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潘（1871－1944），字恢吾,，號蓼庵,，祖居睢縣，后遷杞,，住縣城大南門街,。光緒二十八年（1902）壬寅補(bǔ)行庚子、辛丑（1900,、1901）恩正并科河南鄉(xiāng)試舉人,，朝考大挑一等，授職揀選知縣（未任）,，是晚清及民國年間河南著名學(xué)者一,，有“南有李敏修，中有張開促孚,，北有蔣恢吾”之譽(yù),。

蔣博覽群書，學(xué)力深厚,，其居室“梧蔭樓”藏書數(shù)千卷,，平生潛研經(jīng)史，文宗昌黎,、詩法少陵,、史尊班馬，造詣頗深,，尤擅于史志,，精于金石考證。1915年7月,、1938年6月,，他曾受聘纂修《杞縣志》《河陰縣志》，任總纂,，著有《杞縣志稿》（未刊）,、《河陰志》。其間還受聘河南通志局（亦稱河南通志處,、通志館）任纂修,，授八等嘉禾章，著有《金石考》,。在多年的實踐中他編纂了許多志書,，總結(jié)了志書篇目、體列,、編纂,、校注及資料搜集、整理,、鑒定等方面的經(jīng)驗,，對研究和發(fā)展方志理論和纂修志書做出了很大貢獻(xiàn)。他重視資料的搜集,，強(qiáng)調(diào)“采訪之要,，心思、耳目,、手足一一皆到,，方能稱職，蓋考索之精確,，閱見之祥審,，手書足履之頻煩勞苦，舉無可少者,，大忌以耳代目,，以目代足”。談到采訪與編纂時,，他又指出：“采編之與編纂,，文字雖有繁簡，紀(jì)錄雖有先后,，而責(zé)任實無重輕,。”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采訪作為編纂基礎(chǔ)的重要性,。1932年他撰寫了《方志淺說》,，實為修志指南，文中就“方志之原始與其變遷”,、“方志與國史之異同”,、“通志與通史之異同”、“省志與一統(tǒng)志,、郡縣志之異同”,、“修志三要（人才、錢財,、史材）”,、“修志三長（才、學(xué)、識）”,、“修志二綱（采訪,、編輯）”、“采訪四術(shù)（躬親,、專治,、擇要、耐勞）”,、“編纂四則（體例精,、材料豐、去取審,、文字潔）”,、“成書三期（校理舊志、開纂長編,、刊成定本）”等方面,，根據(jù)他的實踐作了精辟闡述和獨到的見解，對今日編修新地方志仍富有借鑒價值,。

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他回杞整理舊志，潛心研究學(xué)問,，或以文會友,，或指導(dǎo)門生習(xí)作，樂此不疲,，尤其晚年仍為登門求教的青年答疑解惑,，誨人不倦。

他一生著作頗豐,，已刊行的有《梧蔭樓詩鈔》二卷,、《梧蔭樓文鈔》六卷、《梧蔭樓駢體文鈔》一卷,、《求愧怍齋筆記》三卷,、《蓼庵筆記》一卷；未刊行的有《梧蔭樓詩話》,、《河南金石目》,、《杞縣金石考》、《河陰金石考跋》,、《隨唐金石考跋》,、《篤雅堂文集》、《四書求心錄》,、《梧蔭樓家書》,、《梧蔭樓日記》等,。方志理論文章除《方志淺說》外，還有《河陰修志意見書》,、《河陰志稿編纂細(xì)則》,、《河陰文征序》、《河陰縣志凡例》,、《杞縣商例》,、《通志首列圣制議》等,；在給好友胡巽青,、步彰五等的書信中也闡述了一些對編纂方志的意見。他在從事修志工作的同時,，又費盡心血收藏河南志書一百七十余種,，日偽時期悉數(shù)為河南省偽省長李敬齋掠去，后輾轉(zhuǎn)流徙,，存失莫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