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明清時代社會的上下關系，當時的人們是如何認知的,，在實踐上又是如何反復形成的,，或者說是如何改變的,？本文擬通過衣服,、稱呼等具體的社會風俗現(xiàn)象來考察這一問題。要全面處理這樣一個涉及面極為廣泛的題目自然是不可能的,。這里,，我想以明末清初的江南，特別是以松江府為中心列舉若干實例,，闡述個人的概略性看法,。

本文最終的關注點是極為廣泛意義上的“身份”感覺，亦即人與人——比如紳士與平民,、良民與賤民在面對面的場合所感受到的非對等的各種上下感覺的狀況,。如果將這種身份感覺視為伴隨著卑下必須服從尊上這一認識的話，那么也許可以將其換言成“權(quán)力”問題,。當人們感到某人能夠讓他人服從自己的意志,、而且那是理所當然的時候，其正當性又是以怎樣的形式被認知的呢,？

我們在閱讀明末清初的史料,，特別是隨筆類資料時，留下強烈印象的是：當時的人們對人與人之間的稱呼,、應接方式,，或者以服裝、交通工具等形式呈現(xiàn)出的社會性上下關系的表現(xiàn)極為敏感,，他們觀察詳細,，批評辛辣。士大夫?qū)訉@些“煩瑣的階層性象征”十分敏感地予以關注,，說明這種社會身份問題在當時的社會是一個孕育了緊張與摩擦的問題,。

在社會威信的認知方面，明朝末年是科舉資格具有突出重要性的時代,。清初上海人葉夢珠在回顧明末的狀況時,，以肯定性的態(tài)度說了如下一番話（《閱世編》卷4《士風》）：

盡管葉夢珠在比較體統(tǒng)崩潰的清初時，贊揚了明末的士風,，但在明末人的眼中,，當時偏重科舉資格的風氣未必值得肯定。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1569年序）中,，批判性地指出：“蓋吾松江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后,，則于平日同堂之友，謝去恐不速……而日逐奔走于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卷34）,，“近時人一登甲科，則羞與其兄弟同事,，必一人自行”（卷17）,。按何良俊的看法：在科舉考試中合格、成為官僚之后,，以恭敬的態(tài)度對待鄉(xiāng)里無地位,、無官職的年長舊友，才是士大夫應有的姿態(tài),。何良俊毫不掩飾他對無視相互間年齡差,、實質(zhì)性的見識、學問,，以及與同為官僚效力君主的立場,、科舉考試同年合格的情誼，僅憑科舉資格來決定交際禮節(jié)中上下關系風氣的反感,?？婆e資格原本應該是反映認識社會秩序正統(tǒng)存在形式的能力的，但現(xiàn)在卻忽視家族,、鄉(xiāng)黨等根本性秩序,，而偏重于科舉資格，使之成為追求勢利者投機性的工具——對盡管只是歲貢出身的小官,，但對在“通達國體”方面具有無可比擬自信的何良俊而言,，這種偏重科舉資格的風氣正顯示了世俗的輕薄化，的確令人悲嘆,。

鄉(xiāng)黨關系中的長幼之序,，宗族、姻戚間的尊卑,，以及曾任官職與庶民間的區(qū)別等等的調(diào)整,，這些在明初制定民間交際之禮時就曾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在社會性上下關系中,，復數(shù)的相異的要素原本不斷地孕育,、包含著矛盾,。對明末清初的人而言，科舉資格雖然是社會性上下感覺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但并非社會性上下感覺本身：社會性上下感覺的“行市”是在包含科舉資格在內(nèi)的各種要素的相互沖突,、牽制中變動的。以下,，擬以服裝和交通工具這種可視的象征物,，以及相互間的稱呼、交際的形式為媒介,，概略地追尋明末到清代階層感覺變化的軌跡,。

1．衣服、乘輿

與前節(jié)引用的明末社會嚴整的“體統(tǒng)尊嚴”狀況相對,，清初人葉夢珠論及明末因社會階層不同在衣服方面有明確區(qū)別時,，說了如下一段話（《閱世編》卷8《冠服》）：

其便服自職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員，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綢紗綾緞道袍,。其華而雅重者，冬用大絨繭綢,，夏用細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樸素者,，冬用紫花細布或白布為袍,，隸人不敢擬也。其后巾式時改,，……總非士林,，莫敢服矣。其非紳士而巾服或擬于紳士者,，必縉紳子弟也,。不然，則醫(yī)生,、星士,，相士也。其后能文而未入泮雍者,，不屑與庶人為伍，故亦間為假借,，士流優(yōu)容之,，然必詩禮之家，父兄已列衣冠者,，方不為世俗所指摘,，不然將群起而嘩之,，便無顏立于人世矣。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紗綢綾羅者,，然色必青黑，不敢從新艷也,。良家清白者,，領上以白綾或白絹護之，示與仆隸異,?！艉縿t惟以白布袍為常服，加以烏巾朱履,，較之盛服而冠庶人之帽者自貴,，縉紳接見，亦自起敬……,。其仆隸,、樂戶，止服青衣,，領無白護,，貴賤之別，望而知之,。

明初因階層區(qū)別而有不同的服裝規(guī)定雖廣為人知,，但葉夢珠在這里討論的士庶、良賤的區(qū)別未必是由明初以來制度性規(guī)定引起的,。有關隆慶,、萬歷（16世紀后半葉）間士人服飾的變化，范濂指出：隆慶,、萬歷間,，士人以道袍取代從前的細練褶衣，木棉質(zhì)地的長袍曾是儒家的日常服飾,，但近年連貧窮生員也必著納絹色衣了,。他還稱：“余最貧，最尚儉樸,，年來亦強服色衣,。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云間據(jù)目抄》1593年序,，卷2）,。由此可見，葉夢珠敘述的狀況與其說是制度性規(guī)定所致,，不如說是明末數(shù)十年間社會內(nèi)部形成的服飾習慣,。

在整體上,，有關這一時期服裝感覺中，我們可以見到的顯著現(xiàn)象是：在具有謀求與他人之間差別化傾向的同時,，因人們追逐這種差別化,，習俗也發(fā)生著很大變動，其變動帶有劇烈性,。關于交通工具,，葉夢珠指出：

不過,，這種連生員也乘肩輿以示與普通人不同的風氣正是令明末何良俊,、范濂慨嘆之處。何良俊說：“祖宗朝,，鄉(xiāng)官雖見任回家,，只是步行。憲廟時,，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乘轎矣,。……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與商賈之徒挨雜于市中,，似為不雅，則乘轎猶為可通,。今舉人無不乘轎者矣,。董子元云：舉人乘轎，蓋自張德瑜始也……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轎者矣,。其新進學秀才乘轎，則自隆慶四年始也,。蓋因諸人皆士夫子弟或有力之家故也……然亦恐非所以教子弟也,。”（《四友齋叢說》卷35）范濂參照上述何良俊的記載指出：“然士子既登鄉(xiāng)科，與眾迥別,，則以肩輿加布圍,，亦不為過。獨近來監(jiān)生,、生員通用,，似覺太早耳。尤可笑者,，紈绔子弟為童生即乘此轎,，帶領仆從招搖過市。”（《云間據(jù)目抄》卷2）在李紹文的《皇明世說新語》卷2中,，記載了下面一個故事：王化擔任浙江巡按時,，某舉人戴著大帽子去拜訪他，王化問：“著冠起自何時”,，舉人應聲日：“即起于大人乘轎之年,。”貫穿在差別化和模仿中，以及對差別化和模仿行為揶揄中的敏銳的階層意識,，可以說是明末隨筆史料的特色,。

這類交通工具等象征物不僅僅用于顯示此人絕對性的社會身份，而且似乎還有一種相對性的用法,。據(jù)何良俊說,，南京翰林院·孔目（何良俊擔任的官職）在路上與吏部官員的轎子相遇，務必從轎子或馬上下來,，躲進路旁的人家,，以避對方的轎子(《四友齋叢說》卷12)。在明末小說《皇明中興圣烈傳》中有下述記載：宦官魏忠賢的心腹,、權(quán)勢顯赫的蘇州織造李實在蘇州河邊游玩時,，“張黃蓋、拿掌扇（扇是讓隨從手持的大團扇,。蓋的顏色因官的等級而有不同,。黃蓋據(jù)葉夢珠稱應為四品以上高官所用），本府太爺（知府）緊緊跟在后面,，也不敢張蓋,、也不敢拿扇”等,。正如下面要敘述的稱呼問題中所能見到的，我們從這些現(xiàn)象中可以窺見階層差別和相互纏繞的一個個人的上下感覺的重要性,。

2．稱呼問題

當時的人們在交際的時候是如何稱呼對方的,？稱謂問題成為觀察上下感覺的一個引人入勝的線索。庶民稱呼士大夫時,，當時最常用的詞是“老爺”和“相公”,，這些詞匯是在明確的階層意識下自覺地被運用的。明末清初松江人曹家駒說：“昔年鄉(xiāng)宦凡進士出身者稱老爺,，以一榜得官者稱老爺,。若明經(jīng)如黃仁所（名廷鳳），官至云南大理太守僅稱老爺”（《說夢》二）,。另外,，清代中期常熟人王應奎說：“前明時，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余止稱爺”（《柳南隨筆》卷5）,。曹家駒和王應奎所說多少有些不同,，但據(jù)他們的記載，被稱為老爺?shù)臉藴时緛砘旧鲜怯袚喂俾毥?jīng)驗的人,，其中,，科舉出身乃至官職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開始被稱為老爺。兩人接著都慨嘆老爺?shù)姆Q呼漸漸被濫用,，出現(xiàn)了“近自援納之例大開,，而腰纏五百金從長安市上歸，則乘輿張蓋,，竟稱某爺”（曹家駒語）,，“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矣”（王應奎語）等風氣,。

另外,，老爺也是庶民打招呼時的一種稱呼，翻檢明末題材的清初戲劇等文學作品的用法,，可知生員資格以上的人對即便做過官的人也不用“老爺”這種打招呼的方式,。生員資格以上的人對做過官的人普遍使用“老先生”這一稱呼，“老爺”這一稱呼的使用不僅僅取決于被呼者的地位,，更取決于呼者與被呼者之間的關系,。不過也有出任官職、本應被稱為“老爺”的人，因為顧及自己的父親和兄長,，不讓別人對他使用“老爺”這一稱呼的例子,。

另一方面，“相公”一詞在前引的戲曲等資料中,，專用于生員,、監(jiān)生這一級別未擔任官職的讀書人。王應奎稱“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即國初猶然,，今則并稱大爺矣”（《柳南隨筆》卷5）,。順便提一下，在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中,，有與考中舉人稱“中了老爺”相對照,，稱童試合格、成了生員的為“中了相公”的場面（第三回等）,。

不過,，“相公”一詞的使用范圍未必僅限于具有科舉資格者。我們對“相公”一詞作一歷史性地溯源,，就會發(fā)現(xiàn)它曾有一個濫用貶值的過程,。《水滸傳》中一百四十多條“相公”的用例，除三條外,，全用于知縣以上的官員,，但到了明末，“相公”一詞指生員資格以上未任官職的讀書人已逐漸成為普通的事情,。進而自明末至清初,，有“吏與生員，人俱呼為相公”的事例（馮夢龍《壽寧待志》卷上）,，在鼎革后上?？h青村的守備衙門里，書役“向稱'先生’者,，改稱'相公’……于是青村之無識者,，恨生子不為書役，而視青衿為朽物矣”（曾羽王《乙酉筆記》）,，此外,，正如清中期昆山人龔煒在《巢林筆談》卷5中指出：“近來郡中（蘇州）至以相公稱優(yōu)人”，“相公”這一稱呼的范圍甚至擴大到官衙的胥吏,、書役和演員了,。

從“老爺”和“相公”稱呼的用法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印象：第一，當時的人們極其自覺地使用“老爺”和“相公”的稱呼,，借以表現(xiàn)他們的階層感覺,。但是我們要在根本上抽取其稱呼的單一基準卻很困難。如以“老爺”為例,，其基準是科舉資格,、官職經(jīng)驗的有無，官位的高低等方面的混合物,。從前面提到的曹家駒的一段話中可見通過捐納方式獲得科舉身份和資格的人雖然也被稱為“爺”,，但社會上對此的反感卻很強烈。我認為以生員級別的未任官職者為中心,、大體上被認為是讀書人的這一群人被叫做“相公”,。在戲曲《桃花扇》中，對說書人柳敬亭,，侯方域等生員吩咐僮仆：“他是江湖名士,，稱他柳相公才是。”這種態(tài)度表現(xiàn)了生員們并不拘泥于科舉資格,、尊重柳敬亭人格氣節(jié)的意向,。因為“老爺”、“相公”等的稱呼不僅僅是科舉資格,、官職等級的單純置換,，還與存在于其背后某種實質(zhì)性的人格等級的評價相關，因而也能成為社會上阿諛迎合的手段,。盡管兩者間的界線模糊暖昧,，但稱呼的如何對當時的人們而言絕不是無關緊要的問題。

第二,，在這里我們可以指出：“老爺”,、“相公”等對社會上層的稱呼被濫用的結(jié)果是逐漸因擴大使用對象而貶值，亦即存在“通貨膨脹”的傾向,。這種貶值或“通脹”傾向可以說與前述的服裝,、交通工具等階層性的象征物相重合，是明末到清初的一個顯著的傾向,。在明末的隨筆中,，可見令當時人們深為憂嘆的風氣：模仿士大夫間稱呼“某老”的用法，庶民甚至連倡優(yōu)吏卒等賤民也互以某“老”相稱,；俳優(yōu)等也開始使用本應為士大夫所特有的字和號了,。二、社會性的結(jié)合與上下關系#以上圍繞服裝和稱呼考察的是涉及一般性階層關系的問題,。

但是當時的人們在相互間認識與對方的上下關系的方式上,，令人深感興趣的是以下這種情況：他們不僅僅依據(jù)科舉資格這個一般性基準來測試彼此間的上下距離,，而且還更加積極地建立、維持個別性的一對一的關系,，以及這種一個個的人際關系和階層性的上下感覺之間相互糾纏的狀況,。

正如以往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在明末社會中,，形成了多種多樣形態(tài)的擬制性血緣關系,。這里不可能全面討論具有多彩變化的這類關系，只擬舉以下數(shù)例,。

 1．門生,、同年

作為當時官場中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關系形式，可以舉出的是座主,、門生關系,，以及同年關系。亦即在鄉(xiāng)試,、會試的考官和合格者之間結(jié)成的擬制的血緣性人際關系。考官和合格者之間的“師生猶父子”（《清忠譜》第一折）關系一旦形成,，無論官職等的高低如何,，在他們以后的一生中，合格者對考官以“老師”相稱,，而自稱“門生”,。另外，在合格者之間形成相互稱“年兄”的關系,，何良俊在議論自己的弟弟與擔任巡撫的科舉同年間的關系時曾說：“若巡撫是別人,，鄉(xiāng)官固不敢與抗，既是同年,，則有兄弟之義矣”（《四友齋叢說》卷35）,，由此可推測在同年之間，存在著不問官職高低的緊密結(jié)合關系,。進一步來看,，這種同年關系的奇妙之處在于其擴大的可能性，比如A和B是同年,，經(jīng)由實際的父子血緣關系,，如A的兒子稱B為年伯，這種關系能夠繼續(xù)發(fā)展下去,。在同一場考試中,，合格者往往多達數(shù)百人，由此清楚地告訴我們：科舉考試同年關系的功能在官場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方面,。

明朝末年,，建立同類型社會關系的動向在會試、鄉(xiāng)試考官與合格者關系以外也以各種形式擴展開來。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舉了如下例子：受上司推薦的地方官視上司為“薦師”以盡特別之禮,；在升任京官之際,，同時在吏部接受選拔的人互稱“同年”、“同咨”以聯(lián)結(jié)情誼,；同期被授任現(xiàn)職的胥吏們也制作名簿,，互稱“同年”；甚至連同時進入宮廷的宦官們也相互稱年兄年弟,。沈德符認為“同咨”之類的稱呼也許“理之宜然”,，而胥吏、宦官之流的同年稱呼則實在可笑,、令人憤慨了（卷15,、26）。

那么,，“同年”性結(jié)合擴展到何種程度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呢,？其基準其實很暖昧。如前揭何良俊的例子,，以科舉考試為契機的門生,、同年關系在當時大體上作為一種準血緣性關系被視為應受尊重的東西。另一方面,，《巢林筆談》卷2記載,，萬歷年間進士楊東明退回上寫“門生某”的某門生的名片，讓其就名片的稱呼改寫成“晚學”,，并聲稱“為主求賢,，不敢借為私交”。據(jù)此可知對門生關系的批判性態(tài)度早在明末已存在,。正如后面還要討論的,，門生關系在進入清朝后，成為嚴厲否定的對象,。即便有一些批判性評價,，但在明末科舉考試“同年”關系的重要性，以及超越科舉考試同年合格者的范圍,，向形形色色的“同時”性的緣擴展,，甚至擴大到胥吏、宦官們的人際關系中,，諸如此類的現(xiàn)象都顯示了在當時的官場廣泛地存在建立這類人際關系的需求,。

2．名片

在以更個別性的形式建立人際關系方面，令我們頗感興趣的是名帖（名片）的自稱問題,。士大夫在交際中,，在紙等上面寫上名字,，送給對方（通刺）的形式早已存在，但在名帖發(fā)展史上,，自稱及其形式成為人們敏感關注對象的,，明末可以說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時代。“教生”,、“侍生”,、“晚生”等名帖的各種自稱中，在處理與對方的上下關系之際,，選擇既不欠禮,，又不給人一種卑屈印象的適當形式是要相當耗費心思的。在明末清初的隨筆文獻中,，名帖的自稱成為當時議論的一個很好話題,。比如：何良俊在南京吏部任職時，送出的賀年片中,，名片上應該寫上“晚生”的地方,，他寫成了“侍生”，名片因此被文選郎中退回,。何良俊對此甚為不滿,，聲稱“我與彼同是朝廷侍從之臣，且科貢皆正途,。即我歲貢時，不知此輩曾入學否,，夫取科第固有幸不幸,，其學業(yè)未必盡能出我上？豈有白頭一老儒,，向新進小生處稱晚生耶”,。他在筆記中記下了與文選郎中對抗的事情，借以夸耀自己的傲骨（《四友齋叢說》卷12）,。在因名片自稱有尊大之嫌而有如上被退回遭遇的反面,，也有因使用過分取媚對方的卑躬屈膝的自稱，而在士大夫社會中成為嘲笑對象,、長期被輕視的人,。王世貞在其隨筆《觚不觚錄》中，記載了“門下小廝”,、“渺渺小學生”,、“不佞”、“牛馬走”,、“神交小子”,、“將進仆”,、“未面門生”、“門下沐恩小的”等名片自稱,，罵其為“令人作嘔”,、“怪誕不經(jīng)”、“卑諂可笑”,。因王世貞之大名,，此條為多數(shù)隨筆所轉(zhuǎn)引。

因篇幅關系,，有關名片的詳細內(nèi)容不得不在別的論文中討論,。這里，從全體上看,，可以說名帖在明末呈以下變化傾向：第一,，名帖的大型化和華美化。明初的名片只是將寬三四寸的紙片卷成筷子般粗細,，在上面寫上“某某拜”和名字遞上,。漸漸地名片的用料由白紙變成上等的紅紙，紙的尺寸也成了六折大紙,，名字也以大字書寫,，等等。名片的這種奢侈性在明末就屢屢受到批判,。第二,，明初常用親緣稱呼和“學生”等單純的自稱，16世紀前期,，“侍生”,、“晚生”等新自稱流行開來，在士大夫的交際中開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可以認為：在顯示與對方的上下關系的這種表現(xiàn)中,，明末針對對方的自我卑謙性態(tài)度全面增強。第三,，自稱的功能不僅限于使用在與對方的上下關系方面,，同時也用于表示親近感。明末,，以使用本應用于血緣,、姻戚間，乃至數(shù)代親密交往和同年關系的“眷”字和“通家”,、“年家”等詞,，或者“盟”字強調(diào)與對方親近的傾向明顯增強。

總結(jié)以上的討論,，在明末這一時期,，名片作為一個個人建立緊密人際關系之際的小工具,，具有很大的意義。對當時人而言,，社會性上升的機會不只是順著科舉考試的階梯一步一步爬上去,，而且還通過與權(quán)貴人物建立緊密關系，極端的場合,，與權(quán)貴建立具有很強從屬性的所謂“私人”關系,，得以對他人行使影響力，此類“攀附”性努力也會發(fā)生作用,。取媚權(quán)貴的風氣作為顯示士風頹廢的例證雖然一直是隨筆作者批判的對象,，但卻是難以遏止的社會現(xiàn)象。

3.“賤”的感覺

對取媚權(quán)貴的行為,，當時的士大夫斥其“令人作嘔”,，等等。但與這種評價緊緊相隨的又是一種什么感覺呢,？從巴結(jié)宰相,、宦官等等權(quán)貴的官場風氣，到投靠紳士要當奴仆的貧民的行為,，在社會階層的各個部分,，明末是十分盛行建立這種個人性從屬關系的時代，同時又是一個對此進行強烈批判的時代,。

張履祥在有關“義男婦”的有名記載（《楊園先生全集》卷19）的前面一部分,，大略敘述了以下內(nèi)容。

在這里，張履祥所批判的是權(quán)貴的門生,、義子應比賣身的奴仆更令人羞惡,，為什么偏偏奴仆被歧視呢？不過,，我們在這里要問：那種“羞惡”的感覺又是什么呢,？在顧公燮的《丹午筆記》中記載了以下逸事：明末禮部尚書董份招請鄉(xiāng)里的生員赴宴，故意把杯筷弄到地上,，以窺視他們的神態(tài),，見他們一個勁地擦桌子、拾杯子,，說：“頃試其氣量,，俱卑鄙不堪，非遠大器,。尚書府不乏下走,。諸生不過飲我一杯酒，乃甘為仆隸事,，此措大本色,，不足重也?！?/span>

甘于聽從他人役使,，從張履祥的話中與董份的逸事中，可知他們對此是蔑視的,。在明清時代的身份感覺中,，“賤”觀念的核心可以說體現(xiàn)在“服役”上,。“賤”字與“良”字和“貴”字是相對比的概念,，一般稱“貴賤”的場合大體對比的是士大夫和庶民,。正如明初有關徭役優(yōu)免的上諭中所稱“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zhí)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太祖實錄》卷111）,，與“賤”為庶民不同，“貴”為君子者（紳士官僚）被認為是不應該服役的,。如“蓋隸卒之不列于衣冠者,，圣王所以培士氣也”（《說夢》二）所言，紳士之所以成為紳士理由的“士氣”本身就是與服役性態(tài)度相對立的,。

為了與一般庶民區(qū)別開來,，明末紳士的身份是以讓人給他的乘輿打傘、接受奴仆的服務等紳士型的行動方式可視化的,。但是,，從前述董份的逸事以及名片自稱中卑下性稱呼中，可見儼似奴仆,、甘愿讓權(quán)貴頤使氣指的順從態(tài)度也在向官場蔓延,。明末這一時期可謂是在階層性差別化和流動化的展開過程中，士大夫的尊嚴與卑屈相矛盾的這種混合性形象被敏感地意識到的時代,。

另外,，在某些場合出現(xiàn)的“良賤”一詞，它是在法律上,，對奴婢,、娼優(yōu)隸卒等與一般人加以區(qū)別而出現(xiàn)的概念。但“賤”這一詞的使用范圍未必限定在這種法律性的區(qū)別上,，其作為特指一般的服役性工作的概念很暖昧地廣泛使用。像浙江的墮民這一被歧視集團在明代并無法律上歧視性的根據(jù),，但是他們卻受到如下歧視：“民間吉兇事,，率夫婦服役，鼓吹歌唱,，以至舁轎,、篦頭,、修足，一切下賤之事,，皆丐戶為之,。”雖然是富裕之墮戶,，但“良民雖貧徹骨,，不與為婚，婚即閭里不敘矣”（葉權(quán)《賢博編》）,。張履祥教訓子孫選擇職業(yè)時說：“工技役于人近賤,，醫(yī)卜之類又下工商一等，下此益賤更無可言者矣”（《楊園先生全集》卷47,，“子孫固守農(nóng)士家風”）,，其內(nèi)容也說明以奇技淫巧服務于富人的工匠，以及依存于富人消費的醫(yī)生,、巫卜等服務行業(yè)被視為“賤”業(yè),。

在明末清初的小說中有“若數(shù)著'良賤’二字，只說娼優(yōu)隸卒四般皆為賤流,，到數(shù)不著那乞丐,。看來乞丐只是沒錢,，身上卻無疤痕”（馮夢龍《古今小說》“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說法,。另外乞丐“此輩的心腸……不屑做娼優(yōu)隸卒，所以慎交擇術(shù),，才做這件營生……有所不為之人,，一足是可以有為之人”（李漁《連城璧》“乞兒行好事、皇帝做媒人”）等看法在諧謔的口吻中也強調(diào)了乞丐不如娼優(yōu)隸卒賤,，其理由可以說是乞丐的“服役”性色彩淡薄,。

在這種服役性色彩濃厚與淡薄的擴展過程中，被視為服役性很強,、而且長期持續(xù)下去的部分以“賤民”的形式在法律上明確顯示出來,。在明律中，“奴婢”被視為“賤”而適用于良賤律,。此外,，在《會典》等中，娼優(yōu)隸卒參加科舉考試受到禁止,。明律不允許良民因賣身而奴婢化,，其結(jié)果如諸先學指出的，在法律上作為奴婢而認定的只限于“犯罪緣坐”等由國家奴婢化的人。這至少可以說反映了明朝在法律上,，在盡可能的范圍內(nèi)限定良民賤民化的途徑這一意志,。但是，盡管有如此在法律上進行限定的愿望,，但明末仍然是從事服役性職業(yè)的人數(shù)急速增長的時期,。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中有名的一段稱：

“余謂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yè),。昔日鄉(xiāng)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nóng)而為鄉(xiāng)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nóng)而蠶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遂末之人尚少,，今去農(nóng)而改業(yè)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無游手之人,，今去農(nóng)而游手趨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nóng)”（卷13）

以上以明末為中心敘述的社會性上下感覺進入清代后又是如何變化下去的呢？對此因受篇幅限制,，只擬作極為簡單的整理,，并代作結(jié)尾,。

第一，應指出的是紳士威信的低下以及官僚（特別是武官）地位的上升這一階層感覺的變化,。上海人葉夢珠指出：在明代,，“凡兩榜出身者，無論官之尊卑,，謁撫,、按俱用名帖抗禮”，舉人出身者中僅擔任下級官職者只能與知府,、知縣級別的官僚對等交際，等等,，即科舉出身具有重要意義,。至清代康熙（1662-1722年）初，紳士與官僚的交際“始分等職,，不論出身”（《閱世編》卷8《交際》）,。此外，在官僚之中,，在明末尤其受輕視的武官的地位上升,，清初，知府,、知縣對與地位曾經(jīng)相同的總兵,、提督等武官，不得不以屬吏的身份待之以禮,。對此,，在紳士階層中，有過相當強烈的心理抵抗,。

明末紳士與庶民間的可視性差別至清初已完全崩潰,。上海人姚廷遴說：“明季服色，俱有等級,，鄉(xiāng)紳,、舉、貢,、秀才俱戴巾,，百姓戴帽……庶民極富，不許戴巾,。今概以貂鼠,、騷鼠、狐皮纓帽,，不分等級,，傭工賤役及現(xiàn)在官員,，一體亂戴，并無等級矣,。又如衣服之制裁在《會典》,。明季現(xiàn)任官府用云緞為圓領。士大夫在家亦有穿云緞袍者：公子生員輩,，止穿綾綢紗羅,。今不論下賤，凡有錢者,，任其華美,，云緞外套遍地穿矣”（《歷年記·記事拾遺》）。葉夢珠也同樣指出：清初盡管有政府的禁令,，但便服“競為華麗,，上下無章”，“貴賤混淆,，上下無別”（《閱世編》卷8《冠服》）,。另外，關于乘輿,，他則說：“今則縉紳,、舉、貢,，概用肩輿,，士子暑不張蓋，雨則自擎,，在貧儒可免仆從之費,，較昔似便，然而體統(tǒng)則蕩然矣”（同上,，卷4《士風》）,。

從明末開始已有很多人指出社會上存在著不分階層的奢侈化傾向，如果從整體上看,，自可將其作為上下秩序紊亂的這一一貫傾向來把握：但仔細地研究,，可推測明末和清初存在著微妙的不同：明末是紳士威信發(fā)揮強有力效應的時代，紳士們通過采用各種各樣差別性象征物以顯示其威信,。人們正是受士大夫這種行為方式的強烈吸引,，對此產(chǎn)生了模仿。可以說差別化和模仿之間的相互追逐游戲?qū)е铝穗A層象征物的貶值,。與此相對,，清初的紳士階層的態(tài)度讓人感受到的卻是差別化意向的退潮。根據(jù)姚廷遴和葉夢珠的敘述,，清初的士大夫失去了那種曾經(jīng)有過的,、夸耀自己與平民不同的熱潮,，甚至有人自甘采取戴上庶民的帽子、自己打傘等平民性行為,。董含在《三岡識略》卷6“三吳風俗十六則”中指出：“曩昔士大夫以清望為重,，鄉(xiāng)里富人羞與為伍，有攀附者必峻絕之,。今人崇尚財貨,，見有擁厚資者，反屈體降志或訂忘形之交,、或結(jié)婚姻之雅,。而窺其處心積慮不過利我財貨耳。遂使此輩忘其本來,，足高氣揚,，傲然自得。”由此可見：在清初,，隨著階層感覺的松弛而產(chǎn)生了無論是誰都不問階層、能夠穿著奢侈服裝的社會氣氛,。雖然可將這一動向歸結(jié)為清朝政府鎮(zhèn)壓鄉(xiāng)紳的政策,，但在紳士們自身的行為方式中所看到的這一變化，不正表明明末松江紳士擬比“王侯”（《楊園先生全集》卷38《近鑒》）的威信是在差別化及其模仿過程中超越實際能力膨脹化的產(chǎn)物,，隨著清朝的入侵,，泡沫一旦破裂，這種威信也就頃刻縮小了的嗎,？

第二,，就社會性的結(jié)合來看，清朝的基本方針之一是嚴禁在明末紳士階層中形成非常發(fā)達的門生,、“盟”等等擬制性血緣關系,。順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強化士人間結(jié)社訂盟之禁(《世祖實錄》卷131),，據(jù)說從來均稱“盟弟”的人到康熙初年已變?yōu)榉Q“同學”了（《研堂見聞雜記》）,。另外，順治十四年,，清政府嚴禁座師,、房師（科舉考試的正副考官及同考官）以及薦師的稱呼，只許將受業(yè)之師稱為師（《世祖實錄》卷106）,。憎惡官場中如門生等私人間的結(jié)合,，強化官僚與皇帝一元化的隸屬關系的政策方向在雍正皇帝那里表現(xiàn)得尤其顯著。

我曾經(jīng)用“一君萬民性”概念來表現(xiàn)這一方向,，但這一表達略有語病,。其原因在于：這一方向同時又是與允許明末以來社會流動化過程中形成的主仆關系等平民間身份分化的動向緊密相關的,。可以說這里所追求的是在以皇帝為頂點的一元性秩序下，不斷地排除官僚,、私人勢力的互相勾結(jié)和壟斷性權(quán)力,，另一方面放任包含人身買賣在內(nèi)的個人之間的自由交易，維護民間的流動性秩序,。這種方向的確可以說是“一君萬民性”的,，但并不否認通過買賣而產(chǎn)生的人對人的支配，乃至良民的賤民化,，只要不反對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性秩序,，人民在相互“自愿”的基礎上訂立的，包括人身買賣在內(nèi)的契約都傾向于被自由放任：在這個意義上,，雍正五年,，清朝政府頒布的禁止紳士對佃戶實施私刑的條例，承認庶民擁有奴婢,、允許良民賤民化的條例,，以及一系列解放賤民的規(guī)定，這些法律的接連出臺不能說是偶然的,。梁啟超曾將中國比喻為無數(shù)人爬動的,、“每級之人，各皆向其上級之人稽首頂禮,，各皆以足蹴踏其下級者”的奴性的梯子（《飲冰室合集》文集五《中國積弱溯源論》）,。如果借此來比喻的話，雍正皇帝的改革也許可以說是將這一梯子非常規(guī)則地整理成以皇帝為頂點的一元性的秩序形態(tài)的同時,，也向萬人開放（向上爬者往上爬,，向下掉者往下掉）。

編

后

記

衷心感謝岸本美緒教授與早稻田大學熊遠報教授的授權(quán)支持與抬愛肯定,！另外,，熊遠報教授欲借助敝號平臺為岸本美緒教授新近出版的三本近世史、明清史論著做一宣傳推廣,，敬請相關學人垂詢關注,。這三本論著分別是：《禮教/契約/生存：明清史論集3》（研文出版2020年）、《明末清初中國與東亞近世》（巖波書店2021年）與《史學史管見：明清史論集4》（研文出版）,。“近世史研究”公眾號將繼續(xù)致力于推動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術(shù)交流與發(fā)展,，為實現(xiàn)“立時代之潮頭 通古今之變化 發(fā)思想之先聲”盡一份綿薄之力！            

——編者：戴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