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進入90年代后,,人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生活不滿感,、生活壓力感和不良前景卻增強了,。社會和政府要創(chuàng)造條件滿足人們的社會要求,要繼續(xù)推進經(jīng)濟體制改革,,增強經(jīng)濟組織活力,;要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倡導和建立新的社會規(guī)范和關注社會情緒,,緩解社會成員的心理壓力。
本文摘自《開放年代》1997年第5期 作者:石秀印 原題為:中國人社會心理90年代進程
9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的年代,,是正式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年代,,也是社會加速發(fā)展的年代。在這一大的背景下,人們的社會心理處于何種形態(tài)呢,?是否在與社會同步變化呢,?如果某些變化已經(jīng)發(fā)生,是什么發(fā)生了變化,、怎樣變化的呢,?這是本文提出和準備回答的問題。
社會心理是社會成員對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反映與反應,。作為客觀社會不同的主觀形態(tài),,社會心理反映社會成員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反映個體內部的不平衡,、個體與社會間的不平衡,,以及社會內部的不平衡。不平衡的反映導致心理壓力,,心理壓力導致消除不平衡,、占有特定社會資源的心理傾向,這就是社會要求,。作為動力狀態(tài),,社會要求促使人們選擇最有價值的社會資源,形成價值目標,,確定行為取向,,并引發(fā)實際的社會行為。社會行為是否達成了目標,,社會要求是否得到滿足,,則表現(xiàn)為社會情緒。社會情緒是人們在社會環(huán)境中位置的主觀尺度,,也是社會要求的重要來源,。
根據(jù)這一邏輯關系,本文將內容限定為描述,、概括人們的社會要求,、價值目標、行為取向,、社會情緒的狀態(tài)和所發(fā)生的變化,,并提出期間所存在和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
一,、社會要求
(一)要求富足,、幸福的生活
過上富足、幸福的生活,,是90年代前期社會要求的主題,。1949年,,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權,。由于這一方式是如此的重要和艱巨,,以至于其本身就轉化為一種“終極性”社會要求,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卻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這種傾向一直延續(xù),,直到60、70年代,,“革命”依然是人們的注意中心,。
60年代后的4個重大事件,對生活要求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第一,文化革命中一些人以革命為幌子的丑陋表演,,使人們相信“革命”已失去正義性終極目標的意義,。隨著革命神圣性的弱化,背后的終極目標——過好日子的要求即逐漸顯現(xiàn),。第二,,對外開放使人們看到了西方人的生活,而自己與他們的差距是如此之大,。這更增加了對革命效用性的懷疑,,刺激了消除生活差距的要求。第三,,原蘇聯(lián),、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讓人們看到了其社會體制的不良后果,。人們由此思考:干革命是為什么呢,?建設社會主義又是為什么呢?難道這是終極目的嗎,?難道不是為了社會成員們生活得更好一些嗎,?第四,中國從1978年開始為發(fā)展經(jīng)濟進行了改革,,改革進程也強化著人們的生活要求,。人們不斷思考改革的意義:發(fā)展經(jīng)濟是為什么?努力工作是為什么,?不就是為過上富裕,、幸福、美滿的生活嗎,?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人們又回到最初的邏輯起點,追求現(xiàn)實的幸福生活。
1.欲求富裕
富裕,,首先是擺脫貧窮,,取得溫飽。這類要求在貧困地區(qū)的社會成員中顯得特別強烈,。作為個人,,他們在當?shù)貙で竺撠氈赂坏拈T路,或者流動到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打工掙錢,。作為群體,,地方政府和其他組織也采取放寬政策,向中央要政策,,大力發(fā)展本地經(jīng)濟等方式,,力求使政府財政和當?shù)匕傩彰撾x貧困,富裕起來,。
在改革推進中,,部分員工下崗待工,或者解除勞動合同而成為失業(yè)者,。虧損企業(yè)逐漸增加,,員工不能領到工資。一些企業(yè)破產(chǎn),,員工難以充分安置,。這些下崗或失業(yè)人員就由溫飽狀態(tài)下降為貧困層。與原有地位的較大反差,,使他們擺脫貧困的要求更為迫切,。
富裕是沒有止境的。那些已經(jīng)實現(xiàn)溫飽,、步入富裕的成員,,則在現(xiàn)有基礎上追求更高水平的富裕。80年代,,沿海開放地區(qū)的富裕標準是“一萬元不算富,,五萬剛起步,十萬敢說富”,。進入90年代,,這一標準大大提高,已經(jīng)是“十萬不算富,,百萬是小富”了,。
綜合分析調查資料,可以發(fā)現(xiàn)從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追求富裕的社會成員逐漸增多,,人們追求富裕的愿望逐漸增強,。(參見表1)
表1、我國社會成員的富裕要求
資料來源:《社會學研究》1986年第1期,,1990年第2期,,1995年第2期,引用時做過整理,。
說明:①表中“年份”欄目內為該項調查所進行的時間,。在所發(fā)表報告中注明調查時間的以注明的時間為準,未注明時間的算作正式發(fā)表的前一年,。②“位次-選項”欄目中,,第一個數(shù)字為選擇此項的人數(shù)百分比在全部選項中的排列順序,1為百分比最大,,2為其次,,依次類推;第二個數(shù)字為調查題目下所設的被選項數(shù)量,;第三個數(shù)字為規(guī)定可選擇的項目數(shù)量,,或實際選擇數(shù)量的平均數(shù)。③“強度”,,鑒于各次調查的題目內容、選項內容和選項數(shù)量均有不同,,所得結果難以直接比較,,為達到可比較而設立和計算。強度值為0,, 表示該項要求在社會成員的各項要求中處于中間地位(中等水平),,負數(shù)為弱于其他要求,正數(shù)為強于其他要求,,其絕對值越大表示強度越弱或越強,。強度值的計算公式為:
強度=(實際%-理論%)×選項數(shù)÷10
2.物質享受
富裕是對相應社會資源的盡可能多的占有。這種占有既是終極目的,,又是工具條件,。作為工具條件,占有是為了消費,、使用和享用,。90年代前期,人們社會要求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對物質資源的占用和享用,。
物質享受首先表現(xiàn)為要求吃好、穿好,。吃好不僅要衛(wèi)生,,有營養(yǎng),,而且要有味道、檔次高,、新穎以及享用環(huán)境的幽雅,。人們以前進入飯店多是為充饑,90年代則更多地是為口福,。以前進入飯店多是個人或公款集體,,90年代則有越來越多的家庭來享受佳肴。至于穿著,,90年代的中國人似乎比以前亮麗了許多,,流行服裝也真正流行起來。
在調查結果中,,80年代的強度多為負值,,而90年代則變?yōu)檎怠_@表明人們的吃穿享樂要求已經(jīng)從原來低于其他要求的地位,,上升到了主要地位,。
3.家庭幸福
在進入市場經(jīng)濟的同時,人們也越來越多地離開“革命”的舞臺,,從心理上進入家庭,,品嘗其中的溫情、和睦與幸福,。在90年代,,家庭不僅依然是中國人占有社會資源和享用社會資源的基本單位,獲得人際溫暖的基本場所,,而且也是工作,、勞動的終極目的,回避社會風浪的“幸福港灣”,。隨社會變化的加快,、社會競爭的加劇和人際距離的加大,人們的溫情感和幸福感越來越多地來自于家庭,。在中國,,市場經(jīng)濟并未淡化家庭,相反卻增強了對家庭幸福的追求,。
在社會調查結果中,,人們對自己要求的表述多是:希望有理想的愛人,有溫暖的家,,生活美滿,,氣氛溫馨,悠閑愉快,,子女有發(fā)展,。在強度方面,,家庭幸福要求弱于富裕,卻強于物質享受,,與80 年代相比,,90年代的強度值有較大幅度的增加。與韓國,、日本相比,,則還有一定差距。(參見表2)
年份 社會成員 社會要求 %
1979 青年 理想:美好家庭,,安穩(wěn)過一生 4.1
1983 成都青年 幸福:有美滿家庭,,生活舒適 17.7
1991 廣西國企青工 最高理想:有一個幸福家庭 16.9
1992 上海青年 生活中最重要:家庭 48.2
1993 山東25行業(yè)青年 生活中最重要:家庭幸福 27.8
1994 中國(北京)青年 人生最重要:溫暖的家庭 46.6
1994 日本(東京)青年 人生最重要:溫暖的家庭 50.7
1994 韓國(漢城)青年 人生最重要:溫暖的家庭 58.3
年份 位次—選項 強度
1979 6-14-1 -.043
1983 3-5-1 -.012
1991 2-10-1 +.069
1992 1-7-2 +.069
1993 2-6-1 +.067
1994 2-12-3 +.086
1994 2-12-3 +.103
1994 2-12-3 +.133
資料來源:《青年研究》1990年第36期,,1985年第7期,, 《青少年研究》1992年第2期,《社會科學》1994年第4 期,, 《重慶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2期。
在80年代的基礎上,,人們于90年代還繼續(xù)追求精神生活的豐富,,生活環(huán)境的改善與美化。1995年成為北京居民與建筑施工單位之間的“訴訟年”,。居民們以居住地為單位,,就附近施工工地的噪聲、空氣污染問題,,到法院進行訴訟,要求法律制止侵害行為,。這類事實表明,,人們對高質量生活環(huán)境的要求正在增強,并且將其上升到公民權利和人的權利的水平上,,要求獲得法律的保障,。
在這類社會要求的發(fā)展中,也出現(xiàn)了矯枉過正現(xiàn)象,,其中之一就是享樂傾向的滋長,。這特別表現(xiàn)在青少年身上。青少年由過去的追求生活豐富變?yōu)橄順分髁x,,由追求理想變?yōu)榧皶r行樂,,由熱心學習變?yōu)樽非蟮图壢の叮煞e極向上變?yōu)榛乇苄量?,由玩物變?yōu)閱手?。這對于我國的建設事業(yè),,對于年輕一代的健康成長,對于我國人口素質的提高,,都有不利的影響,。
(二)要求安全和保障
進入90年代以來,人們的不安全感逐漸增強,,由此產(chǎn)生的安全保障要求也在增強,。80年代經(jīng)濟體制改革對那些提供“超”安全感的勞動制度、工資制度和保險制度開刀,,實行了勞動合同制,,推行了優(yōu)化組合。90年代則進一步“砸三鐵”,。企業(yè)內待業(yè),、辭退、失業(yè)現(xiàn)象增加,,企業(yè)經(jīng)營虧損,、難以支付工資、報銷醫(yī)藥費等現(xiàn)象也在增加,。這些均使人們的不安全感逐漸增強,,安全保障要求也突出發(fā)展。
90年代人們的安全保障要求主要包括下列內容:
1.職業(yè)與收入的安全保障,、2.基本生活條件的安全保障,、3.人身與財產(chǎn)的安全保障、4.市場交易的安全保障,、5.防止財產(chǎn)流失的安全保障,、6.社會交往的安全保障。
另外,,社會發(fā)展速度加快,,環(huán)境變化日新月異,也增強了人們的不確定感和不穩(wěn)定感,,導致心理的不安和恐慌,,引發(fā)出相應的安全保障要求。
表3 我國社會成員的安全保障要求
年份 社會成員 社會要求
1990 江蘇南部青年 最重要:衣食不愁,,生活安定
1991 江蘇農村青年 窮一點不要緊,,只要生活太平
1993 江蘇居民 只要生活穩(wěn)定,可水平低
1988 武漢市民 最憂慮:工作不穩(wěn)定,,保不住
1991 天津市員工 工作穩(wěn)定程度降低了
1992 湘潭國有企業(yè)員工 擔心:富余人員安置不好
1993 江西國有企業(yè)員工 穩(wěn)定的工作
1993 長春半停產(chǎn)企業(yè)工人 經(jīng)??紤]破產(chǎn)出現(xiàn)
1993 長春半停產(chǎn)企業(yè)技術人員 經(jīng)常考慮破產(chǎn)出現(xiàn)
88-89 天津城區(qū)居民 感到不能信任他人
88-89 天津郊區(qū)居民 感到不能信任他人
1993 全國調查 社會交往中缺乏信任感安全感
年份 % 位次—選項 強度
1990 15.0 4-8-1 +.020
1991 70.3 1-2-1 +.041
1993 44.7 1-3-1 +.34
1988 8.2 7-12-3 -.067
1991 27.1 2-3-1 -.019
1992 26.1 2-6-1 +.057
1993 36 9-17-6 +.002
1993 72.6 1-3-1 +.118
1993 75.0 1-3-1 +.125
88-89 38.0 1-3-1 +.014
88-89 38.2 1-3-1 +.015
1993 71.9 1-2-1 +.044
資料來源:《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3 年第1 期, 《上海教育科研》1992年第1期,,《青少年研究》1995年第3期,,《社會學研究》1990年第2期,《天津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中國農村經(jīng)濟》1994年第2 期,,《江西教育學院學報》1994年第1期,《改革與探索》1994年第7 —8期,,《社會科學》1991年第10期,,《東方》1994年第1期,經(jīng)過整理,。
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體制的推進,,在未來的一定時間內,社會成員的不安全感還會增強,,由此導致的安全保障要求也會增強,,緩解不安全感的行為則會相應增加。而市場經(jīng)濟的最大風險之一,,就是不安全感會導致社會行為無序,,社會沖突和社會不穩(wěn)定性增加。因此,,不安全感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作為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的動力,又可能危害體制的健康運行,。如何用好這把劍,,是一個需要在今后重點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三)要求自主和自由
自主和自由是人們社會要求的永恒主題,。與富裕一樣,,這種要求既是終極目的,又是工具條件,。作為終極目的,,它是心理與行為的舒張,是精神享受的來源,。作為工具條件,它是人們根據(jù)自己的愿望和能力采取行動,,最大限度地滿足其他要求的前提,。
1949年之后,人們在政治上獲得了自主解放,。然而,,為滿足脫貧致富和安全保障要求而設計的經(jīng)濟體制,將社會組合為一臺大機器,,每個人成為其中的一顆螺絲釘,,必須在一個固定組織內依照統(tǒng)一指令行動,。由此,社會成員難以享受到充分的自主自由,,或者寧愿為滿足其他要求而出讓自主自由,。
被動地服從“大機器”和上級意志使人們品嘗到了酸果。政治上,,文化革命期間的盲從容納了法西斯專政,,人性和人的尊嚴遭到摧殘。經(jīng)濟上,,絕對統(tǒng)一的意志束縛了人主動活動的積極性,,導致發(fā)展遲滯和生活貧困。這一苦果引起了對現(xiàn)有觀念和體制的反思,,引發(fā)了思想解放運動,。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了改革的進行,改革的推進則不僅弱化了束縛自由的體制觀念,,為自主自由要求拓寬了發(fā)展空間,,而且通過利益機制使人們感受到增加自主程度以取得更多資源的必要性。90年代以市場經(jīng)濟為特征的改革,,進一步發(fā)揮了這類作用,,刺激了自主自由愿望的增強。因為在歷史上,,自主自由就是與自由交換,、自由競爭的經(jīng)濟形式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表4所示的社會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到這一變化趨勢,。
表4 中國社會成員的自主自由要求
年份 社會成員 社會要求
1984 大學生 希望:增大個人發(fā)展的自由度
1987 中山大學學生 最富貴:個性自由
1991 山西大學學生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1992 吉林大學學生 最欣賞:個人權利個人自由
1993 浙江師范院?! ∽杂勺栽?,無拘束地生活
1993 汕頭大學學生 個人意志神圣不可侵犯
年份 % 位次—選項 強度
1984 21.2 5-6-3 -.058
1987 18.3 2-7-1 +.028
1991 58.6 1-3-1 +.076
1992 38.5 2-5-1.2 +.060
1993 48.8 4-15-4 +.083
1993 81 1-3-1 +.143
資料來源:《青年研究》1985年第4期; 吳燦華:《現(xiàn)在與未來——中國青年人生觀現(xiàn)狀》,,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頁;《青年研究》1991年第11期,,1992年第9期,,《浙江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南方青少年研究》1994年第1期,,經(jīng)過整理,。
與50年代的婚姻自主、60年代后期的政治無政府主義、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80年代的個性自由有所不同,,90年代前期的自主自由要求具有下列一些特點:
1.要求擇業(yè)自由
大學畢業(yè)生要求自己選擇中意的職業(yè),在職員工希望自由進行職業(yè)流動,,農民要求自由遷徙,,離開戶口所在地外出謀生。在關于職業(yè)選擇的社會調查結果中,,具有這類要求的人數(shù)達到40—80%,。
2.要求經(jīng)營自由
農民要求自由種植,反對政府下達的硬性種植計劃,,不愿接受訂購合同的約束,。國有企業(yè)廠長要求完全的經(jīng)營自主權(在一些企業(yè)內,他們已經(jīng)進入無任何硬性約束的自由狀態(tài)),,私營企業(yè)老板要求自由進入市場,,自由獲得資金、能源,、原材料,。年輕人則要求自由追求財富,成為富翁,。
3.要求個人生活自由
人們越來越多地要求選擇喜歡的生活方式,,擺脫社會和他人的干涉。(參見表5)90 年代使用頻率較高的兩個詞是“隱私權”和“安寧權”,。在自我界定的隱私權范圍內,,本人的行為不容他人過問。在所界定的“安寧權”范圍內,,不容許他人打擾,。而且,在認定這兩種權利時,,所包括的范圍越來越寬,。隨著個人自由要求的增強,人們給予別人的自由度也在加寬,。
表5 中國社會成員所重視的自由
社會要求 % 位次—選項 強度
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 30.4 1-10-1 +.204
調動工作 10.9 3-10-1 +.009
公開自由地發(fā)表個人見解 3.7 6-10-1 -.063
政治信仰自由 2.2 8-10-1 -.078
參加各種社團 0.8 9-10-1 -.092
集會,、游行 0.4 10-10-1 -.096
資料來源:《青年研究》1995年第5期。
4.要求信仰自由
在改革中,,傳統(tǒng)的政治信仰趨向失落,,但人們不能沒有信仰。在尋找新的信仰時,,成員們不再象過去那樣接受上級的安排,,也不愿順從社會的統(tǒng)一性,而是要求自由信仰,。有人仍然信仰毛澤東主義,,有人信仰基督教,有人則只“信仰”金錢,。
在自主自由要求方面也有“過正”傾向,,以至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比較突出的問題是:第一,,自主自由同個人利益驅動相結合,,使行為沖破合理的道德規(guī)范和法律規(guī)定,導致越軌行為增加和社會運行無序,。大到國有資產(chǎn)流失,;小到交通規(guī)則無視,以及偽造假冒的泛濫,,均于此有關,。第二,自主自由同對個性化行為寬容度的提高相結合,,使一些社會丑惡現(xiàn)象蔓延,,例如性自由、性解放,、情人現(xiàn)象,、嫖娼、賣淫等,。
(四)要求平等和公平
1949年后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其設計標準之一就是滿足人們對平等的要求。由此,,才有國家全包下來,、一視同仁的城鎮(zhèn)勞動力就業(yè),才有大鍋飯式的平均分配,。
然而,,每個人實際擁有的資源是不同的,比如具有不同的能力,,處于不同的社會地位,,這就決定了平等要求的不同:資源少的人要求平均,資源多的人要求以其特有資源為標準的公平,。同時,,人又是不“安份”的,在比別人低下時要求平均,,與別人一樣時又要求比別人高,。在這一傾向下,,再加上平均主義缺乏效率,自80年代以來,,人們又更多地要求拉開分配差距,,實現(xiàn)以勞動、貢獻,、風險為標準的公平,。
90年代,人們擁有的資源進一步差別化,、多樣化并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平等要求也呈現(xiàn)多樣化態(tài)勢:幾乎每個人都要求平等公平,但其含意和標準卻有明顯不同,。即使是同一個人,,處于不同的環(huán)境,針對不同的問題,,所要求的平等和公平也有所不同,。歸納起來,主要有下列類型:
1.要求以勞動,、貢獻為標準的公平
在調查資料中,,他們的要求表述為“要保障效率就要鼓勵差距”,“部分人先富有利于社會進步”,,“只要有能力和守法,,收入可以高于他人百倍”。一些國有企業(yè)經(jīng)營者將自己的積極性不高和企業(yè)虧損歸因于報酬制度:“同樣是當廠長,,在私營企業(yè)一年拿幾十萬,、幾百萬,我一年不到一萬,,怎么會有積極性,?”
2.要求以人的權利和公民權利為標準的平等公平
這是傳統(tǒng)的平均主義的延續(xù),也是對現(xiàn)實狀況的反映,,其社會主體多是能力等方面的弱者,。隨改革深入和分配差距拉開,由于經(jīng)濟運行中的不合理因素,,一些成員陷入了絕對或相對貧困狀態(tài),,社會地位大大降低。殘疾人,、年老者,、教育程度低者、技能差的工人和女性,,更多地處于不利地位,。由此,,他們強烈地要求這類平等公平。在調查資料中,,人們要求多表述為:“收入相差懸殊不合理”,,“最憂慮的是貧富分化”,“收入差別小點好”,,“希望政府解決分配不公問題”。
3.要求否定特權的平等公平
這也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社會要求,,到90年代則加入了新的內容,,社會主體是平民和權力小者。在實行市場經(jīng)濟的過程中,,強大的權力進入了市場,,成為獲得超額利潤的資本。權力可直接作為股份,,憑借權力可獲得緊缺的資金,、批文、能源,、原材料,。“以權謀私”現(xiàn)象也從70年代的給子女安排好工作,,演變?yōu)?0年代的扶植子女辦公司,,從多占住房演變?yōu)榍滞檀蠊P國有資產(chǎn)。這些現(xiàn)象使人們感受到市場機會和占有資源機會的不平等,,因而要求權力退出市場,,實現(xiàn)沒有特權的平等公平。
4.要求統(tǒng)一行為規(guī)則的平等公平
這是與市場競爭同時發(fā)展起來的社會要求,,社會主體是受到規(guī)則限制較多的人,,以及受到某些規(guī)則歧視的人。農民認為政府對農村戶口和城鎮(zhèn)戶口者采用不同的政策,,影響了自己就業(yè)機會的平等,,要求改變“戶口歧視”,建立平等,、統(tǒng)一的勞務市場,。私營企業(yè)認為政府給國有企業(yè)更多的優(yōu)惠待遇,造成了不公平競爭,,要求制定統(tǒng)一的政策法規(guī)并公正執(zhí)法,,以實現(xiàn)真正的平等競爭。國有企業(yè)則抱怨政府部門直接開辦公司,,認為他們“既當裁判,,又進場踢球”,,要求取消他們的“踢球權”。在調查中,,他們的要求集中體現(xiàn)為:“解決不公平競爭問題”,,“要求平等競爭”。
另外,,男女兩性平等的要求在90年代也在發(fā)展,,社會主體主要是女性,而且多是知識界女性,。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通過了“北京宣言”,給男女平等要求注入了新的動力,。
平等公平要求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一是如上所述,不同人持有不同標準,,在政策制定和適用上眾口難調,;二是每個人都強調自己的特殊資源,高估自己的特殊作用,,強調從這一特殊性出發(fā)的平等公平,。例如,那些要求以勞動為公平標準的人,,均認為自己的勞動貢獻大,,而獲得的報酬少,希望獲得更多的收益,。這種主觀因素的進入,,使人們難以獲得所期望的公平感。
(五)要求民主參與
民主和參與均是外來的觀念和要求,,愿意為“人民的權力”,,“多數(shù)人的統(tǒng)治”。輸入我國后逐漸被社會成員接受,,成為社會要求,。90年代,隨著經(jīng)濟體制市場化,,利益分化導致權利主體分化,,人們掌握自己命運的愿望增強,民主參與要求也進一步增強,。不過,,對民主的期望值和行為方式卻與80年代有了一些不同。如果說此前的民主要求和行動更加富于理想化色彩,,那末90年代的要求和行為則更加現(xiàn)實,、穩(wěn)健化和操作化,。
1.要求法制保障下的民主
人們要求國家通過立法確認公民的民主權利,通過嚴格執(zhí)法實現(xiàn)民主權利,。那些最渴望民主的高校學生,,實行西方式議會民主和多黨政治的熱情也逐漸減退,而更加重視法制建設和民主集中制建設,。(參見表6)在90年代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中,,有兩部引起了廣泛關注, 一是《行政訴訟法》,,二是《勞動法》,。前者給予老百姓與權力機關“理論”的權利和程序,后者則界定了勞動者所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包括民主權利。
2.重視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推選
80年代的人對各級人大的作用抱有相當?shù)膽岩?,因而在推選人大代表時常有敷衍和湊數(shù)現(xiàn)象,。推選代表的標準也多傾向于“勞模”,,或者接受上級推薦,,選舉老實聽話者。90年代后這些現(xiàn)象逐漸改變,,人們對選舉代表變得認真了,,對上級推薦的候選人變得評頭品足了,對代表能否代表民意,、能否為自己爭取利益更加重視了,。(參見表6)同時, 參加選舉的積極性也有所增強,。(參見表7)
3.當選人大代表大會的主動性增強
以前,,對于能否當選人大代表,人們多抱“隨別人安排”,,“讓當就當,,不讓當就不當”的被動態(tài)度。在90年代,,希望當選人代表的人增多了(參見表7),,積極爭取選民支持, 通過主動活動當選的人也多了,。在一些地方,,還發(fā)生了賄選事件。
4.利益群體的利益代表意識增強
作為工人的群眾組織,,全國總工會過去所強調的職能首先是團結教育工人群眾,,對被批判的“工團主義”忌諱莫深,。90年代則明確提出,工會的職能首先是代表和維護工人利益,。全國工商聯(lián)也逐漸增加了代表私營(民營)業(yè)主利益的傾向,。一些私營熱心建立和參加地方性的商會、協(xié)會等,,力圖形成政治力量,,對政府和社會發(fā)生影響。
應該指出的是,, 我國社會成員民主要求的發(fā)展水平仍然不夠高,,80年代存在的弱點,如權力要求較弱,,清官意識較濃,,行為主動性較差等依然存在。很多人懷有較強的民主愿望,,卻較少表現(xiàn)出實際的參與行動,。很多人希望別人“自動地”代表自己的利益和為自己爭取利益,自己則準備“搭便車”,,而不愿意出頭,。結果,大家均成為“期待別人”者,。這種要求和行為之間的反差,,常常導致踐踏民主行為的增加和人們內心不滿的積累,達到極點時爆發(fā)極端性的“大民主”,。
表6 我國社會成員的民主要求
年份 社會成員 社會要求
1992 吉林大學學生 欣賞:西方的政治民主
1995 武漢高校學生 人民當家作主:非常重要
1995 武漢高校學生 民為邦本:非常重要
1995 武漢高校學生 法制而非人治:非常重要
1995 武漢高校學生 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
1995 武漢高校學生 定期普選:非常重要
1995 武漢高校學生 分權與制衡:非常重要
1995 武漢高校學生 多數(shù)裁決,,尊重少數(shù):非常重要
1995 武漢高校學生 多黨政治:非常重要
1995 武漢高校學生 批評政府政策,不應受干預
1995 武漢高校學生 公開宣傳言論自由不應受干預
1988 農村青年 人大代表應代表自己的愿望要求
1988 城鎮(zhèn)青年 人大代表應代表自己的愿望要求
1990 城鎮(zhèn)青年 人大代表應代表群眾敢于直言
1995 五省區(qū)鄉(xiāng)鎮(zhèn)居民 人大代表標準:反映人民意見要求
年份 % 位次—選項 強度
1992 68.1 1-5-1.2 +.184
1995 77.0 1-5-1 +.258
1995 70.5 1-5-1 +.253
1995 64.8 1-5-1 +.224
1995 48.2 1-5-1 +.141
1995 43.3 1-5-1 +.117
1995 36.3 2-5-1 +.082
1995 33.2 2-5-1 +.066
1995 17.3 3-5-1 -.014
1995 54.7 1-3-1 +.064
1995 78.1 1-3-1 +.124
1988 50.1 1-4-1 +.100
1988 71.6 1-4-1 +.186
1990 81.2 1-4-1 +.225
1995 71.5 1-5-1 +.258
資料來源:《新東方》1995年第2期,,《青年研究》1992年第9期,,《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 陸建華:《來自青年的報告—當代中國青年價值觀及其取向的演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362。
表7 我國社會成員的政治參與傾向
年份 社會成員 社會要求
1993 寧夏回族群眾 積極參加村鎮(zhèn)人大代表選舉
1993 寧夏漢族群眾 積極參加村鎮(zhèn)人大代表選舉
1995 五省區(qū)鄉(xiāng)鎮(zhèn)居民 選舉時自愿投票
1995 五省區(qū)鄉(xiāng)鎮(zhèn)居民 如不讓自己選舉,,據(jù)理力爭
1990 十一省婦女 向往當人大代表
1990 十一省婦女 如當選人大代表一定干好
1995 五省區(qū)鄉(xiāng)鎮(zhèn)居民 愿意當選人大代表
年份 % 位次—選項 強度
1993 58.0 1-3-1 +.074
1993 64.5 1-3-1 +.094
1995 82.5 1-3-1 +.148
1995 84.2 1-3-1 +.153
1990 17.3 2-3-1 -.048
1990 34.4 2-3-1 +.003
1995 76.2 1-3-1 +.129
資料來源:《寧夏社會科學》1995 年第1 期,, 《當代青年研究》1994年第5—6期,《新東方》1995年第2期,。
二 價值目標
(一)金錢
90年代,,金錢作為一種價值目標,其價值量逐漸增加。人們不僅明確表示需要金錢,,而且還采取積極行動獲取金錢,。
金錢在90年代人們的心目中,具有下列重要意義:
——個人的生活理想和具體奮斗目標,;
——生活,、生存、發(fā)展必不可少的依賴物,;
——衡量社會地位高低的標志,;
——評價在社會上成功與否的標準;
——衡量人生價值是否實現(xiàn),、實現(xiàn)多少的重要尺度,;
——在社會上影響他人的資本和達到其他目的的工具;
——人生幸福感的重要來源,。
一種價值目標對于人們的意義越大,,意義范圍越是廣泛,其價值量就越大,。從社會調查資料中看出,,各社會群體均表示自己重視和需要獲得金錢。比較強度值發(fā)現(xiàn),,70和80年代對金錢的重視程度多為負值,,即在人們的價值目標系統(tǒng)中,,金錢的位置處于其他價值目標(如知識,、友誼、道德等)之下,。90年代則上升為正值,,并且數(shù)字隨時間發(fā)展逐漸增加,表明其位置逐漸提高,,成為行為的主導支配力量,。不同社會群體相比,市民對金錢的重視度最高,,強度變?yōu)檎档臅r間也較前,;高校學生的重視程度較高,他們比中學生,、農村青年和城市青年更強烈地希望賺取金錢,;城鎮(zhèn)青年的重視程度次于高校學生,農民的重視程度最低,。在農民中,,越是收入高的人越是希望占有金錢。
隨著對金錢重視程度的提高,金錢拜物教也開始出現(xiàn),。在社會調查資料中,,這方面的表述有:“人生信仰是金錢”,“最高理想是金錢”,,“人生最寶貴的是金錢”,;“一切為人民幣服務”;“50年代講奉獻,,90年代侃賺錢”,;“先富口袋、后富腦袋”,;“金錢比理想更重要”,,“主義不要緊,只要高工薪”,;“金錢至上,,金錢萬能,有錢能使鬼推磨”,;“從到基層,、邊疆、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到國外,、外貿、掙錢多的地方去”,。這種對金錢的強烈崇拜,,有可能對我國社會造成不利影響。
(二)住房
與80年代相比,,我國社會成員90年代前期對住房的重視程度提高了,,希望擁有住房和改善住房條件的愿望增強了。
1.住房困難的主觀感受有所增強
1990年關于知識分子住房問題的調查結果中,,因為住房問題苦惱的人數(shù)占10%左右,。而在1993年更大范圍的調查結果中,憂慮住房問題的占到40%左右,。強度值的比較也說明,,他們對住房困難的苦惱和憂慮強度有較大程度增加。
2.獲得或改善住房的愿望有所增強
在1988年以青年為對象的調查結果中,,最需要解決住房問題的人占35%,。在1992年1993 年對同類人的調查結果中, 相應的人數(shù)比例達到56%,。對市民的調查結果也呈現(xiàn)類似趨勢,,強度值的比較同樣表明了這種愿望的增強。
3.對住房改革的關心度有所增強
1993年和1994年對上海市民的兩次調查表明,一年之內,,關心住房改革的人數(shù)增加了35%左右,,所計算的強度值同樣表明了關心度的提高。(參見表8)
表8 各社會成員對住房的重視度
年份 社會成員 對住房的重視程度
1990 廣西教師科研人員 最苦惱:住房長期不得解決
1993 十三省市科研人員 最憂慮的問題:住房
1988 十六城市青年 最需要解決:住房緊張
92—93 十省市區(qū)青年 生活改善的主要目標:住房
1993 北京青年 最需要解決:住房條件改善
1993 北京市民 最需要解決:住房
1994 北京市民 最需要解決:住房
1994 全國28個市居民 最關心:解決住房
1992 六省居民 最關心:住房制度改革
1993 上海市民 最關注的社會問題:住房改革
1994 上海市民 各項改革中,,最關心:住房改革
年份 % 位次-選項 強度
1990 9.1 3-10-1 -.009
1993 39.8 1-4-1 +.059
1988 35.4 1-3-1 +.006
92—93 55.9 1-4-1 +.124
1993 28.9 1-8-1 +.131
1993 15.3 7-17-2.8 -.007
1994 10.8 6-14-3 -.049
1994 34.1 3-8-2 +.036
1992 31.3 2-10-2 +.057
1993 14.8 1-22-1 +.226
1994 49.2 1-8-1 +.294
資料來源:《青少年探討》1991年第4期,, 《婦女研究論叢》1994年第1期,《中國青年研究》1994年第2期,,《青年研究》1993年第6 期,,《北京經(jīng)濟liào@①望》1995年第1期, 《社會工作研究》1995年第4期,,《社會學研究》1994年第2期,,《中國青年研究》1994 年第1期,《當代青年研究》1995年第2期,,經(jīng)過整理,。
(三)職業(yè)
進入90年代后,盡管社會的職業(yè)結構發(fā)生了較大改變,,不同職業(yè)的經(jīng)濟地位,、社會地位、社會聲望等也有所調整,,但人們對職業(yè)的價值評價和選擇傾向卻沒有發(fā)生較大幅度的變化,,而表現(xiàn)出相對穩(wěn)定性。那些對社會變化最敏感,、就業(yè)選擇范圍也較寬的高等學校學生,,對職業(yè)的主觀選擇也較少發(fā)生根本性調整,而基本維持了原來的格局,。在關于清華大學學生的調查資料中,,不論是1984年,、1991年還是1994年,,選擇比例最大的均為公司或外貿部門、合資企業(yè),,其次是出國留學,、直讀研究生,再次是科研部門,、黨政機關,、國有企業(yè),其余依次是大學教師,、個體戶,、集體企業(yè)、中小學教師。他們去公司,、外貿,、合資企業(yè),主要是因為那里經(jīng)濟地位高,;去科研單位,、黨政機關,主要是因為那里社會地位,、職業(yè)聲望高,;而出國留學、直讀研究生則是取得更高經(jīng)濟地位,、社會地位的準備條件,。這就是就,高校學生選擇職業(yè)的標準一是經(jīng)濟地位,,二是社會地位和職業(yè)聲望,,其他標準如興趣、愛好,、性格,、能力適應性等處于次要地位。
另一方面,,隨著時間進程,,人們的職業(yè)選擇畢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盡管不那么引人注目,,卻表明了一種發(fā)展趨向,,一種微量的增加,一種對長遠重大變化的量的積累,。在上述調查資料中,, 1994 年與1984年、1990年相比,,高校學生變得更傾向于從事的職業(yè)是:公司或外貿部門(與1990年相比),,中小學教師,個體戶,,直讀研究生,;較少愿意從事的職業(yè)是大學教師,合資企業(yè),,出國留學,;相對恒定的是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愿意從事科學研究的從1984年到1990 年有所增加,, 從1990到1994年則有所減少,,回落到1984年的水平。發(fā)生這些變化的原因,,主要是不同職業(yè)的經(jīng)濟地位,、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發(fā)生了變化,例如公司職員,、中小學教師的經(jīng)濟地位有所提高,,大學教師、合資企業(yè)職員的經(jīng)濟地位有所降低或相對不變,,個體戶的社會聲望也有所提高等,,而較少是因為人們的選擇標準發(fā)生了變化。
(四)知識
90年代,,知識的經(jīng)濟價值逐漸顯現(xiàn),。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知識可以將生產(chǎn),、經(jīng)營搞得更好,,可以創(chuàng)造新的產(chǎn)品、新的工藝,、新的經(jīng)營戰(zhàn)略,,創(chuàng)造更高的“附加值”,可以作為競爭的砝碼,,提高競爭能力,。因此,知識作為獲得收益和利潤的“資本”,,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由于有了市場,作為“資本”的知識也就有了交換價格,,并且逐漸提高,。而且,越是追求利潤的地方,,越是競爭激烈的地方,,對知識的重視程度和知識的價格越高。
農村最早進行改革,,實行了承包責任制,。農民的收入取決于自己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生產(chǎn)經(jīng)濟效果又取決于對相關知識掌握的多寡,。因此,他們學習農業(yè)知識,、技術的熱情逐漸提高,,到90年代依然保持增強趨勢,。(參見表9)
80年代以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興起,。為了組織生產(chǎn),、開拓市場,經(jīng)營者們對工業(yè)知識表現(xiàn)出了足夠的尊重,。他們出高薪從國有企業(yè),、科研單位吸引人才, 中國知識分子所擁有知識的價值第一次獲得了市場的承認,。90年代,,外資企業(yè)、私營企業(yè)相繼發(fā)展,,出更高的價格雇用有知識者,,知識的經(jīng)濟價值逐漸提高。
在國有企業(yè)和行政機關,,由于國家政策的推動,,知識的受重視程度也有提高。但是,,這里所重視的與其說是知識本身,,不如說是標示知識水平的文憑。文憑成為獲得特定職位的條件,,而職位與工薪,、待遇相關聯(lián)。所以,,人們更重視的是文憑,,以至出現(xiàn)了“混文憑”現(xiàn)象,“大專畢業(yè)生”一時間也增加了許多,。進入90年代后,,國有企業(yè)逐漸進入市場,勞動制度的改革也將職工推向了勞務市場,,知識和技術成為在市場上競爭的砝碼,,人們對其的重視度也在提高。
在高等學校,,進入90年代,,由于知識的價值在求職、任職,、晉升,、經(jīng)營、管理,、盈利等方面的作用日漸明顯,,低知識素質者在市場競爭中出現(xiàn)敗北,,學生們又回到了書本和課堂,認為“現(xiàn)在還是要把功課學好”,,并且為適應市場需要面“迫切學習實用知識”,。調查結果表明,這種趨向在逐年增強,,(參見表9)報考研究生者也逐年增加,, “考研”成為高等院校一個競爭激烈的戰(zhàn)場。
可以預言,,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推進,,知識的價值(特別是那些經(jīng)世濟用的知識價值)還將進一步增強。這也是市場經(jīng)濟健康發(fā)展的重要條件,。
表9 中國社會成員對知識的重視度
年份 社會成員 對知識的重視程度
1982 京津大學生 最迫切需要:提高專業(yè)水平
1984 四所大學學生 適應改革:學識淵博,,精通業(yè)務
1992 六所高校學生 價值:知識智慧
1993 浙江師范院校女生 人生追求:廣博的知識
1994 貴州高校學生 人生價值:知識
1995 安徽師范大學學生 人生最寶貴:知識
1993 北京大學學生 迫切學實用知識
1994 北京大學學生 迫切學實用知識
1993 北京大學學生 現(xiàn)在還是把功課學好
1994 北京大學學生 現(xiàn)在還是把功課學好
1986 甘肅定西農民 責任制后學文化科學知識:有必要
1993 新疆維吾爾族農民 最重要:知識
1990 遼寧企業(yè)職工 感到:知識不夠用
1991 吉林化纖廠職工 自己的弱點:知識面窄
1987 山西古交鎮(zhèn)職工 最重要:知識
1993 河北企業(yè)職工 生活中最需要:多種多樣的知識
年份 % 位次—選項 強度
1982 50.4 1-8-1 +.303
1984 90.3 2-8-3 +.141
1992 38.0 1-11-1 +.318
1993 51.9 2-15-4 +.095
1994 66.0 1-10-2.5 +.164
1995 43.6 2-10-3 +.045
1993 69.5 1-3-1 +.108
1994 70.2 1-3-1 +.111
1993 66.7 1-3-1 +.100
1994 68.9 1-3-1 +.107
1986 48.0 1-3-1 +.044
1993 62.6 2-7-2.7 +.062
1990 91.6 1-2-1 +.083
1991 40.1 1-8-1 +.221
1987 9.1 4-5-1 -.055
1993 30.0 4-9-1 +.170
資料來源:《青年研究》1983年第9期,1985年第4期,,《廣西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浙江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1期,,《青年研究》1996年第1期,,《民意》1995年第3期,《社會學研究》1987年第1期,,《新疆社會經(jīng)濟》1984年第1期,,《青少年探討》1990年第3期,《青年研究》1991年第5期,,《青年學研究》1992年第3期,,《晉陽學刊》1988年第6期, 《社會科學論壇》1994年第6期,。
三 行為取向
(一)自我與他人
在處理人—我關系時,,我國社會成員過去多屬他人取向,即以他人為人生目的,,給他人謀利益,,做他人所期望的事情。毛澤東提倡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雷鋒體現(xiàn)的“人活著是為使他人生活得更美好”,就是這一取向的典型體現(xiàn),。
“為自己”,,“謀私利”,是被中國傳統(tǒng)社會深惡痛絕的行為,。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閃念”,,使這些行為如過街老鼠,。70年代末以后,, 這方面的言論和行為逐漸顯現(xiàn), 一直延續(xù)到90年代,。在表10的社會調查資料中,,主張和同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數(shù)表現(xiàn)出較大比例的增加,,其強度值也從70,、80年代的負值變?yōu)檎怠?/p>
在處理人—我關系時,人們需要對他人的行為取向做出判斷,。如認為別人是他人取向,,自己也可能采取同類取向;如認為他人是自我取向,,則自己更可能持自我取向,。調查資料表明,從80年代到90年代,,相信他人是“自私”的人有較大比例增加,。這種判斷既是對他人行為取向特點的反映,又是被調查者對自身行為取向的表露,,同時也預示著“自私”行為的增加,。(參見表10)
行為取向從他人轉向自我,是20世紀世界范圍內的一個普遍趨勢,。我國實行經(jīng)濟體制改革,,利用的是人們對個人利益的關心;市場經(jīng)濟的推進,,則將原來結為一體的人分解為無數(shù)“自我奮斗”的個體,。這均構成人—我關系處理方式變化的原因??梢钥吹胶皖A言,,這一趨勢會對社會的各個方面產(chǎn)生重大影響。
表10 中國社會成員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處理取向
年份 社會成員 行為取向
1994 內陸中學生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1994 廣州中學生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1994 北京青年 即使自己吃虧都應幫助他人
1994 廣州青年 即使自己吃虧都應幫助他人
1983 北京大學新生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
1994 北京大學學生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
1982 成都,、武漢青工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
1991 廣州青年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
1979 青年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1981 西安寶石軸承青工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1994 北京青年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1983 京津滬高校學生 自私是人的本性
93-94 北京大學學生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1994 海南大學生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年份 % 位次—選項 強度
1994 42.3 1-3-1 +.027
1994 27.1 1-3-1 -.019
1994 47.1 1-3-1 +.041
1994 29.3 2-3-1 -.012
1983 5.9 3-6-1 -.065
1994 48.2 1-3-1 +.045
1982 15 2-3-1 -.055
1991 54.2 1-2-1 +.008
1979 2.5 8-11-1 -.073
1981 8.3 11-14-1.6 -.027
1994 40.1 1-3-1 +.020
1983 45.6 1-2-1 -.009
93-94 54.2 1-3-1 +.063
1994 55.1 1-3-1 +.065
資料來源:《青年研究》1995年第4期,,1994年第6期,,1983 年第5期,1991年第11期,,1980年第36期,,1982年第11期,1983年第9期,, 《民意》1995年第3期,,《海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
(二)奉獻與索取
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后,,個人與群體,、社會關系的格局發(fā)生了變化。單位從國家這個“大企業(yè)”中分離,,成為自主經(jīng)營,、自主活動的主體。個人從單位中分離,,由從屬關系變?yōu)槠跫s關系,,成為自身勞動能力的主體。由此,,人們處理與群體,、社會、國家關系的行為取向也發(fā)生變化,。具體表現(xiàn)為:1.“完全貢獻型”的人逐漸減少,、2.“偏重于貢獻型”的人逐漸減少、3.“交換型”的人逐漸增多,、4.“偏重于索取型”的人逐漸增多,、5.“完全索取型”的人逐漸增多。
在1994年的時間點上,,在關于行為取向的自我報告中,,人數(shù)最多的是“交換型”。這表明人們更多地把自己與群體,、社會的關系理解為交換關系,。在對他人的評價中,人數(shù)最多的是“偏重于索取型”,。這表明人們在實際行動中力求獲得更多的利益,。這兩種取向,均與人們在市場交換中的行為特點相一致,即:以等量支出獲得等量收益,,以較少的支出獲得較大的收益,。
(三)義理與功利
歷史上,我國社會成員重視義理,,輕視功利,。在本世紀50到70年代,這種行為取向依然存在,。當時典型的表述是:“要算政治帳,,不能算經(jīng)濟帳”,,“警惕衛(wèi)星上天,,紅旗落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80年代后,社會進行改革,。在沖破束縛前進的條條框框時,,也沖擊了傳統(tǒng)的道德規(guī)范。思想解放運動和自主自由要求的增強,,使人們越來越漠視約束自己的義理觀念,。市場經(jīng)濟的推行使富裕和金錢成為追求中心,義理則降為次要地位,。進入90年代后,,這種趨勢在深化改革和市場經(jīng)濟的推進中進一步發(fā)展,人們在追求價值目標時,,傾向于采取眼前最有效,、有最大收益的行為,而不考慮對他人的影響,,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對自己長遠利益的影響。這方面的典型表述是,,“只要目的正當,,怎么干都行”,“只要能賺錢,,什么手段都可用”,,“為自己利益,采取任何手段都可以”,。
功利取向的增強和對義理的淡漠,,使人們無視道德、廉恥、規(guī)章和法律,,隨心所欲地行動,,因而導致犯罪率提高,違反社會規(guī)范的行為大量增加,。即使在塑造靈魂的高等學府,,也出現(xiàn)越軌行為的屢禁不止,考試作弊,、盜竊,、曠課、打架,、未婚性關系等違紀率逐漸上升,。
四 社會情緒
(一)人生感受
人生感受是社會成員對人生境遇和生活質量的總體性情緒體驗。以青年為樣本的調查結果表明,,他們對人生的感受在總體上是積極的,、向上的。其中,,感覺最強烈的是未來“充滿希望”,,其次是人間的“溫暖”,其余依次是世間和未來“光明”,、自己和社會在“向前進”,、“風華正茂”、人生“充實”,、“歡樂”,、“喜悅”、“滿足”,,最后是“一帆風順”,。在相反的感受中,除感到不滿足的人數(shù)較多之外,,其余如絕望,、冰冷、暗淡,、倒退,、老氣橫秋、空虛,、痛苦,、悲傷、中途受挫等均較少,,或者說較弱,。概括起來說,,人們對人生感受最樂觀的是良好的發(fā)展前景,其次是現(xiàn)實生活的豐富和愉快,,最后是對過去生活回顧中的順利感和滿足感,。
(二)滿意感
滿意感是社會成員對所占有的社會資源與自己的社會要求和期望標準之間關系的情緒性評價。90年代,,人們滿足感方面的基本狀況如下:
在生活滿意感方面,,以北京市民為對象的調查結果表明,多數(shù)人感到滿意或比較滿意,,但是隨時間發(fā)展,,感到滿意的人數(shù)在減少,滿意程度在減弱,,不滿意傾向在增強,。
在收入滿意感方面,以北京市民為對象的調查結果與生活滿意感相近,,并且滿意的下降程度更大一些,。
在職業(yè)滿意感方面,,以上海青年為對象的調查結果,,感到滿意或比較滿意的在25—55%之間,隨時間發(fā)展,,滿意程度正在提高,。
在國家政治狀況滿意感方面,以北京市民為對象的調查表明,,多數(shù)人表示滿意或比較滿意,,但不滿意傾向在隨時間發(fā)展增強。
(三)壓力感
90年代的人生活于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中:社會不斷變動,,失業(yè)和職業(yè)不穩(wěn)定,,收入不穩(wěn)定,物價上漲,,前景不確定,;改革處于深化階段,改革成本逐漸“落實”到社會成員個人身上,;所受到的社會刺激眾多,,對生活和發(fā)展的需求逐漸增長,而現(xiàn)實條件與之反差較大,,要求滿足的可能性不確定,。所有這些,均給人們的社會心理造成了壓力,,使人們感覺到有無形或有形的陰云飄浮到自己頭上,,急于擺脫而又無能為力,時時緊張而又沒有緩解出路。
所以,,隨時間發(fā)展,,社會成員的壓力感增強了。1995年以北京市民為對象的調查結果表明,,報告心理壓力比以前上升的占到79.8%,,感到壓力沒有變化的占10.7%,報告壓力下降的只有5.6%,。而且,, 心理壓力似乎與生活水平的升降沒有直接關系,無論是生活水平下降者,、沒有變化者還是上升者,,均感受到壓力的增強。不同學歷者相比,,大專學歷者感受到壓力增強者最多,,其次是中學學歷者和大學本科學歷者,小學及以下學歷者感到壓力的較少,。這似乎表明,,人們的生活壓力感與自身的生活境遇和對外界壓力的感受性均有關系。
(四)前景預期
在生活水平的變化方面,,社會成員對未來的預期并不樂觀,。對北京市民的調查結果表明,預期未來生活水平會“有提高”的人數(shù)在隨時間推移減少,,強度值也在下降,;認為未來可能“沒有變化”的人數(shù),和未來“生活水平會降低”的人數(shù),,則有較大比例的增加,,強度值同樣表現(xiàn)出這一趨向。
這表明,,人們對生活改善的信心正在減弱,,而追求富裕和幸福生活過程中的挫折感正在增強。與前面所分析的生活滿意感降低聯(lián)系起來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二者間的關聯(lián)性,,并且發(fā)展趨勢相一致。
在對生活壓力的預測方面,,1995年接受調查的北京市民中,,預期未來一年生活壓力將增大的人占到64.8%,認為不會有較大改變或緩解的占6.2%,,而相信會有所下降者只占5.3%,,另外20%的人則感到難以把握自己的命運,,報告“不知道”。這表明,,社會成員對生活壓力緩解的前景也不樂觀,。他們是既帶著要求、憧憬,,又帶著不安,、疑慮的心情步入下一天、下一年的,。
五 對策與建議
(一)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滿足社會成員對幸福生活的要求
“水可以載舟,又可以覆舟”,。如果將民眾比做水,,那末推動水活動(載舟、覆舟)的動力則是他們的社會要求,。正視,、承認并迎合、滿足這些社會要求,,即是社會,、國家的最基本職能和目的,又是社會穩(wěn)定和健康發(fā)展的必要條件,。
90年代前期,,我國社會成員最強烈的社會要求是生活富裕,美滿幸福,,為此強烈地希望增加收入(金錢),改善住房,,獲得理想職業(yè),。而這些要求的滿足,需要社會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生產(chǎn)效率的不斷提高,。這又要求繼續(xù)推進經(jīng)濟體制改革,增強經(jīng)濟組織的活力,。
首先,,改革應該堅定不移,不能中途停頓,,更不能后退,。停頓和后退不僅會使人們的要求滿足受挫,還會打擊他們對未來的信心和對政府的信任感,。
第二,,選擇最有效率的經(jīng)濟形式,,在政策上鼓勵這些經(jīng)濟形式的發(fā)展,使人們由經(jīng)濟效率的提高產(chǎn)生社會的發(fā)展感和良好的前景預期,。
第三,,目前改革已進入“瓶頸”階段,國有企業(yè)久攻不下,。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新的思維和觀念創(chuàng)新,需要新的戰(zhàn)略措施,,也需要更大的勇氣,。這是對改革者的最大考驗。如果就此停滯不前,,人們會對政府的決策能力產(chǎn)生懷疑,,增加不滿。
第四,,在改革的深化階段,,改革成本大大增加,并且越來越多地“分攤”到社會成員個人身上,。為適應人們的承受能力,,減少對成員利益的損害和對改革的阻力,在盡力降低成本的同時,,應該合理分配成本,。原則上應該是在改革中獲益越大者(如企業(yè)經(jīng)營者,私營企業(yè)主)所負擔的成本也越大,。目前大部分成本由社會弱者來承擔的現(xiàn)象是不合理的,,也是不人道的。
(二)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根據(jù)馬克思主義原理在推進經(jīng)濟領域變革的同時,,必須進行政治領域的改革, 否則現(xiàn)有的政治體制就會成為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障礙,。 進入90年代后,,隨著經(jīng)濟體制轉型,社會成員對自由,、平等,、民主、參與的要求也在逐漸發(fā)展,,行為的效能感趨向于增強,。他們希望以自身能力對社會、對政府產(chǎn)生影響,,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利益,,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xiàn)象,,把握自己的命運和未來。面對這一“潛流”的發(fā)展,,國家應該選擇和提供適當?shù)闹贫然恼涡问?,迎合和滿足民眾的民主要求,使他們感受到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感受到國家政治生活的發(fā)展,,增強前進的信心,并配合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進行,。
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堅定的,,而行為應該是穩(wěn)妥的。在傳統(tǒng)中國,,面對民眾的民主要求和參與愿望,,統(tǒng)治者往往一相情愿地“掩耳盜鈴”,漠然處之,。當民主參與要求形成勢頭后,,又進行壓制、打擊,,絕對不向民眾要求讓步,。在這樣的做法下,民眾的外部行為盡管可能減少,,內心的不滿,、壓抑、憤怒卻會逐漸增加,。待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就會如火山爆發(fā),形成極端的“大民主”,,導致社會的動蕩和政府的飄搖,。歷史的教訓應該得到吸取。
(三)倡導和建立新的社會規(guī)范
90年代社會心理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原有的規(guī)范意識趨向淡薄,新的規(guī)范意識形成緩慢,,因而越軌行為增加,,社會行為無序。自主自由要求的發(fā)展,,功利傾向的增強,,對自身利益的關注,對金錢崇拜的增加,,均成為淡化規(guī)范意識,,沖擊社會規(guī)范的推動力,。
人們在沖破傳統(tǒng)社會規(guī)范的同時,也在呼喚著新的社會規(guī)范,。例如,,出租車司機們一方面在坑騙乘客,另一方面則抱怨交通警察的手“太黑”,,譴責政府官員貪污腐敗,。這表明,這社會上存在著建立和維護社會規(guī)范的要求和力量,。問題在于,,如何迎合這種要求,利用這些力量,。
市場經(jīng)濟的社會不能照搬原來的社會規(guī)范,。社會規(guī)范也應該隨著經(jīng)濟體制、政治體制的變革而變革,。在市場經(jīng)濟的條件下,,市場主體逐漸形成,主體利益逐漸分化,,再沿用計劃體制下的“螺絲釘精神”和“一心為公”口號,,已經(jīng)難以適應。這種情況下,,應該提倡對他人權利的尊重,,提倡在爭取自己利益時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提倡給人以“人的對待”的人道主義,。同時,,行為規(guī)范應該從政治化走向道德化,道德規(guī)范應該日?;?,職業(yè)化。職業(yè)道德建設應該成為今后一個時期行為規(guī)范建設的重點,。
在我國社會中,,規(guī)范人們社會行為的力量主要是外在的,例如熟人監(jiān)督,、組織管理等,。隨著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流動增加和人際陌生化,,過去的規(guī)范和約束力量正在減弱,。這成為社會行為無序的原因之一。在新的情況下,,應該尋找新的,、更有效的約束力量,。例如,采取國外流行的行業(yè)協(xié)會和職業(yè)協(xié)會的形式,,建立相應的中介組織,,以控制和頒發(fā)從業(yè)資格證書吸引人們參加協(xié)會,以行業(yè)規(guī)范和職業(yè)道德約束會員的行為,,以取消從業(yè)資格的壓力,,迫使會員遵規(guī)守法。
(四)關注社會情緒,,緩解社會成員的心理壓力
社會情緒是社會成員對自己與社會關系的反映,。它既是社會成員自身生活狀況的主觀指標,也是社會運行狀況和社會矛盾狀況的主觀指標,。我國社會成員的行為富于情緒性,,很多消極行為和極端性行為均直接導因于社會情緒。因此,,關注社會情緒的狀況和變化顯得十分重要,。
社會情緒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且在同類刺激的作用下具有累積和“加和效應”,,即由數(shù)種社會刺激分別引起的較微弱的社會情緒,,可能相繼累加在一起,成為較強烈的情緒體驗,,導致較強烈的社會行為,。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進入90年代后,,盡管人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生活不滿感、生活壓力感和不良前景感卻增強了,。這些不良情緒盡管可以轉化為工作行為的推動力,,但也可能在達到一定程度時導致不良的社會行為。這方面的態(tài)勢,,就象人們手中把握的幾萬億存款隨時可能導致金融風潮一樣,。
為此,社會和政府應該采取適當方法,,緩解社會成員的不良情緒,,釋放人們的心理壓力。除創(chuàng)造條件滿足人們的社會要求之外,,還應制定一些其他措施來治標、治本,。在人們不滿的對象中,,最為強烈和敏感的是官員的腐敗,,而且一些成員已經(jīng)對消除腐敗失去信心。所以,,整頓吏制,,消除腐敗,公開懲辦貪官污吏,,是“大快人心”,,沖淡不良情緒,避免極端行為的重要措施,。同時,,融洽干群關系,增加感情溝通,,開展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文化娛樂活動,,推動心理咨詢等,也會產(chǎn)生應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