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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學”,、“帖學”獻疑

 鴻墨軒3dec 2013-03-13

“碑學”、“帖學”獻疑---葉培貴

 

作者簡介】葉培貴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所
內(nèi)容提要】“碑學”,、“帖學”作為寫作清代特別是清代后期書法史的基本概念,在實際應用中處于混亂狀態(tài),。
碑學有“專指北碑”,、“北碑加篆隸”、“北碑加唐碑”等三種基本含義,。
帖學有“學晉”,、“晉唐行草小楷”、“主要學閣帖(甚至專指學趙董)”等三種基本含義,。
以這三對“碑學”“帖學”概念為基礎(chǔ)構(gòu)筑的書史寫作框架有嚴重的缺陷,。首先是容易顧此失彼,尤其是對學唐問題不好處理,;其次,,更重要的是忽略了清代后期以融鑄為基本取向的一翼,難以準確揭示歷史發(fā)展的動向,。
初步設想,,可以以沙孟海先生的框架為基礎(chǔ),,去掉其“碑學”“帖學”的帽子和單列的“顏字”,以篆隸,、北碑,、晉唐以來行草小楷為基本的三或四個分支,以融鑄為另一個分支,,構(gòu)成基本的寫作框架,。這樣不僅易于反映歷史的發(fā)展趨勢,而且對有關(guān)各分支的認識也將更明晰公正,。
【關(guān) 鍵 詞】碑學/帖學/書史寫作框架
【 正 文 】
在描述清代尤其是清代后期的書法發(fā)展史時,,“碑學”、“帖學”是使用頻率相當高的兩個概念,。由這兩個概念,,實際上構(gòu)筑起了清代書法史(甚至有延伸到整個書法史的趨勢)的一個基本的寫作框架。但遺憾的是,,這兩個概念在使用中卻經(jīng)常處于混亂狀態(tài),。


先看“碑學”。在有代表性的書史著作中使用“碑學”概念,,大約可歸納為三種情形:
一,、專指北碑,。張宗祥先生《書學源流論》說:“自慎伯之后,,碑學日昌,能成名者,,趙之謙,、張裕釗、李文田三人而已,?!保ㄗⅲ簭堊谙椋骸稌鴮W源流論?時異篇》,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xù)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8月,,第888頁,。)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篇說:“迄于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逼涮岢鲎鸨奈宸N理由,,也都是以此為出發(fā)點的。(注: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756頁,。)沙孟海先生《近三百年的書學》“碑學”一節(jié)特加“以魏碑為主”的副標題以限定收錄范圍。(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6月,,第52頁,。)
二、北碑加篆隸,??凳稀稄V藝舟雙楫?體變》篇說“今學(即碑學)者,北碑,、漢篆也,,所得以碑為主”,(注: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778頁,。)包括篆書。沙孟海先生《近三百年的書學》把篆,、隸分別單列,,但在“碑學”一節(jié)加上副題后專門說明“通常談碑學,是包括秦篆漢隸在內(nèi)的”,。(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6月,,第52頁。)現(xiàn)在許多著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使用“碑學”概念的,。
三,、北碑加唐碑,,不包括篆隸。沙老《近三百年的書學》“顏字”一節(jié)里,,說“就碑帖二字本義說,,那末《家廟碑》、《麻姑仙壇記》等等是碑,,《裴將軍》,、《爭座位》等等是帖”,“本篇三,、四兩章所列的碑學,、帖學,又是狹義的”,,(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6月,,第67-68頁。)然則如果是廣義的,,則唐碑也就可以包括了,。有的著作就把唐碑納入其中,而把篆,、隸摒于其外,,如馬宗霍先生《書林藻鑒》卷第十二綜述中說:“嘉道以還,帖學始盛極而衰,,碑學乃得以乘之,。……嘉道之交,,可謂之唐碑期?!掏H,,可謂之北碑期?!畬W不囿于唐,、魏,而能遠仿秦篆,,次宗漢分,,斯則所謂豪杰之士,固將移俗而不移于俗者,?!保ㄗⅲ厚R宗霍:《書林藻鑒》,,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1版,,第192-193頁,。)
用法最混亂的是康氏,分辨得最嚴謹?shù)氖巧忱?。但不論是用法混亂還是分辨嚴謹,,都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對這個概念的使用和理解存在著嚴重分歧,。
這種分歧必然影響到歷史評價,。康有為的著述目的是尊碑,,則不論怎么界定“碑學”,,都是要大力贊揚的。但在第一種意義上使用“碑學”概念的張宗祥先生,,評價卻不高,。沙老在限定了范圍后,對所收書家的評價,,也可以說是無一盡饜人望,。其文共收書家30人,寫魏碑的,,有鄧石如,、包世臣、趙之謙,、李瑞清,、張裕釗、康有為共六人,,按比例不算少,,但鄧、包是前驅(qū),,有弱點自不必論,,即使晚清的趙、張,、李乃至康氏在沙先生的眼里也都不是大方家數(shù),。(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6月,第52-59頁。在“趙之謙”條下,,沙先生還帶便批評了一位書家:“趙之謙有個同鄉(xiāng)叫做陶濬宣,,他也是專寫北碑——專寫《龍門造像》的——寫得太板滯了。我以為與其像陶濬宣這般板滯,,不如像趙之謙那樣流動,。好在他于流動之中有勾勒,不至于全沒有骨子,?!庇钟美ㄗ⒌姆椒ㄕf:“那時寫北碑比較好的,還有孫詒經(jīng),、李文田,。孫渾厚疏宕,方圓并用,,確非他人所及,,可惜我所見的不很多,李文田似乎太老實了些,,故不詳論,。”見《文集》第55頁,。即使把陶氏,、孫氏再加入進來,此種“碑學”的成就也還是不如通常所認為的那么大,。)那么應該說,,總體評價是不算高的。在第二種意義上來使用,,毫無疑問,,評價必然要積極得多,這無需贅言,,因為清代復興篆隸的成就,,在歷史上已基本得到了肯定。在第三種意義上來使用,,首先要面對的還不是如何評價的問題,,而是如何區(qū)分“碑學”、“帖學”的問題,。如果把“唐碑”算作“碑學”的一部分的話,則恐怕這個概念就幾乎失去存在的意義了,。原因不言而喻:唐以后不受唐碑影響者幾人,?包括不包括唐碑,對清代書法總體進程的描述和評價,,會發(fā)生相當大的差異,。馬先生把唐碑“切割”出來,,拼到“碑學”中,不僅于事無補,,而且使問題更復雜了,,現(xiàn)在看來,接受者似乎不多,。


再看“帖學”,。可以說它同“碑學”概念一樣混亂,,歸納起來,,也可以扼要概括為三種:
一、學晉(人之帖),。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篇首句即說:“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跡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為帖學,宜也,?!彼埔浴疤麑W”為學晉人之帖,故后面又說:“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猶不待論?!鲾〖壬?,師帖者絕不見工?!保ㄗⅲ嚎涤袨椋骸稄V藝舟雙楫》,,《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754-755頁。)
二、寫晉唐以來行草,、小楷,。沙老《近三百年的書學》“帖學”一節(jié)標明“以晉唐行草小楷為主”的副題,實際上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沙老又把它分為兩種類型:在二王范圍內(nèi)(實際上也包含唐,、宋、元,、明,,因此張照這位學董出身的也得以列入);在二王以外另辟蹊徑的,。但不包括從北碑中化出行草寫法的書家如康有為,、趙之謙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沙老把學顏的單列一門,,因此這里的“晉唐”是沒有顏真卿的“晉唐”。(注: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6月,,第44-52,、67頁。)康有為有“卑唐”之論,,在各篇的論述中,,也常常把宋、元,、明連帶批評,,當他在《體系第十三》說“近世人尊唐、宋,、元,、明書,甚至父,、兄之教,,師友所講,臨摹偁引,,皆在于是,。故終身盤旋,不能出唐,、宋人肘下”(注: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822頁)這種話時,人們不免會把它和他的“碑學乘帖學之微,,入纘大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所以在一般人眼里,康氏的“帖學”概念,,有時候也等同于“晉唐行草”,。和“碑學”概念的作用一樣,康氏的“帖學”概念也不那么嚴謹,。
三,、學閣帖、甚至主要指學趙,、董,。馬宗霍先生說:“帖學自宋至明,皆所宗尚,?!毕挛牟⑻貏e指出清帝重閣帖的史實;又說:“宗趙宗董,,固自有殊,,其為帖學則一也?!寥籼麑W不囿于趙,、董,而能上窺鐘,、王,,下掩蘇、米……斯則所謂豪杰之士,,固將移俗而不移于俗者,,蓋亦有人,自當別論,?!保ㄗⅲ厚R宗霍:《書林藻鑒》,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1版,,第192-193頁。)
這三種意見,,對“帖學”基本都持批評態(tài)度,??涤袨椤稄V藝舟雙楫?尊碑》篇說:“國朝之帖學,薈萃于得天,、石菴,,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流敗既甚,,師帖者絕不見工。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學中興,,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已也?!庇终f:“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ū畬W)適乘帖微,,入纘大統(tǒng)?!保ㄗⅲ嚎涤袨椋骸稄V藝舟雙楫》,,《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754、755頁,。)馬宗霍先生說:“嘉道以還,,帖學始盛極而衰,碑學乃得以乘之,?!保ㄗⅲ厚R宗霍:《書林藻鑒》,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1版,,第192頁。)沙老也說:“有人說,,‘碑學乘帖學之微,,入纘大統(tǒng)’,這話固然說得過分些,,然而清代的下半葉,,寫碑的人確比寫帖的多了,。”又認為:“康有為《書鏡》里有《尊碑篇》,,把阮元的意思推衍開來,,說帖學和碑學新陳代謝的情形,很有道理,?!保ㄗⅲ荷趁虾#骸督倌甑臅鴮W》,《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6月,,第37,、53頁。)既承認歷史確實發(fā)生過這樣的變遷,,又稍有保留,,話比康、馬說得委婉,、嚴密,,但可以說也是基本贊同的。然而,,有趣的是,,被一致批評的“帖學”,卻是名同而實異,,并非同一個靶子,。設想一下,如果沙老不把學“顏字”的劃走,、馬先生把他看到的“豪杰之士”算到“帖學”中的話,,還能那么一致嗎?回答恐怕會是一個問號,,看看沙老大著中對翁同和,、梅調(diào)鼎的贊許就能明白。



需要指出的是,,就上面提及的著作而言,,不乏有厘清它們的內(nèi)含、外延,,也就是使它們明晰化的努力,。特別是沙老,他對每一個類型都有說明,、界定,,而且在具體的敘述評價中也極為注意彼此間的異同和關(guān)聯(lián),,其寫作框架、觀點闡述本身都是相當嚴密的,。然而我們也看到,,沙老的框架并沒有得到較為普遍的接受,因此也就沒有根本解決這兩個概念使用上的混亂現(xiàn)象,。
為什么,?
關(guān)鍵就在于“碑學”、“帖學”二分法本身有著先天缺陷,,用它們?yōu)榛A(chǔ)概念來建立書史寫作框架,,必然導致顧此失彼。本義的碑,、帖不過是作品存在的兩種方式,,晉代以后是長期共存的。唐,、宋,、元、明各代都有碑,,雖然后三代的碑刻不具有代表性,,在進行二分法時可以有所忽略,但唐代卻沒法繞過去,。沙老把學顏真卿的劃出“帖學(晉唐行草小楷)”圈子,,然而沒有顏真卿的所謂“晉唐行草”,是不完滿的,,因而本身是背離歷史實際的,。試想,宋元明清以來學習晉唐行草的,,有多少是不受顏真卿影響的,?沙老的這種“切割”法和馬宗霍先生對唐碑的“切割”法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反而使問題變得更復雜了,,很難統(tǒng)一成為一種基本的書史寫作框架。
更值得注意的還在于,,這種二分法有另一個重大缺陷,,就是過分強調(diào)了兩者的分別,容易導致從寫作框架上就忽略清代以來書法的一個重要歷史趨向:融鑄的道路,。清代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總結(jié)時代,,許多領(lǐng)域都出現(xiàn)了涵概古今的大家,構(gòu)成了一股重要的學術(shù)文化潮流,。書法領(lǐng)域亦然,。許多書家都是多面手,,篆、隸,、北碑,、唐楷、傳統(tǒng)行草,,兼收并蓄,,晚清尤其如此,其例證似乎沒有枚舉的必要,;并且何紹基,、劉熙載、楊守敬等還進行了觀念上的倡導和建設,。宏博精嚴的沙老,,在具體敘述、評價時,,很注意點出這種特征,但卻沒有從寫作結(jié)構(gòu)上體現(xiàn)出這一點,,根本原因就在于被這個二分法的思路限制住了,。
有沒有解決的辦法呢?
問題太大,、太復雜,,本不該妄想。但既然已經(jīng)提出反思,,也就不能不有所考慮,。一個很不成熟的意見是,與其這樣顧此失彼和存在重大的忽略,,不如索性取消這兩個概念,,尋求更合理的方式。初步設想,,以沙老的思路為基礎(chǔ),,將其具體方法稍加改進:去掉“碑學”、“帖學”的帽子和單列的“顏字”,,以取篆隸,、北碑、晉唐以來行草小楷作為三種(若篆,、隸分開,,則是四種)基本的力量;以主要興起于清代特別是清代后期的,、以融鑄各派為基本取向的書風作為另一種力量,。其長處是顯而易見的——首先不會造成某個歷史階段的書法傳統(tǒng)被人為分割,,其次是能夠有效地把固有傳統(tǒng)與新發(fā)掘傳統(tǒng)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充分顯現(xiàn)出來。比如何紹基,,遍學各種字體,、書風,但原來通常被以偏概全地或劃為“碑學家”,,或劃為“學顏字的”,,前者忽略了他對晉唐傳統(tǒng)的深入學習,后者則忽略了他對新發(fā)掘傳統(tǒng)的積極吸收,,同時還人為分割了晉唐傳統(tǒng),。而采用這一框架,何紹基就可以被劃入“融鑄”的一翼中,,這無疑更能揭示他的藝術(shù)成長特征和歷史發(fā)展意義,。
這種框架的一個更突出的長處是,對歷史的評價將可能更為公正,。這一點最主要地表現(xiàn)在對原來所謂“帖學”的評價上,。應該承認,由于長期以來人們的研究視野和審美期待視野受所謂“碑學”的制約太嚴重,,研究者對于那些堅守固有傳統(tǒng)的書家的重視是不夠的,,對他們的評價也是不夠積極的。然而如果從更大的歷史發(fā)展視野看,,這些書家對固有傳統(tǒng)的堅守,,實際上是對歷史資源的一種有力保持,是對傳統(tǒng)書學理念的一種精心呵護,;同時,,他們對前進在新發(fā)掘傳統(tǒng)領(lǐng)域內(nèi)的書家也是一種重要的警示力量和參照系。這一切,,都至少在精神傳承的層面上具有深遠的意義,。退一步說,即使只在具體的實踐層面上來看,,其中許多人的藝術(shù)成就也是相當可觀的,,起碼是不比同時期的一般學碑書家(如李文田、陶濬宣等)遜色,。只要把沙老的顏字一翼的部分人(如前舉翁同和)和晉唐行草小楷一翼中的清人合并起來,,則所謂“帖學衰微”的結(jié)論就不那么好下,馬宗霍先生所肯定的“不囿于趙,、董,,而能上窺鐘、王,下掩蘇,,米”的“豪杰之士”的價值,,也就可能得到更多的關(guān)注。從而,,對于清代以來書法發(fā)展的描述和評價,,就不會總是把“碑學興盛、帖學衰微”看得那么理所當然,。
在歷史寫作中,,基本框架的確立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它反映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所達到的高度,。歷史本身是紛繁復雜的,,歷史寫作不可能全部復現(xiàn)它的真面。歷史寫作的目的,,很大一部分在于將這紛繁復雜的現(xiàn)象整理歸順,,梳理出脈絡,總結(jié)出經(jīng)驗,,給人們提供認識歷史的門徑和借鑒歷史的鏡子,。沒有框架的流水帳,似乎是要真實無遺地記錄歷史,,實際上不僅不可能,,而且根本放棄了歷史寫作的這一目標,當然不能起到這種作用,。然而反過來,不合理,、不嚴密的框架,,提供的可能只是一條迷途和一面扭曲的哈哈鏡,不僅更加無益,,可能還會誤導,。
當然,歷史寫作和歷史本身一樣,,不可能一步到位地達到發(fā)展的目標,,而是需要在不同時代的文化發(fā)展基礎(chǔ)上,通過不斷實踐,,積累經(jīng)驗,,逐步總結(jié)出更合理的認識。我們在閱讀有關(guān)清代書法的一些著作,、文章中,,得到過許多教益,由此而積累了對清代書法史的基本知識。但是經(jīng)過思考后,,我們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問題,,于是不揣谫陋,把這些膚淺的想法寫了出來,,希望有助于深化對清代書法發(fā)展史的認識和寫作,。這類問題很大,關(guān)乎全局,,前文已經(jīng)說過,,我們的設想也是極不成熟的,權(quán)當引玉之磚,,懇望大雅方家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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