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研治政治史,、經(jīng)濟史,，容易知道到哪里去尋覓材料，因為我們有政治史,、經(jīng)濟史的明確概念,，知道哪一類的書籍里可能有相關內(nèi)容的資料。由此可知明確研究對象的概念,，對于尋找它的資料是何等的重要,。20世紀一二十年代民俗學興起之初，顧頡剛立意研究孟姜女的故事,，他于1962年回憶,，自從有了這個方向，“事情真奇怪,，我動了這個念頭,，許多材料便歷落地奔赴到我的眼前來”，而且資料搜集得到同好的支持,，“許多同志投寄來的唱本,、寶卷,、小說、傳說,、戲劇,、歌謠、詩文……已接疊而至”,。有了新概念,、新方向，就好覓求有關資料,，原來不以為意的,，就會進入眼簾，成為新的資料,；這個新的研究觀念若成為眾人的共識,，共同去挖掘，資料就會大量涌現(xiàn)出來了,。

那么社會史史料到哪兒去找?道理是一樣的,，應有社會史的概念，明確這是研究何種事情的學問,，就可以考慮哪一方面的歷史文獻可能會有這方面的資料,。當然，由于社會史相對于傳統(tǒng)史學是較新的學問,，本身又在發(fā)展,，如今新社會史誕生了，新史學也同它糾纏在一起,，研究者對這種變化著的情形不一定熟悉,，尋找它的史料就不會順手，不過明確社會史本來的概念,，以及不斷產(chǎn)生的研究的新概念,、新方向、新領域,，就有了探索其史料的方向,。

可以說，社會史研究的開展,，以及關于它的新概念,、新方向、新領域的提出,，無不給社會史史料打開新的領域,，指出新的探索資料的途徑。比如研究社會下層的概念被提出來，方志,、族譜,、家訓、筆記,、一般士人撰著的文集,，便會成為查找民眾社會生活史的資料對象，從中可能發(fā)現(xiàn)民眾的社會組織,、群體生活,、社交關系、家庭家族生活,、節(jié)日生活、宗教信仰,、鬼神信仰,、術(shù)數(shù)活動、秘密結(jié)社,、風俗習慣,、生產(chǎn)方式、經(jīng)濟狀況,、官民關系等方面的素材,。

又如婦女史、性別史研究方向的出現(xiàn),，各種類型的列女傳記,，如《繪畫列女傳》；女性的專書,，如《奩史》,；正史、方志,、族譜,、文集中的《列女傳》、《烈女傳》,、《貞女傳》,、《孝女傳》、《節(jié)婦傳》,；筆記中關于女性的載筆,，均會被開辟為社會史的史料。

身體史研究的開展,，醫(yī)藥類的專書,，如《本草綱目》、《傷寒論》等，從社會醫(yī)療史的角度加以解讀,，同醫(yī)家當作專業(yè)理論,、醫(yī)學史來讀，選摘材料的角度就不一樣,，特別是輯錄民間驗方的各種《傷寒論》,、《千金方》的民間注本，記錄醫(yī)療實踐的經(jīng)驗,，更為社會醫(yī)療史的寶貴材料,。

心態(tài)史研究的提出，在西方,，使得遺囑,、賬簿、日記,、函件,、教堂婚姻人口登記、法庭訴訟記錄,，都成為它的研究素材,。記憶史的產(chǎn)生，在西方一度形成“尋根”熱,，人們熱衷于找家譜,、修家譜，到檔案館,、教堂查找個人的,、家族的記載。

▲《清嘉慶朝刑科題本社會史料輯刊》

筆者有個切身的體會,，就是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保藏的刑科題本檔案的方向性改變,。早先同行利用這種檔案中的土地債務類資料，多使用為說明租佃關系和剝削形態(tài),，強調(diào)階級斗爭,，筆者同樣這樣運用過；80年代前期明確了社會史的研究方向,，就不再是那樣單一地搜集與解讀那些素材了,，而是從人際關系、日常生活去搜集,，并且多次指導學生去查找,，制訂搜集提綱，要求尋覓主佃,、東伙,、主仆、良賤、宗族家庭,、男女,、民族、宗教徒與非教徒,、土著與移民各種類型的人群社會地位,、生活狀況，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試圖以此資料探討檔案所反映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經(jīng)濟史,、社會生活史。

種種事實告訴我們：隨著新概念,、新方向,、新領域的提出，那些蘊藏在正史,、政書,、方志、文集,、筆記、游記,、家譜,、檔案等文種圖籍的社會史史料便可能被挖掘出來。有了新概念,，上述正史,、政書、方志,、文集等等類型的圖書,，不再被視為帝王和英雄的文件，不僅僅有政治史,、經(jīng)濟史,、思想史研究的資料，也蘊含社會史研究的史料,。楊念群就美國中國學研究中的“概念化”傾向談道,，“每一個核心中層概念的提出都開拓了新史料來源”，“‘中國中心論’范式的提出所引發(fā)的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卻根本改變了史料選擇的范圍和特征,，即開始從中國人自身的感覺和立場出發(fā)選擇史料的種類”。由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實踐,，獲知新概念的提出對新史料選擇的方向性價值,。

史學研究本來就是看重實物史料、口碑史料的，不過社會史概念的出現(xiàn),，更擴大了這類史料的范圍,，比如水利史方面的碑刻，過往人們是從水利與農(nóng)業(yè)關系的角度來對待它的,，有了社會史研究的概念,，就同民間社會問題聯(lián)系起來了，所以黃竹三等編撰的《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輯錄》,，被列為“山西地區(qū)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diào)查資料第三輯”,。文藝作品、視角材料經(jīng)過史料學的處理,，亦可以運用為社會史研究的素材,。對此我們還有機會涉及。

▲黃竹三等編：《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輯錄》

王家范認為社會史研究的提出對于史料講,，簡直是一種革命,，是將反映下層社會、基層社會的經(jīng)濟,、社會,、組織、民風,、信仰等內(nèi)容的資料,，不論來自何種文獻，皆可搜集起來,。這話說得非常精彩,。筆者之意不一定講“史料革命”，而充分注意到社會史研究賦予歷史文獻,、實物和口碑資料新的生命,，使它們本來具有的社會史史料價值被人們所認識，加以索取和利用,。這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我國各種文體的歷史文獻,，蘊藏著大量的社會史史料，研究社會史,，似乎不必顧慮或過分顧慮史料的缺乏,，而在于下工夫利用新概念去尋覓。

對非傳統(tǒng)史料,，不能拿過來就用，必須進行史料學的研究和處理,，以便提高對它的利用質(zhì)量,；同樣,，對傳統(tǒng)史料作社會史史料的理解，也要進行史料學的研究,。筆者目前所能認識到的,，在下述幾方面。

第一,，掌握大背景下的利用,。所謂把握大背景，有兩重涵義：對所研究的具體史事的歷史背景要非?；虮容^熟悉,，對來自史書的有關材料要充分掌握，在這種條件下,，可能會胸有成竹地恰當?shù)匕才盼乃嚨?、史學邊緣材料的用法。為此需要先行閱讀,、鉆研史書的材料,，與此同時或稍后搜集這些“另類”資料。對這種材料本身進行研究,，明了其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作者創(chuàng)作的意圖、作品的藝術(shù)價值和社會意義,，對這些材料所反映的社會內(nèi)容,，要與史書史料進行比照研究，解讀它的史學研究的價值,，然后用作史料，可能會較為恰當,。應當防止誤讀,，使用不當，不僅不能支持作者的論點,，反而會產(chǎn)生負面作用,。非傳統(tǒng)的史料零散在各種文獻、文書之中,，具有零散性,；所反映的社會歷史的內(nèi)容，又多是瑣碎的,、片斷的,，具有瑣碎性。這兩種特性,，決定研究工作不能單純從搜集,、閱讀這類資料開始,，通常的情形還是以先掌握傳統(tǒng)史書的史料為好。

第二,，有限度地審慎地利用,。使用“非傳統(tǒng)史書”的“另類”史料不可過多，一般不宜作為主要史料,，史學論著的主體史料最好出自歷史編纂學的產(chǎn)物,，利用“另類”史料與之配合，令兩種史料結(jié)合起來,，以豐富的資料支持著作的論點論據(jù),。這里說一般不宜作為主要史料，不是說所有的歷史著作都不可以把“另類”史料當作主要史料來用,，要視著作的內(nèi)容來定,，比如研究民眾的居家生活，民居實物照片,、建筑遺址照片自然就會成為重要的史料來源,，即使如此，仍應與文獻記載結(jié)合起來研究,?！傲眍悺笔妨嫌绕洳荒茏鞴伦C使用，因為正規(guī)史料都不允許,，這類史料的利用更應審慎了,。有限度地、審慎地使用,，還包含不宜直接引用的意思,，就是要對所引用的材料作出相應的說明。比如八九十年代流行的電視連續(xù)劇《編輯部的故事》,、《我愛我家》,、《咱老百姓》中的故事情節(jié)、人物,，自然不能作為真人真事,，直接用作說明當前中國普通人的生活。

第三,，用作形象說明,，或者研究過程中的形象思維。閱讀“另類”史料,，很能豐富研究者的形象思維能力,，令研究者產(chǎn)生一些聯(lián)想，從而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文學作品,、影視,、照片、雕塑,，是以造型感染讀者,、受眾，將它們用于社會史的著作中,，當有助于對所描述的對象作出形象的說明,，如果更能從美學的角度予以審視、解說,，可能會發(fā)現(xiàn)它的深層的史料含量,。設若在著作中配上適量的各種類型的圖片，當能提高圖書的品質(zhì),，收到圖文并茂的效果,。不過在利用圖片時，一定要做到圖片與文字的緊密配合,，天衣無縫,，不能因圖片難找，勉強使用,，反而會產(chǎn)生負面效用,。

▲圖片史料：民國老照片

用新社會史的新概念去搜集、解釋材料,，必須力求準確,。在“準確”方面多下些功夫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材料依然要考訂,，解釋依然要反復斟酌,，尤其不可以新概念為滿足，以為已經(jīng)跟上時代潮流,，論著材料本身就很新鮮,，就有成績可言。要求要比這個標準提高才好,，這是嚴謹學風所必需的,。

成功地利用“另類”史料,，要求學者具備較高的學養(yǎng),。陳寅恪的以詩證史，是史學大家的手法,，一般的研究者難于文史兼通,，因之難于勝任。然而史學研究者需要知難而進,，去改進,、完善自家的知識結(jié)構(gòu),，提高研究能力，尤其是青年學者,，更應無所畏懼,，以敏感及銳氣去嘗試、從事這類史料的運用,。

▲馮爾康先生

編排：@鄭羽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