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能發(fā)揮本身力量,，不能引用軍事科技非只表現(xiàn)于一時一事,，而有官僚組織及社會狀態(tài)為背景，積習已成,，1619年無非一朝弱點無情的暴露,。

1618 年至1619年(明萬歷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的遼東戰(zhàn)役是明代生死存亡關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幾度損兵折將之后,，明帝國在東北地區(qū)的藩籬盡失,，自此再也 無法獲取主動，以后增兵增餉、計畝加派再也無法遏止,。內部則農民暴動,，朝中黨爭愈烈,。至朝代覆亡為止,，當中只有每況愈下，從茲更無復興的趨向,。

努 爾哈赤逝世,，廟號清太祖(明人則斥之為“奴酋”)有遠謀深見,。他遠在1587年(萬歷十五年)即在遼河流域擴大地盤，侵蝕其他部落,，引起巡撫顧養(yǎng)謙提議征 剿以免養(yǎng)虎遺患,，但監(jiān)察御史王緘主撫，兩方爭執(zhí)之后,，其他監(jiān)察御史亦參劾顧養(yǎng)謙,，稱其“貪功徼賞”。以后《明實錄》即未提及下文,，想已不了了之,。注意此事 發(fā)生于遼東戰(zhàn)役前32年。努爾哈赤之有機緣創(chuàng)建千秋大業(yè),，首先即得助于明廷文武官僚不能和諧,，他也仍在此事之后，于1590年及1593年親來北京納貢,。 建州最后一次貢使于1615年始離北京,。從以后發(fā)表的談話看來，他已盡知中國虛實,。當時明廷飭令所有機密軍事文件不得輾轉傳抄,，看來此也是徒有具文，通令只表示機密經常外泄,，包括上述主剿,、主撫的爭執(zhí)。

1618 年他發(fā)難時首先計取撫順城,。當年五月八日傳聞有建州夷人(建州為永樂帝賦予之名號,，滿人用“滿洲”名號始自1635年)3000名即來撫順城外互市。當居 民紛往城郊之際,，努即乘機揮軍入城,，并殺死明軍千戶?？偙鴱埑胸诽岜?，建州軍即退出撫順,，但張追擊時努又回師反撲，使總兵及隨從兵馬一時俱沒,。至此努 爾哈赤方始發(fā)布其“七大恨”,，其實惱恨雖稱七宗,，要旨不外三點：一為先年明軍殺害其父及祖,，年幼時其父及祖為明軍內應，但在明軍討平各部落時被誤殺,；次之 此時明方已割分建州疆界,，但漢人不守承諾，仍往其領域耕種漁獵,；三則中國人慣用以夷制夷之計,，并干預各部酋長之婚姻。當時努已統(tǒng)一女真各部落,，只有葉赫及 海西兩部尚受明方庇蔭,，染指于此兩部勢必與明帝國全面沖突?？磥砼瑺柟嘁严麓藳Q心,，“七大恨”無異于宣戰(zhàn)文書，但明廷如欲避免戰(zhàn)爭,，努傳話可用和平方式 解決,，其條件包括割地賠款，賠款部分包括金銀絹布如傳統(tǒng)“歲幣”模樣,。此等要求預計明廷無法接受,，所以自1618年夏季始，明帝國與未來之清朝開始長期斗 爭狀態(tài),。

當時明廷認為奴酋“務期殲滅,，以奠封疆”已義無反顧。楊鎬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軍中宿將盡 指派于其麾下,。增援兵馬抽自西北宣府、大同,、延綏,、甘肅各鎮(zhèn)，又調集云貴各土司,，募兵及于浙江,、四川，亦即全國總動員,，對外宣稱總兵力47萬,。所有經費統(tǒng) 由新設之遼東餉司專理,。其征派除貴州外及于全國田土，概在正賦外,，每畝加征銀三厘五毫,，預計可得銀200萬兩。仍由各地庫房將現(xiàn)存款項掃數解餉司,，以后征 得墊補,。1618年冬至1619年春季諸事準備停當，即本文承續(xù)檢討此轉折點之展開,。

(一)雙方兵力概況及戰(zhàn)略指導

楊 鎬兵力47萬全系向努爾哈赤恫嚇之辭,。1619年戰(zhàn)事前夕明兵部尚書黃嘉善言，遼東所有官兵共20萬人,，此數仍不可靠,。所謂20萬人，系在遼東鎮(zhèn)原額9萬 之外又加由關內新調往11萬,。遼東編制數94,693員名載在《大明會典》系國初底數,，16及17世紀曾未如額。即張居正執(zhí)政時代經 過極端整頓,，時人謂之為“掊克”,，猶只能維持至83,000人，況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敗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數字。內陸遣往之11萬人亦多虛員,。當明 軍剛一與滿軍接觸,，杜松立即慘敗之際，大學士方從哲即向萬歷帝建言：奴酋之兵據陣上共見約有10萬,，宜以十二三萬方可當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僅7萬余，豈 能相敵,？

但滿洲資料因襲明方傳言,，亦謂對方有兵力20萬。彼方以弱敵強,，以寡勝多,，即照一般習慣亦樂意夸張敵方兵 數。薩爾滸戰(zhàn)役,，滿方稱杜松率眾6萬,，但當時明廷派往該路之監(jiān)軍御史呈奏杜松所領只25,000余員名。如以同樣比率加諸所謂20萬,，則楊鎬所率兵只 83,000人,。即再加朝鮮所派兵及葉赫一部參戰(zhàn)兵員,，其總數亦只能在10萬上下，不可能接近20萬,。

努爾哈赤亦 自稱八旗兵馬10萬騎,。以后楊鎬各路兵敗之后，滿軍于當年七月攻占開原,，用兵4萬,，此為滿軍首作攻城戰(zhàn)，系全力以赴,，此4萬數可以表現(xiàn)其兵力概況,。又在擊 敗楊鎬軍后,，努曾以犒賞加諸220個“牛錄”(騎兵連),。按每一牛錄有編制數300名，220牛錄應共有最大之戰(zhàn)斗力66,000人,。薩爾滸戰(zhàn)役展開時滿 軍倉促動員,，兵馬到達時隨即加入戰(zhàn)斗。所以從以上情形看來：在戰(zhàn)斗最高潮時,，可能投入5萬至6萬人,，但并非經常如此。所以在純粹數字上,，明軍仍占優(yōu)勢,，但 不如外傳之甚。

以下尚要說明：在戰(zhàn)場上滿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數量上之優(yōu)勢,，但其記錄經常高度估計對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概炫耀戰(zhàn)功,，不能放棄以寡敵眾之立場。

楊 鎬之攻略計劃,，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馬林、杜松,、李如柏及劉綎各稱“主將”,，出邊各有出發(fā)城堡地點，但未指明每路之攻擊目標,，只稱其任務分別為“攻奴酋之北 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馬林原定由三岔兒堡出邊,，經彼呈請改由靖安堡出,，但攻擊發(fā)動之前夕,，馬又請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兒堡出，亦經批準,，因此日后馬林兩 路遇敵時,，彼此相去不過數公里，但為渾河阻隔,，楊鎬未派前鋒,，未控制總預備隊。但明軍后方重鎮(zhèn)如遼陽,、廣寧仍有專將專兵把守,。

從軍事眼光看來，楊鎬之攻略計劃甚鮮成功希望,；統(tǒng)帥未遣派搜索部隊,，敵情始終不明；亦未指明左翼主攻,、右翼輔助,，而系平行并進，四路主將各不相屬,，戰(zhàn)線廣袤300公里,；自部隊開進后主帥即失去掌握，至兵敗之后,，楊鎬始悉部隊已與敵軍接觸,。

明 軍攻勢可謂“外線作戰(zhàn)”，顯然以敵都赫特阿拉為目標,。此時努爾哈赤如采取被動,，明軍可望合圍，否則即集中兵力兼程猛進,，不顧對方野戰(zhàn)軍之出處,，先以雷霆萬 鈞之力奪取此牙城，亦或仍可奏膚公,。再不然則依賴數量上之優(yōu)勢,，不計時日，各路穩(wěn)打穩(wěn)扎,，一面以守作攻,，逐漸縮小其包圍圈，亦應向各主將剴切表明統(tǒng)帥企 圖,，指定中間預定之到達線,。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殲滅敵之野戰(zhàn)軍,，更當加強縱深配備,，注意側翼行動，不能賦予某路任務為攻奴酋之某一面,。

看來明軍缺乏參謀業(yè)務,，只依襲故智，一面夸張兵力,，一面構成張布羅網,、四面合圍之形象，希望對方未戰(zhàn)先怯,，望風瓦解,。但努爾哈赤久經征戰(zhàn)，非楊應龍可比擬,，亦非豐臣秀吉手下諸將所能比擬,。

滿洲資料表示，努爾哈赤見到明軍燃點火炬,，夜間行軍到達攻擊準備地點,，即利用滿軍騎兵之機動性，無時無地不造成局部的及暫時的數量上之優(yōu)勢，遂行各個擊破,，實際以攻作守,。終全戰(zhàn)役，其都城以極少之守軍防御,，有時無守兵,。

明 軍糾集之兵員出自五花八門，來自南北,，征派者有之,，雇募者有之，此在統(tǒng)御經理上發(fā)生無數問題,，況又千里裹糧，先已盡極勞憊,。從其裝備看來,，此遠征軍準備以 諸兵種協(xié)同之姿態(tài)作戰(zhàn)，但從戰(zhàn)役過程中之記錄看來,，其兵員甚少如是之訓練,。杜松與劉綎均以個人之武藝馳名，所恃者“家丁”,?？梢姷闷湮捶艞墏鹘y(tǒng)戰(zhàn)法：主將 出陣,，家丁護衛(wèi),。其他兵卒勝則蜂擁上前，敗則部隊瓦解,。當劉綎到達遼東戰(zhàn)場時,，攜有家丁736人，最后與之同殉難者有“養(yǎng)子”,。

北京政局亦影響楊鎬之決心,。此時萬歷帝已多年不臨朝，奏折留中(即拂意者不加批答),，六部堂上官遇缺不補,，內閣大學士只有方從哲一人，此人成為眾怨之尤,，被攻擊指摘無余力,，希望迅速圖功。傳統(tǒng)歷史學家謂其“發(fā)紅旗日趣楊鎬進兵”,，想系事實,。

滿方將領亦親臨前線，但彼等專恃騎兵,，組織單純,。從滿洲資料看來，不僅努爾哈赤親率坐騎一千獨當一面,，而且子洪臺吉(皇太極),、安巴貝勒(大貝勒)、侄阿敏臺吉均為高級將領,，宜其在戰(zhàn)場上指揮如意,。

(二)杜松之覆沒

杜松有勇無謀，為人暴躁魯莽,，他曾遇事不如意即自毀甲胄,，聲稱準備削發(fā)為僧，努爾哈赤稱之“杜瘋子”,。

他 于四月十四日在蘇子河匯入渾河附近渡河,。當時渾河水勢湍激，隨從之炮車營未及渡河，他亦未察覺,。渡河之后,，明軍連克滿人所設柵寨二處，俘敵14名,，尚在繼 續(xù)前進中突然遇伏,。倉促之間將士擬占據當地山巔，不料清兵亦于附近設伏,，因此失去主動,，雙方鏖戰(zhàn)之后，此路主將及副貳人眾等全軍覆沒,。

以后楊鎬至北京之報告將“違律喪師”之責任完全推付于杜松本人,，稱其冒險貪功?！睹魇贰芬喔鶕俜浇忉?，謂其行軍“日馳百余里”。渡渾河時水深流急,，“松醉趣之,，將士多溺河中”。

楊 鎬給予各路之通令,，尚存《明實錄》中,，內稱“各地信地距奴地城寨計道遠近定出兵日期。如違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將以下領兵官皆斬”。當官兵于三月二十六日 在遼陽集合誓師時,，即推出去年作戰(zhàn)“在陣先逃”之指揮一人(有如今之旅長)當眾梟首，所以統(tǒng)帥之行動先已造成迫不及待之氣氛,。杜松所授予之行軍日期為四月 十四日,。所部于十三日夜間啟程，翌日軍覆,。所以《明實錄》編者加注“師期已泄,，奴備我矣。先期與如期皆敗道也”,。至于渾河水急,，“將士多溺河中”，則當日 此路全軍數萬人均已涉渡,，作戰(zhàn)于渾河之南,。

杜松亦被指摘將炮車置放于渾河之北而背水作戰(zhàn)，但日后調查時即炮車營長亦自承將炮車置放北岸系彼決心,。因炮車無法徒涉,，火藥必被浸濕,。但杜松疏忽于派遣斥候，偵察地形,，本人隨先行部隊到達南岸,，未注意后續(xù)部隊，亦未指定副貳管制渡口必為事實,。

滿 方文件對戰(zhàn)役報道比較詳確,。當杜松渡過渾河時，滿軍在薩爾滸者為步兵15,000人,，其裝備不全,，正在筑構工事。及見敵軍來臨,，即迅速避入蘇子河東之吉林 峰,，不久他們即為明軍2萬人包圍。但滿軍尚有騎兵400人藏匿于谷地深處,，他們出敵不意,，于界藩附近突襲明軍之背，且立即與吉林峰之步兵會合,。當日午前又 仍與步兵協(xié)同,，向敵方攻擊一次，斬獲約100人,。此時行動并無決定性之效果,，但已能爭取時間，使努爾哈赤從容調度,。

資 料未敘明當日清晨努之出處,，但稱此時南北同時告警。努之判斷：南方劉綎一路實系佯動,，只派騎兵500人前往監(jiān)視,。此與日后朝鮮文件之報告吻合。正午或稍遲 時,，努爾哈赤即已到達薩爾滸戰(zhàn)場,。滿軍部隊亦陸續(xù)到達，他們至前線接觸約10里處開始批御盔甲,。此時薩爾滸一帶山地亦為明軍占領,。

滿軍首一行動在解吉林峰步兵之圍。為節(jié)省兵力,，只用騎兵1000人從側翼投入,。他們不久即達成任務，已與作工之步兵會合。

當時努與部下將領集議,，眾意以八旗兵對分：四旗用于蘇子河東,，四旗用于河西，但努決心以五旗兵力先消滅薩爾滸之明軍,，東岸三旗暫取守勢,。所以從敘述看來：薩爾滸戰(zhàn)役實為典型的遭遇戰(zhàn)。明人未料及對方可能以全力出擊,，才稱杜松一被制于埋伏,，又再受害于埋伏。

滿軍人數迄未見于任何文件,。只因其八旗俱在,，又準備生死存亡在此一戰(zhàn)，必具數量上之優(yōu)勢,，且除原所謂“作工”之部隊外,，增援者全系騎兵。

蘇 子河西滿人沖鋒系由山麓至山巔,，如此時明軍紀律嚴明,，陣容齊整，似仍可將之擊退,。我們可以想見杜松一軍見滿洲鐵騎漫山遍野而來,，早已心寒，記錄未提及杜松 之出處,，只稱其中箭多處,。以此人之好勇，想必在東岸,，亦即最初明軍取攻勢企圖圍擊滿兵處,。滿軍提及明軍曾以“炮”抵御。杜松之炮車既留渾河之北,，此間滿人 所謂炮,，可能為明軍使用的一種原始型之手榴彈，以竹管內置炭硝,，點火向敵擲去，其爆音能震駭對方人馬,，但殺傷力微,。再則亦可能為朝鮮派出之鳥銃手。朝鮮曾 派鳥銃手3000人,，隸屬于本軍參與劉綎一路,，又因楊鎬征派，另遣鳥銃手300人，于役杜松軍中,，他們多于此役罹難,，日后極少幸存返韓。

關于戰(zhàn)斗行動,，滿文所載至為簡短,。“我們跑馬向他們陣地中去,，一路箭射刀砍,。”薩爾滸之明軍逃避至碩欽山,。蘇子河東部分,，三面被圍，一面背水,，又承受全部滿人八旗之殺戮,，其處境必更凄慘。

(三)馬林之被擊潰

繼杜松之后,，馬林之一路亦于翌日(四月十五日)被擊破,。明軍統(tǒng)帥部自巡邏后方之士卒及一逃回之傳令兵始獲悉馬林兵敗，因此《明實錄》載：杜松全軍覆沒消息,，當夜傳入馬林軍中,，以致軍士震恐，主將提兵后撤,，獨有監(jiān)軍文官潘宗顏等挺身殺賊,，鏖戰(zhàn)之后殞身。

看 來此項記載亦系文官推卸戰(zhàn)斗指導之失誤,，而將戰(zhàn)敗責任卸及武將之辭,。滿文記載當日清晨馬林一軍4萬人尚以堂堂陣容應戰(zhàn)，迄至黃昏方始潰敗,，潘宗顏之死亦經 查出箭由背入,。此間值得注意者：馬林兵敗之后，徑北撤扼守開原,，明廷對之仍須倚重,。但3個月后努爾哈赤攻占此城，馬林死難,，其情形亦如杜松,，生前行止已無 可分辨。

滿文記載,，四月間其部隊被擊潰之地區(qū)為尚間崖,。當兩軍相遇時,，馬林行軍向東。努爾哈赤之部隊于十四日夜渡過 渾河,，置杜松之炮車隊未問,，軍行向北，兩縱隊成T字形,。但馬部發(fā)現(xiàn)滿軍北上,，立即西撤，據占昨夜宿營之地,，排成正方隊形,，四面有三道壕溝，溝前有鳥銃手,， 后攜有火炮,。壕溝后之騎兵，則已下馬準備作徒步戰(zhàn),。滿軍正考慮行動中又發(fā)現(xiàn)另有明軍一機動部隊,，處于其營地之南、滿軍之西,，其兵力判斷為1萬人,。明軍主力 之后，又有另一方陣,，兩方陣相去約2公里,，其兵力亦判斷為1萬人。

似此努爾哈赤估計馬林一路之總兵力6萬人,，無疑已高度夸大,。本文根據明廷內部文件判斷，楊鎬之總兵力無逾10萬人,，則馬林不可能掌握6萬,，且側翼之機動部隊亦不宜多至萬人。至于后方之方陣,，似為潘宗顏所轄,。

我們判斷馬林兵力亦如杜松部，應在2萬人至3萬人間,。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損失有限,，應仍在數量上占顯然之優(yōu)勢。

兩 軍近接時,，努爾哈赤親率1000騎應付馬林之機動部隊,。此時明軍已將藤牌車輛等構成障礙物。滿方騎兵則分作兩部,，一部500人下馬拆除障礙,，此任務完畢 后，另部500人立即沖鋒,。滿文資料仍保持其一貫作風,，對戰(zhàn)斗經過之細部詳情，甚少縷述,，只稱明軍側翼機動部隊經此沖擊已不復存在,，正午之前，明軍給予滿 軍之側翼威脅即已掃除,。

努爾哈赤沖鋒之后,，正重新收拾其兵馬，預備聚集于附近一小山崗,，得以將騎兵由上坡至下坡之沖力再度予敵打擊,。但明軍主力亦開始移動，并變更隊形,，壕溝后之徒步騎兵亦已向前推進,。

安 巴貝勒以時機緊迫，在戰(zhàn)場上大聲呼叫,，促使乃父注意,，勿為敵方所乘，本人即立率兩旗兵力,，沖向正在移動之明軍,，其他六旗又立即構成第二道攻擊波，使敵方無 暇整頓,。如是馬林所部潰不成軍,，被驅入附近一沼澤地區(qū)，容戰(zhàn)勝之滿軍從容宰割,。至此,，對付明軍后衛(wèi)更不成問題。

以后滿方文件堅稱他們以騎兵1萬人擊滅明軍6萬,。明方雖承認戰(zhàn)敗,，但稱有一萬騎終能退出戰(zhàn)場回歸原部隊。滿人認為,，其成功得自較優(yōu)勢騎術及弓箭術與安巴貝勒之領導力量,。

(四)劉綎殉國之謎

經 過整二日無休歇的戰(zhàn)斗之后，努爾哈赤至此已能輕松地呼吸,。楊鎬之所謂47萬人總攻擊已被鑿穿,，北方之兩路兵馬業(yè)已擊潰或消滅，自此他可以從容將事,。四月十 六日滿軍休息整頓,，努本人在尚間崖宰牛祭天,，感謝上帝恩德。對付南路敵人,，他先遣派蒙古部隊,，十五日他已遣去2000人，十六日又遣1000人,，緣在此數 日滿人與杜松,、馬林激戰(zhàn)時，赫特阿拉防御空虛,，人心惶恐,。至十六日夜，努爾哈赤始決定自己率騎4000防御都城,，以備萬一李如柏乘機撲人,，從此終全戰(zhàn)役他 不再往前方。南路劉綎之敵由子侄安巴貝勒等應付,。滿軍主力自北行軍向南,，四日后與劉綎部接觸。據此他們與劉交鋒時,，最早應為四月二十日,。

楊鎬之四路中，李如柏之直線距離去敵牙城最短,，但山勢險阻,，古木蔥蓊(據說今日已不復如此)，行軍不便,。努爾哈赤只派200騎前往監(jiān)視,，終戰(zhàn)役兩軍亦未在此路接觸，是亦楊鎬不知兵之明證,。他的攻略計劃無重點配備,，以致緊要關頭大部兵員與武器閑置。

劉 綎一路去赫特阿拉最遠,，其部隊指定四月九日出發(fā),，稱3萬人，實際可能遠低于此數,。姜弘立率領之朝鮮軍13,000人于四月五日渡鴨綠江,。兩方集合后，自寬 甸與懷仁間北進,，不久遇敵,，劉綎給予楊鎬唯一喜訊，他之塘報云：“斬獲真夷八十五級,，生擒夷漢八十八名,?！泵鬈娨挥螕粢嘣疲骸耙馁\精兵五百余騎，直逼對山 應戰(zhàn),，連誘連退,。”此節(jié)與滿洲文件吻合,。當時努爾哈赤派往之部隊，為500騎,，其任務為遲滯劉綎之進展,。此500騎中牛錄3人(此處“牛錄”用作官名，有 如連長),，2人戰(zhàn)死,，當時滿軍后方空虛，如中,、韓軍兼程急進,，甚可能改變戰(zhàn)局，至少亦當迫使努爾哈赤同時兩方應戰(zhàn),。此戰(zhàn)機逸失,，聯(lián)軍之不能和諧，可能為一 大主因,。

雙方文件看來：彼此推諉責任,。朝鮮人尊北京為“天朝”，稱明軍為“天兵”,。但除此外貌之尊敬外,，實際對之 輕蔑鄙視。文中指出明軍大量缺員,，兵器窳朽,。姜弘立奏光海君云：明人輕重器械全無，純賴韓國軍實,。羅榮邦教授之《劉綎傳》引用中文資料則又稱韓軍裝備低 劣,，一部藤牌紙甲。李民寏之《柵中日錄》則稱道路泥濘,，朝鮮步兵無法跟蹤明方騎兵,，而且在國境之外作戰(zhàn)，糧秣仍須本國供應,，不時運輸不及,，將士饑餒。韓人 又稱明軍搶掠居民,，爭割敵尸首級請賞,，因之行動淹遲,。

劉綎與安巴貝勒決戰(zhàn)之處為阿布達哩山，但以附近之牛毛砦著 稱,，去赫特阿拉約60公里,。當杜松與馬林兩路兵敗后，楊鎬曾以令箭制止李如柏及劉綎繼續(xù)前進,。楊致萬歷帝之奏疏載在《明實錄》,，內稱李如柏已遵令回師，但 劉綎仍與滿兵交鋒,。以后北京傳聞：此令箭為努爾哈赤所得,，他即令軍官喬裝杜松軍使，持令箭邀劉迅速北進會師,。劉不悉杜松已戰(zhàn)死,，于是輕裝急進，于山谷中遇 伏死,，羅著《劉綎傳》即采用此說,。

但《滿文老檔》對兩軍交鋒情形敘述較詳：當時明軍取防御態(tài)勢，盛陳火器,；八旗兵攻擊數次,，未顯功效。于是安巴貝勒占領東部山崗,， 又派出支隊抄襲明陣地之西南角,。蒙古部隊則滲入敵方前、后部隊之間遮斷其交通,，至此劉綎軍始見動搖,。隨之洪臺吉又攻其東北角，最后安巴貝勒遂行中央突破,。 至此明軍三面被圍,，才全面地潰亂。滿人并稱劉綎并非戰(zhàn)死,，而系被俘后被滿人斬殺,。《老檔》不動聲色地述及：“將他殺了,?！?

但后方之明軍及朝鮮軍仍繼續(xù)抵抗，他們的火炮及鳥銃排列具有縱深,，文件未提及持續(xù)時間,，但最后天候干預。大風突起吹向防御者之陣容，火器全部不能使用,，此部隊估計為2萬人才因之被殲,。后列之朝鮮步兵至此投降，他們并將明兵捆縛交滿洲軍,。

朝鮮文件稱此中,、韓聯(lián)軍分作三部。前列明軍由劉綎親自指揮,；中層為韓國部隊,，內有鳥銃手3000人；后衛(wèi)則為朝鮮步兵,，由姜弘立控制,。最后姜與其部下4000人降。文件證實滿方所謂大風突起火器失效,。

韓方對劉綎之殞身另有說法：他見局勢已無可如何，乃與部下將領數人點燃火藥自爆焚死,。

中國編修《明史》時已在康熙年間,，內中《劉綎傳》關于牛毛砦戰(zhàn)役一段大致摘自《滿文老檔》，但不稱綎被殺,，而系“戰(zhàn)死”,。

劉綎死事日期所敘亦有差異。韓國文件稱四月十七日,，《滿文老檔》未具月日,，但從安巴貝勒行軍日程看來，應為四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安巴貝勒于四月十五日尚活躍于尚間崖戰(zhàn)場,，十六日應已參與努爾哈赤之宰牛祭天，不可能又于十七日奮戰(zhàn)于200公里外之牛毛砦,。

今 日事隔380年,，無人能斷然地堅持何說為真。我們只能比較消息來源之可信度,。當中以明方資料最差,。其官場文字經過吏員修飾，上供御覽,，下避監(jiān)察官糾彈,，即 難能存真。戰(zhàn)敗之后,，其原始資料得自逃歸之士卒,，亦不能使讀者綜覽全局。所以一軍慘敗，動輒即謂遇伏,，可能撰史者亦如當事人,，始終暗中摸索，才用此種粗率 說法,。

韓國資料大概根據李民寏,。因他除私人著有《日錄》外，尚為姜弘立之幕僚,，其文墨亦可能見諸官方文牘,。從朝鮮 資料看來，其癥結在韓國君臣對明人無信心,，只因奉明正朔,，且20年前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犯境又賴楊鎬、劉綎等人撐持,，所以勉強從事,。姜弘立已渡鴨綠江，猶且 向國王光海提出辭呈,，即表示對戰(zhàn)事前途懷疑,。外間盛傳努爾哈赤贈光海貂皮500張，彼此先有默契,。4年后光海君被廢,，新朝廷公布其本身宗旨在撥亂反正，至 縷述光海無人君資望時,，當中一端即為辜負明廷,，為人不忠。有了這些復雜背景,，則在各人作見證時,，亦影響其左右取舍。

韓人對姜弘立之降滿不能無介于懷,。李民寏在《柵中日錄》提及當時他竭力反對,，及見事實無可挽回即準備自盡，只因長刀短刃同被愛侄與忠仆奪去,。但即《光海君日記》亦指斥其不實,。《日記》指出李民寏為唯一可以左右姜之決心,，事實上他贊成投降,。

此種背景如何影響史料？雖說此端盡屬臆度,，但外傳劉綎行軍遲緩坐失戰(zhàn)機乃朝鮮軍拖延之故,，則將交戰(zhàn)日期提前或可避免此種指責。“天兵”主將如戰(zhàn)死或被滿人殺戮,，韓人見死不救為可恥,，則稱其自盡，至少可以稍釋罪咎,。

滿 文資料亦有不能盡信之處,。其夸張八旗戰(zhàn)功逾越常情，例如全戰(zhàn)役雙方參與者逾10萬,，又鏖戰(zhàn)南北,，苦斗鎮(zhèn)日，而滿方戰(zhàn)死者“不及二百人”,。滿方高度估計對方 兵員數,，既為以寡敵眾，又能包圍對方,。但除此類瑕疵外,，其戰(zhàn)史以勝者姿態(tài)寫出，努爾哈赤及安巴貝勒之口語,，無官僚集團之忌顧,，無責任問題之推諉，亦無不可 告人之陰私,。其所敘戰(zhàn)場情景雖仍不能符合現(xiàn)代要求，但提及部隊投入程序,、重點主義,、中央突破、側翼迂回已較對方之所提供,，職業(yè)化多矣,。

(五)戰(zhàn)役之后果

杜 松與劉綎已在當年四月死于戰(zhàn)場，馬林亦于3個月后捐軀,，明軍主將四人已失其三,，僅有李如柏始終未遇敵，但在戰(zhàn)役之后數日即為監(jiān)察官糾劾,。緣李如柏之父李成 梁綰兵符于遼左時,，努爾哈赤之父及祖為明軍誤殺。成梁以努年幼,，視之如子侄,，給予贍養(yǎng)，是以努與如柏兄弟“有香火情”,?！昂我匀分銛。亢我匀绨鬲?全,？”至此已有通敵嫌疑,。當時萬歷帝仍未置可否。又一年半后遼事更壞,，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殺以明志。

楊鎬兵敗之后立即引咎 辭職,。明廷仍“姑令策勵供職,，極力整頓以圖再舉”。但旋踵之間既失開原又失鐵嶺,，楊鎬終被拘押,。此人在獄十年，不死于萬歷朝,，亦不死于泰昌天啟朝,，而于 1629年崇禎帝治下棄世。以后繼楊為經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于戰(zhàn)場,。死罪之中之熊廷弼不僅咎在主持遼東軍事，而且因其地位,，觸發(fā)而加緊明末北京之黨爭,。

薩爾滸、尚間崖及牛毛砦戰(zhàn)事失利消息傳至北京,，都城米價立即陡漲,，識者已預料圍城。雖說以大明帝國尚能掙扎四分之一個 世紀,，雖說努爾哈赤蔑視火器,，以后尚要在寧遠戰(zhàn)場負傷死，明朝之厄運已無可挽回,，我們可以肯定地說,，1619年它已度過生死存亡中的一個轉折點。從以上簡 短的敘述看來：明朝不能發(fā)揮本身力量,，不能引用軍事科技非只表現(xiàn)于一時一事,，而有官僚組織及社會狀態(tài)為背景，積習已成,，1619年無非一朝弱點無情的暴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