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朋相與志春秋

——《蒙古游牧記》成書考

朱玉麒

摘 要：中國西北邊疆史地學,，以祁韻士、徐松為創(chuàng)始,，蔚為風潮于嘉道之際,，已然成為清代學術史與地理學史研究的共識。作為學科標志的西北史地著作,，多由未亡的同志和朋友編纂遺稿,，續(xù)補未竟，刊刻印行,，“續(xù)成”成為了這一學科著作流傳的常態(tài),。這一學科的中堅人物張穆，一生似乎都在忙碌師友的著作編輯、出版,。他的西北史地力作《蒙古游牧記》十六卷,，十年心力，也是得到何秋濤再度十年校補,、續(xù)成之后,，由祁寯藻集資刊成。張穆曾經撰聯(lián)“駑馬定應勤十駕,，良朋相與志春秋”,，正是這種對于自身勤奮的鼓勵、對于同道相互支持的期許,，成就了他們心中的名山事業(yè),。本文鉤稽嘉道之際西北史地學續(xù)書的過程，并以流散在海外的《蒙古游牧記》稿本為中心,，集中描述其成書在撰述,、續(xù)補、刊印等不同階段的艱辛歷程,，旨在彰顯一個自發(fā)的學術共同體如何保障了一個學科的薪火相傳,。

關鍵詞：西北史地學  張穆  《蒙古游牧記》 何秋濤  續(xù)成

引言“續(xù)成”——嘉道西北輿地著述的常態(tài)

中國西北邊疆的輿地研究,，以祁韻士（1751-1815,，字鶴皋）、徐松（1781-1848,，字星伯）為創(chuàng)始,，而蔚為風潮于嘉道之際，已然成為清代學術史與地理學史研究的共識,。這一在乾嘉樸學的積淀基礎上通過經世致用的轉型而形成的學科,，經過晚清、民國的接力,，始終是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史上的顯學,。

從事嘉道西北史地學學術史研究的工作者，一定會注意到那些成就了這一學科薪火相傳的大多數著述,，都系作者畢生未盡的事業(yè),。中國學術講求“名山事業(yè)”的精神追求與清代學術的樸學風氣，使得從事西北史地研究者往往就一部書稿而生死以之,，頻頻修纂,，多歷年所，不知老之將至,；此外,，生存的困頓、突然的疾病，都造成生前的著述未及付梓而赍志以歿,。未亡的同志,、弟子等編纂遺稿、續(xù)補未竟,、刊刻印行,，這種身后的“續(xù)成”，是嘉道西北輿地著述的成書常態(tài)[1],。

嘉道西北史地學的開創(chuàng)者祁韻士于嘉慶九年（1804）充寶泉局監(jiān)督,，因戶部虧銅案而受牽連，于次年遣戍伊犁,。之前在任國史館編修期間,，他曾歷經八年，編成《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一二○卷,，為其流放后從事西北歷史地理學奠定了基礎,。祁韻士遣戍西域賜環(huán)后遠離京師學壇，他在嘉道史地學上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其著作表現(xiàn)出來,。這些著作，均在身后由于其子祁寯藻（1793-1866,，字叔穎）的后援,，而由張穆（1805-1849，初名瀛暹,，字石州,、石舟、誦風,，號?齋）等人代為編輯完成,。如祁韻士纂《西陲要略》、《西域釋地》,，道光十六年（1836）刊刻,，由張穆“厘定體例”，書末署作“張瀛暹覆審”,；《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皇朝藩部世系表》四卷，道光二十六年刊刻,，都署有“平定張穆覆審”字樣,，而《世系表》則有“大興徐松重訂”的題署，可知徐松,、張穆在幫助完成祁韻士著作出版中的貢獻,。特別是,，后來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發(fā)現(xiàn)了張穆批校的《皇朝藩部要略》稿本，證成了張穆在該書付梓過程中付出的精力（圖1）[2],。

圖1,、祁韻士、徐松著作續(xù)成付梓的署名書影

嘉道西北史地學另一位開創(chuàng)者徐松于嘉慶十七年在湖南學政任上,，以“發(fā)賣書籍漁利”而遣戍伊犁,。在戍八年，以《西域水道記》等的著述而成為西北史地學的翹楚,；其后在京師近二十年,，成為道光前期的學術領袖[3]。他的西域著述,，在身前得到鄧廷楨等人的幫助而付梓印行,，而在中國古代科舉史、都城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如《登科記考》,、《唐兩京城坊考》,，均由其門人如張穆等協(xié)助編輯、付梓,?！短苾删┏欠豢肌吩谛焖扇ナ喇斈暧蓮埬滦？?，輯入《連筠簃叢書》,，故署“大興徐松星伯撰、平定張穆誦風校補”,?！兜强朴浛肌穭t由王先謙（1842-1917）于光緒十四年（1888）刻入《南菁書院叢書》第一集而行世。其余散佚未成如《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等，則又不可計數,。其《顧亭林年譜》寫定稿本,，則又以擇條匯入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中的方式存世。

從嘉慶二十五年徐松賜環(huán)京師以來,，道光前期在宣南逐漸形成了一個切磋學術,、尤其是以西北史地為中心的文士集團，沈垚（1798-1840,，字子惇）,、張穆、何秋濤（1824-1862,，字愿船）是其中堅,。沈垚道光十五年順天鄉(xiāng)試后，即受邀移居徐松家中，幫助整理西域文稿,，其后又為姚元之（1776-1852）,、徐寶善（1790-1838）所邀協(xié)助編修《國史地理志》、《大清一統(tǒng)志》,，自身長才則未及施展,。沈曾植（1850-1922）以為“使其書成，固當軼出于石洲,、默深,、愿船以上”（《落帆樓文集序》）。其文稿由張穆,、汪曰楨（1813-1881）編輯為《落帆樓文稿》,、《落帆樓文集》，先后于道光二十九年,、民國七年（1918）由《連筠簃叢書》,、《嘉業(yè)堂叢書》刻版印行。其間還有章壽康（1850-1906）,、劉世珩（1874-1926）編輯《落帆樓文集賸稿》二卷,，光緒二十二年由《聚學軒叢書》付梓。

一  張穆著作的續(xù)成及其《蒙古游牧記》的撰作

圖2,、張穆像（《清代學者像傳》二集）

張穆的一生（圖2）,，似乎都在忙碌師友的著作編輯、出版,。何秋濤《?齋文集序》云：

先生一介寒士,，而以流通古籍、揚扢前賢自任,，其于師友著述,，表章尤不遺余力，若俞氏理初,、沈氏子敦,，皆同志之友，先生嘗鈔其所著《癸巳存稿》,、《落帆樓稿》藏篋中,，及其人殂謝后，悉為謀諸有力者?？瘋魇馈浜V于風義如此[4],。

如上所述，正是因為張穆篤于師友的情誼,，感染了自己身邊的同道,，因此他的著作也由其友人和門人在其身后被裒輯,、刊刻，如上揭何氏《?齋文集序》言：“今先生是集,，亦賴友朋,、弟子，庶幾成編,，而又得壽陽祁相國為之醵金開雕,，先生九原有知，亦可稍慰生平坎壈之志矣,?！?/span>[5]

根據祁寯藻的《?齋文集序》，張穆去世之后,，關于他的遺稿處理,，同志之間是有分工的：

其遺稿，則屬之何子貞太史及何愿船比部,。愿船既撰石州墓志,，復為補輯《北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二書成帙,。又以子貞檢出之詩文雜稿,，屬其門人吳子肅、子迪昆季裒輯,、繕寫,。……石州與余,，兼直諒多聞之益,。其沒也，余方奉使甘肅,，不及見,，心常歉然，以刊布遺書為己任,?！兜匦巍贰ⅰ队文痢范?，余既序之，其文詩集先刊就,，復為縷述其生平,，以質世之知石州者。咸豐八年歲在戊午八月,，壽陽祁寯藻序[6],。

其中提及的《?齋集》的成書,，民國時期，鄭天挺先生曾經根據所見稿本做過研究[7],。大致情況是：文集八卷,、詩集四卷，由張穆的門人吳履敬（,？-1860,，字子肅）、吳式訓（,？-1860字子迪）兄弟裒輯,，并經由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祁寯藻,、何秋濤的勘校[8]，咸豐八年（1858）,，由祁寯藻刻于京師（圖3）,。

圖3、《?齋集》內封,、目錄書影

詩文集之外,，他的史地力作《魏延昌地形志》二十卷、《蒙古游牧記》十六卷,，多年心力,，也是得到何秋濤的多年編輯整理之后，得以成書,。所惜《魏延昌地形志》未能及時刊印,，至今只有殘本流傳[9]。而《蒙古游牧記》在何秋濤十年磨勘,、續(xù)成四卷之后,，由祁寯藻出資刊成，得以完帙流傳,。

張穆撰寫《蒙古游牧記》的原因,，祁寯藻《〈皇朝藩部要略〉后記》曾經提及：

逮寯藻奉命視學江蘇，駐節(jié)江陰,，武進李申耆前輩見而好之,。因屬寶山毛生甫先生為參考編輯、江陰宋勉之補表,，成書二十二卷,，題曰《藩部要略》，從《西陲要略》例也,。又越七年,，平定張石州復為校補訛脫,，乃墨諸版。石州又以先大夫之創(chuàng)為各傳也,，先辨其地界方向,，譯出山水地名以為提綱。而是編疆域未具,，讀者眩之,。爰以《會典》、《一統(tǒng)志》為本,，旁采各書,，別纂為《蒙古游牧記》若干卷，它日卒業(yè),，將附梓以行,。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五月男寯藻謹記[10]。

《皇朝藩部要略》（以下簡稱《藩部要略》）前有道光十九年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的序言,，可知其書經由李兆洛在江陰組織的編輯、補表等工作,，在道光十九年即完成,。其言“又越七年，平定張石州復為校補訛脫,，乃墨諸版”,，正是祁寯藻后記的道光二十五年。因此,，張穆動議《蒙古游牧記》的著作,，當即《藩部要略》付梓的道光二十五年。

根據以上的后記,，《蒙古游牧記》的著述,，本來是打算作為祁韻士《藩部要略》的一個地理綱要，附錄其后以便閱讀的,。后來,，祁寯藻在咸豐九年為《蒙古游牧記》所作序言對這一動議做出了進一步的敘述：

始余校刊先大夫《藩部要略》,，延石州覆加校覈,。石州因言：自來郡國之志與編年紀事之體相為表里?！瘛兑浴?，編年書也，穆請為地志,，以錯綜而發(fā)明之,。余亟慫恿，俾就其事,。殺青未竟,，而石州疾，卒以其稿屬何愿船比部整理,。愿船為補其未備,。又十年，始克成編[11],。

張穆在為《藩部要略》作校覈的過程中,，意識到地理之書與編年史書相為表里的價值，決定以蒙古地理志的方式來與《藩部要略》做出“錯綜發(fā)明”,，并且很早即確定了《蒙古游牧記》這樣一個既符合蒙古部落生活習俗,、又具有詩意的書名。這一點,，在張穆給友朋的書信中,，也有表露。其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寫給許瀚（1797-1866）的信中提及：

弟近因為祁太公?？獭斗恳浴?，自成《蒙古游牧記》數卷，其書恰好補星翁《水道記》所未及?，F(xiàn)尚未卒業(yè),，今年必了。大農意欲將拙著附驥以行,，即為付梓,。弟意尚未決，卒業(yè)后更商量耳[12],。

此外,，收錄于《?齋文集》、在后來的《蒙古游牧記》同治刻本中遺漏了的張穆自序,，也論及受到《藩部要略》影響而“相輔而行”的著書動因：

昔吾鄉(xiāng)祁鶴皋先生著有《藩部要略》一書,，穆曾豫讎校之役。其書詳于事實而略于方域,。茲編或克相輔而行,。異時為輿地之學者，倘亦有取于斯也夫[13],。

但是,，由于《蒙古游牧記》并沒有像張穆本人所意料的那樣在道光二十五年當年完成，而是拖到了其身后,，才由何秋濤“又十年,，始克成編”,，所以這部著作最終也沒有隨《藩部要略》而附梓以行。沒有附梓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蒙古游牧記》作為西北歷史地理學的重要著作,，最終的完成品已經具備了獨立成書的體量和質量。這在祁寯藻的序言里有非常高調的表彰：

海內博學異才之士,，嘗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陳古義之書,，則貴乎實事求是,；論今事之書，則貴乎經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張子石州《蒙古游牧記》獨能兼之?！嘣敒榕[,，究其終始，見其結構則詳而有體也,，征引則贍而不穢也,，考訂則精而不浮、確而有據也,。擬諸古人地志,，當與酈亭之箋《水經》、贊皇之志《郡縣》并駕齊驅,，樂史,、祝穆以下無論已?！粍t是書之成,，讀史者得實事求是之資，臨政者收經世致用之益,，豈非不朽之盛業(yè)哉,！因醵金付梓而序其綱要，以諗觀者,。咸豐九年夏四月,，壽陽祁寯藻[14]。

學術與現(xiàn)實意義的并重,，至今都是我們對歷史學著作的最高期許,。祁寯藻將這一理想的學術境界賦予了《蒙古游牧記》，可見張穆身后，其體大思精的著作最終的成品,，不僅具備了獨立成書的價值,，也成為了年壽不久的張穆一生的代表作，成就了他在西北歷史地理學上的重要地位,。

張穆自身在寫作《蒙古游牧記》的過程中,，也逐漸產生了學術的自信，對這部著作的獨立存世,，抱有高度自許。如他在《復徐松龕書》中,，言及：

示讀大著《瀛寰志略》已刻前三卷,，考據之精，文詞之美,，允為海國破荒之作,。近數十年來，惟徐星翁《西域水道記》有此贍博,。拙著《蒙古游牧記》非其倫也[15],。

雖然對于徐繼畬（1795-1873，字松龕）《瀛寰志略》的出版,，表達了只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記》可以媲美的贊譽,，而認為自己的著作《蒙古游牧記》“非其倫”，其實在內心中,，還是有將自身的著作方駕以上二書的追求,。這在與摯友許瀚的信中，流露無余：

整理《游牧記》已完三卷,，今年未必能卒業(yè),，與星伯《西域水道記》可以抗衡。敝帚自珍,，亦可嗤也[16],。

徐松與《西域水道記》，始終是作為后學的張穆仰慕的對象,，前引《與許印林書》其九“自成《蒙古游牧記》數卷,，其書恰好補星翁《水道記》所未及?！筠r意欲將拙著附驥以行,，即為付梓。弟意尚未決”云云,，已經表達了接續(xù)徐松《西域水道記》,、不甘“附驥以行”的愿望，與這封信件所言“與星伯《西域水道記》可以抗衡”，都表達了成就史地名篇愈益強烈的信念,。

然而,，張穆在《蒙古游牧記》的撰寫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立言之理想、名山之事業(yè),，卻因身世的困頓與年壽的不永,，雖然只剩下最后的收尾工作，卻功敗垂成,，赍志以歿,。在其去世之后的第十年——咸豐九年，何秋濤完成了續(xù)補的工作,；再八年的同治六年（1867）,，終于由祁寯藻醵資付梓，獨立行世（圖4）,。

圖4,、《蒙古游牧記》刻本內封、牌記頁書影

《蒙古游牧記》的稿本,，如今有部分保存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內藤文庫”中[17],，我們得以有機會如鄭天挺先生研究《?齋集》那樣，根據這一殘缺的稿本，探討其成書的經過。2013年12月1日,，筆者受邀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事為期半年的學術研究,，有幸得到閱覽“內藤文庫”圖書資料的機會。因以其所藏《蒙古游牧記》稿本為中心，對其成書略作探討，以見嘉道西北史地學續(xù)書事業(yè)之一斑[18]。

二  《蒙古游牧記》的續(xù)成

張穆最終沒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蒙古游牧記》的寫作,，與其不及中壽而夭、晚年困頓有相當大的關系,。他在上引與友人的書信中,，都在表達不能如期完成著述的焦慮。這樣的心情流露,，在給許瀚的信中,，最為頻繁，如：

弟撰《蒙古游牧記》已畢《內外喀爾喀》,，《厄魯特》尚未動手,，人事間雜，心不純一,，以致作輟不恒,，深可嘆也[19],。

弟《游牧記》尚缺二卷未具，擬具稿后且置之,，俟《延昌志》成再檢點也[20],。

以上二信均寫于道光二十六年?！抖螋斕亍芳凑匠蓵鴷r題作“額魯特蒙古”,、為后來印行的全書的最后部分——卷十一至卷十六。這些部分,，張穆都準備了相關的資料,，但是未及收拾成篇，特別是最后四卷,。而張穆晚年的境況,，在其給伯父張映欞的書信中有所表達，言“侄自丁未冬來,，疊遭骨肉慘變，尤非常情所能堪”[21],，這個“慘變”,，是指道光二十七年伯兄開暹、二十八年三兄麗暹相繼亡故事,。在他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進行校補的箋條上,，更寫到了道光二十八年妻喪子殆的慘痛。卷五“洛陽陶化坊”之河南府參軍張軫宅所用呂巖說撰《張軫墓志》下,，有張穆注記云：

穆案,，星伯先生卒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此條則將屬纊之前四,、五日手書示穆,，令補入書（稿本作“考”）中。時穆新遭妻喪,、兒孝蘭疾亦垂殆,，倉皇摧割之際，寶持手跡,，幸未遺失,，附注于此，以志痛也[22],。

最后的兩三年內,，“人事間雜，心不純一,，以致作輟不恒”,，是張穆不能靜心完成著述的根本原因,。

好在這部垂成的著作，最終由何秋濤代為完成了,。何秋濤是張穆最為期許的三位年輕學者之一,，他與許瀚的通信曾經提及：“弟年來得少年好學可跂大成者三人：一為漢陽劉茮云傳瑩，一為光澤何愿船秋濤,，一則伯山也,。”[23]以上通信提及的三人,，劉傳瑩（1818—1848）,，字椒（茮）云，號實甫,，別署通糜生,。湖北漢陽（今屬武漢）人。道光十九年舉人,，授國子監(jiān)學正,。工詩文，精考據,，對輿地有深研,，也是清代著名的學者和藏書家，惜英年早逝,。有《孟子要略》傳世,。何秋濤字愿船，福建光澤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歷官至刑部主事、員外郎,，卒于蓮池書院山長任,。有《朔方備乘》、《一鐙精舍甲部稿》等傳世,。伯山即劉毓崧（1818—1867）,，字伯山，江蘇儀征人,。道光二十年優(yōu)貢生,。長于經史之學，有《通義堂筆記》等傳世,。

上述三人,，劉傳瑩、劉毓崧皆少年通才,，較張穆年輕十三歲,，故信中有“少年好學”之謂,；而何秋濤較以上二人又年輕六歲。根據張穆的記載,，何秋濤在道光二十四年進京會試,，初識之后，張穆就以當時編輯的《閻若璩年譜》相托付,，不久這部年譜就順利問世[24],。道光二十六年開始，何秋濤頻頻出現(xiàn)于張穆和何紹基所創(chuàng)建的慈仁寺顧亭林祠的祭祀活動中[25],。何秋濤在道光二十八年完成《王會篇箋釋》,，也得到了張穆以自己心儀的閻若璩（1638-1704）相比擬的高度贊許，為之欣然作序[26],；而道光二十七年,，又將從徐松處抄出的謬誤難讀的《元圣武親征錄》委托校正，在其臨終的道光二十九年,，專門為何秋濤的校正本做序,，稱其為“史公（筆者按，指司馬遷）之所愿見而不可得者”[27],。這些都足見張穆對于何秋濤的學術期許,，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正是何秋濤的出現(xiàn),，成為張穆晚年未竟事業(yè)的托命人。

《蒙古游牧記》同治六年刻本,，卷一至卷一二,，署名“平定張穆（石州）撰，光澤何秋濤（愿船）?！?/span>[28],；卷一三至卷一六，署名“平定張穆初稿,，光澤何秋濤補輯”（圖5）,。

圖5、《蒙古游牧記》刻本卷一,、卷一三之卷首署名

這種署名,，毫無疑問是繼承了前輩史地學者祁韻士、徐松的著作在續(xù)成付梓時候的方式,。它既是一種承擔,，也是一種權利，留下了學術先后繼承的清晰證明,。

以上的署名,，表明前十二卷已經由張穆基本完成了著述,，何秋濤參與了校訂的工作。今存京都大學的稿本,，保存了卷一至卷五,、卷七總共六卷的內容。于此我們可以窺見前十二卷中張穆完成的基本情況以及何秋濤的參校程度,。

稿本第一冊的封面有何秋濤紅筆題識三處：“秋濤按,，此為最后所抄清本?！薄耙陨先碛惺菡捎H校手跡,，則此為第五次稿矣?！薄靶．?。”可知張穆在世時,，因為《蒙古游牧記》的撰著多次加工,，所以不斷有謄清之本，而目前的稿本,，因為前三卷上還有張穆親筆校正的部分手跡,，因此判斷是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次也即第五次謄清稿本。何秋濤就在這個最后的本子上進行了校訂,，并以此為定本,，付梓印行。在第二冊卷五末,，也有紅筆題識“辛亥愿船手校訖,。壬子再校”,，說明他在咸豐元年,、二年兩次校訂的時間點。而在卷七的卷首,，又有其題識“此本鐫而未校,。丁巳十二月愿船記”；與卷五的題識比較,，可見其?？薄睹晒庞文劣洝凡⒎且粫r倉促完成，而是到了張穆去世后的第八年——咸豐丁巳（八年）,，仍在持續(xù)這一工作,，這個工作最后的完成是在咸豐九年，所以前揭祁寯藻當年的序言會有“又十年,，始克成編”的說法（圖6）,。

圖6,、《蒙古游牧記》稿本書影。

依次為：第一冊內封,、第二冊卷五末與卷七內封,、卷七第九葉正面校補

從稿本的校訂來看，何秋濤通校全書,，從三個方面完成了稿本的刻印工作,。一是對其中有疑問的文詞貼浮簽提出意見、或者在天頭地尾補正缺漏,。今錄其中比較明顯的一些校簽內容,，對比如下（表1）： 

以上的這些訂正，后來大部分都被刻本所接受,。如1-6,、9、12-23條,。其中有些訂正心細如發(fā),，非常出彩。如第9條“似脫‘克什克騰’一部”的浮簽,，張穆原稿實際上是沿襲了《欽定蒙古王公表傳》的文字脫漏[29],，何秋濤是根據昭烏達盟所統(tǒng)部落的總數，發(fā)現(xiàn)了這一缺失,，從而糾正了連后來的《清史稿》也沿襲了的錯誤,。又如第12條“魚海子”的注文，原作“唐高適詩‘洗兵魚海云迎陣’”,，這是《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中的原注[30],。但是這首詩并非高適詩作，因此張穆原文在“唐高適詩”下有“檢達夫集無此句”（高適字達夫）的注,。何秋濤校訂至此，在“是也”下注明說“此二句小字夾注‘疑《一統(tǒng)志》偶誤’”,，說明原句引自《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而非張穆的錯誤。不過他后來查檢到“洗兵魚海云迎陣”的詩句出自岑參詩歌《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首》之四,，因此將張穆和他自己的補注刪除,，徑自在“高適詩”的正文上粘改了“岑參詩”三字，圓滿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有些浮簽沒有被接受,，但是幫助我們了解刻本沒有準確到位的地方。如第7條,，原稿作“哈兒兀歹為都揮同知”,，何秋濤浮簽“疑‘都’下脫‘指’字”的意見是正確的[31],，根據這個意見改訂的刻本，卻仍然發(fā)生了修訂錯誤,，將“指”誤刻成了“督”,。又如第10條，原稿作“朕巡所經”,，何秋濤的浮簽提示“‘朕巡’下疑脫一字”,，可能是根據語感，覺得文意不全,；這個意見在刻本中沒有被接受,，對照《清實錄》中幾處康熙圣諭的詞句，確實應該作“朕巡幸所經”,，才詞完意足[32],。

何秋濤校改的第二項工作，是在逐字逐句閱讀過程中,，校正錯誤的文字,、不規(guī)范的異體乃至用重文符號表示的文字。有些是行間徑改,，如稿本卷一第十四葉正面“山海関”正作“山海關”,、卷三第二十五葉背面“佐嶺”正作“佐領”、卷四第八葉背面“騰夷思”正作“滕夷思”,、卷七第十葉正面“松多泉羙”正作“松多泉美”,、第二十二葉正面“?化行”正作“殷化行”，等等,。有些是以凡例式的識語提出統(tǒng)改,，如稿本卷二第十二葉正面“大甯、大寕不畫一”,，卷四第十二葉正面“貯字并缺筆作貯”,，卷五第一葉正面“書中凡寕字俱作甯”，卷七第一葉正面“凡卷中爾字俱改作爾”,、第四葉背面“蠻俱改蠻”,、第六葉正面“禮皆改禮”，卷七第十五,、十六葉間紅筆浮簽“書中爾字俱改爾,，寕字俱改甯，禮字改禮,，軍臺改軍臺,、餘臺字不改”，等等。

何秋濤校改的第三項工作,，是以浮簽和天頭地尾凡例式的校記,，對于從稿本成為刻本而在排版方面的指導性意見。凡例式的意見如（表2）： 

以上這些凡例式的題識,，有的是要求刻工按照他所計算過的每行,、每頁字數排版，避免“落字”,；有的是統(tǒng)一卷首,、版心和標點的體例。這些要求,，保證了全書刻本最終的整齊劃一以及從稿本到刻本沒有文字奪漏的高質量,。

此外，還有些針對個別款式的浮簽和題識,，也都是在刻本形式上提出的要求,，如遵循避諱，在卷七頻繁出現(xiàn)的“諭字上空三格”,、“御營俱空三格”,、“詔字上空三格”、“報聞上空三格”字樣,，以及刻本第十九葉正面第五行“案,，果必即戈壁”、背面“案,，古爾半即古爾班,，譯言三也”處理為注中注的雙排形式，都是題識要求的修訂意見,。

從字跡和改正的程序上來看,，以上的校正可能還不是何秋濤一人之功。除了他的一校,、再校之外,，每卷卷末，還可以看到后來添入的覆校人名,，如卷四末紅筆添補“祁世長覆?！薄⒕砦迥┠P添補“楊樞孫覆?！薄⒕砥吣┘t筆添補“吳式訓覆?！钡茸謽?。但是，這些覆校遵奉的條例,，都是由何秋濤制定的,，如粘貼在稿本天頭地尾類似“此下每行那（挪）前三格”字樣的大量浮簽,，多是在何秋濤前此要求的“如原底本有數錯之處，即于本行貼條注明‘此后每行挪△字’”體例下覆校完成的,。從前面所引何秋濤的浮簽多次提及“查原底”,、“再查原稿”來看，當時除了這個謄清本之外,，張穆自身的手稿底本也還存在,，所以覆校者的工作，可能還有在何秋濤的提示下核對原底的任務,?？傊罱K十六卷《蒙古游牧記》刻本的完成,，是在何秋濤總體策劃下,，與多名覆校人員合作的結果。從完整的同治六年刻本來看,，這些覆校人員多是與張穆,、祁寯藻有著師承、親屬關系的后人,，也與《?齋集》的校訂人員有著大量的重合關系,，茲列表如下，其間關系容另文詳考（表3）,。

 《蒙古游牧記》后四卷的續(xù)成,，在署名上與前十二卷不同，張穆成了“初稿”的作者,，而何秋濤則改原來的“?！闭呱矸轂椤把a輯”者。雖然后四卷的稿本未見流傳,，在同治刻本上,，大量陰刻的“原”、“補”,、“原注”,、“補注”黑底白字的提示文字，比較清晰地劃分出張穆與何秋濤的工作比例,。茲作統(tǒng)計,、列表如下（表4）： 

張穆的《蒙古游牧記》在寫作體例上，是遠承《水經注》,、近接《西域水道記》,，以自為注記的方式建構了該書的框架。該書的正文大字是全書各卷的綱領性文字，而雙行小字注文則是對于各個環(huán)節(jié)的細節(jié)補充,。從上表的統(tǒng)計可知,，張穆的后四卷已經基本完成了體大思精的結構性文字，因此,，何秋濤對于正文的補正,，所占比例不到2/5。但是,，細節(jié)的注文,，張穆似乎還沒有來得及從容寫定，何秋濤的補輯文字,，超出了原來注文的兩倍以上,。

張穆的門人吳履敬兄弟在《?齋集序》中，提及其師書稿情況時,，稱：“《游牧記》末四卷尚未排比,，《地形志》‘夏州’以后未得草稿，皆賴愿船先生編校綴輯,，約略完善,，與詩文集可相繼付梓?！?/span>[33]“《游牧記》末四卷尚未排比,，幸有愿船師任其補綴?！?/span>[34]其中關于《蒙古游牧記》書稿的未完成情況,，無疑是與今所見刻本后四卷的情形相符合的。何秋濤在后四卷上付出的心血,，成就了全書的完整性,，無愧于一位“補輯”的合作者身份。

三  《蒙古游牧記》的刊刻與稿本遞藏

何秋濤完成《蒙古游牧記》的整理,，花費了十年的時間,，祁寯藻的序言所謂“愿船為補其未備。又十年,，始克成編”,。而期間艱難的過程，何秋濤沒有留下任何序跋文字的記錄,。倒是張穆的入室弟子吳履敬,、吳式訓兄弟在編輯《?齋集》的序言中，記述了何秋濤南北宦游,、保存稿本于“洪波海霧”中的艱難困苦,。

師歿于己酉冬,，同志諸前輩命訓檢點遺書，無任散佚,。因取師所撰《蒙古游牧記》、《延昌地形志》,、《說文屬》及詩文手稿,、友人書札，鎖置一笥中,?！瓩z既畢，謹呈何子愚先生,，以俟子貞世丈典粵試旋清厘校訂,。已而貞丈甫歸，即持服南下,。先以《游牧》,、《地形》二書付何愿船師，其余雜稿權封置京中,。事會難齊,，有非意料所及者。至壬子秋,，貞丈起復入都,，旋又使蜀，于是舉雜稿并付愿船師,，?齋遺集始萃一處,。不數月，愿船師亦從軍吾省,，行期甚迫,，乃許以雜稿付訓兄弟編次。又言《游牧》,、《地形》二書已錄副本,，可存都中。數日后,，軍事益急,，忽改行期，倉皇南下,，訓不及追送,，僅從楊緗蕓世丈處取得雜稿及書札一束，于是師之遺文遺書又判然兩地矣[35],。

師既歿,，所箸書稿輾轉歸于子貞世長及愿船先生處,。越三年，詩文,、雜稿始歸余兄弟,，余悉為愿船先生攜出都。又越四年,，丁巳季春,，貞丈再入都，聞詩文稿編成已久,?！衷剿脑拢复壬砷}北上,，攜師所撰《蒙古游牧記》,、《延昌地形志》及《說文屬》并殘稿數種。浮舟于洪波海霧中,，行李盡棄,，獨與書俱達。時貞丈尚未去,，方圖覓?齋遺書,，聞其已至，相與歡慰,，以為殆從天而降也[36],。

從以上的記載看，道光二十九年張穆去世之后,，其遺書草稿由弟子吳式訓檢點歸置,，提交給何紹基處理。按照分工,，何紹基整理文集類書稿,，何秋濤整理《蒙古游牧記》和《魏延昌地形志》兩部書稿。但是因為典試,、丁憂,、使蜀等公私事務，何紹基不得不于咸豐三年（壬子）將一切事務交付何秋濤處理,。當年年末,，刑部侍郎李嘉端擔任安徽巡撫，何秋濤也受邀入幕南下,，因此將詩文雜稿的整理交給吳履敬,、式訓兄弟，自己帶著《蒙古游牧記》,、《魏延昌地形志》等書稿出都,。這個時候的江南,，正是太平天國起義如火如荼的時刻，何秋濤到達安徽,，后又告假回福建光澤老家省親,，經過了四年的顛沛流離，直到咸豐七年（丁巳）重又回到北京,。那些書稿,，如上序所云“浮舟于洪波海霧中，行李盡棄,，獨與書俱達”。

何秋濤何以要帶著張穆的《蒙古游牧記》稿本南北顛簸,？我們在今存何秋濤寫給曾國藩（1811-1872）的書信中可以看得更為清楚,。咸豐十一年七月初六日，時任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的曾國藩在抗擊太平軍前線的東流大營里,，在從前的幕僚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那里接到了何秋濤于咸豐十年,、十一年先后捎寄的書籍,、信札。信中提及：

茲又因前所進之《朔方備乘》書在圓明園被毀,，得旨再繕寫以進?，F(xiàn)在張羅抄寫，百凡拮據,，未知何日可竣,。……又秋濤前為亡友張石州明經校補《蒙古游牧記》,、《延昌地形志》二書,，因系石州一生精力所在，加意珍護,，從戎南下,，浮海北來，未嘗頃刻去手,。茲《地形記》尚未付梓,，《游牧記》凡十六卷，前十二卷石洲原稿,，后四卷秋濤所補,，經壽陽祁相國醵資發(fā)刻。因去年八月壽陽回籍就醫(yī),，剞劂無資,，遂以中止,；然前十三卷已竣，所未刻者末三卷耳,。今既未知何時可以復刻,，故將已刻、未校各卷寄呈[37],。

何秋濤返回京師后,，其所著《朔方備乘》被陳孚恩（1802-1866）推薦給咸豐皇帝，但毀于圓明園大火,。從上面的信中可以了解到,，此時他正忙于奉旨重新繕寫進呈。即使如此,，他還是不忘記推薦張穆的兩部著作,，希望得到有力者的資助。他在信中提到《蒙古游牧記》和《延昌地形志》是張穆“一生精力所在”,，因此自己珍護備至,、須臾不離，才會使得這些著作有了“從戎南下,，浮海北來,，未嘗頃刻去手”的輾轉。張穆的著作,，正是在何秋濤的珍視和不斷的增補下,，得以完帙面世。

總之,，在張穆去世十年之后的咸豐九年,，何秋濤參校、補輯《蒙古游牧記》的工作基本完稿,，祁寯藻因此撰寫了序言,，表達了“因醵金付梓而序其綱要”的內容。

然而,，《蒙古游牧記》并沒有在張穆去世之后十年的咸豐九年付梓行世,。今天的一些圖書館著錄和研究者提及的《蒙古游牧記》咸豐九年本，其實是將祁寯藻序言所署“咸豐九年夏四月”當作了版刻完成的時間,。

咸豐九年未能印行的原因,，也依賴前引曾國藩保存的何秋濤書札而得以明了：原來在“壽陽祁相國”即祁寯藻咸豐九年寫序并“醵資發(fā)刻”之后的咸豐十年八月，祁寯藻“回籍就醫(yī),，剞劂無資,，遂以中止”。在何秋濤寄書給曾國藩的咸豐十年（參下引曾國藩書信）,，《蒙古游牧記》已經完成了前十三卷的刻版,，第十四到十六卷尚未付梓,。這一段時期祁寯藻的仕歷情況，據其自編年譜記載：咸豐三年以來,，其“暈眩頭搖之疾”加?。幌特S四年十一月,，獲準開缺致仕,，因為“畿輔軍務未竣，病體方劇,，是以謝恩折內不敢遽請回籍”,，由東華門外移寓宣南。至咸豐十年,，以兄長,、侄子的去世，“慟念骨肉,，思鄉(xiāng)更切，自是頭眴之癥又數數發(fā)”,，因而具折回籍山西壽陽[38],。正是這樣的一個變故，使得《蒙古游牧記》遇到了付梓流傳的瓶頸,。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自身也窮困潦倒、百計莫施的何秋濤只好給過去的舊識曾國藩寄上了委婉求助的書信,。

如前所述,，戎馬倥傯的曾國藩在接到何秋濤的來信之后，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如此一筆：

莫子偲交出何愿船二信,，內有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四本,，又《朔方備乘》凡例數頁，信為當世積學之士[39],。

曾國藩在道光十八年進士通籍以來直到咸豐初年出京,，就與張穆、何秋濤先后在京師交友,。在其文集中,，還留下了《題張石舟煙雨歸耕圖》的長篇歌行[40]。其《苗先簏墓志銘》對自己熟悉的京師學界的描述是：

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鐘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愿船[41],。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于張穆、何秋濤的學術水平是平素所熟知,。當他接獲何秋濤來信及張,、何的著作時，才會在日記里寫下“信為當世積學之士”的激賞,。七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在幕僚寫就的回信之中，親自加進了自己的復信,，其中提到：

再者,，上年十月二十日由莫子偲處惠寄之書，本年由吳桐云舍人便寄大函,，均以七月初莫君面交,。……《朔方備乘》前聞周志甫略述端緒,，茲讀凡例,，益得仰窺纂述之精。意重繕一通,，紙本,、工資所費不乏。又張君《游牧》,、《地形》二記,，刻資無以取給，茲特寄百金,，稍助繕刻之需,，惟希存納。其《朔方備乘》之表七卷,、圖說一卷,，國藩思鈔一分以啟蒙昧，可否分手另鈔,，覓便寄南[42],？

信中提及的何秋濤《朔方備乘》，因為重新繕寫是獲得圣旨而進奏,，所以“紙本,、工資所費不乏”，并不用擔心繕寫的費用；他所擔心的,，正是何秋濤提及的張穆著作“刻資無以取給”,，所以專門寄送了百金以“稍助繕刻之需”。對于《蒙古游牧記》價值的認識,，從曾國藩即使在與太平軍激戰(zhàn)的時刻仍然不忘資助出版的舉措中,，可見一斑。

但是,，《蒙古游牧記》并沒有因為曾國藩的百金之舉而順利付梓,。推想其中最關鍵的原因，除了經費之外,，還與何秋濤在不到一年之后的英年早逝有關,。其好友黃彭年（1824-1890）所撰墓表稱：

君還京師，益究心經世之務,。嘗謂俄羅斯地居北徼,，與我朝邊卡相近，而諸家論述未有專書,，乃采官私載籍,，為《北徼匯編》六卷，復增衍圖說,，為八十五卷,。陳尚書孚恩言于上，命以草稿進,。上覽而稱善，更命繕進,，賜名《朔方備乘》,。召見，晉君官員外,、懋勤殿行走,。庚申之變，書亡,，上詢副本,。黃侍郎宗漢盡取君所藏稿，將繕寫重進,，而侍郎居焚,，是書遂不復存；君亦以憂去,。君故貧,，至是饔飧或不繼，而講誦不倦。彭年去蓮池,，薦君自代,，不虞君之奄逝也。君卒以同治元年六月四日,，年三十有九[43],。

從墓表的記載可知，最后不到一年之中的何秋濤遭遇慘酷：先是原來還在犯愁重繕的《朔方備乘》由于黃宗漢（1803-1864）家居焚毀,，將何秋濤交付給他的底稿也焚毀殆盡,；然后是丁憂離職，不再有生活資助,。來年的同治元年,，他在得到蓮池書院院長黃彭年薦以自代之后，即離開北京到了保定,，并在不久未屆不惑之年,，即不幸亡故。貧困,、抑郁,、離京、早夭,，是其生前雖然完成了《蒙古游牧記》的補輯整理卻不能完全付梓的重要原因,。

《蒙古游牧記》最終的付梓以行，仍然是由于祁寯藻的起復回京,，才終于在一波三折之后成就正果,。《觀齋行年自記》記載：同治皇帝登基之后,，即下諭給祁寯藻“來京聽候簡用”,。祁寯藻遂于同治元年二月由壽陽返回京師，就任大學士銜禮部尚書,，直到同治四年八月以大學士致仕,；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祁寯藻卒于京師寓中,，享年七十四歲[44],。正是在祁寯藻重返京師的最后時段里，《蒙古游牧記》的刻印再度啟動,。今存京都大學《蒙古游牧記》稿本前所夾兩片紅色便簽紙上的信柬,，是我們了解其中再度刊印的重要資料（圖7）： 

圖7、《蒙古游牧記》稿本中的便簽

其一

敬稟太老夫子中堂大人鈞座：《蒙古游牧記》謄清本十二卷,、刊本十一卷,，并交原手帶呈，謹乞詧收。惟自敝東去世后,，一切書籍,，令堂太太珍如鴻寶，此書于校成之后,，萬乞賜還,，并求將刻成者印賜一二部以慰九京。至要至禱,。嘉定陳小蓮夫子為照之業(yè)師,，照因留京待試，假館吳宅,。敝徒幼稺無知,，用敢越俎代稟，緩日諏吉,，再行踵請崇安,，面求鈞誨。先此稟復,，敬求賜電,。

其二

制吳保誠，吳子肅（履敬）之子,、子迪（念祖,、式訓）之侄。

信柬的收信人是第一紙上的“太老夫子中堂大人”,，中堂是明清對內閣大學士的尊稱,，這里無疑指的是擁有大學士銜的祁寯藻；具名寫信人是第二紙上的“吳保誠”,，名字下面注明了他是吳履敬字子肅的兒子,、吳式訓一作念祖字子迪的侄子，而名字上面的“制”字,，說明吳保誠當時正在為父親守制盡孝,。

從信中的內容可以推知,，是祁寯藻打算重新開始完成《蒙古游牧記》的刻版,，因此請人捎信給吳履敬、吳式訓兄弟,，詢問保存在他們那里的稿本和刻本情況,，以便校勘之用,。這個時候的吳履敬已經亡故,，于是由吳保誠作為代表來回復，但是這個孩子年幼無知，便由一位自稱為“照”的吳宅塾師代為書寫了這一份信件,。

吳履敬,、吳式訓兄弟，是清代學者馮志沂（1814-1867）的外甥,。志沂從張穆受漢學,，后又命吳履敬、式訓兄弟投業(yè)張穆門下[45],，吳履敬《?齋集序》稱：

師初于吾舅氏處識敬兄弟數面,，后即許列為弟子，且召子迪躬自督教之,，請業(yè)質疑,，昕夕無間，偶妄有所作,，輒蒙過許,，以為有可造就。二年中,，非惟冠婚喪祭之事賴師營庀,，即子迪之日用瑣屑、一衣一飯之間,，亦皆體念周至,，不啻子弟。噫,！追憶吾師相待之厚,，今日之所得盡力者，僅此讎校編訂之勤,，不自禁其感愧涕零也,，尚何言哉！[46],。

吳式訓的《?齋集序》也回憶云：

訓自總角即聞師名,，嘗於尊酒間睹豪縱磊落之概，心竊慕之,。成童而后,，猥蒙獎勵，許列門墻,，欣感之情,，殊出望外。方冀仰窺豪末,，以稍慰提命之苦衷,，而寒暑再經,，頓晨永別。逝者如斯,，天邪人邪,！……訓從師未及二載，姿性魯鈍,，未窺堂奧,，師亦念訓親老家貧，勉以業(yè)舉,，根柢之學未及多授也[47],。

吳氏兄弟的回憶，可以看到在清代嘉道時期傲岸兀立,、豪縱磊落的張穆對于弟子循循善誘,、提攜備至的長者情懷。因此程鴻詔（1821-1874）的張穆小傳記載說：

青陽吳履敬,、弟訓,，皆少孤，鞠于舅馮,，愛古修學,，張先生資給之，使從學,。張先生卒,，吾師馮子芳（方）夜飲，聞信覆其羹,，兩吳尤悲[48],。

正是這種真摯的師生情誼，不僅在《?齋集》,、《蒙古游牧記》的刻本中,，可以多次看到他們司事“編次”、“覆?！惫ぷ鞯木呙?；同樣，也使他們成為張穆身后遺物重要的看護人,，即使英年早逝,，他們的母親、子侄,，仍然看護著這些遺物,，直到它們?yōu)椤睹晒庞文劣洝纷詈蟮目套鞒鲂Ｓ喼Y,。

吳氏兄弟的生平,，今尚未見相關的傳記史料,。好在時人徐景軾（1828-？）的自訂年譜記錄下了他們的蹤跡,，為我們考訂祁寯藻再度經營《蒙古游牧記》的版刻時年提供了幫助,。這部年譜在兩處提及了吳氏兄弟的事跡：

（道光二十九年）夏間，張石州師為媒,，字妹于清（青）陽吳子迪名式訓,。后中咸豐乙卯科舉人，遽卒,。年少博學,，負用世才，石州師升堂弟子也,。

（同治五年）是年秋間,，請同邑京官在都察院具公呈，以亡妹有金刲股療親事,，援案請旌,。……妹之卒也,，吳子迪之母請歸其柩于吳,。余以嫁殤非禮，猶豫未之許也,。子迪與其兄子肅名履敬少孤,，有大志，潛心古學,，名噪一時,，識者謂其所造未可量。余以其家貧親老,，微規(guī)以習舉子業(yè),。子迪天分過人，不數月而所為時文已居然中程式,，輒就余討論,。歲乙卯，乃廣貸于親友集資,，援例納監(jiān)應京兆試,。……子迪遂以是科舉于鄉(xiāng),。迨庚申年,，京師大疫，子肅,、子迪不數旬相繼逝,。有才無命,，天道何知。其母以青年撫孤,，甫有成立,，而復如此，亦可哀也,。余為遍告同鄉(xiāng),，厚賻其喪而恤其家[49]。

徐景軾在京師未曾通籍之前,，也在王茂蔭（1798-1865,，字椿年，號子懷）的引導下,，師事張穆[50],，后來《?齋集》的校訂，也列名參與（參前表3）,。以上年譜中的記載,，是因為記載其妹妹徐有金的婚嫁事宜和卒后旌表，而提及了吳履敬,、式訓兄弟,。確實像吳履敬上引序言所說“冠婚喪祭之事賴師營庀”，徐有金嫁給吳式訓,，是由張穆親自作媒,。吳式訓于咸豐五年（乙卯）中舉，未及有所作為,，便與其兄長吳履敬在咸豐十年（庚申）京師的瘟疫中先后病歿,。他們的母親“以青年撫孤，甫有成立,，而復如此,，亦可哀也”，這也是為什么上述信柬提及“惟自敝東去世后,，一切書籍,，令堂太太珍如鴻寶”的原因，愛屋及烏,，吳太夫人將對兩個兒子的摯愛寄托在了他們的遺物之上,；“將刻成者印賜一二部以慰九京”的要求，也體現(xiàn)了她對吳氏兄弟夙愿——以包括《蒙古游牧記》在內的張穆著作刊布為終身事業(yè)——的理解,。她是早夭的兒子們真正的知音,。

現(xiàn)在更加明確地看到，上述的信柬在吳履敬之子吳保誠名前冠“制”,，正是為其父守孝之舉,。根據守孝三年的禮制,，祁寯藻是在同治元年二月回到北京之后，就立即寫信給吳家索求《蒙古游牧記》的謄清本和印本,，開始了該書刻版的完竣工作。這種為了《蒙古游牧記》的問世而迫不及待的心情,，也體現(xiàn)了祁寯藻晚年將其看成了自己重要的使命,。

從今天我們看到的《蒙古游牧記》刻本的題記“同治六年春壽陽祁氏刊，洪洞王軒署”來看,，刻版最后竣工之際,，祁寯藻也已經去世。為了《蒙古游牧記》的續(xù)成而付出心血的何秋濤,、祁寯藻以及吳履敬,、吳式訓兄弟，似乎都沒有能夠坐觀其成,。這部偉大的著作,，經由他們的接力，奉獻給了同治,、光緒以來國勢衰弱而亟待振興的新時期,。

其實，保留這些珍貴信息的兩片紅色便簽還不是稿本信柬的全部,。因為其中的代筆者“照”字,，在以上的兩片便簽紙上，無法得到解讀,。果然,，筆者在“內藤文庫”瀏覽期間，翻閱緊鄰《蒙古游牧記》的清代刻本《回疆通志》時,，又發(fā)現(xiàn)了另一片相似的便簽紙（圖8）,，其上紅色的正面書寫了以下文字：

小門生陳輝照

圖8、《回疆通志》中的便簽正背面

在該葉背面的白色紙邊右下角,，還印有紅字楷書“寓教場五條胡同中間路西夾道內朝北大門吳宅”字樣,。毫無疑問，這是吳履敬兄弟的居住地址,，而這一紙片,，也是清人出具便簽的慣常作法：在出具多張便簽的最后，留下具信者的地址,，以便于書信往還,。字跡和紙片形式的相似性，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小門生陳輝照”就是前面信柬中的“照”,。它們被分離在兩處,，可能是復制圖片者在工作的時候因疏忽而挪動,。至今在前揭“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學研究センター”網頁上《蒙古游牧記》的圖版中，也遺漏了陳輝照的一葉,，可能就是把它擱置在了《回疆通志》的圖版系列中所致,。

陳輝照的生平尚未檢得，根據信柬的內容：“照因留京待試,，假館吳宅,。”可知陳輝照如一般的清代士子一樣,，因為進京趕考,，所以在京師逗留，一邊在吳宅擔任塾師,，一邊溫習舉業(yè)以待來年會試,。他的信中提及了“嘉定陳小蓮夫子為照之業(yè)師”，這是與祁寯藻表述師友之誼而尊稱“太老夫子”,、自稱“小門生”（即再傳弟子）的因由所在,。陳小蓮即陳瑑（1790-1848），字恬生,，號六九學人,、小蓮，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精于書數、小學,，有《六九齋饌述稿》等傳世,。祁寯藻于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擔任江蘇學政時，以之為通省經學之冠[51],。今祁寯藻文集里的《祁大夫字說》中,，仍附有陳瑑的題跋[52]，可見是被祁氏列于門墻之內的,。陳輝照代筆而保留在《蒙古游牧記》殘稿本中的信柬,，不僅記錄了《蒙古游牧記》在同治年間的刻版過程，也記錄了吳氏兄弟及其親屬保護遺物的至誠之情,，可謂彌足珍貴,。

保存了信柬的《蒙古游牧記》殘稿本一函二冊，凡六卷,，是作為“內藤文庫”的藏書,，于1952年3月31日入藏京都大學的（參圖9藏書印）?！皟忍傥膸臁笔蔷┒紝W派的奠基人,、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的舊藏，他曾任京都大學教授,。在其身后,，他的以滿蒙檔案史料為主的圖書資料最終入藏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圖9,、《蒙古游牧記》卷一書影

在內藤湖南入藏之前,，這本書的歸屬,，可以在晚清民國時期的學者,、收藏家羅振玉（1866—1940，字叔蘊,、叔言,，號松翁、雪堂,、永豐鄉(xiāng)人等）的記載中找到：

又張石舟《?齋文集》稿本八冊,、《蒙古游牧記》稿四冊、《落帆樓稿》一冊,，上有石舟手校并何道州評語,，何愿船批校至精，為士可作緣,，以廿二金得之,。（《松翁剩稿》卷二“丁未消夏記”）[53]

丁未當光緒三十三年（1907）。這一時期的羅振玉于1906年由江蘇師范學堂監(jiān)督調北京,，在清政府任學部參事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jiān)督,。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得到了同樣是藏書家的同事陳毅（1871-1929,，字士可）的介紹,，獲得了流散出來的張穆、沈垚的著作稿本,，《蒙古游牧記》殘卷亦在其中,。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后，羅振玉攜眷逃亡日本京都,，他的圖書收藏也都運載東去,。開始的時候，他的這些藏書寄存在京都大學圖書館內，直到1914年自建“大云書庫”而遷出,。這一期間,，他編寫了《羅氏藏書目錄》以便雙方檢點。保存在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的這一目錄抄本,，也記載到了這部圖書（圖10）： 

《蒙古游牧記》十卷,，闕卷六，稿本,。三本,。張穆撰，何愿船秋濤手校,。書衣有何氏題：以上三卷有石州丈親校手跡,。則此為第五次稿矣。又云：秋濤按,，此為最后所抄清本[54],。

圖10、《羅氏藏書目錄》鈔本封面及《蒙古游牧記》稿本著錄書影

從以上目錄的描述來看,，它就是“內藤文庫”中的《蒙古游牧記》,，其中的“十卷”，是由于第七卷末誤書“蒙古游牧記卷之七”為“卷之十”所致,，事實上還是“內藤文庫”今藏的原缺了第六卷的六卷?，F(xiàn)在的二冊，當時是三本,，可能后來做了重新的裝幀,。

羅振玉是內藤湖南交誼最深、時間也最長的中國學者,。他們于1899年初識,，此后多有往來。羅振玉的東渡,，主要得到了京都大學的舊友內藤湖南,、狩野直喜（1868—1947）、富岡謙藏（1873—1918）的邀約[55],，于1911年10月由天津首途,，此后居住京都八年，與京大的中國學家之間形成了一個延續(xù)多年的學術共同體,。因為感謝內藤湖南的幫助,、又有感于內藤湖南對于清代學術的研究所需，羅振玉將張穆的《蒙古游牧記》稿本轉讓給了內藤湖南,，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读_氏藏書目錄》在這部書著錄文字前后的括號，可能就是將其另外處理而未入藏的標記符,。

內藤湖南生前,，曾在其《支那史學史》中提及該書：

由于張穆死得較早，此書（《蒙古游牧記》）在他生前未能完成,，他的晚輩后學福建人何秋濤整理,、校正了張穆的草稿。我手頭有何秋濤掌握的草稿的一部分,?？磥韽埬碌牟莞宕篌w已經完成，何秋濤進行整理,，也只是稍稍有所補訂而已[56],。

由于作者沒有比對后四卷的內容，根據前六卷的殘稿本認為全書中“何秋濤進行整理,，也只是稍稍有所補訂”,，是不確的。但內藤湖南對于這部《蒙古游牧記》稿本的重視,，還表現(xiàn)在1918年把它著錄于《滿蒙叢書刊行概要》中,、想要通過這個稿本來校正世間刊本訛誤的計劃[57],。

不管怎樣,，《蒙古游牧記》的稿本在完成了刻版的底本校訂使命之后，其殘卷流散東瀛,，能夠在內藤湖南研究清代西北史地學的書稿中派上用場,，并最終保存完好，公布世間,，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余論  良朋相與志春秋

清代西北史地學在嘉道年間的學術群體中，何秋濤堪稱殿軍,。身當咸豐國勢更加微弱之際,，何秋濤撰《北徼匯編》六卷，專注北部邊疆與俄羅斯的關系研究,，而受到時人關注,。如前所述，這部著作受到陳孚恩的推薦,，增編為八十卷,，進呈咸豐皇帝御覽，得賜書名《朔方備乘》,。其書未及刊行,，而遭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毀于圓明園戰(zhàn)火，副本也毀于黃宗漢宅中的回祿之災,。今所見《朔方備乘》的刊本,，則是在何秋濤去世之后，其子何芳徠將家中殘稿呈交直隸總督李鴻章（1823-1901）,，在李氏過問下,，由黃彭年與畿輔通志局編修諸人據家存殘稿及目錄補綴排類，歷經十年,，而于光緒七年刊行[58],。仿佛是一種宿命，何秋濤《朔方備乘》的成書過程,，承繼了嘉道西北史地學著作的“續(xù)成”傳統(tǒng),，成為那個時期的終結。也仿佛是一支接力棒,，作為嘉道史地著作的后期代表,，《蒙古游牧記》與《朔方備乘》的面世，將經世學術的火炬?zhèn)鬟f給了同光時期的后來者,。

在“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歷史長河中,，嘉道西北史地學的續(xù)成現(xiàn)象，也是中國學術傳承的一個縮影,。這一個個自發(fā)的學術共同體,，保障了一個個學科的薪火相傳?！睹晒庞文劣洝返淖髡邚埬略浽谕砟曜?lián)言志：“駑馬定應勤十駕,，良朋相與志春秋?！?/span>[59]正是這種對于自身勤奮的鼓勵,、對于同道相互支持的期許，成就了他們心中的名山事業(yè),。

（本文原刊周偉洲主編《西北民族論叢》第十六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33頁）

[1]相關論述亦可參郭麗萍《道光朝西北史地學人學術交游述略》,，《太原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125-128頁,。

[2]包文漢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3]參朱玉麒《徐松與道光朝京師學壇的西北史地研究》,，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四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265-294頁,。

[4]《?齋文集》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影印咸豐八年（1858）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37頁,。

[5]同上注,。之前的相關研究，可參郭麗萍《師友交游與張穆著作的續(xù)補?？?，《炎黃文化研究》第四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303-309頁。

[6]祁寯藻《?齋文集序》,，《?齋文集》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236頁,。又祁寯藻咸豐八年八月《觀?齋摹潛邱先生像卷愴然題后》“三篋遺書世尚珍”詩句下自注：“頃與何子貞太史,、何愿船比部、吳子迪孝廉?？?齋集》,。其《北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二書,，愿船補輯已成，次第付梓,?！薄??亭后集》卷一四，任國維主編《祁寯藻集》第四冊,，太原：三晉出版社,，2015年，182頁,。此外,，何秋濤、吳履敬,、吳式訓《?齋文集序》也有類似記錄,。

[7]鄭天挺《張穆〈?齋集〉稿本》,，《益世報·讀書周刊》1936年1月8日；收入作者著《清史探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249-265頁,。

[8]稿本中勘校三家,，其中言“思復齋”者，鄭天挺先生以為“莫詳其姓字”,，實即祁寯藻齋號,。

[9]《魏延昌地形志》稿本卷前總目署名“平定張穆石州譔，光澤何秋濤愿船編次”,。其書幾經易手,，最后失散，僅存抄本目錄一卷,，司州三卷,。參安介生《〈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輯校》,，濟南：齊魯書社,，2011年。

[10]《皇朝藩部要略》卷后,，《續(xù)修四庫全書》第740冊,，521頁。

[11]祁寯藻《蒙古游牧記序》,，《蒙古游牧記》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第731冊，1頁,。

[12]張穆《與許印林書》其九,，王儉編注《張穆書信輯存》，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年,，59頁。

[13]張穆《蒙古游牧記序》,，《?齋文集》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281頁,。序言“致力十年,，稿草屢易”，即以去世之道光二十九年為序而言,，則《蒙古游牧記》的撰著也當前推至道光二十年,，與上所考證起于道光二十五年有異,。“十年”之數,，或虛指也,。

[14]祁寯藻《蒙古游牧記序》，《蒙古游牧記》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第731冊,，1-2頁。呂文利有《〈皇朝藩部要略〉研究》,，于第一章第二節(jié)《張穆學術人生轉折若干問題》（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版，37-62頁）中認為張穆撰寫《蒙古游牧記》而最終不提與《藩部要略》的關系,，與其想擺脫祁氏的強勢影響以及迎合清政府的“國家建設”有關,，或有過度闡釋之嫌。

[15]張穆《復徐松龕中丞書》,，《?齋文集》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269頁,。

[16]張穆《與許印林書》其十六,，王儉編注《張穆書信輯存》，78頁,。

[17]稿本掃描件,，參“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學研究センター/Center for Informatics in East As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Research in Humanities”網頁之文獻鏈接：http://kanji.zinbun./db-machine/toho/html/top.html內蒙古大學李喜波碩士論文《蒙古游牧記若干問題研究》（2010年6月）是最早注意到這一網站上公布的稿本的研究者。但是由于作者不能準確閱讀其中提供的信息,，對于成書過程的理解多有舛誤,。

[18]關于《蒙古游牧記》研究的專門論文，前有蔡家藝《淺論〈蒙古游牧記〉》（《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佟佳江《〈蒙古游牧記〉證誤》（《北方文物》1994年第4期）肇端,，近年有陳亞洲《張穆及其〈蒙古游牧記〉研究》（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王慧榮《位卑未敢忘憂國——〈蒙古游牧記〉著述年代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那順達來《〈蒙古游牧記〉考辨》,，《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等相關成果發(fā)表。除前揭李喜波碩士論文討論其稿本及成書過程與本文旨趣相關外,，均與本文屬意略疏,，故前期研究介紹從略。

[19]張穆《新獲與許印林書》其四,，王儉編注《張穆書信輯存》,，93頁,。

[20]張穆《與許印林書》其十一，王儉編注《張穆書信輯存》,，65頁,。

[21]張繼文《先伯石州公年譜》（《張穆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以下簡稱《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152冊,，129頁,。

[22]張穆注記，見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方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59頁。

[23]張穆《新獲與許印林書》其四,，王儉編注《張穆書信輯存》,，93頁。

[24]張穆《潛邱年譜題詞》：“洎交光澤何愿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愿船為析疑彌罅，又不下數十事,?！寂c愿船更事討論，密又加密,?！薄?齋文集》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283頁,。

[25]《顧先生祠會祭題名第一卷子》，1918年石印本,。

[26]張穆《王會篇箋釋序》：“杜于皇贈閻詩有云：‘不貴子博觀,，貴子秉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余曩謂斯語非潛邱不足當之,，亦非于皇不能言之,。至今日可轉為愿船贈矣,。”《?齋文集》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284頁。

[27]張穆《校正元圣武親征錄序》,，《?齋文集》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279-280頁,。

[28]《蒙古游牧記》刻本卷一,、二署名作“平定張穆石州撰，光澤何秋濤愿船?！?，卷三至卷一二作“平定張穆撰，光澤何秋濤?！?。

[29]祁韻士《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二六“敖漢部總傳”：“所部一旗，駐固爾班圖爾噶山,，與柰曼,、翁牛特、巴林,、扎嚕特,、喀爾喀左翼、阿?？茽柷咧T部統(tǒng)盟于昭烏達,。”《文淵閣四庫全書》,，葉3背—4正,。《清史稿》卷五一九“藩部”二“敖漢部”亦沿襲其誤,，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4339頁,。

[30]《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卷五四二“烏喇特”,，道光二十二年刊本，葉4正,。

[31]參《明史》卷三二八《外國》九“朵顏”：“命脫兒火察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哈兒兀歹為都指揮同知，掌朵顏衛(wèi)事,?！北本褐腥A書局，1974年,，8504頁,。

[32]參《清實錄·圣祖實錄》卷一九一“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022、1028頁,。

[33]吳履敬《?齋集序》,，《?齋文集》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238頁,。

[34]吳式訓《?齋集序》，《?齋詩集》卷末,，《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395頁。

[35]吳式訓《?齋集序》,，《?齋詩集》卷末,，《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394-395頁,。

[36]吳履敬《?齋集序》,，《?齋文集》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238頁,。

[37]《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206頁。

[38]祁寯藻編,、祁世長續(xù)編《觀齋行年自記》（《祁寯藻年譜》）,，《年譜叢刊》第146冊影印本，584-606頁,。

[39]《曾國藩全集·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639頁,。

[40]《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63-64頁,。

[41]《曾國藩全集·詩文》，310頁,。

[42]《曾國藩全集·書信》,，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2196頁,。胡衛(wèi)平《曾國藩的藏書與刻書》第四章第三節(jié)“曾國藩在安慶督署的刻書活動”二“資助刊刻《蒙古游牧記》、《延昌地形記》”,，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135-137頁,。

[43]黃彭年《清故蓮池書院院長刑部員外郎何君墓表》,，何秋濤《一鐙精舍甲部稿》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五年淮南書局刊本,，第1554冊,，147-158頁。

[44]祁寯藻編,、祁世長續(xù)編《觀齋行年自記》,，《年譜叢刊》第146冊，608-635頁,。

[45]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卷二“張石舟手札”,，主要抄錄了張穆晚年與馮志沂的通信，其中多次提及與吳氏兄弟的來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50-53頁,。

[46]吳履敬《?齋集序》,，《?齋文集》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238頁,。

[47]吳式訓《?齋集序》，《?齋詩集》卷末,，《續(xù)修四庫全書》1532冊,，394-395頁。

[48]程鴻詔《張先生小傳》,，繆荃孫輯《續(xù)碑傳集》卷七三,，江楚編譯書局宣統(tǒng)二年（1910）刊本,，葉十七正面。

[49]徐景軾《草心閣自訂年譜》,，《年譜叢刊》第169冊影印本,，420、444-446頁,。

[50]徐景軾《草心閣自訂年譜》：“王子懷先生導余從平定張石州穆受學,。先生以漢學名一時,，兼善古文辭,。余因是得窺古學門徑?！薄赌曜V叢刊》第169冊,，418頁。

[51]參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48頁,。

[52]陳瑑題跋開篇云：“太歲戊戌,，吾師壽陽夫子以《祁奚字黃羊解》試諸生，瑑曾有鄉(xiāng)壁附會之說,，未曾呈閱,。越七年乙巳，謁夫子于京邸,，出王菉友,、何子貞兩家之作見示，引證處間有與拙說暗合者,。因檢舊作,，點竄一二，附書冊尾,?！比螄S主編《祁寯藻集》第一冊，8頁,?？芍惉冇诘拦馐四辏ㄎ煨纾┦苤谄顚斣澹迥辏ㄒ宜龋┻M京赴考,，又再度重逢,。

[53]《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七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52頁,。

[54]羅振玉、王國維編《羅氏藏書目錄》“鈔本之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下冊,，159頁,。

[55]羅振玉《集蓼編》：“武昌變起，……舊友京都大學教授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岡謙藏諸君書來，請往西京,。予藏書稍多,，允為寄存大學圖書館，且言為予備寓舍,?！T君風誼不減古人，終吾生不能忘也,?！薄读_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十一集，59頁,。

[56]內藤湖南《支那史學史》,，《內藤湖南全集》第十一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403頁；內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16-317頁,。

[57]《滿蒙叢書刊行に就て》，《內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173頁,。

[58]李鴻章《朔方備乘敘》,，《朔方備乘》卷首，光緒七年刊本,。

[59]張繼文《先伯石州公年譜》“道光二十八年”條：“嘉平月,，先伯撰聯(lián),，索何子貞書。聯(lián)云：‘駑馬定應勤十駕,，良朋相與志春秋,。’子貞題曰：‘?齋居士同年聯(lián)句屬書,，既自?勉,，兼相策勵。濡筆作此,，良用愧儆,。’”《年譜叢刊》152冊,，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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