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放·兼融·創(chuàng)新

---論唐代盛世的文化特性

中國自秦統(tǒng)一迄近代，歷史上出現(xiàn)過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在西漢,，第三次在清前期,，第二次就在唐代。唐前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蒸蒸日上,，手工藝品日益精巧，商品經(jīng)濟空前繁榮,，城市車水馬龍,，繁華似錦;唐朝后期，江南經(jīng)濟進一步發(fā)展,，為以后南方經(jīng)濟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礎(chǔ),。唐前期在政治上先后有“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國家統(tǒng)一,，社會安定，呈現(xiàn)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過西漢的“文景之治”。唐玄宗統(tǒng)治時期,，鼎盛局面達到高峰,，甚至在文壇上也出現(xiàn)了“盛唐氣象”。

就世界范圍來看,，唐帝國也是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家之一。當時西歐的封建城市尚未出現(xiàn),，東羅馬帝國除查士丁尼時期的短暫強盛外,，社會發(fā)展進程很快就為阿拉伯國家的入侵所打斷。東方重要的國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統(tǒng)一次大陸,，但他死后次大陸隨即分崩離析。日本則自白江口戰(zhàn)敗后盡量模仿唐朝制度,。唐帝國卓越的國際地位和發(fā)達的經(jīng)濟,、文化成就，使亞洲各國乃至歐,、非國家感到欽羨,，爭相與之交往，遂使中國成為亞洲諸國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橋梁和中心,，在中西交往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唐朝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歷史成就,，得益于當時政治文化開放,、兼融的特性。通過對唐代文化分析可以看出,，主要有以下兩個明顯特點:

一,、開放性

魯迅先生在《看鏡有感》一文中指出:“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qū)使，絕不介懷,?！?/span>例如貞觀四年(630年)突厥政權(quán)崩潰，唐太宗決定把突厥降部安置在從幽州(今北京)到靈州(今寧夏靈武)的長城沿線以外,，設(shè)置羈糜都督府,、州,，由效忠唐朝的酋長首領(lǐng)擔任大小官職來進行統(tǒng)治，使突厥人既能繼續(xù)游牧,，又能為唐朝捍衛(wèi)邊疆,。其余歸降的突厥酋長首領(lǐng)，太宗安排他們在長安做自己的禁衛(wèi)軍,，而且全都擔任將軍,、中郎將這樣的將領(lǐng)，以利用他們能騎善射的一技之長,。于是，’突厥官員遍布朝廷,，僅五品以上的高官就有一百多人,，長安城里居住的突厥人達到了幾千家!唐人的開放是全方位的，可以說是華夷無礙,，來者不拒,，而且，正是多種文化的交流匯聚,，才形成了絢麗多彩的唐代中華文明,。

唐代中國經(jīng)濟、文化均為世界翹楚,，穩(wěn)定的統(tǒng)治,、開放的政策、便利的中外交通,，均為外國人人居中華打開了方便之門,。如唐《戶令》規(guī)定:“諸沒落外蕃得還，及化外人歸朝者,，所在州鎮(zhèn)給衣食,，具狀送省奏聞?；馊擞趯掄l(xiāng)附貫安置,。”《賦役令》規(guī)定:“外蕃人投化者復(fù)(免除課役)十年,?！痹趯ν鈬说姆蛇m用上，則規(guī)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蓖鈬嗽谥袊?jīng)商,，一般與華人商賈同等待遇。甚至為了招徠商胡,，政府還提供更多的優(yōu)惠政策,。嶺南節(jié)度使、廣州刺史特別負有招徠蕃商,、鼓勵貿(mào)易的責任,。834年，唐文宗又頒布詔令,，命嶺南,、福建、揚州等處節(jié)度使,、觀察使等,，對蕃客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自由往來貿(mào)易,，不得重加稅率,。據(jù)史料記載，入唐旅居的外國人主要有以下幾類:

1.佛教僧人,。為適應(yīng)佛經(jīng)翻譯的需要,，唐朝在都市名剎廣設(shè)譯場，設(shè)官分職,，各有所司,，其中譯主、證梵本,、讀梵本等工作大多都是由外來僧人負責,。在外來佛教僧人中，還有一類長期在唐朝留學的學問僧,。佛教本為印度宗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隋唐宗派大興,，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中國化,。當時外國人求法，往往來華,，不一定去印度,。唐初，進一步為外國僧人人華學習佛法大開方便之門,。規(guī)定“既是蕃僧,，入朝學問,，每年賜絹二十五匹，四季給時服”,。因此有更多的外國僧徒蜂擁而至,。當時，來唐學習佛法的僧人主要來自新羅,、日本,。據(jù)統(tǒng)計，隋唐兩代赴華的新羅僧人共179人,。日本平安朝(794 --1192年),，入唐求法之風極盛，為一大特色,。有所謂入唐八大家:最澄,、空海、常曉,、圓行,、圓仁,、惠遠,、圓珍、宗氰,。最澄和空海是日本最早人唐的兩位名僧,。最澄于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先在天臺從道邃(天臺第十祖頭傳教,，后在越州就龍興寺順曉學密教,。歸國后著述甚多，法門極盛,，被賜號傳教大師,，入唐八大家中的圓仁、圓珍都是其弟子,。）空海與最澄同來中國,，在長安青龍寺從惠果受兩部秘法，元和初(806年)歸國創(chuàng)真言宗,。世人稱空海為弘法大師,，人唐八大家中的常曉、圓行,、惠遠,、宗氰都是他的法裔。顯然,，傳教,、弘法兩位大師在日本平安時代所弘揚的,，都是自成體系的中國佛教。

2.留學生,。外國留學生來唐學習,，始自太宗貞觀(627-649年)年間。據(jù)《唐會要》記載:“貞觀五年后,，太宗數(shù)幸國學,、太學，遂增筑學舍一千二百間,。已而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人國學,，于是國學之內(nèi),，八千余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此后,，日本也隨遣唐使派遣留學生入唐學習,。除了官派留學生以外，還有私慕來華者,，其中以新羅人,、日本人為多。官派者主要就讀于唐兩京國子監(jiān)所屬各學館,，私慕來華者也有散居州縣官學受業(yè)的,。凡外國留學生皆由唐政府供給糧料、宿舍,，并免除課役,。此外，唐朝還特別設(shè)立了賓貢科,，為留學生在華參加科舉考試提供便利,。大食人李彥升，波斯人李詢,，新羅人金云卿,、崔致遠，日本人阿倍仲麻呂(漢名晃衡)等人，都是通過賓貢考試得以在唐朝人仕的,。

3.外國商人,。在唐朝居住的外國商人很多，主要有粟特人,、波斯人,、大食(阿拉伯)人、新羅人,，此外還有天竺,、羅馬、日本,、林邑,、真臘、獅子國,、粟特人,、泥婆羅、筒失密(今克什米爾地區(qū))等國人,。在唐代,，蒲昌海(今新疆羅布泊)、西州,、伊州,、沙州、肅州,、涼州,、靈州,、夏州,、長安、藍田,、洛陽,、營州等地，都有粟特人的聚落區(qū),，對唐代的內(nèi)外貿(mào)易活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的波斯僑民也主要以經(jīng)商為主。在京師長安的西市中,，就有波斯邸,，不僅出售珠寶香藥，而且兼營錢莊業(yè)務(wù),。在揚州,、廣州的波斯商人更多，均以富有著稱,。商業(yè)的發(fā)達導(dǎo)致阿拉伯人在海上勢力的增長,，由此來華的阿拉伯人日益增多,，他們多僑居在廣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埠,，并且往往和波斯人匯聚一處,。此外，在沿海商埠通往長安,、洛陽的交通要沖如揚州,、洪州(今南昌)等地，也有不少阿拉伯,、波斯僑民,。由于有種種便利條件，僑居或定居于唐代沿海商埠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往往數(shù)以千計,、萬計。他們自立蕃坊,，自有蕃長管勾公事,。唐代人華的大食人、波斯人等,，有些與漢族通婚,，定居下來。這些久居不歸的蕃客,，被稱為“住唐”,。住唐的蕃客開辦蕃學，受漢文化熏染日深者或取科第,。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曾任嶺南節(jié)度使的盧鈞向朝廷推薦大食人李彥升。二年,，彥升以進士及第,。在唐代，試進士須通五經(jīng),、明時務(wù),，進士登第，最為榮耀,。彥升以大食人應(yīng)禮部選,，可見其學力已非一般。

4.工匠藝人,。隋唐時期,，還有許多國外的工匠藝人來到中國，為中國的科技、藝術(shù)的發(fā)展做出重要貢獻,。其中有作為唐樂府伶工的白明達,、米嘉榮、米和郎,、曹保,、曹善才、曹綱,、康昆侖,、康酒、安叱奴,、安萬善,、安髻新等。畫家于聞人尉遲跋質(zhì)那和乙僧父子,。天文學家天竺僧人瞿曇,、矩摩羅、迎葉,，而新羅人金忠義也以機巧官至少府監(jiān),。

5.使節(jié)、質(zhì)子,。隋唐時期,，與中國有使臣往來的國家甚多，外國使節(jié)中有些人出于對唐朝文化的欽仰和其他原因,，自愿留在了唐朝境內(nèi)定居,。安史之亂后，吐蕃占據(jù)河隴,，西域道絕,，許多西域朝貢使節(jié)滯留長安，朝廷后來就將諸國使臣分隸左右神策軍,。質(zhì)子是古代國家交往中以貴族子弟作為信用抵押的現(xiàn)象,。唐代質(zhì)子多在宮廷擔任宿衛(wèi)官職,，有時又稱“侍子”,。據(jù)文獻資料記載，新羅,、康國,、何國、石國,、米國,、迎濕彌羅國、護蜜國、吐火羅國,、天竺諸國,、波斯國等，都曾向唐朝派遣質(zhì)子,。他們同時也成了文化交流傳播的使者,。

由于國家政策開放，域外文化也大量涌了進來,，例如:

(1)域外科學技術(shù)的傳入

天文算學是隋唐時代從國外傳人中國的重要科技成果之一,。盛唐時期，中國天文歷法深受天竺僧人瞿曇(Gautama),、矩摩羅( Kumara) ,迎葉(Kassapa)三家的影響,。唐代幾度修歷(麟德歷、大衍歷),，基本不脫印度天文歷法的影響,。其中瞿曇一家參與了唐朝的多次歷法改革。瞿曇羅曾任司天監(jiān)太史令,，并進《經(jīng)緯歷法》九卷,，被高宗詔準與李淳風《麟德歷》相參行;武則天還曾命瞿曇羅作《光宅歷》。特別是玄宗開元六年(718年)前后瞿曇悉達(Gautama Siddhartha)譯出九執(zhí)(耀)歷,，對唐代及后世影響深遠,，而且很可能因與占星術(shù)有關(guān)而深入民間。

在醫(yī)學方面,，隨著中外交流的發(fā)展,，外來藥物也在唐朝大量出現(xiàn)。隨著外來藥物的大量傳入與流行,，在唐代也出現(xiàn)了一些專門探討外來藥物藥性的醫(yī)學著作,，較著名的有鄭虔的《胡本草》7卷和李詢的《海藥本草》。同時也有大量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醫(yī)學著作傳人中國,。《新唐書·藝文志》和《通志·藝文志》都著錄了西域醫(yī)書名目,，其中以印度醫(yī)書為最多,。被后人尊稱為“藥王”的孫思邀，在所編醫(yī)書《千金要方》中就引人了印度的醫(yī)學理論,，還附有天竺按摩法;在他編寫的另一本醫(yī)書《千金翼方》則收入了印度方劑多種,。唐代外來醫(yī)術(shù)中，最值得稱道的是眼科醫(yī)術(shù),。其來源主要有二:一為大秦(東羅馬),，一為印度,。據(jù)研究，唐高宗晚年患目疾,，“目不能視”,，為其施治的秦鶴鳴所施之術(shù)與大秦醫(yī)術(shù)相似，甚至秦鶴鳴本人也可能就是大秦人,。在這些外來醫(yī)學的影響下,，唐代出現(xiàn)了我國關(guān)于眼科的專著《治目方》5卷，眼科治療取得了很大進展,，如利用傳自印度的“金蓖術(shù)”治療白內(nèi)障,，有“金絨一拔日當空”之贊。

在唐代傳入的外來科技中,，印度制糖法也是比較引人注目的,。近年季羨林先生所著《糖史》有專門研究。

據(jù)研究,，唐代的金銀器造型主要受粟特,、薩珊波斯和拜占庭的影響，不同的器物或器類有著不同的來源,。例如,，西安沙坡村出土的分瓣銀碗是粟特地區(qū)的特征，最具代表性的薩珊波斯銀器為多曲長杯,，金銀器皿中的高足杯類很可能是受拜占庭器物形制的影響而制作的,。唐初，除了外來金銀器及其仿制品外,，也有兼收中國傳統(tǒng)瓷器,、銅器、漆器的器型和紋飾的金銀器,，常見的器類為碗,、盤、盒之類,。隨著金銀器工藝的發(fā)展,，后一種器物越來越盛行，外來紋樣逐漸同中國傳統(tǒng)裝飾圖案融為一體,。到了8世紀中葉,，金銀器皿的制造就完成了中國化的過程，形成了自身的生產(chǎn)模式,。

世界古代銅鏡,，大體上可分為兩大系統(tǒng):西亞、埃及,、希臘,、羅馬的銅鏡，往往為圓形,，附有較長的柄;中國的銅鏡多為圓形,，鏡背中央設(shè)鈕，以穿絳帶,，無柄,。唐代中期以后，開始出現(xiàn)有柄銅鏡,，這是中國銅鏡在形狀方面的一次大變化,。鏡上的花紋題材和風格，除反映當時新的工藝美術(shù)外,，有的也吸取了中亞和西亞的因素,。

(2)外來藝術(shù)的傳入和流行

唐代樂舞深受西域樂舞的影響，唐代樂府伶工也多隸籍外國世家,，如前面提到的白(明達)為龜茲王姓,，米(嘉榮、和郎),、曹(保,、善才、綱祖孫三代),、康(昆侖,、酒)、安(叱奴,、萬善,、舍新)等均為中亞粟特昭武九姓。唐代最流行的西域音樂為龜茲樂,，坐部伎的安樂,、太平樂、破陣樂,、大定樂,、上元樂、圣壽樂,、光圣樂皆擂大鼓,，雜以龜茲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歲樂,、小破陣樂皆用龜茲樂。

唐代健舞曲中出于西域的有胡騰,、胡旋,、拓枝三種,。據(jù)考證，拓枝,、胡騰兩舞出自中亞石國,，胡旋出自中亞康國，開元,、天寶以后均盛行于長安,，以后遍及全國各地。有學者認為,，唐代軟舞曲中可能也有從西域傳來的,，例如蘇合香出自天竺，蘭陵王舞出自西域,，其他如回波樂,、春鶯嘮、半杜渠,、綠腰等舞也源自域外,。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則是由婆羅門大曲所改。此外,，還有從康國等地輾轉(zhuǎn)傳來的潑寒胡游戲,，游戲時舞蘇莫遮(一種假面舞)。唐代還流行打馬球,，稱為“波羅瑯”,，又稱擊鞠。一般認為,，馬球起源于波斯,，此后傳入中亞及印度，再由印度傳人吐蕃,。貞觀年間,，馬球傳入長安。唐朝皇室成員酷愛此項運動,，在考古發(fā)掘的唐章懷太子墓壁畫中,，就有馬球圖。

唐代還盛行“散樂”,，即所謂“百戲”,，內(nèi)容包括雜技和魔術(shù)等門類。據(jù)《舊唐書·音樂志》二記載:“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shù),，幻術(shù)皆出自西域，天竺尤甚,?！背Ｒ娚愤€有跳鈴(又稱跳丸),、擲劍(或稱擊劍)、戲繩(或稱走索),、緣竿(或稱竿木),、激水化魚龍,、畫地成川,、馴象、馴犀等,。唐人蘇鸚《杜陽雜編》還記載了樓人韓志和表演的一種以機關(guān)控制木雕鶴,、鵲、龍,、虎等物的木偶戲,。

隨著唐代佛教的發(fā)達以及相關(guān)文化的交流，印度佛教藝術(shù)繼續(xù)發(fā)揮巨大影響力,。這首先表現(xiàn)在石窟建造和佛教雕像方面,。自唐初至開元、天寶年間,，為石窟開鑿的最盛期,，如河南洛陽的龍門、山西太原的天龍山,、山東歷城的神通寺千佛座,、青州的駝山、四川廣元的千佛崖,，特別是甘肅敦煌的鳴沙山等,，均于此時達于盛期。這些石窟中的佛像,，一般均受到印度岌多式藝術(shù)的影響,，特別是唐高宗時救造的龍門盧舍那佛大像，據(jù)說其面容就是以皇后武則天為模型雕造的,。

此外,，佛教繪畫也成為隋唐時期外來藝術(shù)流行的一個重要領(lǐng)域。如《歷代名畫記》中所列舉的外國畫家,，有僧金剛?cè)?師子國人),、僧曇摩拙叉(天竺人)、康薩沱(康國人)等,。據(jù)《法苑珠林》記載,，隨王玄策出訪印度的畫家宋法智，曾在印度“巧窮圣容,，圖寫圣顏,。來到京都,，道俗競模”,，足見印度佛教繪畫藝術(shù)在隋唐時代的流行,。當然，在外來繪畫藝術(shù)領(lǐng)域,，還是以西域流寓長安的畫家于聞人尉遲跋質(zhì)那和乙僧父子最為著名,，人稱大、小尉遲,。乙僧善畫外國人及佛像,，用筆緊勁，宛如屈鐵盤絲一樣,，論者以為“氣正跡高,，可與顧(愷之)、陸(探微)為友”,。乙僧所傳為凹凸畫技(暈染法),。與乙僧同時蜚聲于長安畫壇的吳道子，其人物畫也受到凹凸畫法影響,?？梢韵嘈牛拼性霈F(xiàn)的凹凸畫法,，是從印度經(jīng)西域傳來的,。

(3)外來宗教

唐代號稱儒、釋,、道“三教并行”,。同時，國力強盛,、對外開放的唐代也是其他外來宗教在中國獲得大發(fā)展的時期,。當時，主要的外來宗教有襖教,、景教和摩尼教,，總稱“三夷教”。此外,，印度的婆羅門教,、阿拉伯的伊斯蘭教也先后進入了中國。

(4)外來貨幣

中國境內(nèi)唐代遺存中出土薩珊銀幣最集中的是今新疆地區(qū),。從當?shù)爻鐾疗跫s等文書可以看出,，由于國內(nèi)鑄幣不足，迄至武則天當政，唐朝治下的吐魯番地區(qū)都通行使用薩珊銀幣,。新疆之外,，唐代遺址中發(fā)現(xiàn)薩珊銀幣的地點還有陜西、甘肅,、河南,、山西等地。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從新疆到遼寧,，從內(nèi)蒙古到河北，中國北方各省陸續(xù)出土了多枚拜占庭金幣,。截至本世紀初,，全國出土的拜占庭金幣及仿制幣約45枚,。此外,，阿拉伯金幣也隨著與唐朝貿(mào)易交往而傳入了中國。

(5)外來植物與動物

科技,、藝術(shù),、宗教都偏重于精神文化方面，而在隋唐時期,，外來文明中還有相當?shù)奈镔|(zhì)生活成分,，例如植物與動物。

唐朝時期傳入中國的植物主要為香料,、樹木和蔬菜,，以及觀賞性植物等。根據(jù)歷史記載,，唐代使用香料之風甚盛,，而本土所產(chǎn)有限，所以進口就成為唐朝香料的一個重要來源,。據(jù)研究,，唐朝進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欖香,、樟腦、蘇合香,、安息香,、爪哇香、乳香,、沒藥,、丁香、青木香、廣蕾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等許多品種,。

唐朝引進的樹木，主要是果木和一些帶有宗教意義的樹木,。較著名的有來自康國的金,、銀桃，來自波斯的椰棗樹以及來自印度的菩提樹和婆羅樹,。此外,，唐代博物學家段成式在《酉陽雜姐》中記載了許多外國的樹木，并準確記錄了它們的外國名稱,。唐朝引進的蔬菜品種,，主要有波棱菜(菠菜)、醉菜,、胡芹,、渾提蔥、慕(甜)菜等,。此外,，唐朝還引進了一些觀賞類植物，例如伽畢失國的泥樓婆羅花(青睡蓮),，廚賓國俱物頭花(白睡蓮)

和“生西國,，胡人將來”的紅蓮花和白蓮花等。

唐人開放是全方位的,，不僅華夷無礙,、三教并行，更可貴的是一往無前的開拓進取精神,。中國歷代王朝多有修長城作為防御設(shè)施之舉,，唐朝不修，不唯如此,，中宗景龍年間(707 --710年)在河套北岸一線筑三受降城,，竟不置雍門(即甕城)及守城設(shè)備，意在有進無退,。也正是這些,，顯示出中華文明的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二,、兼融性

中國社會經(jīng)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實現(xiàn)了政治統(tǒng)一。但隋朝畢竟較短,，中華民族新共同體的鞏固和發(fā)展,，中國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歷史任務(wù),。唐代歷時近三百年,，尤其唐前期政治統(tǒng)一，國力強盛,，疆域遼闊,。高度的物質(zhì)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增強了周邊各族的向心力，全國各族各地區(qū)間政治聯(lián)系與經(jīng)濟文化交流密切發(fā)展,，中華民族的大一統(tǒng)格局在空間廣度和社會深度上都超邁往古,。

貞觀四年(630年)，唐軍討平突厥汗國,，其領(lǐng)地納入唐朝治下,。時為太上皇的李淵曾因此興奮地說:“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貞觀二十年，唐朝出兵漠北(蒙古高原),，在九姓鐵勒諸族的配合下消滅了逞強北方的薛延陀汗國，次年在其故地設(shè)立六府七州實行羈糜,。唐太宗因而得意地告諭臣下:“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伏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唐太宗的祖母獨孤氏,、母親竇氏,、妻子長孫氏，都出于北方鮮卑貴族家庭,。唐初統(tǒng)治集團深受塞外文化影響,，這對朝廷實行開明開放的內(nèi)外政策，無疑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在唐朝,，有大批代北酋豪的后裔官居要職，如宇文士及,、長孫無忌,、于志寧、宇文節(jié)、狄仁杰等等,。據(jù)統(tǒng)計,，唐代先后369個宰相，有十分之一左右是鮮卑貴族的后裔,。正因為如此,，唐太宗可以坦然自豪地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甚至戰(zhàn)敗投降的突厥酋長阿史那社爾,、執(zhí)失思力以及鐵勒酋長契芯何力等,，也都得到唐太宗的信任和重用。至于在文化領(lǐng)域發(fā)揮重要作用的代北及西域族人后裔,，更是不計其數(shù),。如何妥、何稠,、宇文愷,、陸法言、元棋,、白居易,、劉禹錫等都是。無怪乎元代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時感嘆道:“自隋以后,，名稱揚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由此而產(chǎn)生的開放兼容的文化政策,，是中國古代文明在唐代臻于高度發(fā)達的重要原因。正如史家陳寅悟先生所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chuàng)空前之世局,?！?/p>

處在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新因素的加入，給中國社會帶來了蓬勃的生機與旺盛的活力,，為政者充滿自信,、開明豁達,，在唐前期造成了持續(xù)一百多年的繁榮昌盛局面，其間著名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都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治世,。

在中國歷史上，唐代是一個少有的既善于繼承,、又能夠兼收并蓄的朝代,。人們注意到唐代因多種文化匯聚而導(dǎo)致的文化昌盛情況，認為唐代之所以朝氣蓬勃,、富有生機:一是唐代的社會和文化能條貫,、折衷此前數(shù)百年的遺產(chǎn);二是能兼容并包地攝取其他民族甚至外來的各種文化營養(yǎng)。唐代中國的典章制度既是此前數(shù)百年建置的條貫和折衷(如中央機構(gòu)三省六部),，也是南北朝以來國內(nèi)不同民族互相交流,、不同文化融會整合而產(chǎn)生的某些制度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如均田制、府兵制),。廣泛開展對外交往,，貫穿于有唐三百來年的始終。正由于唐朝國力強盛,，對于外來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很強，其兼融和吸收外來文化中新鮮養(yǎng)料之廣泛和深入都是前代無法比擬的,。外來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傳入內(nèi)陸開花結(jié)果,，成為唐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百花園中大放異彩,。

有唐一代,，許多胡俗在中國浸染成習。貞觀年間,，太子承乾在東宮使奴嬸近百人學胡人唱歌，椎髻,，剪彩色綢緞當舞衣,。承乾還特別喜歡突厥話和突厥人的服飾。他又選一些長相像胡人的人,，讓他們穿上羊皮大衣,、編上辮子，5個人算一家,，搭起氈帳,，并且做了5面狼頭大旗，讓這些人擺出戰(zhàn)陣打斗,。承乾自己也扎上彩旗,、搭起圓頂帳篷住下來,，令各部殺羊煮肉，用隨身攜帶的腰刀割肉吃,。承乾親自裝成可汗死去的樣子,，讓大家號哭，學突厥人那樣抓破臉,、騎馬繞行吊喪,。椎髻即堆髻，白居易《時世樁》有“元和(806-820年)樁梳君記取,，髻堆面儲非華風”一句,。堆髻在唐代陶俑及敦煌、西域壁畫中經(jīng)常能夠見到,。儲面則是吐蕃風習,。

在著裝方面，貞觀中,，就有男子“胡著漢帽,，漢著胡帽”的情況;開元以來，“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撰盡供胡食,，士女競衣胡服”。據(jù)研究,，唐初的貴族婦女在騎馬時仍按隋朝舊制,，使用吐谷渾部落所用的“幕雌”。這是一種將帽和面紗連接在一起的服飾,，它仿自波斯婦女所穿的大衫和大帽被,，可以避免路途中行人的窺視。高宗永徽年間(650-655年),，在長安的貴族婦女間,，又時興帷帽，拖裙到頸,，較為淺露,。帷帽起自吐谷渾的長裙增帽、吐火羅的長裙帽,，周圍垂網(wǎng),。至開元年間貴族婦女流行戴胡帽后，使“靚妝露面,，無復(fù)嶂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nèi)外斯一貫矣”,。當時胡帽有多種，有波斯白皮帽,，有虛頂織成的蕃帽,，有卷檐虛帽。中唐以后,，一些宮女甚至還興“回鵲裝”,，時有“回鵲衣裝回鵲馬，就中偏就小腰身”的描寫,。此外,，唐代婦女化妝，亦受胡人影響而使用“胡粉”,。開元,、天寶(742一755年)之際，長安,、洛陽時尚胡化,，以至“女為胡婦學胡妝，伎胡音務(wù)胡樂”,、“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

在飲食方面,，唐代有所謂“胡食”,。惠琳《一切經(jīng)音義》卷37:“胡食者即嘩鑼,、燒餅,、胡餅、搭納等是,?！眹W鑼就是今天新疆所謂手抓飯，來自印度的pilau或pilow,。胡餅,，又名麻餅、爐餅,，類似于今日的燒餅，是用面粉加置羊肉等不同餡兒放人爐中燒烤而成,。日本圓仁大師入唐求法(841年)在長安還見到,，他說:“時行胡餅，俗家皆然,?！贝罴{系何種食物尚有待考證,。除胡食以外，唐代尚有“胡酒”,。長安的西域胡人,，多經(jīng)營酒肆及餅店，居住于長安西市和春明門至曲江池一帶,。胡人所賣西域名酒,，有高昌酒、波斯的龍膏酒,、三勒漿等,，俱為時人稱美。高昌酒是一種西域的葡萄酒,?！褒埜嗑啤保瑩?jù)唐《杜陽雜編》記載:“順宗時,，處士伊祈元召人宮,，飲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薄叭諠{”,，據(jù)李肇《國史補》記載:“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為庵摩勒、毗梨勒,、訶梨勒,。”庵摩勒即余甘子,、油柑,，波斯語作amola;毗梨勒，波斯語作balila;訶梨勒,，波斯語作halila,，其皮可治咳嗽，其肉可治眼痛,。這些胡人酒肆皆以胡地少女當滬,，招待客人，有的還能歌善舞,，詩人每形之吟詠,。如李白《送裴十八圖南歸篙山》詩:“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碧贫纬墒健队详栯s姐》續(xù)集亦記載:“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槍者，多會于酒樓食嘩鑼,?！?/p>

誠然，文化交流的結(jié)果是融合成了統(tǒng)一的中國文化,，但可以說,，抽去外來文化因素，就無所謂唐代文明,。例如,，今天看來，多種文化匯聚而成的唐代藝術(shù),，已是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的一部分,。人們把唐三彩作為古代藝術(shù)品進行仿制、欣賞,，很少有人會同時體味到駱駝和胡俑造型的異國情調(diào),。

這種兼融性也為本來的文化發(fā)展提供了更加自由廣闊的空間。如學者所說,，盛唐之所以形成詩國高潮,，還因為這是一個情感超過思理的時代。盛唐詩人對于詩歌雖有自覺的追求,，卻沒有系統(tǒng)理論的約束:對于時代雖有認真的思考,，卻沒有深刻的理性思辨。熱情,、爽朗,、樂觀、天真,、富于幻想和進取精神—盛唐詩人所有的這些性格,，乃是屬于純詩的品質(zhì)，因而最高的詩必然出現(xiàn)在盛唐,。

總之,，唐代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高度發(fā)展的盛世，禮儀、政刑,、典章制度全都自成體系，在自身體制高度發(fā)達的基礎(chǔ)上,，各種域外文化的引進都起著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有學者認為，唐代真正做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果這一說法在邏輯上可以成立的話,。當然，唐朝國人在對待外來文化的態(tài)度上,，既不是以其為異己文化而加以排斥,，也不是不加選擇地一概采用。唐朝根據(jù)自身的社會層序結(jié)構(gòu),，各民族也根據(jù)各自所處的不同社會環(huán)境和不同文化水平,，分別對外來文化作出遴選和抉擇。異質(zhì)文化要植入新的社會,，不可能不經(jīng)過程度不等的加工,，這是一個機制相當復(fù)雜的過程。不同層次的文化又在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過程中不斷產(chǎn)生種種變體,。例如，正是在唐代,，儒,、釋、道三家經(jīng)過長期的相互作用,，終于導(dǎo)致各自都發(fā)生了局部質(zhì)變而成為中國文化體系的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化起補缺作用、與中國文化有親和力的東西容易被吸收,，被吸收的東西又都經(jīng)過改造,，這是唐代文化匯聚的最大特色。大一統(tǒng)局面決定了唐代在各個方面都萬圖顯示出并蓄兼收的時代精神,，于是就有了人本主義開明的“貞觀之治”,，從而為唐代的全盛開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