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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曾經(jīng)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文明,，其中傳統(tǒng)科技成就舉世矚目,，科技典籍文化遺產(chǎn)是我們得以認知先人神奇創(chuàng)造的基礎資料，同時也是世界認識理解中華民族杰出智慧的重要途徑,。然而一直以來,，我國科技典籍的整理狀況與燦爛的科技文化很不相稱。這主要是因為科技典籍對整理者有特殊要求,，既要有古籍整理的學術(shù)訓練,，又需要懂得科技史，這樣的跨學科人才比較少,。另外,，古籍整理在國內(nèi)學術(shù)評價體系中不受重視，也是學者不愿意從事科技典籍整理的重要原因,。根據(jù)《中國古籍總目》可知,，科技典籍大約有1.2萬種，除中醫(yī)典籍6600余種,，其余的科技典籍大約有6000種,，這其中系統(tǒng)整理過的可能只有5%左右。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國家有關部門希望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能夠牽頭組織策劃科技典籍整理工作,。我負責研究所圖書館后，張柏春所長曾找我談話,，希望一起策劃“中國科技典籍選刊”,，并采用他們嘗試的一種新整理方式。我們知道,，無論是采用影印還是排印點校,，兩種整理方式各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可以說兩種方式是互補的。影印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典籍的原貌,，但是既不方便閱讀,，也不方便展示點校成果。而做過點校整理的同仁都有體會,，百密一疏,，再仔細認真也難免會出現(xiàn)漏校等問題，以致形成對讀者的誤導,。另外,，古籍書葉中蘊含了更多的信息，這些往往會在排印本中遺失,。應該說,，影印圖像和文本點校排印兩種整理方式對研究者來說都很重要。要想真正達到既整理典籍又保護典籍原貌的雙重目的,，必須在整理方法上有所突破,。在此之前，張柏春等與德國馬普學會科學史所同行合作整理出版了《傳播與會通——〈奇器圖說〉研究與校注》,，該書頗受學界好評,，還獲得2009年度“中國最美圖書”獎。它就采取圖文對照的版式,，將書影與錄文,、校釋文字對照排版，這樣既最大限度地保留典籍原貌,，同時又提供了點校整理成果,，方便研究和閱讀，將這一理念最先在中國付諸實踐,。  科技典籍數(shù)量眾多,，當從何入手？幸運的是,，這方面已有可憑借的工作基礎,，就是上世紀90年代由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組織策劃影印的《中國科學技術(shù)典籍通匯》，分數(shù)學,、天文,、物理、化學,、地學,、生物、農(nóng)學,、醫(yī)藥,、技術(shù),、綜合十類，收錄541種典籍,，是權(quán)威的中國科技基本典籍目錄。我們策劃選目就以此為依據(jù),，當然實際執(zhí)行起來還必須考慮整理者和版本可獲取的具體情況,，有的書前人沒有點校整理過，又有合適的整理者,，最好的版本能夠申請高清授權(quán),，也就優(yōu)先考慮。在策劃組織過程中,，我們感受到現(xiàn)在圖書館越來越開放,，不少文獻都是第一次影印公布。非常榮幸,，這一工作得到圖書館界同人的認可,，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等諸家大館對“選刊”工作給予了鼎力支持,，不少同人還慨允擔任叢書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我們還從海外復制回歸19個版本,，涉及的藏書機構(gòu)包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島根大學圖書館,、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等。最終達成科技史,、古典文獻與圖書館學界在“選刊”整理上的通力合作,。先后參加“選刊”整理的有十多位學者，一半出自科學史所,，他們大多為青年學者,，其中李亮負責整理5種，鄭誠4種,，高峰3種,。“選刊”的陸續(xù)出版,，吸引了更多學者加入科技典籍整理隊伍中來,，這是我們最大的收獲,。當然“選刊”肯定有不足之處，比如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目前在選目的均衡性和系統(tǒng)性方面仍顯不足,，需要靠發(fā)展來不斷解決。截至2019年底,，“選刊”已出版13種,，預計2020年底前出版品種達到18種，包括《考工記圖》《王禎農(nóng)書》《武經(jīng)總要前集》《天工開物》《治歷緣起》《算海說詳》《洗冤集錄》等,。這項工作能夠順利開展,，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和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的大力資助是最重要的因素，“選刊”被列入“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第一至六輯共21種獲得2013—2019年度資助,。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將其列入研究所“十三五”重點培育方向，目前又決定在“十四五”期間繼續(xù)資助,。我們不求在短期內(nèi)做出轟轟烈烈的成績,，只愿意長期堅持踏踏實實做好這一平凡而又有意義的事業(yè)。我們計劃以每年幾種的進度持續(xù)整理出版,，隨之推進對這些典籍的研究并出版相關研究成果,。（本文原載于2020年8月24日《藏書報·文獻出版專刊》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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