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靈光消逝的年代—

迎接逝去的靈光

蘇聯(lián)考古學家薩利安尼迪（V.I.Sarianidi，1922-2013）在二○一三年十二月去世了,，但他的故事還在學界流傳著,。有些時候感覺他還沒有離開，對于一些中亞考古學問題的思考和爭議,，仍然在他生前的理論設想中繼續(xù)著,。在對中亞考古學的追求中，伴隨著東西方冷戰(zhàn),、蘇聯(lián)解體和阿富汗動蕩,，多少都會讓人感覺得到與付出都充滿矛盾，既有勞累的欣慰,，也有痛苦的幸福,。

薩利安尼迪一生中最讓人難忘的一段考古經歷,， 就是在一九六八年接受蘇聯(lián)政府的任務,，從土庫曼斯坦進入阿富汗。在一九七八年底蘇聯(lián)和阿富汗的聯(lián)合考古隊共同發(fā)現蒂拉丘地（Tilly Tepe,，也稱為“黃金之丘”）后,，大量黃金文物的發(fā)現，謎一樣的未知墓主人身份,，都讓薩利安尼迪成了當時最受矚目的考古學家,。

黃金之丘發(fā)現的背景是屬于阿富汗考古美術的黃金年代，那是一場激烈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式的學術科研競爭比賽,，國際上最著名的科研機構,、大學和最優(yōu)秀的學者都聚集在阿富汗：美國的學者一直在研究新石器時代的動物馴化和早期農業(yè)起源問題；意大利考古隊在南部發(fā)掘印度教和佛教寺院混合的遺址,；法國考古隊從一九六五年開始就在靠近蘇聯(lián)邊境地區(qū)發(fā)掘希臘化城市阿伊哈努姆,；日本考古隊也在喀布爾附近調查佛教石窟和發(fā)掘印度教寺院。

他們的居住地址都相距不遠,，會在閑暇時光聚在一起,，討論各種考古美術問題,，交換和傳遞各種信息。阿富汗是學術界的空白地區(qū),，又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匯點,，它的潛在價值和未知考古發(fā)現或許會給學界帶來全新的沖擊，大家也都在暗地里較勁,，思想空前活躍,。

韶光易逝，那個最美好的時代也是危機四伏的時代,，美蘇爭霸的陰云一直在阿富汗上空籠罩,。實際上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現實生活的一切都改變了,，阿富汗政府也無法提供繼續(xù)考古工作的穩(wěn)定條件,，阿富汗考古美術的黃金時代轉瞬即逝。

由于戰(zhàn)亂,，阿富汗原有的外國考古隊都轉移到了他國：日本隊和意大利隊去了犍陀羅,，法國隊和美國隊去了粟特，而蘇聯(lián)隊則去了土庫曼斯坦,。這些研究區(qū)域的變動都決定了日后的學科發(fā)展趨勢,，由于缺少田野實踐, 阿富汗?jié)u漸成為被遺忘的地區(qū)，而更多的學人都沒有等到阿富汗恢復和平的那一刻,，便在守望中逝去,。

薩利安尼迪出生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父母都是從希臘過來討生活的移民,，他從小就學會了適應各種跨文化生活環(huán)境,，對歐亞早期的青銅時代考古抱有濃厚興趣。薩利安尼迪在歐亞大陸研究領域最重要的貢獻是對巴克特里亞——馬爾吉阿納考古共同體（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簡稱BMAC）的鑒定及其分布范圍的定義,，這種文明定義的意義是深遠的，它被有效地置于青銅時代和草原文化之間,，這是一種迄今還不太為人所知的城市文明,。盡管他對BMAC 文明起源的觀點仍然存在爭議，但也讓更多的考古學問題慢慢清晰起來,，沒有學者能夠在不考慮BMAC 早期城市作用的情況下討論印歐文化和絲綢之路的起源,。

阿富汗連年內戰(zhàn)帶來的社會動蕩使國家博物館文博事業(yè)陷入困境，在戰(zhàn)后文化復興中,，薩利安尼迪無數次給俄羅斯政府寫信,，要求其擔負起保護修復文物的責任，一些心愿直到薩利安尼迪去世,，都沒有收到任何有效的答復,，這批文物在新世紀也迅速地在蘇聯(lián)官員們自己消失的帝國夢中一道被遺忘,。

薩利安尼迪離開阿富汗后繼續(xù)在中亞考古，幾乎后來的生命都獻給了土庫曼斯坦考古事業(yè),。他去世前立下遺囑,，把在土庫曼斯坦最后發(fā)掘的青銅時代古諾爾丘地遺址（Gonur Tepe）平面圖刻在自己的墓碑上。他說這是他人生的起點和再次開始遠航的地方,，這里沒有遺憾,，沒有戰(zhàn)爭，只有再次燃起的夢,，只有一座座理想之城,。而阿富汗則是最意外的偶遇，黃金之丘則是人生中最深的烙印,。那么,，讓薩利安尼迪畢生牽掛的“黃金之丘”，究竟是什么樣的呢,？

黃金之丘的意外發(fā)現

歷史上曾從中國西遷中亞的神秘大月氏人,，他們從哪里來，又去了哪里,，一直是謎一般的存在,。他們的生活狀態(tài)、語言文字如何,，也一直牽動人心,。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群來自世界各國的考古美術學者也沿著他們的腳步走進了中亞阿富汗,。

“二戰(zhàn)”后的學人由于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的轉變,，有別于早年的探險家和傳教士的冒險激進態(tài)度，既保持著謹慎的好奇心,，但又不拘泥于過去已有的理論摸索與猜想,。而阿富汗缺少文獻史料的記載，考古學和藝術史工作者有了充分的施展空間,，去發(fā)掘令他們沉醉的沉睡在地下世界的材料。人文科學的研究需要內外視角的各種轉變,，也需要各種學科的相互配合,，更需要大政治環(huán)境的安定。

而同時在田野考古中政治影響考古的事例也比比皆是,，法國最早進入阿富汗考察并占據著阿富汗北部的考古區(qū)域,，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等后來的考古隊只能選擇遠離法國考古隊的地帶,。而在靠近蘇聯(lián)邊境的考古工地中,，阿富汗選擇和法國考古隊合作,，也是希望可以抵抗住強勢的蘇聯(lián)政治文化勢力。當時的阿富汗考古學界還充滿著浪漫情懷,，國家宣布將會采取更寬容和開放的政策給世界,，國際上的學者也都希望可借此建立研究阿富汗的學術體系。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蘇聯(lián)阿富汗聯(lián)合考古隊在巴克特里亞地區(qū)發(fā)現了黃金,，據首日傳來的消息稱，發(fā)現小的金圓盤就有一百六十四枚,，雖然不知道尺寸,，但從數量上就讓大家震驚了。

對于黃金遺物來說,，一八七七年在塔吉克斯坦邊境靠近阿姆河的地域發(fā)現的一百七十七件金銀細工,，由于出土地點和埋葬環(huán)境不明，經商人,、盜賊,、古物愛好者幾次轉手，從巴基斯坦北部最后入藏大英博物館,，一直稱為“阿姆河寶藏”,。

從美術樣式上觀察大概是公元前六世紀到前二世紀的產物，屬于阿契美尼德—斯基泰樣式,。由于距離不遠且分布在阿姆河的兩岸,，那么，這次新發(fā)現與阿姆河的遺物有什么關聯(lián),？

古代巴克特里亞地區(qū)的文化主流是融合了波斯和希臘文化,。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將阿契美尼德王朝滅亡后,，在公元前三二六年將該地區(qū)納入版圖，亞歷山大死后，塞琉古王朝建立,。公元前三世紀中期，該地區(qū)脫離塞琉古王朝統(tǒng)治,，獨立出來巴克特里亞王國,，在該地區(qū)發(fā)行希臘錢幣,，建設大型的希臘城市,，這在阿富汗北部的阿伊哈努姆城市發(fā)掘中得到了證明。但對于希臘化城邦被游牧民族毀滅到貴霜帝國建立之前的這段歷史時期,，也是希臘后裔不斷與其他游牧民族競爭的年代,。這段時期巴克特里亞地區(qū)被大月氏等游牧民族統(tǒng)治著,，之后貴霜王朝如何從大月氏部落中建立也無從考證,。

正因史料和地下材料的缺乏,，被歷史學界稱為黑暗的世紀。美國和法國都曾派出多支考古隊調查搜尋這段空白期的歷史證據，都沒有什么值得重視的發(fā)現，但這次黃金之丘的墓葬發(fā)現,，無疑開啟了一扇大門,。

在北部沙漠中有一條貫穿東西的古代大道,，是古代絲綢之路必經路線,，席巴爾干（Sheberghan）就是一座位于這條路線上的綠洲城市，存在著很多古代遺址,，這應該是從巴克特里亞時代到貴霜帝國時代的都城遺跡,。

當時蘇聯(lián)學者選擇該地區(qū)主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因為席巴爾干市周邊有大量未調查的古代遺跡，地下文物資源豐富,；二是席巴爾干市區(qū)周邊有豐富的天然氣資源,，在城鎮(zhèn)內住著很多蘇聯(lián)專家和工程隊，勤保障和通訊聯(lián)絡比較方便,，經常修建道路也會發(fā)現很多古代遺址,，便于快速得到消息。在正式考古之前，該地區(qū)經常會有當地人在土堆中盜掘獲取貴金屬，已經零散出土了一些黃金遺物,，所以附近幾座土丘被當地人稱作黃金之丘，但具體的文化層堆積并不明朗,。這些信息都被剛剛從蘇聯(lián)留學回來的阿富汗考古隊員收集起來轉告給了薩利安尼迪,。

黃金之丘直徑約為一百米，標高約為三米,。根據既往考古隊的調查經驗來看,，高大的土丘往往年代上比較晚近，低矮的土丘往往年代比較古老,。根據蘇聯(lián)的調查意見,，這處低矮的土丘城市廢墟在公元前二○○○年左右廢棄，公元前一○○○年中期,，又有了某種宗教的神壇,，但屬性不明，再次被廢棄后,，成為墓地,。當時出土情況頗有戲劇性。

薩利安尼迪正在喀布爾開會,，助手們在清理前日挖掘出的碎土時,，無意中發(fā)現了一百多個金片——而在當時發(fā)掘時并未注意到浮土中有如此多的金飾品。因為這批墓葬的草草掩埋,，后期由于流水和地下水的侵蝕,，土層中墓葬的棺木已經腐朽，墓主人的衣服飾品也會隨著水土而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些土疙瘩,，由于飾品體積較小,，最初并沒有引起考古隊注意。助手緊急電話通報情況后,，薩利安尼迪立刻離開喀布爾會議,，返回考古工地。由于當時處于嚴冬季節(jié),，土壤冰凍板結,，已經不適合考古發(fā)掘。而根據蘇阿兩國的考古協(xié)定,，每年只有三個月時間可進行考古,。為了爭取時間，他們便從城里的醫(yī)院借來了手術刀等器物對文物進行剔除清理,，對文物進行分類的塑料袋也是從牙醫(yī)那里借來的醫(yī)藥包裝袋。

黃金之丘的六座墓葬示意圖

陸續(xù)發(fā)現的墓葬總共有七處,，其中六座出土了珍貴的文物,，另外一個破壞嚴重，沒有進行科學整理,。六座墓葬形制大體相似,，墓壙是長方形的豎穴，在土墓中安置木棺,，棺材都用鐵釘封閉,，但并沒有木質或其他材質棺蓋，表面用布料來遮蓋,，這些布料上面裝飾著金銀飾品,，然后在上面直接進行封土掩蓋。墓主人穿著的衣服材料基本為絹和棉布裝飾有很多的裝身具,。

在二,、三、六號墓里面發(fā)現了漢代的銅鏡,，在遺體的頭下都有小型金瓶放置,。四號墓地是男性墓地，在墓壙的底端,，發(fā)現了馬頭蓋骨,，用馬皮包裹著進行掩埋，可能舉行了祭祀,。這種習俗常?？梢栽谛倥退够┑扔文撩褡宓?/span>墓葬中發(fā)現。

墓葬選址是在土丘背對當地古代城市的一面,，至于這幾座墓主人的關系,，有推斷說是一個家族的,，以四號男性墓主人為中心的皇室貴族。有可能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埋入,，據推測是在某種緊急的情況下一夜之間全部埋入,。更有一種推斷將墓葬與之前中亞發(fā)現的神廟中的黃金窖藏組合起來進行思考，認為是一種宗教儀式,，即古代的巴克特里亞貴族在死后的一種習俗,，將自己和財富一起視為對神殿的貢物，埋入神廟的圣地,。

這個遺址出土的大部分都是黃金制品,，也有一些銀器和青銅器，但是土器和陶瓷幾乎沒有,，這是非常獨特的陪葬品,。雖然關于這批墓葬的年代學信息并不明確，仍可通過大量文物看到豐富的信息,，出土的一些金制的徽章,、印章、錢幣和戒指,，包含很多希臘神靈的形象和銘文,。

黃金手鐲在希臘的古風時期出現過，之后就再也沒有在歐洲出現,，這種黃金手鐲的出土說明很有可能在該地區(qū)得到了繼續(xù)發(fā)展,。但從騎海豚的丘比特扣飾上也可以看出構圖已經出現了極度程式化，雖然改造了傳統(tǒng)的希臘樣式,，卻毫無動感可言,，更多制作粗雜的金片裝飾都是依靠模具壓制成型，表明了希臘文化在該地區(qū)的衰退,。概觀出土的其他金屬制品,，可以從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遺址公元一世紀安息時期的歷史地層中找到類似風格的文物，例如羅馬式象牙柄銅鏡,，一些人物裝飾中的臂釧和頸飾等,。

隨葬品中出現的羅馬錢幣（Tiberius，一四至三七年）等為該處遺址出土的文物年代學下限提供了一定佐證,，但是這個墓葬中沒有出土任何巴克特里亞王國和貴霜王朝發(fā)行的錢幣,。而出土的一枚帶有雙面佉盧文的金徽章，正面是象征佛陀的獅子和三寶印,，背面轉動佛教法輪的則是希臘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甚至還長著尾巴。這說明佛教已經傳入了該地區(qū),，不同宗教之間的美術融合開始萌動,。

黃金之丘出土物精粹

黃金之丘與東亞

根據中國史料的記載,，漢武帝派遣的張騫曾到達今天的阿姆河流域的巴克特里亞地區(qū)，尋找從中國遷走的大月氏,，企圖聯(lián)合大月氏東西夾擊匈奴,。大月氏以前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西半部分、天山以北和阿爾泰山為核心的區(qū)域,，后來因為匈奴強大,，在地區(qū)間的勢力范圍爭奪中，大月氏被迫向西方移動,，撤到中亞后在希臘文化浸染的巴克特里亞地區(qū)安頓下來,。

張騫帶來了漢王朝的強烈意愿，但似乎又是一廂情愿,，因為大月氏面對過去已經選擇了遺忘,，東歸的意愿并不強烈。而在此地,，他們漸漸成為地方的豪族,，以后進一步統(tǒng)治了興都庫什山脈南北地區(qū)，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國家—貴霜王朝,。但這些都是來自中國官方文獻的一種充滿好感和同理心的記敘，直到現在關于大月氏的人種,、族群和文化屬性,，由于出土和積累的資料有限，很多問題仍然不明白,。這批文物的出土是否與其有關聯(lián)呢,？

在當時就吸引了很多學者關注，包括正式發(fā)掘領隊薩利安尼迪也認為跟中國史料中記載的大月氏有關系,，黃金之丘墓葬很有可能就是反映了大月氏西遷立足之后,、建立貴霜王朝之前的生活習俗和生死觀念。

一九八一年四月,，日本京都大學代表團再度因為考古合作調查的手續(xù)問題到達喀布爾,，與阿富汗當局進行懇談。當時這批寶藏正在喀布爾博物館的倉庫內封存,，在短暫兩個小時的時間里,，兩位東亞考古學家進行了檢視判斷，這批黃金裝飾大部分都是半抽象的游牧民族的審美風格,。同樣在墓葬體現的混合文化中,，中國元素占據整體文物的比例也需要認真思考，這批墓葬里有大量龍紋,、熊紋和車馬圖元素與中國有關,；另外有反映龍的崇拜事例,，這在其他游牧民族里面是沒有的。

素以手快著稱的樋口隆康結合自己在日本和中國的考古調查經驗,，對于這批金器中濃郁的東亞元素進行了分析,，寫出一系列文章展開初步研究。那些中國銅鏡是否當時漢使帶來的信物,，抑或是漢朝的冊封禮物尚無明證,。

一九八二年，盡管阿富汗政局不時動蕩,，但首都喀布爾還是保持相對平穩(wěn)的狀態(tài),，薩利安尼迪甚至還能再次回到喀布爾博物館，繼續(xù)研究這批從蒂拉丘地發(fā)掘出的文物,，并進行拍照,，準備撰寫考古報告。

當時阿富汗新生的喀布爾政權還可以維持國內一些地區(qū)的相對穩(wěn)定,，政策又全部倒向蘇聯(lián),，或許構成了此次整理的特殊背景。文物還被包裝在當時緊急采用的醫(yī)藥塑料袋中,，都是最初從墓葬里出土的模樣,。這批珍寶至此就被隱藏起來，甚至有被蘇聯(lián)考古隊全部帶走的傳聞,，少數知道真相的人都守口如瓶,。

之后，薩利安尼迪在一九八三年發(fā)表了《阿富汗：無名王侯的寶藏》（“Afghanistan: Sokrovishcha Bezymyannykh Tsarej, Moskwa”）,，一九八五年出版《巴克特里亞的黃金寶藏》（Zoloto Baktri (Albom). Leningread ）,， 一九八九年又出版比較正式的報告《蒂拉丘地的神廟和墓葬群》（“KhramI  Nekropoli .Tillya Tepe. Moskwa”）。

盡管這批黃金寶藏在當時已經被學者們確認是貴霜早期的遺物,，但是仍然被官方奇怪地稱為“巴克特里亞時代的黃金寶藏”,。薩利安尼迪一九八五年提出的游牧民族邁向貴霜時期的墓葬觀點，直到近年才漸漸被更多人接受,。蒂拉丘地的墓葬掩埋時比較匆忙,，發(fā)掘時屬于搶救性緊急考古，整理文物時又是局勢動蕩,，一切都是匆匆地進行,，這樣就留下很多疑團和研究難點，等待學者不斷地去解釋,、去探索也許不可能還原的真相,。但人文研究意義就在于此，不斷地接近、追索,、探究的過程,，可能遠比事實結果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