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進程會影響著革命精英團體的情感及情感轉變,，這是毋庸置疑的,。威廉·雷迪的情感理論也提出情感并非與生俱來，它的出現是與外界聯系與互動的結果,。

革命精英團體的矛盾情感

在芭芭拉·羅森宛恩的理論中,，情感團體的情感會隨著時間而變化，在一段時期內某些情感占據情感團體的思想主流,，過后這些情感退縮了變成其他情感占據上風.

情感團體表現出的情感并不是單一的,，確定某種情感為主導，主要看情感團體內部多數成員情感的共同點,。

既然情感團體在某個階段表現出的情感并非單一,，那么當時處于非主導地位的情感也不容忽視。尤其是當下一個階段這些非主導的情感又成為情感團體的主導情感時,，這就更要引起重視,。

革命伊始，革命精英團體的樂觀,、喜悅這類積極情感占據上風,，但是這時期情感團體內部的也存在其他情感。且隨著革命的發(fā)展這些情感日益上升,，盡管革命精英團體中有一部分人曾經仔細閱讀與思考過抽象的啟蒙思想,，但他們從未相信這些思想真的能夠實現。

1789年夏天,，伴隨著恐慌和暴力的浪潮,，以及許多舊政權機構崩潰，失去合法性的權力真空的出現,，使得這種焦慮情緒增加了數十倍,，就像是喬恩·埃爾斯特所提出的“驚奇效應”那樣,，革命事件的無法預見性使人們的不安與焦慮的情感越來越強烈。

隨著1789年夏天的到來,，恐慌和暴力浪潮幾乎蔓延到全國各省,，革命精英焦慮和不安的情感更加劇烈。到了1789年8月,，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絕對君主制已經完全崩潰，國家正面臨一個過渡期,，直到新的政治和行政結構建立,。

革命精英的焦慮情緒再次上升，1789年9月的危機表明法國的新生并非輕而易舉,。在這樣的擔憂之中,，制憲議會展開了一場關于是否在新憲法中賦予國王權力的關鍵辯論。

對議會的多數精英來說,，更令人不安的是,，路易十六尚未正式接受八月四日法令和《人權宜言》，政治困難加重了,。國王對制憲議會實行消極抵抗,，不批準各項法令。財政困難也未得到解決,，加上各地人民起義使得革命精英團體深感焦慮。

大革命爆發(fā)之后,，革命精英團體經歷了深刻的不確定的情感,。確實1789年法國存在一個黑暗面。從任何人都記得的最可怕的冬天開始,。此后,，發(fā)生了數百起糧食暴動和數千人因饑餓而死亡的事件。

隨后在夏天,，巴黎和各省出現了暴力和混亂,，以及一個令人恐懼的大恐慌，觸動了全國大部分地區(qū),，這就是“恐懼的一年”,。因此革命精英團體在懷著對社會重建的希望、欣悅等情感之外,，對于社會的暴動和混亂也深感不安和焦慮,。

引發(fā)革命精英焦慮乃至發(fā)展到恐懼的另一個來源，那就是自大革命初起時,，法國就出現了一個真正的權力真空,。1789年夏天的事件,，使政府及其合法性開始產生危機，這是法國人一生中從未經歷過的災難,。

轉眼間,，舊制度的國家機器幾近全面崩潰?？偠襟w制曾是波旁王朝行政體系的中樞,，如今派駐各地的總督及其助理幾乎喪失了所有的權力。7月份,，巴黎出現的人民隨意處死總督的情況,，使行政人員非常害怕，紛紛提交辭呈或干脆棄職而去,。

緊接著,，稅收員、警務人員以及王室派駐的地方法官紛紛逃命而去,，或是無限期地躲藏起來,。當然，革命者最終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官僚與司法體系,，但政權更選導致的權力空白期長達一年多,。

對此，革命精英團體表現出了強烈的不安和焦慮的情感,。而隨著這種無政府狀態(tài)持續(xù),，革命精英團體的消極情緒持續(xù)上升，為革命和革命精英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在1789年及革命的大部分時間里,，革命精英團體對社會重建的熱情和對未來的熱切期盼，經常與恐懼和焦慮結合在一起,?？梢哉f法國大革命爆發(fā)之時，革命精英表現出的是一種既期待又不安的矛盾情感,，只是積極情感占據上風,。

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曲折發(fā)展，反革命的猖獗,、國王的出逃等革命事件的激化,，使得革命精英團體的消極情感逐漸上升，直至成為主導情感,。

實際上,，在革命的時期革命精英團體感到的矛盾情緒，樂觀和悲觀的糾結情緒,，興奮和恐懼的復雜混合,，在他們的信件中持續(xù)存在,。這種矛盾的情感，將是整個革命十年中許多革命精英情感的特點,。

謠言和陰謀激化革命精英團體的情感

謠言和陰謀的泛濫,，是法國大革命有別于其他國家革命的一個獨特的政治現象。但謠言也可能涉及更為嚴重的問題,。社會科學家已經表明,，人們在不確定性，模糊性和被感知的危險時期普遍對傳達信息的機構缺乏信任,，特別容易受到謠言傳播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謠言就被當成為一種替代消息,，這是民眾和社區(qū)在特定情況下努力確定其現實情況并做出的回應,。可以肯定的是,，謠言的力量在舊制度下被皇室的極端控制和新聞界嚴格的審查制度放大了,，這使得可靠的信息的傳播總是伴隨著一些不實的傳聞。

在高度緊張的時期,，巴黎市和其他城鎮(zhèn)的人也可能會被面包價格上漲,、戰(zhàn)爭威脅或警察行為的謠言霉動。正如B巴茨柯所言,，“謠言在革命進程中振奮著精神,、積聚著怒火、引導著恐懼,。'

隨著革命的到來,，謠言的性質和強度都大大改變了。它們變得更加政治化,。與革命事件密切相關的謠言早已取代了革命精英早期信件中的社交八卦和軼事。在傳播的謠言中,，那些夸張的反映社會現實的,，還有涉及貴族或教士的謠言，人們總是很容易相信,。

革命精英團體受過良好的教育,，很多還從事過律師和法官職業(yè)，對謠言有一定的判斷力,。但三人成虎,，當謠言頻繁重復時，某些未被證實的謠言也會被那些通常持懷疑態(tài)度的革命精英接受,。

1789年十月后不久,，巴黎發(fā)生了一連串的恐慌,。有傳言一些盜賊團伙打算在夜間襲擊私人住宅?？茽柹瓕懙?，“這個可惡的謠言，在整個巴黎引起了驚慌,，在可怕的恐懼中很多女人都生病了,。'

10月10日，在謠言的影響下,，鎮(zhèn)上的長官命令要在夜晚照亮整個城市,。所有的居民都被告知要在窗戶上放置蠟燭或燈籠，以便警方和國民警衛(wèi)隊可以更輕松地對街道進行調查,。

12月初,，通過一個房東與窗外小販的話，一個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開始席卷整個街區(qū),，據說小偷和強盜正在陰謀破壞巴黎監(jiān)獄并襲擊好公民,。據說有人用白色和紅色的十字標注城市的房屋，這是那些搶劫的人做的記號,。

1791年6月國王試圖逃跑之后,，謠言變得更加激烈，撲朔迷離,，刺激著革命精英的情感,。巴黎到處流傳罪犯即將從監(jiān)獄逃走，攻擊革命黨人的謠言,。與此同時,，各省也出現了奧地利軍隊正在準備進攻法國，進入法國后就會焚燒和殺戮法國人的謠言,。

謠言越來越多地被令人不安的反革命陰謀故事所主宰,，從革命精英團體對國王出逃時，在邊境做的安排來看,，他們似乎是相信了這時期的謠言,。革命形勢的惡化伴隨著隨處可見的謠言，激化了革命精英團體的消極情感,。

除謠言的因素外,，陰謀論也同樣影響革命精英團體的情感。在革命精英團體的信件中,，對陰謀論的憂慮隨處可見,。自革命爆發(fā)，這種憂慮就掛在所有制憲議會代表的嘴上。它也在馬拉,、埃貝爾,、羅伯斯底爾等革命精英的話語里反復出現。

雖然革命精英團體對貴族陰謀存在懷疑,，在1789年6月初至6月底的重大革命事態(tài)發(fā)展中,，革命精英的通信中幾乎沒有關于陰謀的語言。在他們的信件和發(fā)言中,，多數革命精英保持了樂觀的態(tài)度,。

但是，正如代表們的發(fā)言和信件所證明的那樣,，陰謀這類詞語的出現有很大的起伏,，往往隨著反革命陰謀的真實和證明的事件變化。在這段時間里,，多數革命精英的信函對陰謀的反應還是謹慎的,。

甚至在1790年的春天，戈爾捷還反駁了最近出現的荒誕的陰謀傳言:“我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這些陰謀,，而且你們已經看到這種陰謀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1790年的冬季至1791年春季,，革命精英信件中有關陰謀語言的頻繁出現,。這與貴族和教士的移民日益增多的威脅有關。

國王出逃之后,，革命精英團體的對陰謀論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重大轉變,。國王的出逃之時的手寫聲明，使得革命精英團體認識到路易十六以前的合作是不誠實的,。

議會的調查委員會深入調查,，訪問了數十名證人，在王室被拘窗的期間里讀取沒收的文件,，結果證實一個真實的陰謀已經持續(xù)了數月,。這個陰謀涉及巴黎，軍隊和在德國的移民軍中的眾多參與者,。同時也證實了國王的莊嚴宣誓及維護憲法的行為,，是他本人公然的欺騙和偽裝。

早在兩年前,，巴黎就流傳著許多關于國王將密謀出逃的傳言。馬拉特等一些記者也曾預言過這種的陰謀,，但是革命精英團體都不相信這類不負責任的,、不實的傳言和陰謀論。但是，所有看似不實的傳言和陰謀都成真了,。

顯然,，謠言和陰謀論的泛濫不僅影響著革命精英團體的情感，還激化了整個社會的消極情感,。革命事件在社會中引起恐懼情感,，通過謠言和陰謀論發(fā)酵、擴大,，逐漸刺激革命精英團體的情感,。

尤其當謠言和陰謀論被真實事件所證實的時候，對革命精英團體的情感的影響更大,。正如巴茨柯描述,，“謠言和陰謀論在革命進程中振奮著精神、積聚著怒火,、引導著恐懼”,。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