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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說王羲之七世孫智永和尚曾以真草二體書寫千字文有八百本之多,，現(xiàn)在被日本列為國寶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傳說是其中一本,，在唐代流入日本。作者此文介紹了這一書法名品的流轉(zhuǎn)及中日聞人對作品的評論和鑒賞。 作為識字的啟蒙教科書,，同時也是習書的文本,，《千字文》不僅在中國千載流傳，而且在同為漢字文化圈的東亞諸國,，尤其是日本,，也流傳廣泛，影響深遠,。從《古事記》中百濟王仁的傳說記載可知,，《論語》《千字文》是最早傳入日本的漢文典籍。對于這一傳說的真實性,，盡管歷來不乏持懷疑論者,，但難以否認的是，在漢字傳來之初,，某種形式的古《千字文》與《論語》曾于當時的日本頗流行,。因此，《古事記》中的《千字文》文本恐非僅僅止于傳說,，有相當大的可信度,，不妨理解為漢字或漢字文化傳入日本的象征。只是由于距今時代久遠,，傳入日本的《千字文》早期寫本已無從稽考,。南朝梁武帝時期周興嗣奉詔編撰的《千字文》問世后，不僅成為習字的入門書,，而且成為歷代書家競相揮毫的原始文本,。在書法史上，以身為王羲之七世孫的智永所書《真草千字文》流傳最廣,，影響最大,。智永與祖兄出家為僧，名法極,，住山陰永欣寺,，故人稱“永禪師”。智永深得祖?zhèn)骷覍W,，又潛心學習，書法聲譽極高,。據(jù)稱他為傳播和弘揚家法,，于永欣寺內(nèi)長期臨習《千字文》?！胺踩?，于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shù)萬?！?/span>（何延之：《蘭亭記》）目前所知,，智永所書《真草千字文》也是周興嗣《千字文》現(xiàn)存最早的文本。
早在奈良時代（七一〇至七九四）及平安時代（七九四至一一九二）初期,，周興嗣《千字文》以及智永系統(tǒng)的《真草千字文》就已傳入日本,，成為習字、習書的入門教科書,。正倉院文書以及藤原宮,、飛鳥池等遺跡的出土木簡也證實了這一點。此后,，各種形式的《千字文》在日本普及開來,。據(jù)文獻學家長澤規(guī)矩也的考察，日本現(xiàn)存最早的《千字文》刊本有《新板大字附音釋文千字文注》（五山版,，十四世紀）,，以及與《胡曾詠史詩》《蒙求》二書合刊的《新刊大字校正釋文三注故事》等（長澤規(guī)矩也：《本邦舊傳古版千字文》，《書菀》三卷一號）,。不過,，正如書名所示，兩書均旨在對《千字文》進行注音或釋文,，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習書《千字文》,。作為初具法帖形式的書法用書，最早的刊本應是室町后期（十六世紀中后期）刊刻的《四體千字文》（一五五〇）和《四體千文書法》（一五七四）,，即兼具篆,、隸、真,、草四種字體的習書所用法帖,。江戶時代，由于德川幕府實行海禁,，直接從中國輸入碑版法帖變得困難,，僅靠長崎一港貿(mào)易又難以滿足人們對《千字文》的需求。于是,，各種形式的《千字文》應運而生,，相繼出版，其中既有中國歷代法書的翻刻,，又有日本書家的揮毫,。中國法書中又以文徵明,、趙孟頫所書《千字文》較為流行。江戶初期曾有明代刊本《十體千字文》的翻刻,，總體上這一時期仍是以多體尤其是四體《千字文》為主流,。進入明治時代以后，真草《千字文》才逐漸占了主導地位,，當時多稱為二體千字文?，F(xiàn)作為日本國寶書跡而廣為人知的傳智永《真草千字文》，也是在明治前期才浮出水面,，且被部分人士鑒定為智永法書的,。
趙孟頫《草書千字文》卷（局部）（來源：dpm.org.cn）說起來，這一存世罕見墨寶的披露,，與我國駐日使館人員楊守敬大有關(guān)系,；此外，該墨寶后來被認定為智永真跡也與流亡京都時期的羅振玉,、王國維有關(guān),。據(jù)傳這一墨跡是由入唐求法僧或遣唐使攜歸日本的，但其所在長期以來一直不明,，直到幕末明治時期,，京都的儒醫(yī)江馬天江（一八二五至一九〇一）在為一行腳僧診病后，作為謝禮而得到此墨跡,，后又出讓給嗜書法的友人彥根藩士谷鐵臣（號太湖或如意山人,，一八二二至一九〇五）。據(jù)說谷氏是用《佩文韻府》與天江做的交換,。但當時鑒賞者對此墨跡,，尤其是其書寫者看法不一，有的認為是智永真跡,，有的認為是出自虞世南或褚遂良之手的唐代摹本,。一八八一年初，書法家日下部東作（號鳴鶴,，一八三八至一九二二）造訪我使館楊守敬,，并觀看了其收藏的《真草千字文》拓本，立刻意識到谷鐵臣所藏《真草千字文》墨跡定是智永真跡,，隨即致函谷鐵臣告知此發(fā)現(xiàn),，信函曰：如意先生：昨訪清客楊惺吾。觀其所藏智永二體千文舊拓刻本,，云此自王陽明先生舊藏真跡入刻者,。熟視之，與公所藏之千文,，神彩,、形質(zhì)毫發(fā)相肖，恰如出一手,。以弟所鑒,，公藏帖，不是空海,，不是唐人,，定為永師真跡無疑。天下后世,，不以耳為目者,，知弟言不妄。開春第一以此代賀詞云,。東作,，十四年一月四日。函中“十四年”當為明治十四年,，即一八八一年,。“智永二體千文舊拓刻本”應是寶墨軒刻本,。此后,，這一石刻拓本經(jīng)日下部東作及巖谷修等書法家懇請，楊守敬予以出讓,，后轉(zhuǎn)歸三井聽冰閣,，現(xiàn)藏三井紀念美術(shù)館。
楊守敬出讓的寶墨軒刻本《真草千字文》在日本很快就有了復制本,，由大藏省印書局于一八八二年出版,，一九一八年又有晚翠軒刊本。明治時期,，日本書家揮毫的真草千字文也不斷問世,，如明治初年曾來華游學的佐瀨得所（一八二二至一八七八）就有《二體千字文》面世，且多次再版,?！墩娌萸ё治摹返牧餍校泊龠M了日本書學者楷書與草書的進步,。清末民初時期部分赴日人士就曾感嘆日本書學者還都寫有一手漂亮的草書,。殊不知，日本無中國的科舉考試,，習書者無需像中國知識人那樣拘泥于關(guān)系到科考命運的“館閣體”,，可以隨意學習和應用草體。這也是日本草書流行的要因之一,。一九〇二年仲夏,，日下部東作特地為真跡本大字題跋：“永師八百本之一,、天下第一本?！北M管日下部斷定谷鐵臣所藏《真草千字文》為智永真跡,，但當時還是有論者認為是后人臨摹，曾親眼目睹過這一墨跡的楊守敬就認定是智永書的唐代摹本,，這在其為該墨跡本所做的題識中有明確記載：……乍睨之,，仿佛同出一源，細審乃覺有謹肆之別,。觀其紙質(zhì),、墨光，定為李唐舊笈無疑,。又可知余本實有所受法,，非同鑿空之比。趙子固稱虞永興廟堂碑為楷法極則,，今廟堂原石已亡,，永興得法于永師，則謂此千文為廟堂真影可也,。
書畫鑒定歷來仁智各見,，盡管同是依據(jù)寶墨軒刻本來鑒定谷氏墨跡本，但楊守敬與日下部東作兩人的結(jié)論卻不盡相同,，對此也無可非議,。從現(xiàn)存寶墨軒刻本來看，雖然筆畫鋒芒可見,，書法溫雅整齊,，但整體樣式頗新，與其他舊刻本相比有失古雅,，而且缺字較多,。事實也證明，僅靠寶墨軒刻本,，實難以判斷墨跡本是否出自智永之手,，因為這一原石所依據(jù)的底本恐來自摹本，而非智永真跡,。因此,，楊守敬所言“乍睨之，仿佛同出一源,，細審乃覺有謹肆之別”,，更令人信服。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楊守敬在題識中首次提到“關(guān)中石刻本”,，即宋大觀三年（一一〇九）薛嗣昌據(jù)長安崔氏所藏真跡摹刻上石的舊拓本,，俗稱“關(guān)中本”。這是至今學界公認的智永《真草千字文》最佳拓本,?？梢哉f，這一提示為此后考訂墨跡本是否為智永真跡提供了重要線索或啟示,。只可惜，當時日本鮮有目睹過該“關(guān)中本”精拓者,，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人們對墨跡本的鑒評,。
薛嗣昌拓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冊（部分）（來源：dpm.org.cn）谷鐵臣去世后，該墨跡輾轉(zhuǎn)落入大阪實業(yè)家小川為次郎（一八五一至一九二六）之手,，據(jù)說時間在明治末年,。大正元年，即一九一二年末,，小川氏委托圣華房主人山田茂助用珂羅版復制印行,，并附帶楊守敬與內(nèi)藤湖南的題跋，從此這一墨跡受到書道界的廣泛關(guān)注,。不知何故,，小川氏復制本并沒有收錄日下部東作的題跋，而楊守敬與內(nèi)藤湖南的題跋又均未肯定該墨跡為智永真跡,，這也無形中影響到后人對該墨跡的作者認定,。內(nèi)藤湖南的題跋洋洋灑灑五十余行，九百余字（無標點）,。字里行間可見其廣征博引,，力陳己見之用心，當然,，其中的觀點也受到各種質(zhì)疑,。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其題跋對墨跡本的鑒賞,，尤其是后來被指定為國寶書跡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題跋曰：谷如意翁舊藏《真草千字文》,，今歸簡齋小川君插架,。從前鑒賞家多定為智永真跡，清國楊星吾亦以為唐撫永書,。今以關(guān)中石本校之,，行款既同，結(jié)體亦肖,，至其神采發(fā)越,，墨華絢爛,，竟非石本可比，謂為出于永師,，似無不可（翁覃谿以關(guān)中本宋初諱字缺末筆,，疑北宋人所書；楊星吾以寶墨軒本獨缺淵字末筆,，其出武德舊笈,，并失之鑿矣）。但此本傳來我邦,，當在唐代,，當時歸化之僧、遣唐之使,，所赍二王以下率更,、北海、季海等法書,，載在故記舊牒,，班班可考。獨永師有此劇跡,，而官私著錄寂焉未有之及,，何也？……永師所書八百本,，皆拓梁集王書,，董彥遠已言之。東坡所云永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化是也,。然則此本拓摹其或出于永師之徒，亦未可知,。關(guān)中石本與此形神逼肖,，不為無由。乃謂此本為永師真跡,，亦未為鑿空妄斷矣,。……今以三家書與此本真書對照,，永興有此雍容,，而無此清妍；勃海有此峻整，而無此溫潤,；河南有此嫵媚,，而無此端雅?！?/span>
內(nèi)藤湖南題跋（部分） 從以上題跋不難看出,，內(nèi)藤湖南撰寫時明顯意識到楊守敬題識的存在，他率先依據(jù)楊守敬提示的“關(guān)中本”加以比照,，認為該墨跡“謂為出于永師,，似無不可”。內(nèi)藤的考訂也不乏隱晦曖昧之筆,，諸如“此本拓摹其或出于永師之徒,，亦未可知”，“謂此本為永師真跡,，亦未為鑿空妄斷矣”等等，巧妙地暗示既有可能是智永真跡,，又有可能是臨摹,。最后才認定是“摹法已兼臨寫”的“唐人拓摹”。其實這也是一種模棱兩可的結(jié)論,，似乎意欲回避“真跡”或“摹本”之類的裁斷,。內(nèi)藤題跋中最受學界關(guān)注的是，指出該墨跡為《東大寺獻物帳》所錄“拓王羲之書”之一,。這就為這一墨跡的古老身份以及流入日本的古老年代找出了有力的證據(jù),，因為《東大寺獻物帳》是記錄獻納東大寺的圣武天皇（七〇一至七五六）生前愛玩珍寶之目錄。不過,，內(nèi)藤的這一主張也是一種臆斷,，對此也無需盲信。實際上,，日本書道論者中,，就不乏對此懷疑或批駁者（可參考樋口銅牛：《學問化之書神圣也》，載《書苑》十卷十號）,。該墨跡早在一九三一年就被指定為日本國寶,，新的《文化財法保護法》頒布（一九五〇）后不久，又被重新指定為國寶書跡,，時間是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收藏者為小川為次郎之孫小川廣巳。如今這件國寶書跡的名稱和基本信息顯示為“《真草千字文》（縱29.3厘米,，橫14.2厘米,，唐代，京都府個人藏）”，作者闕如,。其介紹文字意為：該墨跡為書于麻紙的真,、草二體千字文，冊裝,。過去一直被視為智永真跡,，但似應看作王羲之書之拓摹。書法精致,，富有潤賦之趣,，堪稱古傳千字文之白眉。蓋唐代之拓摹?，F(xiàn)存王羲之拓摹有《喪亂帖》（皇室御物）,、《孔侍中帖》（國寶）等，但均是草體,，而本帖則為真草兩體,，故此，可謂天下真草第一法帖,，尤值得重視,。
《法隆寺獻物帳》（局部）（來源：emuseum.nich.go.jp）顯而易見，這件墨跡在被指定為國寶之際,，上述內(nèi)藤湖南的題跋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甚至連“王羲之書之拓摹”以及“唐代之拓摹”之類的認定都沿襲了內(nèi)藤的考證結(jié)論。但是,，話說回來,，內(nèi)藤湖南的考證也只是一家之言。幾乎與內(nèi)藤湖南同時代的羅振玉,、王國維就持不同意見,。該傳世墨跡轉(zhuǎn)入小川為次郎之手，并出版復制本時,，恰值羅振玉,、王國維避難京都后不久，兩人有幸觀賞到這一墨跡,，并一致認為是智永真跡無疑,，而且后來還分別撰寫了題跋或題識。為廣其傳播,，羅振玉還自行影印刊出,，現(xiàn)在可以確認羅振玉曾為墨跡或墨跡影印本作了兩跋。其一曰：“宋人言永師手寫千文八百本,，今傳人間有關(guān)中石刻,，清儉殊甚,。嘗見宋拓本亦然，但略腴澤耳,。往客金閶,，聞元和顧氏藏墨跡一本，托亡友費屺懷編修為介,，謀一見,。未逾月，編修遽卒,，竟不果,。尋得見傳刻本，則較陜刻為豐,，乃拙而不健,，意尚非出永師手。后于東友小川簡齋許得見此本,，則多力豐筋,，神采煥發(fā)，非唐以后人所得仿佛,，出永師手無疑,。昔賢評右軍書勢雄強，永師傳其家法,，固應爾爾。此不但可壓倒關(guān)中本及顧氏所藏,，且可證宋以來官私法帖右軍諸書傳摹之失,。亟寫影精印，以貽好古之士,，即此以求山陰真面,，庶幾其不遠乎？”（此題跋錄自《羅振玉學術(shù)論著集》第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撰寫日期不明。）其二曰：“真草千文一卷,，為智永禪師真跡,，學者于此可上窺山陰堂奧，為人間劇跡,。顧或以為與關(guān)中石本肥瘦迥殊而疑之,，是猶執(zhí)人之寫照而疑及真面也。近我內(nèi)府檢定書畫名跡中,，有宋王知微臨永師真草千文,。寶沈庵宮保（熙）為予言，豐筋多肉與此本吻合。異日當寫影付印,，以與此本并傳示海內(nèi),，承學之士庶不至執(zhí)石刻以疑真跡乎。宣統(tǒng)壬戌三月,，上虞羅振玉書于津沽嘉樂里寓,。”（此題跋采錄自原色影印本《國寶小川本真草千字文》,，勉誠出版二〇一八年版,。撰寫時間“宣統(tǒng)壬戌”，即一九二二年,，當時羅振玉居于天津,。這一題跋多見于日本后出墨跡復制本中。）
在以上兩跋中,，羅振玉通過與關(guān)中石刻本對照,，同時又參考了清內(nèi)府所藏宋代王知微臨本信息，認為小川氏所藏墨跡“多力豐筋,，神采煥發(fā)”,，定是出自智永之手的真跡。只是題跋中所謂“宋王知微臨永師真草千文”本,，羅振玉僅是憑寶熙所言,，并未親眼目睹。盡管如此,，但這一提示也十分難得,，不失為一條重要線索。如若該王知微臨本尚存,，那么對鑒賞日本現(xiàn)存墨跡定大有裨益,。寓居京都期間的王國維在獲觀該墨跡后，也寫下了簡短的題識：日本小川簡齋藏智永書真草千字文墨跡,，蓋當時所書八百本之一,，行款與關(guān)中石本相同。其行筆全用右軍家法,，而往往有北朝寫經(jīng)遺意,。蓋南朝楷書真跡今無一存，存者唯北朝寫經(jīng)耳,。一時風氣如此,，不分南北，若以稍帶北派疑之,，猶皮相之論也,。（《王國維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王國維此題識見于其為日本人所辦《盛京時報》所寫的系列文稿中，初題《風俗雜談》,，后改為《東山雜記》,，時間約在一九一三年七月至翌年五月。王國維也認為該墨跡為智永真跡,，即其“所書八百本之一”,。當時王國維與內(nèi)藤湖南等京都大學學者多有交往，此觀點是否與他們分享過,，尚不得而知,。
后來觀看到日本所藏墨跡復制本的啟功也贊同羅振玉的觀點，認為該墨跡為智永真跡,。其在為影印本所撰題跋中指出：“日本藏《真草千字文》墨跡一本,，乃唐時傳去者，其筆鋒墨彩,，纖豪可見,。證以陜刻及群玉堂刻四十二行，益見墨跡之勝,。此直是永師手跡,，無容置疑。多見六朝隋唐遺墨,，自知其真實不虛,。”最后還賦詩一首：“永師真跡八百本,，海東一卷逃劫灰,。兒童相見不相識，少小離家老大回,。”（《啟功叢稿》,，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改革開放后,，啟功有機會親臨日本，并有幸在京都小川家獲觀原本墨跡,。他通過仔細觀摩,，并以敦煌所出唐代蔣善進臨本對勘，更確信為智永真跡無疑,。不過,，徐邦達的意見較為慎重或折中：“智永真跡，其他也沒有見到過,。此本是否就是他手臨的八百本之一,，還是唐人臨寫,，雖不易確斷，但既為《東大寺獻物帳》中的東西,，那么絕不能后于唐代,，則是可以肯定的。同時論書法確實超過北宋薛氏關(guān)中刻本,，對此自能分曉,。”（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日本“二戰(zhàn)”后出版的該墨跡復制本多收錄楊守敬,、日下部東作、內(nèi)藤湖南和羅振玉四人的題跋或題識,，其中二人（楊,、內(nèi)藤）是持唐代摹本或拓摹本之意見者，另兩人（日下部,、羅）則是持智永真跡之說者,。值得強調(diào)的是，這些題跋或題識無形中也給該墨跡傳播過程中的作者認定問題帶來了影響,。若翻閱半個世紀以來日本出版的相關(guān)展覽圖錄等,，就會發(fā)現(xiàn)對該墨跡作者表述不一，時而闕如,，時而又冠以智永之名,。但總體而言，以顯示智永真跡者為多,，如影響較大的二玄社刊本,、一再重版的清雅堂刊本等均定名為“智永真草千字文真跡”，甚至近年勉誠出版的高仿真復制本《國寶小川本真草千字文》,，其內(nèi)頁也明確標注書者為“智永”,。
勉誠出版的《國寶小川本真草千字文》（來源：bensei.j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