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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連寫了7期法庭訊問專題后,，有些訂戶說看膩了,，想換換話題。其實法庭訊問可以體現(xiàn)出實務工作的很多問題來,，而且也能活動腦筋,。不過既然已經(jīng)寫了兩個月，換換角度也無妨,。今天,，我來說說實踐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也是讓我覺得很頭疼的一種抗辯——“幽靈抗辯”,。“幽靈抗辯”的名稱來源于臺灣。在臺灣曾經(jīng)發(fā)生過這樣的案件：漁民在出海打漁時,，參與了走私活動?？堪逗?，警方在船上發(fā)現(xiàn)了走私的貨物。正要拘捕時,，漁民委屈地說：我沒有參與走私啊,，我在海上打漁時碰到了海盜，他們搶了我的魚,，看我可憐就把這些東西扔在船上作為補償,。我是受害者，你們快去抓海盜,。問題是,，去哪里找海盜呢？如果海盜根本就不存在,，檢察官怎么去證明一個不存在的東西不存在呢,？檢察官認為，在找不到海盜對質(zhì)的情況下,，漁民的辯解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否，但刑事案件的證明責任在檢控方,，既然沒有足夠的證據(jù)推翻漁民的辯解,，那就不能認定他們的行為構成走私犯罪。于是,，檢察官沒有對漁民提起訴訟,。
然而后來，遇到海盜的漁民越來越多了,，他們用同樣的說辭來為自己船上的走私貨物辯解,，導致檢察官非常頭疼——不可能有這么多人遇到了海盜，但卻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去否定他們的辯解。于是,，臺灣檢察官就把這種抗辯命名為“海盜抗辯”,。由于這種抗辯是把罪責推向一個看不見、找不到的人,，猶如幽靈一般,，所以后來有學者把這種抗辯稱為“幽靈抗辯”。這種抗辯不一定是臺灣漁民最先想出來的,，但“幽靈抗辯”的稱呼的確是臺灣學者首先提出來的,。很貼切，對吧,。在司法實踐中,，隨處可見幽靈抗辯的身影。中殺人案件,、詐騙案件,、盜竊案件中，最容易出現(xiàn)幽靈抗辯,。比如：沒有，我雖拿刀,，但根本沒想扎他,，是他見我拿著刀，就上來奪刀,，結果自己沒有站穩(wěn),，身子往前一跌，胸口直接撞倒刀尖上了,，然后就死了,。被害人把錢給你后，你有沒有按之前所說的為他找關系,，解決他兒子上學的問題,？有，我找了一個叫“阿明”的人,，他是我在網(wǎng)上認識的,，他說他有辦法肯定可以辦理入學事項，我把被害人給我的錢的多一半都給他了?，F(xiàn)在我也聯(lián)系不上他了,。在你因扒竊被抓獲后，公安人員從你家起獲了10余部被盜手機,，失主都已經(jīng)找到,，這些手機為何會在你家中出現(xiàn),？這些手機肯定不是我偷的，是上周我在樓下從一個陌生男子處買的,，他問我要不要舊手機,，我看都還不錯，價格也便宜,，就買下了,。買下來可以翻新后高價賣出去。除了以上三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情況外,，幽靈抗辯在實踐中還有很多體現(xiàn)以及“變體”,，比如故意殺人案中，被告人提出是被害人先對其行兇,，其正當防衛(wèi)才將被害人殺死,。總之,，這類抗辯的特點就是無法或不能找到相應的人到庭對質(zhì)——如果能找到,，那就談不上是幽靈抗辯。討論幽靈抗辯的應對,，應當先說明刑事案件的舉證責任以及證明標準,。首先,，我國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由檢察機關承擔，被告人不負自證清白的義務,，檢察官對犯罪事實的證明必須達到法定標準,，否則就會承擔敗訴風險；其次,，我國刑訴法規(guī)定的刑事案件證明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檢察官要將事實證明至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其舉證責任才告完成。據(jù)此,，刑事訴訟的證明過程可以這樣描述：首先由檢察官舉證,，將案件證明至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之后由辯方對檢察官的證據(jù)體系提出質(zhì)疑,，如果該質(zhì)疑具有合理性,，即屬于合理的懷疑，則檢察官需要補充證據(jù)并答辯,，以排除該懷疑,，否則檢方敗訴,；但是，如果辯方提出的質(zhì)疑,，不具有合理性,，那就不屬于合理的懷疑，則檢察官無需補充證據(jù),，亦無需答辯,，因此檢方之前構建的證據(jù)體系，并沒有被辯方提出的質(zhì)疑所破壞,。由此可見,，應對幽靈抗辯，首先要考量被告人或辯護人所提出的辯解,，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不具有，則檢察官無需答辯,；如果具有合理性,，則檢察官必須舉證以證明被告人所說非真，否則法院將判決被告人無罪,。當然,，在舉證之前或者舉證過程中，如果被告人或辯護人提出了這樣的辯解或辯護意見,，檢察官一般會通過訊問或者舉證,，強調(diào)被告方所提出的質(zhì)疑不具合理性。然而問題在于,，如何判斷辯方提出的質(zhì)疑是否具有合理性,，即何謂“合理的懷疑”？有人說“不太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就是不合理的懷疑,，但這種以概率為中心的判斷標準并不合理,，因為有時候恰恰是小概率的事件發(fā)生了。這就是幽靈抗辯不好應對的原因,。在實踐中,，檢察官一般會以案件證據(jù)為基礎，運用經(jīng)驗法則,，論證幽靈抗辯的不合理性,。比如對于前述殺人案件，檢察官可以分析被害人身體的刀口角度是否和被告人的辯解相符（如果是被害人在跌倒過程中撞上刀口,，則其身體上形成的刀口進路應當是由下向上,；而如果被告人持刀扎向被害人胸口，則不太可能形成從下向上的刀口進路）,；再如對前述詐騙案件,，檢察官可以訊問被告人與“阿明”是何關系,、有沒有去過他家或單位等事實，如果被告人無法說明,，則檢察官可以用經(jīng)驗法則分析辯解的合理性——如果對一個人的情況不甚了解,，怎么會如此放心地把錢交給他？（當然這樣的情況也不能說一定不會發(fā)生）,。比較麻煩的是最后一種盜竊案的情況,，因為被告人提出的抗辯很難反駁，所以在實踐中,，對這種情況是都認定為盜竊事實,，還是按照他的辯解認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不同的檢察官會有不同的選擇,。 幽靈抗辯是讓檢察官（至少我）比較頭疼的一種抗辯，它檢驗著我們對“合理懷疑”這一刑事證明中最難說清問題的理解,，考驗著檢察官對生活經(jīng)驗的全面把握以及論證能力的高低,。總之,，這不是法律能夠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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