地的探討》）一文）,。商末,，天下大亂，萊侯趁機一度越過淄水占領(lǐng)營丘一帶（此地原屬薄姑氏）,。周初，“武王……命姜太公呂望東征,?！鹑R人地入于齊”（《竹書紀(jì)年》），將萊國勢力逐出淄水流域,，趕回瀰水流域,，將原屬于薄姑氏且與萊國接壤的營丘一帶劃入齊地，分封給了姜太公,。萊侯視姜太公為仇敵,，故姜太公“東就國”時，“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如果營丘城在昌樂、青州,，則周武王不可能將尚未平定的萊國土地分封給姜太公,，更不可能讓其在萊國統(tǒng)治中心定都立國；同樣道理,，如果營丘城在壽光,，姜太公也不可能在紀(jì)國的屬地上立足,；如果營丘城在高青，則距離萊都較遠(yuǎn),，談不上“營丘邊萊”,。唯獨今淄博市臨淄區(qū)齊都鎮(zhèn)一帶，與“營丘邊萊”相合,。

（二）“都營丘”和“治臨淄”,。《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武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東就國，……都營丘,?！芘氚Ч⑵涞莒o，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笨梢?，齊國國都有一個從營丘城遷至薄姑城，再從薄姑城遷至臨淄城的過程,。

司馬遷是舉世公認(rèn)的大文學(xué)家,、史學(xué)家，其行文惜墨如金,，言簡意賅,。筆者認(rèn)為，在《史記》中,，司馬遷雖然沒有明說營丘城和臨淄城是什么關(guān)系,，但這段文字頗有深意，特別是“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一句耐人尋味,，反復(fù)咀嚼,，仔細(xì)推敲，則實為司馬遷暗指臨淄城與營丘城在同一地。

理由有六：其一,，獻公之所以能成事,，在于“其黨”和“營丘人”的冒險協(xié)助，事成之后,，且不說獻公是否想賴在薄姑城不走,，而“其黨”和那些“營丘人”必思?xì)w心切，想返回營丘老家與親人團聚,，獻公一人難違眾人之意,；其二，獻公政變前一直生活在營丘城,，其根基,、勢力、親人,、朋黨,、宗祠也在營丘城，也應(yīng)該有思?xì)w的成分,；其三,，獻公殺了胡公，逐了胡公的兒子,，勢必得罪在薄姑城的胡公勢力集團,，若仍留此地，難免會受到各種威脅,，速回營丘城為上策,；其四，獻公以下犯上,，弒君自立,，周天子不可能坐視不管，獻公回到營丘城后,，必以最快的速度加固擴建城池，加強軍事防御,，以提防周王室和其他諸侯國興師問罪,；其五，獻公若新建一座城池,，非一朝一夕之功,，倉促之際只能在其老巢營丘城的基礎(chǔ)上加以擴建，且決不可能把營丘城棄之城外,；其六,，擴建后的城池，東臨淄水，東城墻以淄水河道走勢而建,，獻公為表新政,，故更名臨淄城。

通過推理,，筆者認(rèn)為,，司馬遷所謂姜太公“都營丘”和齊獻公“治臨淄”，二者不僅在同一個地方,，且營丘城就在臨淄城內(nèi),。如果營丘城在昌樂、青州,、高青,、壽光等別處，那么齊獻公當(dāng)年所建的臨淄城就不會在臨淄,，而是在別處,。事實上，齊獻公所建臨淄城遺址就在今淄博市臨淄區(qū)齊都鎮(zhèn),，淄水以西,。

（三）“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蛾套哟呵铩份d,，“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曰：室夕（西）,。……公召大匠曰：室何以夕（西）,？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于是召司空曰：立室何為夕（西）？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夕（西）,？晏子對曰：……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

意思是所,，齊景公新修建一處柏寢臺,，命樂師在此鼓琴,，琴聲東低西高，樂師斷定柏寢臺的房子方位非正南正北,，而是偏西了,。齊景公很納悶，于是追本溯源,，從“立室”到“宮矩”,，再到“城矩”，最后上溯到了姜太公時的營丘城,，于是問晏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夕（西）”？當(dāng)初姜太公在定都營丘城的時候,，城矩為什么方向偏西,？晏嬰莫可名狀，只好以“尊周”敷衍,。

古人建城,，講究坐北面南，以“南望南斗（即斗宿六星）,，北戴樞星（即北斗第一星）”來確定正南正北,，存在一定的誤差，故營丘城早在薄姑氏甚至爽鳩氏初建時就偏西了,。姜太公初到齊地“以營丘之封立城”時,，“因其俗，簡其禮”（《史記·齊太公世家》）,，并沒有大興土木重新建城,，而是以故有的營丘這座老城為國都。后來,，齊獻公“治臨淄”時,，參照營丘城的“城矩”新建臨淄城，所以臨淄城的“宮矩”“城矩”的方位也偏西了,，直至被后世齊景公察覺,。

從目前已經(jīng)勘探發(fā)掘出的部分城垣、排水系統(tǒng)等歷史遺跡,，可以清楚地看到春秋時期修建的臨淄城（即大城）的確非正南正北,，而是自北往南方位略偏西，說明《晏子春秋》所載當(dāng)年“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一事,，以及景公所云“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之語及并非無中生有,。

《吳越春秋》載,，“鯀筑城以衛(wèi)君,，造廓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币话銇碇v,，國都有內(nèi)外二城，先有內(nèi)城,，即宮城,；宮城建好后，在城的外圍加筑一道城墻,，即郭城,。齊獻公修建的臨淄城（即大城），其外城是參照宮城的“宮矩”而建,，宮城又是參照營丘城的“城矩”而建,，故宮城毗鄰營丘城。

如果營丘城在昌樂,、青州,、高青、壽光等這么老遠(yuǎn)的地方,，那么齊獻公當(dāng)年建臨淄城時,，又如何能參照營丘城的“城矩”呢？顯然不成立,。

然而,，一座臨淄城中不可能同時有兩座內(nèi)城，故臨淄城的宮城就是先輩留下來的營丘城,，之后可能被“是時……好治宮室”（《史記·齊太公世家》）的齊景公重新修葺過,。此二者實為一體，密不可分,。宮城也就是營丘城應(yīng)在臨淄城（即大城）的中央,，應(yīng)也就是今博市臨淄區(qū)齊都鎮(zhèn)付家廟村和闞家寨村一帶。

這里,，在天齊淵的幾乎正北方向,，與天齊淵直線距離約10公里。因齊城偏西,，故與清代吳振棫《天齊淵詩序》所云“天齊淵與齊故城南北正相值”相合,；當(dāng)年，姜太公在此立都,，距離天齊淵不遠(yuǎn),，與司馬遷《史記》所云“封尚父于營丘，曰齊”亦相合,。

這里,，在臨淄故城之大城中央,，與清代史學(xué)家顧祖禹《讀史方輿紀(jì)要》所云“營丘在故齊城內(nèi)?！渫夤传I公所徙臨淄城”亦相合,。

這里，地處以齊國都城命名的齊都鎮(zhèn),，東北方向有東周殉馬坑,，東南方向孔子聞韶處遺址，西南方向有桓公臺建筑遺址,、齊國故城城垣遺址,、稷下學(xué)宮遺址和遄臺遺址，西北有齊故城排水道,，周邊坐落著古城,、石佛、韶院,、東關(guān),、南關(guān)、東門,、大夫觀,、督府巷、小長胡同等一大批歷史文化氣息濃厚的村落,。

這里,，東有淄水，地勢高平,，與《爾雅》所云“水出其左,，營丘”相合，與《管子·乘馬》所云“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亦相合。

這里,，應(yīng)該就是古營丘城所在地,。

四、齊都營丘城的來龍去脈

既已確定營丘地望,，筆者通過查閱史料,，且追溯一番營丘的歷史。

營丘,，原為古邑,，自黃帝之子少昊時代就有東夷部落爽鳩氏在此居住，其后,，夏時的季崱氏,、商時的逢伯陵,、商末的薄姑氏作為一代代諸侯，先后管轄此地,。

興周滅商時，有八百諸侯歸服,，“武王不得而易”（柳宗元《封建論》）,，也就是不輕易變更其封地國名，管轄權(quán)基本不變,。此外,，周武王又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因疆土有限,，故“取之所滅國與隙地”（許宗彥《讀周札記》補注）,。

當(dāng)時，薄姑氏也已臣服,，而其原屬地營丘一帶卻被萊國趁亂占據(jù),。姜太公奉命驅(qū)逐萊人后，周武王順勢將此地劃入齊地,，因齊地有天齊淵和營丘這座老城,，故指城封國，“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史記·周本紀(jì)》）,。

姜太公東就國時，萊侯帶兵來爭搶營丘,，姜太公借助淄水（古為大河）這一天然屏障,，擊敗萊侯，萊人遠(yuǎn)遁,。姜太公初到齊地,，發(fā)現(xiàn)這里因累年遭遇戰(zhàn)亂，地貧人寡,，于是以故有的營丘城作為齊國國都,。因營丘城原屬于薄姑氏，后被周武王封給姜太公,，引起薄姑氏不滿,，所以周武王死后，到周成王（前1042年—前1021年在位）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漢書·地理志》）,，齊國疆域有了較大拓展,，而姜太公即已在營丘城立國,，故未勞民傷財遷都到規(guī)模更大的薄姑城。此時,，齊國還得到了“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的“征伐”大權(quán)成為政治上的“大國”,，仍“都營丘”（《史記·齊太公世家》）,。

自姜太公“都營丘”以來，其后世丁公,、乙公,、癸公、哀公四代先后在營丘城立國,。哀公（前879年—前868年在位）時,，紀(jì)侯在周夷王前進讒言，周夷王將哀公烹殺,。哀公死后,，其異母弟呂（姜）靜被立為齊君，是為胡公（前867年—前860年在位）,。胡公為癸公妾室所生,，其以庶子身份稱君執(zhí)政，難免會有許多反對勢力,，癸公嫡子,、哀公同母弟呂（姜）山就因沒能繼任國君而憤憤不平；加之周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史記·楚世家》），內(nèi)憂外患之際,，出于穩(wěn)固地位,、抵御戰(zhàn)亂等方面的考慮，胡公于前866年遷都薄姑城,。

作為國都,，營丘城已歷六世一百八十年，可謂根深蒂固,。胡公不顧營丘人的反對,，拋棄宗祠，決然遷都，此舉對齊人震動很大,，營丘遺老遺少頗有怨言,。呂（姜）山見怨聲四起，密謀奪位,。前860年,，也就是胡公遷都六年后，呂（姜）山見時機成熟,，于是與其私黨率領(lǐng)營丘人突襲薄姑城,，殺死胡公，將胡公之子驅(qū)逐出境,，隨即又把國都從薄姑遷回營丘城，并在營丘城的基礎(chǔ)上進行擴建,，修筑了規(guī)模宏大的外城墻,，東城墻依河道走勢而建，因城臨淄水,，故更名為臨淄城,，其宮城即原營丘城。

關(guān)于營丘即臨淄,，有大量文獻資料可以佐證,，如班固《漢書·地理志》云：“臨淄名營丘”；魏晉學(xué)者臣瓚《漢書·地理志》注云：“營丘即臨淄也”,；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云：“淄水又北,，經(jīng)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四履,，都營丘為齊”；唐代宰相,、地理學(xué)家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十載臨淄縣條下注：“古營丘之地,，呂望所封之都”；清代學(xué)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臨淄名營丘,，師尚父所封,，以地臨淄水而得名”；民國九年《臨淄縣志》也云：“獻公復(fù)都營丘,，拓大其城,，更名臨淄”……

春秋后期，臨淄城因遭遇戰(zhàn)亂,，東南隅一帶曾被重創(chuàng),，后修補,。前391年，擔(dān)任齊國正卿的田和廢黜齊康公,，自立為齊君,，史稱“田氏代齊”。自姜太公立國至齊康公失國,，姜齊凡三十二位國君,，享國六百五十五年。

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冊封為諸侯,，是為田齊太公。田因齊（前356年—前320年時在位）時,，開始在臨淄城東南隅殘破地帶另建一座新城,。前334年，田因齊稱王,，即齊威王,，大概此時左右，新城建畢,，其王宮從臨淄城搬遷至新城,，因新城形制規(guī)模較小，故相對于原臨淄城而言,，曰子城,，即小城。原先位于大城中央的宮城,，復(fù)稱營丘,。自姜太公立國到齊威王另建小城，營丘作為齊國國都,，凡三十六位國君,，長達七百零六年。

前284年,，燕國將領(lǐng)樂毅伐齊,，“入至臨淄，盡取其寶,，燒其宮室宗廟”（《史記·燕召公世家》）,，臨淄城（即大城）內(nèi)的營丘城遭到破壞圮廢，自此消失,。

前221年,，齊為秦所滅。秦始置臨淄縣。王莽時改曰齊陵,。

因子城內(nèi)西北部有一大夯土臺,，秦漢時被稱作“環(huán)臺”。因其地貌,，約成書于此時的《爾雅·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物轉(zhuǎn)星移,，此營丘與古營丘城根本不是一個概念,。受其影響，魏晉以來,，人們普遍認(rèn)為這個“水出其左”又被城墻圍住的土丘就是營丘,。如《晉書·慕容德載記》載，南燕皇帝慕容德曾于建平三年（402年）,，“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北魏地理學(xué)家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淄水》中也云：“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nèi),，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長五,，淄水出其前，逕其左,，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p>

五,、自欺欺人的營丘昌樂說

昌樂等地之所以爭搶營丘地望，不外乎借助姜太公這一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為本地謀求文化旅游所帶來的名和利,。為了名利，有些地方,，或人云亦云,，或牽強附會，或無中生有,，硬生生地和姜太公,、營丘城扯上關(guān)系。

高青出土了一件帶有“豊啟作氒祖甲齊公寶尊彝”銘文的周代青銅器，就認(rèn)為“齊公也只能是齊國的首任國君齊太公師尚父姜太公”,，發(fā)現(xiàn)了奇特夯土臺,，就認(rèn)為是“太公所筑的營丘”；青州發(fā)現(xiàn)了一處大的城址,，就“有理由相信臧臺……為姜太公始筑,，就是后世爭辯2000余年的營丘”；壽光發(fā)現(xiàn)了一處高大土埠和陶陶罐罐,，以此認(rèn)為稱得上是“營丘之墟”,。如果營丘高青說、青州說,、壽光說所謂的“認(rèn)為”“只能是”“有理由相信”“稱得上”還算有自知之明,、值得商榷、留有余地的話,，那么昌樂營丘說,，就真有點強詞奪理、厚顏無恥了,。

昌樂,，歷史久遠(yuǎn)，春秋時稱緣陵,，西漢時改稱營陵,，隋唐時改稱營丘，北宋時改稱昌樂,。其稱謂自春秋始有以來,，幾經(jīng)沿革，最終落腳昌樂,。

應(yīng)該說,，從緣陵改稱營陵，便埋下了營丘之爭（臨淄說和昌樂說）的伏筆,。曾當(dāng)過營陵令的東漢學(xué)者應(yīng)劭在《漢書·地理志》臨淄條下注：“齊獻公自營丘徙此”,，推出營丘、臨淄兩地說,；又在同書營陵條下注：“師尚父封于營丘,，陵，亦丘也”,，認(rèn)為營丘即營陵,，由此拉開了營丘昌樂說的序幕。

到了唐代,，經(jīng)學(xué)家,、史學(xué)家,、語言文字學(xué)家顏師古在為《漢書·地理志》作注時云：“臨淄、營陵,，皆舊營丘地”,，玩起了文字把戲，態(tài)度曖昧,，但其更認(rèn)同應(yīng)劭的營丘營陵（今昌樂）說,。由于隋唐時，今昌樂稱營丘,，加之權(quán)威人物顏師古的影響力,，故姜太公封于今昌樂之說盛行。到了宋初,，隨著營丘改稱昌樂,，故成書于宋太宗時的《太平寰宇記》云：“昌樂東南五十里營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國,。……周以封太公于營丘”,，正式推出了營丘昌樂說,。

其后，明,、清,、民國等各種版本的《昌樂縣志》均記載昌樂為姜太公首封之地。近代歷史學(xué)家范文瀾在其《中國通史簡編》中也云：“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呂望做齊侯,，呂尚都營丘（今山東省昌樂縣）,?！?/p>

到了當(dāng)代,，昌樂為了把營丘昌樂說做實，下了不少功夫,，大力宣傳本地是“齊國首城”,。1983年，昌樂教師趙守誠作《關(guān)于齊初都營丘的考證》一文,，并寫信向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請教,，獲得了明確答復(fù)：“營丘在昌樂說是正確的”。2006年,，昌樂“報請上級有關(guān)部門批準(zhǔn),，借馬宋、窩托,、崔家三個鄉(xiāng)合并之際,，改成了營丘鎮(zhèn)”,，并言是“為了紀(jì)念姜太公”；2014年,，成立了營陵詩詞學(xué)會營丘分會——崇山詩社,，鼓勵詩詞愛好者積極歌賦營丘古城。

一時間,，昌樂營丘說以訛傳訛,，影響極大，直至混淆視聽,，顛倒是非,。

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拋開別的,，單拿筆者所列出的有關(guān)古跡遺址和文字記載來看,，營丘昌樂說就站不住腳。

昌樂人說,，應(yīng)劭營丘即營陵的觀點,，時間比較靠前，可信度非常高,。殊不知,，應(yīng)劭的觀點不過是一家之言，私人說法,，非信史,，成書比應(yīng)劭早150多年的正史《漢書·地理志》中就有了“臨淄名營丘”的官方記載。

昌樂人又說,，臨淄沒有姜太公廟,，而昌樂的太公廟始建于唐代。殊不知最早的姜太公廟當(dāng)初就在臨淄,。據(j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載,，“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齊相國慶封之子）蒞位,。”生于齊地,、官于齊地的元人于欽在其《齊乘》中說得更明確,，“太公廟在臨淄西營丘（此指環(huán)臺）”。

昌樂人還說,，臨淄營丘之名是齊獻公遷都臨淄后才有的,，不過是沿襲昌樂的老營丘名而已。殊不知姜太公“都營丘”和齊獻公“治臨淄”是一地,，且《禮記》《韓非子》等史料在前,，隋唐時今昌樂由營陵改稱營丘在后,。

……

昌樂因為在隋唐時曾一度稱營丘，其后又有相關(guān)資料,、志書中“昌樂東南五十里營丘,，……周以封太公為營丘”“昌樂營丘是舊營丘”等記載，又有相傳乾隆御批昌樂縣為“尚父初封地”的匾額,，就以此自詡為“齊國首城”,，只會讓人貽笑大方。另,，昌樂2010年因為發(fā)現(xiàn)了一塊刻有“咸豐十一年重修”的“古城”字樣的石碑,，就說“為姜太公建立齊國都營丘（昌樂）這一歷史事實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jù)”。如此考證,，借用魏人如淳之語,，“使人笑不能止也”。（劉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