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只有在科學求真的基礎上才能有真正的古史與文化重建,。一些學者試圖通過解釋顧頡剛先生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以充實信古或釋古的根據(jù),，不僅有違顧頡剛先生之志愿,，也不可能有成功的文化重建，只可能滑向前現(xiàn)代深淵,。我們推送李政君老師此文,，通過翔實的歷史考辨，再現(xiàn)了顧頡剛科學求真的精神,，揭示了古史辨“不立一真,，唯窮流變”，在觀念變遷中考察古史層累流變的科學要義,。激濁揚清,，正本清源，讓我們更深理解古史辨本質(zhì)要義和顧頡剛先生矢志不渝的未竟事業(yè),。

1930年前后顧頡剛學術理念的變與不變

李政君

 [摘  要] 1923年,，顧頡剛提出“層累”說，致力于打破舊有上古史系統(tǒng),。1930年,，發(fā)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之文，有的學者據(jù)此認為顧頡剛的學術宗旨已經(jīng)改變，這是不正確的,。顧頡剛研討漢代的政治和歷史觀念,，是他整個古史探研計劃的組成部分。顧頡剛一直關注文獻中“古史觀念”,。他應對考古學及社會史研究的一些進展,，而提出學術上各有“分工”之說，在治史活動中做出自我說明和某些調(diào)整,，但其根本學術理念未因此改變,。我們不應把學術界關注視角的轉(zhuǎn)變，也視為顧頡剛學術理念的轉(zhuǎn)變,。

[關鍵詞] 顧頡剛    “層累”說    學術理念    古史觀念  

     1923年,，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以下簡稱“層累”說），質(zhì)疑中國舊有上古史記載,，轟動一時,。他把古代一切圣經(jīng)賢傳都當作歷史的“文獻”來處理，在史學觀念上突破了傳統(tǒng)的格局,，引發(fā)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史學革命,。在對顧頡剛古史學的認識與研究中，不少學者提到其變化問題,。即如楊向奎以顧著《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1930年）為據(jù),，認為此文“自成體系”，“恢復到今文學派康有為的立場”,。持類似觀點者如當時的胡適,、錢穆及今人張京華等。許冠三則提出顧頡剛“始于疑終于信”的說法,。近來,，馮峰認為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前期，顧頡剛受考古學影響,，關注點由上古史實轉(zhuǎn)向文獻中人們的“上古觀念史”,。上述論文盡管出發(fā)點不同，但都認為顧頡剛古史學存在變化,?！段宓陆K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是顧頡剛古史研究重要代表作之一，重點討論漢代經(jīng)學,。但它與“層累”說是否為獨立兩部分,？現(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的出現(xiàn)及發(fā)展，特別是殷墟發(fā)掘無疑會影響到顧頡剛,。但他是否因此才“轉(zhuǎn)向”研究“上古觀念史”,？

     在顧頡剛一生之中,，其學術出現(xiàn)一些變化很正常，但他以“層累”說為核心的根本學術理念是否改變,？如果改變存在,，我們?nèi)鐚嵦矫髯允菓敗Ｈ绻淖儾淮嬖?，諸多變化說法就容易造成人們對顧頡剛古史觀念的誤判,，特別是在“疑古”爭議頗多的當下，很可能會出現(xiàn)類似陸王心學宣揚所謂“朱子晚年定論”式的效應,。因此,，本文擬就1930年前后顧頡剛學術理念的變與不變問題，略抒淺見,。

一,、 《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與“層累”說的關系

     顧頡剛寫就并發(fā)表于1930年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是否“自成體系”，是否意味著他回到了晚清今文經(jīng)學的立場,？討論此問題,，我們首先應明確：顧頡剛在1923年提出“層累”說所針對的舊有上古史系統(tǒng)，乃是傳統(tǒng)社會意識形態(tài)立足的根基,。正如王學典所說,，對傳統(tǒng)社會性命攸關的意識形態(tài)內(nèi)容，君統(tǒng),、道統(tǒng),、學統(tǒng)、王制等,，均立足于“歷史”的敘述上,，失去這個根基，“封建”意識形態(tài)將全部坍塌,。“層累”說就是要顛覆這個“經(jīng)學上古史系統(tǒng)”,。

     顧頡剛創(chuàng)立中國古史的“層累”說,，確實與他的經(jīng)學認識密切相關。晚清民國以來,，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發(fā)生嬗變,，經(jīng)歷了所謂“以復古為解放”的發(fā)展歷程，如梁啟超,、蒙文通,、錢穆、周予同等均有此說,。顧頡剛也有類似認識,，但他不是講“復古”，而是表述為逐級“打破”。就《顧頡剛讀書筆記》來看,，他最晚在1916至1917年間注意及此,，此后屢見提及。只是到1930年才在《古史辨第二冊自序》中公開表述出來,，寫道：

   我承認我的工作是清代學者把今古文問題討論了百余年后所應有的工作,，就是說，我們現(xiàn)在的工作應比清代的今文家更進一步,。從前葉德輝（他是一個東漢訓詁學的信徒）很痛心地說：

     有漢學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zhàn)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ā杜c戴宣翹校官書》,，《翼教叢編》卷七）

     想不到他的話竟實現(xiàn)在我的身上了！我真想拿了戰(zhàn)國之學來打破西漢之學,，還拿了戰(zhàn)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zhàn)國之學：攻進這最后兩道防線,，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  

     此處“打破”,，比梁啟超所言“以復古為解放”更具有迅猛和震撼的力量,。此時顧頡剛已經(jīng)構(gòu)想要“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其實質(zhì)是結(jié)束經(jīng)學對古史的束縛,，使中國上古史真實地獲得解放,。為此目標，他要承繼與推進清代經(jīng)學發(fā)展趨勢,，先“打破西漢之學”,、再“打破戰(zhàn)國之學”。顧頡剛持續(xù),、經(jīng)常提及此問題,，其史學理念應受此影響。而《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主要運用了先秦的材料來揭露漢代的編造”,，正是“一次‘以戰(zhàn)國諸子之學攘西漢’的精采表現(xiàn)”?！鞍衙恳粋€帝王怎樣安排到這一體系（舊有上古史系統(tǒng)——筆者注）中的來龍去脈擺清楚,，正是對‘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所作的一次精辟的解剖?！币虼?，從顧頡剛的學術理念與方法看，此文并非“自成體系”,，而是整個“層累”說系統(tǒng)建構(gòu)的組成部分,。

     后來,，顧頡剛對逐級“打破”有更系統(tǒng)、完善的表述,，也證明了這一點,。1948年，他在蘭州大學開設上古史課程的講義中,，論述了“清代整理并研究經(jīng)學的成績及次第”,。認為逐級“打破”最后一步是章學誠、龔自珍等“攻擊《六經(jīng)》”,，“提出了《六經(jīng)》皆史的主張,，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經(jīng)”，“以恢復《六經(jīng)》本來的面目”,。并說這“實是一種自然趨勢,，在他們（清代學者——筆者注）是本無意識，無關聯(lián)的”,。這恰說明了顧頡剛的“有意識”：既然清代經(jīng)學在“逐級打破”道路上已開始“化經(jīng)入史”,，他要“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自當順著“六經(jīng)皆史”主張繼續(xù)“化經(jīng)入史”,。也就是顧洪所說：顧頡剛始終認為自己所擔當?shù)娜蝿帐墙Y(jié)束經(jīng)學而開創(chuàng)古史學,。

      “化經(jīng)入史”首先必須解決經(jīng)學問題，如顧頡剛后來所說：“現(xiàn)代學者,，無論治考古學,、古文字學、社會史,、民族學,，皆欲跳過經(jīng)學的一重關，直接從經(jīng)中整理出古史來（如王靜安先生即是最顯著之一例）”,?！叭淮瞬豢赡堋Ｉw如不從辨別經(jīng)學家派入手,，結(jié)果仍必陷于家派的迷妄,。必從家派中求出其調(diào)理，乃可各還其本來面目,。還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始可以見古史之真相”,。解決經(jīng)學問題,，顧頡剛首先選擇從研究“漢學”入手。他認為經(jīng)學派系,、舊有上古史系統(tǒng)等基本學術文化范式,，都在漢代凝結(jié)定型,。歷代信古的學者、信古的考據(jù)家也大多立足于“漢學”,。但“漢代是一個‘通經(jīng)致用’的時代”,，“漢學是攪亂史跡的大本營”。故打破漢代經(jīng)說,、史說,，也就成了顧頡剛貫徹治學理念、還原上古史真實記載的首要任務和先決問題,。此即顧頡剛“化經(jīng)入史”的基本理路,。他要打破“經(jīng)學上古史”系統(tǒng)，為建設新古史學掃清基礎,。因此,，顧頡剛對經(jīng)學問題頗有留意，宗旨卻在于結(jié)束經(jīng)學,，厘清古史,，并不是主張某一派經(jīng)說，盡管利用了康有為等人的見解,，也不能證明他“走了今文家派的老路”,。

     《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所重點關注的，正是漢代經(jīng)學及其對漢代古史觀念的影響,，顧頡剛明確提出要借此結(jié)束今,、古經(jīng)學問題，體現(xiàn)出結(jié)束經(jīng)學,、開創(chuàng)古史學的學術自覺精神,。因此，“層累”說延伸到漢代經(jīng)學的結(jié)果,，乃是“使中國的史學脫離經(jīng)學而獨立”,。此文無論與晚清今文經(jīng)學有多少關聯(lián)的痕跡，都不能表明顧頡剛回到了晚清今文經(jīng)學的立場,，正如劉巍所說：“‘古史辨’運動所討論的經(jīng)學今古文問題,，只是由漢秦而上復三代的‘現(xiàn)代之古史研究’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它與道咸間的今古文問題的討論不可同日而語,?！?nbsp;

     《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之“化經(jīng)入史”，與“層累”說打破“經(jīng)學上古史系統(tǒng)”,、開創(chuàng)古史學的理念一脈相承,。“層累”說提出的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論證的學說,，1930年前后顧頡剛以《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為主,，大量涉獵漢代學說,、考辨漢代古史觀念，則是證成該學說的關鍵,，二者并非游離的關系,。

二、 對后世“古史觀念”的持續(xù)關注

     前述馮峰認為,，1930年前后,，顧頡剛關注點由上古史實轉(zhuǎn)向文獻中的后世“上古觀念史”。那么,，顧頡剛提出“層累”說時,，焦點是否集中于“上古歷史事實”？他是否受學界影響才轉(zhuǎn)而關注后世“古史觀念”,？解決此問題,，最直接的方式莫過于在他1930年前的治學計劃中找尋線索。顧頡剛一生為自己制定過不少治學計劃,，雖然很少徹底實現(xiàn),，但卻足以體現(xiàn)他的學術思想及走向。正如劉起釪所說：顧頡剛一生學術上的成就,，無一不是由他所訂研究計劃中出來,。

     1923年顧頡剛提出“層累”說，1924年因標點《崔東壁遺書》,，無法如期恢復古史討論,，寫下《我的研究古史的計劃》。此文反映了他提出“層累”說時的史學理念,，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探討后世“古史觀念”與其古史研究的關系,。

     這個計劃共分六個學程。第一學程（1925～1930年）是讀魏晉以前史書,，時間最長,，其中讀《漢書》、《后漢書》要花四年,，又占大部分時間,。顧頡剛解釋道：“分析之后，漢歸漢,，周秦歸周秦,，然后古史始可有切實的整理”?！皾h學”研究在顧頡剛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前已論及，不再贅述。第二學程（1931～1933年）中,，他說：“漢人的附會撥去了，各種古書始可顯出它們的本相,，考證之事方才有所憑借,。所以第二步接做這事，把古書的時代與地域統(tǒng)考一過,?！钡谌龑W程（1934年）中說：“依據(jù)考定的經(jīng)籍的時代和地域抽出古史料，排比起來,，以見一時代或一地域?qū)τ诠糯挠^念,，并說明其承前啟后的關系?！庇纱宋覀兛梢钥闯觯旱谝?，顧頡剛前三個學程的研究對象完全是文獻及其中的“古史觀念”。第二,，從漢到秦再到周的研究,，逐步逆推，環(huán)環(huán)相扣,，緊密相關,，顧頡剛強調(diào)了考辨“漢學”真?zhèn)问枪攀费芯康南葲Q性條件。第三,，顧頡剛的落腳點是“見一時代或一地域?qū)τ诠糯挠^念,，并說明其承前啟后的關系”，亦即文獻中的“古史觀念”,。

     第四學程研究古器物學,，“把傳世的古器的時代厘正一過，使得它們與經(jīng)籍相印證時可以減少許多錯誤”,。第五學程研究民俗學,，應用民俗學“研究古史的內(nèi)部”，“解釋古代的各種史話的意義”,?！案褲h以后民眾心中的古史鉤稽出來，直到現(xiàn)在家家懸掛的‘神軸’為止,，看出他們繼續(xù)發(fā)展的次序,。這個研究如能得到一個結(jié)果，古史在古代的地位更可確定了”,?？梢姡欘R剛研究古器物學,、民俗學更多是其古史研究的輔助手段,。他要考訂民眾心中古史發(fā)展的次序,，顯然是對人們“古史觀念”的考辨。

     在第六學程中,，顧頡剛給出了所要得到的結(jié)論：

     應將下列諸問題作為系統(tǒng)的說明：

     （1）某時代的古史觀念如何,？（2）這個古史觀念是從何時，何地,，或因何事來的,？為什么要求[來]？（3）這個古史觀念在當時及后來發(fā)生了什么影響,？以上三條,，為當時的古史觀念。

     （1）這時的史事可以考實的有多少,？（2）這時的實物遺留至今的有多少,？（3）對于這時的民族和文化的大概情形的想像是怎樣？以上三條,，為當時的史事,。

      “當時的古史觀念”就是后世的“古史觀念”，“當時的史事”即上古史事,。這恰說明：第一,，顧頡剛古史研究的第一步是考辨后世“古史觀念”，而后才是上古史事,，這在計劃中有明顯體現(xiàn),。第二，懷疑并打破舊有古史系統(tǒng)是顧頡剛古史研究的階段特征,，他最終是要考明“當時的史事”記載,。可見,，某些人所說顧頡剛古史研究“轉(zhuǎn)向”后關注的內(nèi)容,，實際本是他早期古史研究計劃的首步。顧頡剛自己也說：“我的目的既在辨論東周,、秦,、漢間發(fā)生的偽史?！?/span>

     王國維“二重證據(jù)法”直接針對當時學界疑古思潮提出,，批評“疑古之過，乃并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通過“地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證實《史記·殷本紀》的可信性,，被譽為“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對疑古思潮的沖擊,，不可謂不大,。這或許有提醒“以文獻材料并不足以重構(gòu)歷史事實”的作用，但顧頡剛此時關注文獻中的古史觀念與此并無關系,，因為“二重證據(jù)法”1925年被提出，而上述“計劃”寫就于1924年,。因此,，不能說顧頡剛關注文獻中“古史觀念”一定受了二重證據(jù)法影響。

   1926年,，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提到自己打算在“辨證偽古史”方面做17個題目,。到1930年前后，他發(fā)表的重要古史論著基本都與其中題目相合,，如《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1930年）,、《漢代學術史略》（1935年）與“春秋、戰(zhàn)國,、秦,、漢間的中心問題和因了這種中心問題而生出來的古史”、“春秋,、戰(zhàn)國,、秦、漢間的制度和因了這種制度而生出來的古史”及“漢初的經(jīng)書和經(jīng)師”等條相合,。許冠三也指出：“《戰(zhàn)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zhèn)巍罚?935年）,，亦是原訂十七條之一的研究結(jié)果”，“他如知識階級古史（視為正史的傳說）與非知識階級古史（民間自由傳說）的異同,，各民族祖先之傳說的演化等,，也都是他要探究的‘中心問題’”。這就說明1930年前后,，顧頡剛研究古史依然在循著早期的治學計劃“順向”發(fā)展,，其學術理念并無方向性轉(zhuǎn)變。

     那認為顧頡剛關注點從上古史實轉(zhuǎn)向后世“古史觀念”的觀點從何而來,？或者說,，為什么有學者認為顧頡剛古史研究最初的焦點集中于“上古歷史事實”？這或許和“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關,。馮峰在其論文中深入分析了“古史辨”運動興起的背景,，論述了當時多方對顧頡剛古史學的批評，如學衡派、國民黨政權(quán)等,。指出身處“舊思潮”和新政權(quán)重塑現(xiàn)代“民族主義”的氛圍中,，“古史辨”借學術之力推動思想解放的一面更為突出。我們可看出,，當時批評者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將目光聚集于“上古歷史事實”,。但這主要是批評者言，且部分已溢于學術之外,，不應與顧頡剛的學術理念等量齊觀,。

     同時，“古史辨”運動與顧頡剛的學術理念也不應劃一等同,?！肮攀繁妗边\動雖然是由顧頡剛引發(fā)的，但劉掞藜等批評者對“古史辨”運動的走向同樣具有很大影響,。例如,，顧頡剛闡釋“層累”說時以禹為例的舉動，激起了傳統(tǒng)學人的強烈批評,。禹存在與否也被認為是“古史辨”運動的關鍵問題之一,。但如胡適提醒：“禹的問題只是一個例，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于研究傳說的經(jīng)歷”,，正說明了“古史辨”運動未必完全沿著顧頡剛的主要古史觀念發(fā)展,。

      其實，顧頡剛在當時即屢屢提及自己研究古史的旨趣所在,。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說自己的本意是要“看出傳說中對于古史的變遷，匯集成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在《答李玄伯先生》中,，說：“我對于古史的主要觀點，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提出“不立一真,，惟窮流變”主張。在《答柳翼謀先生》中,，說：“我的辨論古史的主要觀點,，在于傳說的經(jīng)歷”，“我對于禹在傳說中的地位特別注意”,。上述“傳說”實際更多是后世的“古史觀念”,。這就說明，顧頡剛提出“層累”說及“古史辨”初期,，批評者或許聚焦于上古歷史事實,，但顧頡剛本人卻主要關注“古史傳說”,、“古史觀念”，他對此有著相當明確的自覺,。因此,，從上古史實轉(zhuǎn)向關注文獻中的后世“上古觀念史”，用之評價整個“古史辨”運動及其反響或許可以,，但將之完全等同于顧頡剛的學術理念則不盡合理,。

三、 考古學等新治史路徑對顧頡剛的影響

     現(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出現(xiàn)及發(fā)展,，特別是安陽殷墟發(fā)掘,，的確影響到了顧頡剛。近年來,，學界對此有如下觀點：一是認為顧頡剛古史學受地下考古發(fā)現(xiàn)新證據(jù)的影響出現(xiàn)了變化,。二是認為顧頡剛熟知考古學并“適以為疑古之資”，但自覺地“與考古學拉開距離”,，對其持保守態(tài)度。三是認為顧頡剛沒有將疑古辨?zhèn)闻c考古學對立兩分,，而是主張考古學既可用來建設真古史,，又可以作破壞偽古史的工具。三說各有立論角度,，那么考古學對顧頡剛古史學的影響究竟在何種層面,？顧頡剛又有什么回應？我們首先應了解1930年前后現(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fā)展狀況,。

     1930年現(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剛起步不久,，足以影響到顧頡剛古史學的，當屬中研院史語所主持的安陽殷墟發(fā)掘,，它證實了晚商存在并已進入銅器時代,。除此之外，歷史考古學在1930年左右取得的成績相對而言并不豐富,。它對顧頡剛古史學造成什么影響,？

      首先是安陽考古證實晚商存在的事實本身，會讓人覺得考古實物發(fā)掘已經(jīng)證明了顧頡剛的錯誤,，“東周以上無史”已立不住腳,。而且在“疑古”思潮影響下，當時多數(shù)人將譜寫中國上古信史寄望于考古學,，而安陽發(fā)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正迎合這種需要,。因此，“雖然安陽的發(fā)掘并不能和《史記·殷本紀》完全對應,，但是古史體系急不可待地征引了安陽發(fā)掘,，并且輕率地擴大了安陽‘證實’的范疇”,。但前文已述，顧頡剛“層累”說主要針對舊有古史系統(tǒng),、古史觀念,。而“東周以上無史”更多強調(diào)也是缺少確切的文本史料記載，不是東周以上的歷史不存在,。加之安陽考古證實的僅僅是晚商,，因此它未能動搖顧頡剛的學術理念，1930年他就說道：“有許多古史是考古學上無法證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預言到將來考古學十分發(fā)達的時候也尋不出這種人的痕跡來,?！?/span>

     第二，顧頡剛古史學與考古學之間更重要的,，是一起推動了學術視角轉(zhuǎn)變,，即由糾結(jié)于打破舊有上古史系統(tǒng)問題，轉(zhuǎn)而關注如何正確解釋史料重建上古史,。對顧頡剛而言,，問題則在于疑古辨?zhèn)渭捌浞椒ㄔ诖耸欠褚廊挥行А?929年傅斯年就說：顧頡剛是“中等的方法、下等的材料”,，他“所用方法只有歷史的和結(jié)帳的兩種”,，而“歷史方法不過一個歷史觀念而已”。此時,，方法和材料正是學界主要關注點,，這其中也加入了當時正在興起的社會史研究一方。如郭沫若強調(diào)古史研究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倡導辯證唯物論的方法和觀念。更有人直接聲明反對顧頡剛的“思想方法”,，認為古史傳說,、神話并非全偽，真的因素仍占一大部分,，如馬乘風,、李季等，這些說法其實是節(jié)外生枝,，與“古史辨”要討論的問題游離甚遠,，平添淆亂，學界已有對此說法的剖析和批評,。 

   第三,，考古學發(fā)展導致胡適古史觀轉(zhuǎn)變,。1930年左右，胡適改變了“疑古”立場,，公開承認對商朝的錯誤觀念被安陽發(fā)掘糾正過來,。據(jù)王汎森研究，胡適轉(zhuǎn)變受了傅斯年兩方面影響,，即由“疑古”到“重建”和多元的古史觀,。“多元的古史觀其實解決了古文獻中的一些矛盾,，而使得原來認為是古人作偽的,，現(xiàn)在可以別有合理的解釋”。正是新的解釋視角,，使胡適古史觀發(fā)生了改變,。胡適作為引導顧頡剛走上疑古辨?zhèn)蔚缆返闹匾宋镏唬钍茴欘R剛信賴甚至是依賴,，一度作為疑古辨?zhèn)晤I軍人物出現(xiàn)在學界,。這就使得他的轉(zhuǎn)變具有了重大示范意義。對顧頡剛而言,，這意味著自己學術群體的分化,，他作為該群體領軍形象被進一步凸顯，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批評者的眾矢之的,。這是顧頡剛無法回避的。

     顧頡剛主要通過“分工”說予以回應,。對疑古辨?zhèn)渭捌浞椒ㄔ诮忉?、重建上古史中是否依然有效問題，顧頡剛首先通過“分工”說詮釋了疑古辨?zhèn)螣o可替代的基礎價值,。他批評當時古史研究“惟取遺物而不取經(jīng)書”的傾向,，堅持文獻、考古材料在古史研究中不可偏廢,，信心十足地指出史料辨?zhèn)问茄芯抗攀返某醪焦ぷ?。對當時社會史研究他略帶警告道：若因“填表格”需要，罔顧材料真?zhèn)?，“將來一定可以證明,，這種工夫是白費的！”其次,，他指出“破壞”與“建設”,，在上古史研究中“只是一事的兩面，不是根本的歧異”,。二者都為了“建設”真實上古史,，疑古辨?zhèn)沃辽偬婵脊艑W家做了掃除工作,。但是，一事兩面并不代表可以化約等同,，顧頡剛認為這種“掃除工作”是研究古史不可跨越的一步,，他說：“近來有些人主張不破壞而建設。話自然好聽,，但可惜只是一種空想,。”可見,，“分工”說實際在強調(diào),，正確解釋史料、重建上古歷史依然離不開疑古辨?zhèn)渭捌浞椒?。顯然,，這是顧頡剛要為自己在解釋、重建上古史中爭得應有位置,。

     對胡適古史觀轉(zhuǎn)變造成的影響,。首先，顧頡剛通過“分工”說有意淡化自己作為疑古辨?zhèn)晤I軍的形象,。他在提出古史研究應該分工時說道：“能夠這樣,，我便可不做‘古史辨’的中心人物，而只做‘古史辨’的分工中的一員”,?！叭藗兊呢熗沧匀粫脤τ诠攀穼W界而發(fā)，不對于某一個人而發(fā)”,。但顧頡剛并未因此放緩古史研究,，而是加快了建構(gòu)自己史學體系的步伐。據(jù)顧洪說,，1930年顧頡剛發(fā)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正因“急欲立一系統(tǒng)”。此文屬于顧頡剛為徹底清理舊有上古史系統(tǒng),，擬編“古史四考”中“帝系考”的一部分,。劉起釪曾評價道：它“使人看清了一部欺騙了后世近二千年的整齊完備的古史體系，原來是一個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最生動的例子”,。1935年顧頡剛出版的《漢代學術史略》對此文宗旨一以貫之,。這就說明顧頡剛的學術理念并沒有轉(zhuǎn)向。

     學界有觀點認為“分工”說反映了顧頡剛在古史研究上的“收縮”,、“自守”,。如果顧頡剛學術理念沒有改變，他“收縮”,、“自守”的表象又如何解釋,？這可視為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史學發(fā)展的一種體現(xiàn),。1923年顧頡剛提出“層累”說時，考古學尚未成氣候,。因而有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等考古學上了科學軌道，再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古史的主張,。但到1920年代末30年代初,，殷墟考古轟動一時，社會史研究日漸興起,，上古史研究出現(xiàn)了不同的路徑與視角,。因此，顧頡剛提出“分工”說,，調(diào)整了疑古辨?zhèn)闻c另外二者在該領域的相對關系,，將其定為上古史研究的基礎工作。這是顧頡剛的改變,，但這種改變是面對整個上古史研究領域,，而不是疑古辨?zhèn)伪旧恚皇穷欘R剛疑辨古史的退縮,。

     1930年,，他就學界指責“只有破壞，沒有建設”的“求全之毀”說道：你們“不要對于這個未成功者作成功的攻擊,，把全國家之力所不能成事者而責備于他一人之身,，把二千數(shù)百年來所層累地構(gòu)成且有堅固的基礎者而責望他在短時間內(nèi)完成破壞的工作，逼得他無以自免于罪戾,?！薄拔闯晒φ摺笔穷欘R剛的自指，這種略帶無奈的澄清,，已然說明顧頡剛當時旨在考辨舊古史系統(tǒng)的偽謬,，并未主動承擔建設新古史體系的任務,。

   另外,，由于此時學界對上古史的關注點，由“打破”逐漸轉(zhuǎn)移到了“解釋”,、“重建”,。因此，圍繞顧頡剛古史學的爭論焦點自然也隨之轉(zhuǎn)移,。相較提出“層累”說時,，顧頡剛也應從不同角度予以回應。但在這些視角不同的文字背后,，有一個始終不變的學術理念：打破舊有古史系統(tǒng),，為開創(chuàng)新古史學掃清基礎,。

 結(jié)語

      1930年以后，顧頡剛逐漸關注邊疆地理學,，其原因不在于純學術研究,，與當時中國國情有關，不再詳論,。本文意在說明：顧頡剛提出“層累”說是要打破舊有古史系統(tǒng),，為整個古史的重建掃清基礎，從這一角度看,，他在1930年發(fā)表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并非“自成體系”,。從顧頡剛1924年和1926年的治學計劃看，他一直關注“古史觀念”,，這與“二重證據(jù)法”,、現(xiàn)代考古學并無必然聯(lián)系。現(xiàn)代考古學,、社會史研究在中國史學界出現(xiàn)與發(fā)展,，使上古史研究出現(xiàn)了不同的路徑與視角，顧頡剛因此提出“分工”說,，調(diào)整其古史研究在該領域的相對位置,，詮釋了疑古辨?zhèn)螣o可替代的基礎價值。這與其說是顧頡剛古史研究范圍的收縮,，不如說是應時性調(diào)整,，以利于更好地堅持自己的學術理念。20世紀20～30年代,，史學界許多人把關注古史是否可信的問題,，引導到如何解釋古史和重建古史的思考，圍繞上古史的研討,，主要視角也隨之出現(xiàn)變化,。但我們不應把學術界視角的轉(zhuǎn)變，也視為顧頡剛學術理念的轉(zhuǎn)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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