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南宋的金曲排行榜------談南宋的《草堂詩余》詞選的價值

最早的宋詞總集,，而由南宋人在南宋年間所編選的,，現(xiàn)存只有三種．一是由北宋末及南宋初年的南宋（1127－1279）曾慥（～1155）,，于紹興十六年(1146)所編的《樂府雅詞》三卷,；到了淳佑九年（1249）,，又有黃升編的《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十卷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明毛晉匯刻《詞苑英華》,，而合稱為《花庵絕妙詞選》）．但以上二種,，連同己佚,，而由鲖陽居士所編的《復雅歌詞》五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自序）,，皆為從文人的角度所編，而另一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載：“《草堂詩余》二卷,，書坊編集者”，則是由書坊為射利所編,，按,，此《草堂詩余》的二卷本己佚，今存中土最早的《草堂詩余》,，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孟夏雙璧陳氏刊行本,，題為“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實編選”，則究竟此位何士信是否是南宋書坊出版本的原編者,，實亦無法可考出了（另：于日本所藏最早的元至正癸未(1343)新刊廬陵泰宇書堂本,，而所題為何，未知）,，但后之刻本,，如明初洪武遵正書堂刻本《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余》即題為“宋?何士信”．

而此一不只在南宋，為符合社會人心共同喜好所編成的《草堂詩余》,，就有其無比的重要性了,，因為，它的內(nèi)容是反應(yīng)了當日民眾的風尚及當日尚能流行傳唱的往日詞作,，是一部有著充份史料價值的著作,，一如明代戲曲興盛時期，社會出現(xiàn)眾多書坊刻印的戲曲選集,，如《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等等，可以反映明代的社會上流行的雅俗戲曲的折子的縮影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考證：“王楙《野客叢書》作于慶元間,，已引《草堂詩余》張仲宗《滿江紅》詞證蝶粉蜂黃之語”,，故考證此書當成于慶元(南宋寧宗，1195-1200)以前．此書于明代大大流行,，各種刻本及評注大盛,，至清初浙西詩派朱彝尊之起，大詆其俗，而推尊姜白石及張炎一派,，對于此書的成書時,，姜白石（1155-1221）己應(yīng)已四十歲左右，但從此書可知,，他的詞作是不被歌場風行,，故而不被收入（說見后），而朱彝尊(1629～1709)于《詞綜》詆此書為“不登其（姜白石）只字“,，亦可見朱氏于此處未加以考據(jù),，而一改其平日的如《經(jīng)義考》的水平，反而信口雌黃,，恐亦只是拿此為幌子,，實以反對此一《草堂詩余》俗本為實了．

南宋此一《草堂詞余》，計收作詞作三百六十七首．前集上下卷之首,，均冠以《名賢詞話》書名,，后集上下卷之首所標書名則為《群英詞話》?己故學者吳世昌先生(1908-1986)，于是認為此書“為宋代說話人而編之專業(yè)手冊”,、“說話人編集之類書”,、“乃說話人之手冊，非倚聲家之范本“（吳世昌《草堂詩余》跋－－兼論宋人詞集與話本之關(guān)系,，香港《大公報》,，1973年8月27日《藝林》副刊）．并指出：“如此書后集卷下所收蘇東坡“滿庭芳”詞(“香□雕盤”)，《清平山堂話本?戒指兒》首頁即引此詞,，惟僅為描寫陳丞相之女玉蘭容貌之用?同卷周美成詞《憶秦娥》 “香馥馥,，樽前有個人如玉”，《古今小說》卷十七“單符郎全州佳偶”詠楊玉即用此詞?”按：己故吳世昌先生之論,，似有偏,，不如早在明代毛晉之語為近實．毛晉在《詞苑英華》重刊汲古閣本書末跋文指出：“《草堂》一編……幾百年來，凡歌欄酒榭,，絲而竹之者,，無不拊髀雀躍?”故此書，當為南宋的書坊所出版,，提供當日的“歌欄酒榭”中,，歌伎演唱用的詞本．同樣的，于南宋嘉定四年辛未(1211)劉肅序本的陳元龍注的周邦彥《片玉集》十卷,，于序文內(nèi)指出,，陳元龍病曹杓“舊注之省略，遂詳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達其辭”,，故周邦彥的詞,，到南宋一代都至少尚有部份仍能被“歌者”演唱．于是我們也可以在這一由書坊出版,，為了牟利為目的所編的當日尚可以被之以唱腔的往日的詞作，以實用為目的,，所編出的歌詞集的價值來了．故清代宋翔鳯《樂府余論》以“《草堂》一集,，蓋以征歌而設(shè)，故別題春景,、夏景等名,，使隨時即景，歌以娛客,，題吉席慶壽,，更是此意”，就很精確地表達了此書的出書的目的．

但如果書商是拿當日己失唱腔而不能演唱的往日的詞編入,，則其為“歌者”而出版的目的及宗旨,，就沒有達到，也達成不了歌伎人手一冊的而能夠暢銷的最高指標了．所以書商一定于選詞時要重實用,，于是便得重視此一詞作能不能還被演唱之外,，還得注重的是，所選應(yīng)該以尚且為十分流行的為唯一選歌指標,，也就因而可以看出,，此書的價值，不就是,，凡書中所選的詞,，應(yīng)是南宋寧宗應(yīng)元年間左右，于社會上尚在流行,，可以傳唱的往日的詞作了,，那些己失掉唱腔的詞，不會被選入列,，于是,，我們只要檢視本書內(nèi)容，可以明暸當日社會,，尚在傳唱的往日的詞作的大概了．

按,，《草堂詩余》里，北宋末年的周邦彥的詞作,，依吳世昌先生分析,，于全書367首中占了58首，約六分之一,，最多．依次排下來,，其次是秦觀的28首，蘇軾的26首，柳永的18首,，歐陽修的13首,，康與之的11首，辛棄疾的10首,，張先的8首,，黃庭堅的8首，李清照的7首,，賀鑄的6首,，胡浩然6首（其中有一首其自創(chuàng)調(diào)的《秋霽》(虹影侵階)，《全宋詞》斷為無名氏作）等等?按,，孫克強先生于《試論〈草堂詩余〉在詞學批評史上的影響和意義》（中國韻文學刋,，1885年第2期）一文里，以其考證的排行榜,，因為對于詞作者的認定的不同,，而排出是依次為周邦彥、秦觀,、蘇軾,、柳永、康與之,、歐陽修,、黃庭堅、章棄疾,、張先．

如此看來,，周邦彥的詞的詞樂，于南宋當屬仍在傳唱特盛．這也可以從史料里看出．于北宋亡,，南宋初興,，兵弋鐵馬時際，于京城的杭州,，周邦彥的《蘭陵王慢》大大流行一時,，見于毛幵《樵隱筆錄》：“紹興初，都下盛行周清真詠柳《蘭陵王慢》,，西樓南瓦皆歌之,，謂之《渭城三疊》?以周詞凡三換頭，至末段,，聲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師能倚之以節(jié)歌者?”以是知周邦彥的詞，在兵荒馬亂之際,，如其《蘭陵王慢》,，還是當時京城的流行歌曲,，“西樓南瓦皆歌之”而十分“盛行”．

即如到了南宋亡后的元朝大德四年(1300），張炎在其出版的《山中白云詞》里,，于其詞作《意難忘》序指出了：“中吳車秀卿,，樂部中之翹楚者，歌美成曲得其音旨?余每聽輒愛嘆不能已?因賦此以贈?”

而又在其詞作《國香》序指出了：“沈梅嬌,，杭妓也?忽于東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qū)儆嘤浧涫?詞成，以羅帕書之?”

可以看出,，周邦彥的部份的詞作到了南宋末年及元朝初年,，還能被“樂部”的樂伎或杭城一般的樂伎傳唱，成了傳世的老歌．周邦彥的詞作的媚力由此可見,，連張炎聽到都“愛嘆不能已”的程度了．故由此例,，亦可以知，南宋的《草堂詩余》以周邦彥的詞作收入最多,，是因為周邦彥的詞作于南宋保留而尚能傳唱的數(shù)量最多之故了．

亦由此可以概見南宋時,，于往日的詞作，其被社會愛好,，是其能被保留下來的動力,，一個詞人的詞作及所入的樂，感人之處,，魂魄為之不能不動搖而情至于不自禁,，則其傳也久遠，不需要一些學者的偏見來誤導學界了．未被歷史的潮汐的沙汰,，就代表了此詞作的價值,，因其可以深植于民眾的普遍同理心是那么的契合，這些詞作才是親近人民之聲的．

由此書可以看到其價值所在,，就是可以替南宋慶元以前的,，社會上公認的詞人的排行，立個排行榜了．如姜白石的詞作,，不管南宋末或后世的文人（如清初浙西詞派及今世）多么推崇,，但是南宋的社會及民眾是不喜愛的，因此不被傳唱（即使姜白石自度曲,，有曲譜可依）,，或是根本徒詞而無法演唱，故沒有流通民間,，所以書商也沒有收入其作．

在此排行榜里,，奪得金曲首獎的是：周邦彥

第二名：秦觀

第三名：蘇軾

第四名：柳永

第五名：歐陽修（若依孫克強先生之排比,，則為康與之）

以上就是南宋社會上的民眾心目中的詞人排行榜，及詞人在人們心中的份量．（劉有恒）（取材于《天祿閣曲談》,，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