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大多認為“二雅”“三頌”與禮制具有共生互滲關系,，而往往忽略了“國風”與禮制所具有的這種關系,。但筆者以為恰恰正是這部分作品更具代表性，因為它們不僅是構(gòu)成《詩經(jīng)》的主體,，其作者群體與詩歌內(nèi)容也都更具有廣泛性,。本文僅就“風”詩與“嘉禮”的共生互滲關系舉例略述，以管窺見豹,。

“嘉禮”的具體功能是“親萬民”,，主要包括飲食禮（宴飫）、昏冠禮（含笄禮）,、賓射禮,、饗燕（享宴）禮、脤膰禮、賀慶禮,、鄉(xiāng)飲酒禮,、養(yǎng)老禮、優(yōu)老禮,、尊親禮,、巡狩禮等十一種類型，其核心為致親（萬民）,。據(jù)初步統(tǒng)計,，在“風”詩中，涉飲食禮者19首,，涉婚冠禮者21首,，涉其它婚禮者56首，涉賓射禮者5首,，涉燕饗禮者8首,，涉鄉(xiāng)飲酒禮者7首，涉侍親養(yǎng)老禮者3首,，去其重復當有95首,，占《詩經(jīng)》中全部“嘉禮”類詩歌總數(shù)172篇的55%。

就其創(chuàng)作內(nèi)容而言,，像《周南·關雎》描寫了“廟見成婦禮”儀式,，且為依禮求偶的范本；《葛覃》蘊含了“歸寧父母禮”信息,；《漢廣》為“親迎御輪禮”與“留車反馬禮”的形象描繪,；《召南·鵲巢》描寫了迎親婚儀；《邶風·凱風》自責不能行“侍親養(yǎng)老禮”,；《齊風·猗嗟》再現(xiàn)了“賓射禮”場景,；《豳風·東山》描寫了“親迎受女結(jié)帨”儀式；《豳風·七月》則蘊含了飲食禮,、婚冠禮等諸多信息，描寫了“饗燕祝壽禮”場景,；等等,。這都彰顯出“風詩”與禮制之間的共生互滲關系。

就其運用形式而言,，《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等六詩,，都被用在行鄉(xiāng)飲酒禮、鄉(xiāng)射禮,、饗燕禮,、敬賢禮時定期演奏，且用于王后與國君夫人的房中之樂；在《周禮》《儀禮》《禮記》中,，對《召南·騶虞》用作賓射禮演奏的記載殊多,。其用意是通過在禮儀場合演奏“風詩”，教化民人,，協(xié)調(diào)關系,。尤其是從春秋前中期開始，各種重要場合興起“賦《詩》言志”之風的同時,，引《詩》以說禮之風也悄然而興,，使《詩經(jīng)》與禮制得以并行傳播，互滲得以深化,，僅《左傳》記載引“風”詩證禮就達30條,，其中5條涉及“嘉禮”。比如,，襄王二十八年（前625）,，魯君子引《邶風·泉水》次章“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句,，以侍親禮“姊親而先姑”之道,，譏諷宗伯夏父弗忌長幼顛倒的“逆祀”行為（《左傳·文二年》）。再如,，簡王七年（前579）,，晉大夫郤至（昭子、溫季子）聘問楚國,，共王用兩君相見燕饗禮招待他,，郤至便引《周南·兔罝》首章“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句,，言以燕饗禮結(jié)好鄰國而慈惠其民,，便“政以禮成”；又引卒章“赳赳武夫,，公侯心腹”詩句,，言以超標燕饗禮收買人心，則適得其反（《左傳·成十二年》）,。

就其理論闡釋而言,，孔子在繼承前賢賦《詩》言志、引《詩》說禮闡釋方式的基礎上,，進一步將《詩》,、禮、樂的關系提升到理論高度予以確認,，提出了“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的三種境界：借學習《詩》之文本以體悟其所蘊含的禮制精神，由涵養(yǎng)禮制精神而立身,，最終達到能逐一演奏“詩三百”的高度,，才算真正完成了《詩經(jīng)》的學習。這無疑對詩禮互滲關系的深化起到了強有力的助推作用,。具體到“風”詩與“嘉禮”的互滲,，孔子與端木賜（子貢）借《衛(wèi)風·淇澳》討論人格修養(yǎng)精益求精，早已廣為人知,；其解《關雎》的精髓乃“反納于禮”（《孔子詩論》,，下同），亦為智慧之見,，這個反納的“禮”就是依“婚冠禮”求偶之禮,；其解《周南·螽斯》為“君子”，即慶賀君子依禮修身而多福,，亦頗得詩心,；其首肯《鄭風·將仲子》女主人公“《將中》之言不可不畏也”，是因為發(fā)現(xiàn)了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禮制的敬畏,；其喜歡《齊風·猗嗟》“四矢反兮，以御亂兮”詩句,，也是因為詩句展示了賓射禮,。

可見，無論“風”詩的創(chuàng)作內(nèi)容,，還是運用方式與理論闡釋,，都體現(xiàn)出其與“嘉禮”的共生互滲關系。從道理上講,，所謂“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管子·心術》）,，則描述日常生活風貌,、抒發(fā)日常生活感情的詩歌，承載的社會生活習俗信息會更為全面而豐富,，自然是最能反映社會生活習俗的詩作,。我們知道，生活習俗是禮俗產(chǎn)生的社會基礎,，而禮俗則又是官方制定禮制的重要依據(jù)之一。故孔子認為“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jié)文,，以為民坊者也”（《禮記·坊記》）,。因此，只要“國風”產(chǎn)生的過程與禮制產(chǎn)生的過程具有共時性,，其也應該和“雅”“頌”一樣與禮制有著密切關系,。

就現(xiàn)存160首“國風”作品而言，學界認為多數(shù)詩篇創(chuàng)作于春秋時期,，但其中有些淵源于遠古歌謠而其主體篇章產(chǎn)生于商代晚期,，應當是沒有問題的；有些則是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制禮作樂”時將采集自民間的歌謠,，改造配樂編纂到國家禮樂典章之中,，之后又重新回歸于社會而在不同禮儀場合演唱教化民眾，也是沒有問題的,；即就是那些創(chuàng)作于春秋時期的譏刺“非禮”的所謂“變風”詩篇,，其比照的對象正是“有禮”——周公旦“制禮作樂”時所創(chuàng)立的禮儀制度規(guī)范。吳公子札（季札）聘魯觀樂時,，贊美“二南”為“始基之矣”,，稱贊《豳風》為“其周公之東乎”（襄二十九年《左傳》），即為明證,；后來孔子囑其兒子孔鯉（伯魚）“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論語·陽貨》），也大有深意,。

就西周禮制形成歷程而論,，同樣發(fā)端于遠古——“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就其層次來看，由風俗而禮俗,，由禮俗而禮制,，而風俗恰恰是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的；就其范圍來看,，由民間而官方,，從宗教到政治。當然,，上古禮制形成過程來看,，是經(jīng)夏商積淀而至西周禮制才得以完備的。故孔子說：“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這表明西周時期才真正進入了禮制時代。即便到了東周中期開始出現(xiàn)了“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風俗通義·聲音》）的局面,，但仍有大批虔誠如周內(nèi)史叔過、衛(wèi)執(zhí)政卿甯速（莊子）,、秦大夫百里視（子明）,、曹大夫僖負羈、宋司馬公孫固,、晉大夫羊舌肸（叔向）,、吳大夫公子札、齊卿士晏嬰（平仲）,、楚行人觀射父,、鄭執(zhí)政卿游吉（子大叔）、魯司寇孔丘,、陳芋尹蓋者,，都一直在不遺余力地維護并修復著它。

由此可見,，“國風”的創(chuàng)作,、結(jié)集、傳播與先秦“俗”→“禮”→“禮制”的積淀,、完備,、推行，是大體同步的,。這就為兩者共生互滲關系的可信性提供了歷史背景依據(jù),。西周社會的禮樂文明是《詩經(jīng)》產(chǎn)生的歷史土壤，而《詩經(jīng)》又是周代禮樂文化的載體,，擴大了禮樂文明在周代社會的影響,。“風”詩自然也不例外,。春秋開始,，外交或其它場合引“風”詩以說禮，孔子教授“詩三百”借“風”詩以談禮,，進一步擴大了“風”禮互滲的途徑,，并深化了“風”禮互滲的程度。

綜上可見,，“風”詩不僅與“嘉禮”從遠古至西周相伴而生,，而且到東周其互滲又在不斷加深，為我國傳統(tǒng)禮樂文明的核心元素——“詩禮文化”建構(gòu)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今天我們中華文化復興貢獻了豐厚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