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經》產生于古印度。古印度具有極為深厚久遠的靈修傳統(tǒng), 從吠陀時期開始, 祭司的頌歌,、“仙人”的靈修,、禁欲的苦行就在農業(yè)興起、城邑出現(xiàn),、商業(yè)萌芽的恒河流域絡繹不絕, 婆羅門教,、佛教、耆那教等因此遍地開花, 早期佛教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參透人生真諦, 進而推行教化的,。

佛涅槃后, 早期佛教經歷了佛經的第一,、二、三結集和根本,、枝末分裂, 產生了眾多部派, 進而成為部派佛教, 到公元前1世紀左右, 大乘佛教興起, 龍樹菩薩 (Nagarjuna) 開創(chuàng)的中觀派橫空出世,。

他的《中論》闡發(fā)緣起性空的深義, 《大智度論》采取中道立場來彰顯般若真理, 《十住毗婆沙論》則以深遠的見解來宣揚菩薩之大行;此后另一位大師提婆 (Deva) 著有《百論》, 這些論著使大乘佛教形成了一個極為嚴謹?shù)捏w系, 它以中道為核心, 對小乘的學說形成了根本性的突破。

此后又有無著 (Asanga) 、世親 (Vasubandhu) 發(fā)展出唯識宗 (Yogacara School) , 無著造《顯揚圣教論》,、《大乘莊嚴論》,、《大乘阿毘達磨集論》、《攝大乘論》 (據(jù)說是彌勒菩薩所授) 等;世親造《攝大乘論釋》,、《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論頌》、《大乘五蘊論》,、《百法明門論》等, 使唯識學派成為學理深奧,、邏輯完備的體系。

《楞伽經》就是在這種復雜的后期大乘佛教體系流變過程中產生的, 它在既有的唯識學框架基礎上, 對八識識藏的起動,、住滅及各種功能作了細致入微的分析, 進而分析因果,、闡述禪觀修行。

魏,、唐譯本末尾的《偈頌品》是宋譯本所無, 這部分內容也是后來融入的,。這是因為梵文寫本有一個跟中文寫本極大不同的特點, 就是核心內容寫成之后, 除了書寫在貝葉上保存之外, 仍然由師徒一代代口傳心授, 這一傳統(tǒng)極大方便了后來的各種要義、各地傳說以偈頌為方式流傳, 最終進入經文主體,。

于是, 內容產生增益, 進而版本產生差異, 因篇幅所限, 本文無法對魏,、唐譯本的偈頌逐字對照, 僅舉幾處為例:

魏、唐譯本《偈頌品》都傳述了孔雀王朝崩潰后世道混亂,、學說并起的局面,。

魏譯本:

我滅后百年毗耶娑圍陀

及于般荼婆鳩羅婆失羅

然后復更有及于毛厘等

次毛厘掘多次有無道王

次有刀劍亂次刀劍末世

次于末世世無法無修行

如是等過未如輪轉世間

日火共和合焚燒于欲界

復成妙世界彼器世間生

四姓及國王諸仙人及法

供養(yǎng)大會施時法還如本

話笑本如是長行及子注

子注復重作種種說無量

唐譯本:

我釋迦滅后當有毗耶娑

迦那梨沙婆劫比羅等出

我滅百年后毗耶娑所說

婆羅多等論次有半擇娑

憍拉婆啰摩次有冒貍王

難陀及鞠多次篾利車王

于后刀兵起次有極惡時

彼時諸世間不修行正法

如是等過后世間如輪轉

日火共和合焚燒于欲界

復立于諸天世間還成就

諸王及四姓諸仙垂法化

韋陀祠施等當有此法興

此二處除音譯的國名、人名有所出入之外, 如“毛厘”作“冒貍”,、“無道王”作“篾利車王”之別, 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魏譯、唐譯《偈頌品》, 均反映出受瑜伽地論學派的影響,。

魏譯本:

依首楞嚴定及余諸三昧

入于初地得諸通及三昧

智及如意身受位入佛地

爾時心不生以見世虛妄

得觀地余地及得于佛地

轉于依止身如諸色摩尼

亦如水中月作諸眾生業(yè)

離有無朋黨離二及不二

出于二乘地及出第七地

內身見諸法地地中清凈

離外道外物爾時說大乘

轉于分別識離于變易滅

如兔角摩尼得解脫者說

如依結相應依法亦如是

唐譯本:

如幻首楞嚴如是等差別

得入于諸地自在及神通

成就如幻智諸佛灌其頂

見世間虛妄是時心轉依

獲得歡喜地諸地及佛地

既得轉依已如眾色摩尼

利益諸眾生應現(xiàn)如水月

舍離有無見及以俱不俱

過于二乘行亦超第七地

自內現(xiàn)證法地地而修治

遠離諸外道應說是大乘

說解脫法門如兔角摩尼

舍離于分別離死及遷滅

教由理故成理由教故顯

當依此教理勿更余分別

由上文對比看, 二譯本的相似是主要的, 可以肯定出于同一梵文母本,。佛經文本內容的近似極為常見, 從早期佛教時期用巴利文傳經時就是如此。

季羨林曾舉三首巴利文詩作為例子考察過這一點,。但魏,、唐《偈頌品》也有很微小的差異之處:

魏本《偈頌品》有一些詠嘆式重復:

依相應相應莫分別于異

眼識業(yè)及受無明及正見

眼色及于意意識染如是

這種詠嘆式重復是佛經中極為常見的, 它是口頭吟誦比較自由留下的烙印。

魏譯本最終有一段總結, 唐譯本沒有:

佛說此妙經圣者大慧士

菩薩摩訶薩羅婆那大王

叔迦婆羅那甕耳等羅叉

天龍夜叉等乾闥婆修羅

諸天比丘僧大歡喜奉行

以上是魏,、唐譯本《偈頌品》的異同之處,。宋譯本沒有篇末的《偈頌品》, 這是因為宋譯本的梵文母本要早些, 魏、唐譯本的梵文母本要晚些, 到魏,、唐譯本的梵文母本時即有后來的內容羼入,。

從時間上看, 菩提流支來華是北魏永平八年 (508) , 比求那跋陀羅于劉宋元嘉十二年 (435) 來華時間要遲70多年, 所以他帶的梵本是晚近些的本子, 這反映了梵本在印度傳承時就在不斷變化之中, 傳入中國后, 就形成了《楞伽經》的最初版本差異。

《楞伽經》用經典梵文寫成, 這一點跟其他大乘經典以混合梵文 (hybrid Sanskrit, 又稱俗梵文) 寫成不同, 這里涉及到古印度的文字書寫狀況,。古印度邦國林立, 族群復雜, 且有悠久的口述傳統(tǒng), 最初的大部分文字作品都是靠口傳的。

古印度一直使用拼音文字, 正式的經典梵文產生之前, 使用的是婆羅米文 (Brahmi script) 、佉盧文 (Kharosthi script) 乃至巴利文 (Pali Script) 等各種地方性語言文字,。

假如排除至今不能釋讀的哈拉巴印章文字, 印度首次發(fā)現(xiàn)的文獻是公元前3世紀用佉盧文和婆羅米文書寫的阿育王詔令, 此前多種方言文字并用,。到公元前3世紀, 婆羅米文成了主導的文字。

英國語言學家普林塞普 (James Prinsep) 對刻寫在巖石和柱子上的婆羅米文詔令作了非常仔細的考釋, 并把它跟中印度桑奇 (Sanchi) 地區(qū)佛塔大門上的一份文字作了比較, 此外孔雀王朝時期的錢幣上也鑄有佉盧文字,。

普林賽普的釋讀表明了:正是通過使用婆羅米文, 印度-雅利安氏族跟達羅毗荼氏族 (古印度原先的土著) 原先使用的語言文字才都得到發(fā)展,。此外19世紀以來的研究者們還發(fā)現(xiàn), 阿育王石刻詔令、桑奇塔欄文字,、錢幣文字等來源各異的資料跟斯里蘭卡編年史《大史》所顯示出的巨量信息一致,。

《大史》于19世紀30年代由喬治·特納 (Geoge Turnour) 譯成英文, 其學術突破就是建立在普林賽普已破譯了上文提到的詔令基礎上。

這說明, 古印度乃至斯里蘭卡早期各地的歷史雖然用不同語言文字寫成, 但書寫的是大致相同的歷史信息———婆羅米文所反映的這一階段的歷史信息, 跟書寫《大史》的早期巴利文所描述的一致, 說明某些真實的史相用了不同的語言記錄下來,。這種各地語言殊異的情況, 對應著的是邦國林立的古代,。

到吠陀時代晚期, 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公元前4世紀, 古印度梵文學者波你尼 (Pā爟ini) 對梵文進行字母化, 他把從古吠陀詩篇演化而來的書體寫標準化, 并冠以“梵文”的名稱, 意思是“規(guī)范的”,、“徹底形式化的”或“類聚”,、“建構”。

另一位語言學家波顛阇梨 (Patanjali) 寫了《大疏》 (Mahābhās·ya), 對波你尼的梵文語法作了注解, 梵文復興跟帝國版圖的擴大有關, 對早期佛教宣化也產生了影響———此前的佛法宣化并非用婆羅門精英們熟悉的語言記錄,。

因為婆羅門語言的教化僅限于dvija種姓 (即婆羅門,、剎帝利、吠舍三個能獲得靈魂再生的種姓, 首陀羅不能獲得靈魂再生, 不屬于dvijia種姓) , 雖然佛陀本人對梵文很熟悉, 但他的教化很顯然不局限于某些種姓, 而要惠及所有人, 包括邊緣人群, 因此最初是用當?shù)卣Z言展開的, 這就是巴利文佛典,。

到波你尼整頓梵文后, 梵文逐漸成了印度次大陸用于文學和哲學的正統(tǒng)語言, 與此同時, 佛教僧侶們在早期口述時代下保存下來的語言仍然存在, 因為原先用俗語傳播的佛典若要完全改成經典梵文相當困難, 佛教徒寫下俗語佛典時不得不部分地譯寫佛經的韻文, 僅把佛經的散文譯成梵語,。

這種佛經雖然在外表上具有梵語的形式, 但其音韻、詞形還含有俗語因素, 特別是眾多詞匯是佛經獨有而一般梵文根本沒有的,。為和純梵語相區(qū)別, 學界稱其為“佛教混合梵語”,。絲綢之路上流傳的梵語佛經大都用這種梵語寫成。

綜上所述, 經波你尼,、波顛阇梨等規(guī)范了的經典梵文后來逐漸成為婆羅門和官方朝廷的用語, 但各地百姓仍然使用自己的當?shù)卣Z言, 到此我們終于可以回到《楞伽經》的書寫上來,。

《楞伽經》是后期大乘佛教經典, 跟早期佛教經典有近千年的久遠時代差。早期佛教經典多用巴利文寫成, 對應的是佛陀宣化時各地都是小國寡民,、語言殊異的高古狀態(tài);此后的大乘佛經不絕如縷地傳入中亞再傳入中國, 都用混合梵文寫成, 對應的是梵文復興雖已興起, 但早先的語言多樣性尚未消失的狀態(tài);

到《楞伽經》時期, 終于用經典梵文寫成, 它對應的是強大繁榮的笈多王朝, 學術早已一波又一波昌明, 精英文字書寫早就形成上層傳統(tǒng)的狀態(tài), 因此《楞伽經》是在笈多王朝的統(tǒng)治下, 在學術繁盛的中心都邑地區(qū)寫成的, 它是此前各種涓流匯集的成果,。

而且4世紀中葉, 沙摩陀羅笈多王 (Samudragupta 335-375年在位) 的王廷的位置就在中印度恒河岸上的Patna地區(qū), 朝廷的位置在這一地區(qū), 宣教詔令和上流社會的文字用經典梵文, 所以大乘佛經在此附近傳習時也使用經典梵文, 《楞伽經》的書寫大致就是這樣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