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評價好書佳作，“合”為初語,，“合作”后出,。古代書法附于實用，無限重復(fù)的書寫形成審美疲勞與遲鈍,，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引發(fā)靈感和書興的外部條件與“合作”的關(guān)系,，以及“合作”的偶然性和不可捉摸。文章對《書譜》“五合五乖”與其后不斷增益之種種乖合問題,，進行系統(tǒng)的析論和推衍,。通過對古代書論的系統(tǒng)爬梳，把“合作”劃分為有意求工,、無意于佳和抒寫性情三種類型,，逐一說明其原理與局限。最后提出“介入因素”的概念明確各種可以激發(fā)靈感,、調(diào)動情緒而能直接作用于書法的外在因素,，探討其介入書寫的渠道和意義，頗具創(chuàng)意及理論價值,，為今天如何向傳統(tǒng)借鑒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日常用字的無限重復(fù)經(jīng)常會使書寫處于遲鈍或率意狀態(tài)，書家則思考如何擺脫其消極影響,，寫出滿意的佳作,。但是，其心常有而佳作不常有,，因此,，人們十分關(guān)注佳作，并試圖說明其所以然,，這就是古代書論中頗為多見的“合作”問題,。遺憾的是古人習(xí)慣于就經(jīng)驗和感情立言即使不乏精義至理，而分歧齟齬,、偏頗闕失也不算少見,，加之語焉不詳，為今天的學(xué)習(xí)借鑒帶來許多困難,。再則,，既然名家的筆下并非都是“合作”，流傳下來的作品也不盡能代表其藝術(shù)歷程的真實水準(zhǔn),，那么,，應(yīng)該怎樣辨其差等，提高今天的鑒賞和學(xué)術(shù)水平？還有,，名家的傳世作品稀少,，后人但知列敘推譽，很少究其原委,，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那些“合作”的自身意義,。凡此之類，迄今無人論及,，本人試就讀書所見,，提出粗淺的看法，以就正于同道,。
 
    一 “合作”說義
 
    關(guān)注作品是否為“合作”,，其事始見于晉，是漢魏于盡牘往來中評說書法風(fēng)氣的發(fā)展,。沈作喆《寓簡》有云：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余曾問邵公濟“合作”何義,，曰：“猶俗語‘當(dāng)家’也?！庇嘣唬骸霸姟斗〞洝份d王獻之與簡文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聊愿存之?！梅鞘呛?？”
 
獻之與簡文帝書語出張懷瓘《二王等書錄》，而虞龢《論書表》作“民此書甚合,，愿存之”,，是篇言謝奉請獻之書棐板“亦甚合”，表明稱“合”為初語,，以虞文為是,。按，“下官”為漢晉時僚屬自稱,，官吏對帝王則稱“臣”,。又考《晉書》，王獻之二十三歲以州主簿晉身,，后轉(zhuǎn)秘書郎,；二十八歲之秋十一月簡文帝即位（咸安元年），如作佳書以進須自稱“臣”,，而“愿存之”語則不倫,，知此事當(dāng)在其任秘書郎之后、簡文帝即位以前的數(shù)年間。其時簡文帝爵瑯邪王而兼會稽王,，官丞相錄尚書事總理國務(wù),，獻之作佳書十許紙相贈，附言署“民”或與其身為勢族子弟而官職不顯有關(guān),?！斗〞洝び臆姇洝分小度ザ酚小懊衲暌晕飨Α闭Z，《五月二十七日》則自廉曰“仆左邊大劇”,，語皆此類,。王僧虔《上齊太祖論書啟》以“故州民王僧虔奉”署尾，為其劉宋遺民的身份所限,，是遜退為言,，而其與竟陵王蕭子良書則自稱“仆”，亦與王獻之稱“民”相類,。由此可知,，所謂“下官”、“合作”乃后人附虞文改作,。又,，王僧虔《論書》評“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能流”,，知“合”為佳作，即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適眼合心,，便為甲科”之義,。《論書表》又云：
 
    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后答之,。
 
孫過庭《書譜》述其事作“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后答之，甚以為恨”,，“好書”,、“佳作”同義，都是指“合作”而言,。又,，王僧虔謂謝靈運書“遇其合時”云云,，說明佳作有其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性。就書家平日的書寫狀態(tài)而言,，“合作”所需要的條件往往會被無限重復(fù)的慣性書寫所掩,，形成審美疲勞與遲鈍，使書法流于俗務(wù),。沒有適當(dāng)?shù)臈l件激發(fā)靈感和書興,，則“合作”不出，古代書家多半缺少足以代表個性和藝術(shù)成就的佳作,，此或為其原因之一,。《隋唐嘉話》述褚遂良問書于虞世南,，虞以其書不及智永,、歐陽詢?yōu)榇穑?BR> 
    褚志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diào),，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钡椣捕恕?BR> 
所謂“手和筆調(diào)”,，應(yīng)為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手隨意運，筆與手會”,、王僧虔《書賦》“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黃庭堅《題絳本法帖》“心能轉(zhuǎn)腕,，手能轉(zhuǎn)筆,，書字便如人意”之義。虞言“遇合作者”,，明確地指出了“合作”的偶然性,。
 
針對“合作”的偶然天成和不可捉摸，孫過庭《書譜》提出著名的“五合五乖”說：
 
    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wù)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fā),，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fēng)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yōu)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
 
孫氏列敘有利于和不利于書寫的情況各有其五：精神愉快,、事務(wù)閑適是一合，感人情義,、酬答知己是二合,，季節(jié)和暢、氣候溫潤是三合,，美紙佳墨,、能助筆勢是四合，偶然興至,、書以達情是五合,；心意匆遽、俗務(wù)纏身是一乖,，違背意愿,、迫于情勢是二乖，熏風(fēng)燥吹,、酷熱難當(dāng)是三乖,，紙墨粗劣、不稱心手是四乖,，神情倦怠,、指腕生疏是五乖,。天氣晴好不如工具材料的得心應(yīng)手，條件佳善不如情動興至,。很明顯,，孫氏的“五合五乖”說是在相對的技術(shù)條件下，如何從藝術(shù)的目的出發(fā)來寫好作品的經(jīng)驗總結(jié),，不帶有任何功利,、實用的色彩。姜夔在其《續(xù)書譜》中將“五合五乖”說視為書法的“性情”,，單獨作為一節(jié),，并強調(diào)其與作者的精神相通，頗是,。在孫氏之前,，注意到主、客觀條件與書寫之關(guān)系的人是皇象,?！度龂摹肪砥咚匿浧洹杜c友人論草書》語云：“如逸豫之余，手調(diào)適而心佳娛,，可以小展”,，已備五合之三。又,，費瀛《大書長語·乘興》亦云：
 
    天下清事,，須乘興趣，乃克臻妙耳,。書者,，舒也。襟懷舒散時于清幽明爽之處,，紙墨精佳，役者便慧,，乘興一揮,，自有瀟灑出塵之趣。倘牽俗累,，情景不佳,，即有仲將之手，難逞徑丈之勢,。是故善書者風(fēng)雨晦暝不書,，精神恍惚不書，服役不給不書,，幾案不整潔不書,，紙墨不妍妙不書,，匾名不雅不書，意違勢絀不書,，對俗客不書,，非興到不書。
 
這是在《書譜》的基礎(chǔ)上,，換言發(fā)揮,。新增者如“清幽明爽”、“幾案不整潔不書”,，出于歐陽修《試筆》引蘇舜欽言“明窗凈幾,，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其他如“匾名不雅不書”,，涉及作品的文辭內(nèi)容，與明代店肆匾額,、富者顏其居室之風(fēng)相關(guān),；“對俗客不書”，其背景是明代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商賈恃財成為市民新貴,，而其胸?zé)o點墨，俗態(tài)可掬,，書家應(yīng)請或鬻書時不愿面對此類富豪俗客,，而請者為防他人代筆，每每面逼,。二者均與書家面對市場有關(guān),，也是不文之社會群體附庸風(fēng)雅的真實反映。
    就書家而言,，書與不書,，合與不合，其條件往往會因人而異,。董其昌《容臺別集·跋臨趙孟頫為仇山村所書后》云：
 
   此趙文敏為仇山村書者,，余得觀其真跡，以意仿之,。后有鮮于太常跋云：“子昂此書,，深得北海筆意，與其他應(yīng)副人情者不同,?！蹦酥湃艘耘既挥麜邽橐缓希窃瞥鲎悦钪缚v橫皆合也,。
 
鮮于樞的跋語說明,，書家的一般應(yīng)酬之作數(shù)量很大,，書寫很難隨時進入佳境而有理想的技術(shù)發(fā)揮，雖高明如趙孟頫,，也不例外,。趙氏為宋遺民仇遠所書精佳應(yīng)出于《書譜》的“感惠徇知”，董其昌以“偶然欲書”之合為解,，雖感悟有異,，卻都與情動興至有關(guān)。跋末“非云自出妙指縱橫皆合”語,，猶言并不是說出自書家的巧妙安排,、筆下縱橫裕如者都能成為“合作”，還要有古法觀照,，或謂乘興自運未必俱佳,，沖動的偶然失誤，判斷的盲區(qū)假象,，都可能存在,。董氏《跋項惟寅為周生臨古帖》云：
 
    余每觀項惟寅為周生臨古帖，無一不肖,，似近代少雙也,。此卷數(shù)種，尤稱“徇和”之合,。
 
周生,，吳楨表字；項氏書名不顯,。臨古帖而能被稱為“合作”,，推想應(yīng)該是稱解筆意、能傳古人神韻的作品,。以此例之,，則《淳化閣帖》中托名張芝、而實為張旭臨小王書的《冠軍帖》,、米芾節(jié)臨《寶晉齋法帖》中小王《十二月帖》而成的《中秋帖》,、舊題虞世南和褚遂良所臨《蘭亭》各本、趙孟頫所臨定武本《蘭亭》之類,，都可以視為臨帖中的“合作”。其他如王鐸臨《閣帖》,、吳昌碩臨《石鼓文》等,，均可作如是觀。
 
    “當(dāng)家”,，猶言“當(dāng)行”,，是從作者的書家本色來說明“合作”,，以其表達意指不夠明了，遂罕見采用,。今天或以“精品”為名,，但無義界與量說標(biāo)準(zhǔn)，揆其意指,，似較“合作”為遜,，故為本文所不取。
   
    二 “合作”的類型
 
    作品能否成為“合作”,，要看作者能否進入最佳狀態(tài),；人與人不同，進入最佳狀態(tài)的條件,、表現(xiàn)也因以有別,。如粗略地劃分，大體不外乎有意求工,、無意于佳,、抒寫性情三種類型。從“合作”考慮,，無論哪種類型,，都需要以高超的技術(shù)工夫和經(jīng)驗為基礎(chǔ)，只是不同類型的“合作”各有其相互區(qū)別的特點而已,。
 
    （一）有意求工
 
    有意求工者視技術(shù)為第一要務(wù),，舉凡書法史上以精熟著稱的書家，大都可以歸入此類,。精熟偏于理性,，出于工夫，其書寫規(guī)律性極強,，楷則,、法度的色彩較濃，后人的評說也多從此著眼,。古代最早以精熟著稱的名家是張芝,，有“臨池學(xué)書，池水盡墨”的過人之能,，其理性表現(xiàn)如“下筆必為楷則”,，其名言“匆匆不暇草書”尤為典型?！稌V》引王羲之語“張草猶當(dāng)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表明其對張氏的服膺，張懷瓘《書斷》評王書之比張芝“愧其精熟”,，庾肩吾《書品》推譽張芝“工夫第一”,，均出于此。其實,，這只是就表面現(xiàn)象而言,，如果從王羲之的性情考慮即使有足夠的時間，恐怕他也不會下張芝那樣的工夫,，蓋先天的內(nèi)因與后天的習(xí)尚使然,。能夠追踵張芝的是智永，有寫“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本”的精熟,，有居永欣寺閣習(xí)字“登樓下下,，四十余年”的堅韌勤苦，以及退筆成冢的超絕工夫,，記敘容或夸張,，但以其出家人的身份和書法中所見的理性精神，知諸說當(dāng)有所本,。其他如趙孟頫,、文征明等書家，亦能附于驥尾,。
 
    從書體的角度看,，理性和法度習(xí)見于篆、隸,、楷的正體書寫規(guī)范,，字愈工而特點愈顯，如唐楷及其后世傳承,。從書家的角度而言,，理性多半率由天性，次則出于后天的習(xí)學(xué),，在正,、草各體書法上均可以考見。例如,，竇臮《述書賦》評孫過庭云“虔禮凡草,，閭閻之風(fēng)，千紙一書,，謂為甚合”,，都是其基于理性之有意求工的生動例證。韓方明《授筆要說》引述徐王壽論書云：
 
    夫欲書，先當(dāng)想,，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dāng)。然意在筆前,，筆居心后,，皆須存用筆法，想有難書之字,，預(yù)于心中布置,，然后下筆，自然容與徘徊,，意態(tài)雄逸,。不得臨時無法，任筆所成,，則非謂能解也,。
 
把書寫材料與書體相結(jié)合，從用筆之法到字形布置都要做到意在筆先,，具體而微,，頗具經(jīng)驗性和可實踐性。如掌握得好,，有意求工即能得到完全的落實,。對具體的作品而言，有意求工的典型是蔡襄《晝錦堂記》,。王世貞《弇州山人書畫跋晝錦堂記》云：
 
    韓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學(xué)士地相州,，時稱“三絕”。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shù)十赫蹄,，俟合作而后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絕，世謂“百衲碑”者是也,。今觀其用筆,，特遒勁偉麗，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叚師琵琶之誚。然自宋書家，當(dāng)以襄為首云,。
 
叚,，即“假”，“假師琵琶”義不詳,，或許是借用“瑟師”的典故,。《論衡譴告》云：“鼓瑟者誤于張弦設(shè)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币庵^蔡襄楷書《晝錦堂記》雖能出入于顏,、柳之間，但用筆或有未至,，致使“宮商易聲”,，而識者自知其失。蔡襄把碑中的每個字都用小紙片寫數(shù)十遍,，擇其“合作”而用之,，在書法史上絕無僅有。
    正體書法是理性的產(chǎn)物,，楷書法度又以顏,、柳為最，蔡襄入其室奧,，與其人其書理性較多有關(guān),。作為書寫技術(shù)水準(zhǔn)的發(fā)揮，理性多則變數(shù)少,，故可以循法而入,，勉力為之。以有意去求得意,，得之即為“合作”,。同時，正體書法均有明確的“合作”意識與取舍標(biāo)準(zhǔn),，意外之妙的隨機變化微乎其微,，書家能有效地控制技術(shù)的發(fā)揮，可以不斷地重復(fù),，并在重復(fù)和提高中達到理想的狀態(tài),。這種情況，和行,、草的“合作”在完成前一直處于未知數(shù)的狀態(tài)迥然有別,。由此推及篆隸書法,，同樣適用。再則,，正體入碑均預(yù)為分窠,、畫出界格，以字形的整飭勻一為和諧美觀,，蔡襄取小紙片分別書寫,，只要大小齊等，即與書碑無異,。不過，人們大都習(xí)慣于碑上書丹的一次性完成,，對蔡襄的做法不無微辭,，遂以“百衲”為名。孫鑛《書畫跋跋晝錦堂記》云：
 
    凡書貴有天趣,，即系百衲,，何由得佳且刻碑須書丹乃神，若寫數(shù)十赫蹄,，擇合作用之,，不知若何入石？如用朱填,，則蓋失真矣,。
 
書貴天趣，要區(qū)別書體和書家風(fēng)格,，所見膠著,，并非真知。至于“百衲”是否會影響碑文的整體效果,，要視作者的技術(shù),、經(jīng)驗而定，依蔡襄之能,，不會連這種淺顯的道理都不知道,。細繹其文，孫跋隨王跋之后,，是否看到作品的拓本尚值得懷疑,，抑其想當(dāng)然耳。徐勃《蔡福州外紀》卷四有云：
 
    《龍江夢余錄》云：蔡君謨書法絕倫,，眾體皆備,，極為坡公所推重。平生不與人書石,，惟歐公文則樂書之,，……近見《晝錦堂記》墨本,，方整古雅，真奇筆也,。劉克莊所謂比顏倍秀麗,，視柳更敷腴，非虛語矣,。
 
依徐氏目驗,，所言當(dāng)屬事實。至于王跋以為其書之視顏,、柳,，用筆或有未到，也是一定之理,。若以個性為論,，不到并非壞事，且王跋不如徐氏更為關(guān)注個性及作品的自身意義,。
 
    蔡襄“百衲碑”的“合作”,，來自《書譜》五合的“感惠徇知”，可謂用心用敬至極,。有意求工,，而果然如是，其法頗值得借鑒,。其他如有些書家在方格界欄中寫各體《千字文》冊頁,，都是有意求工，不能由于草,、行也被局促于方格界欄即斷言其不佳,，重要的是看書家怎樣投入，能否在作品中得到印證,。推廣為說,，宋明間自官禮移入日常生活的尺牘平闕習(xí)慣有了典型的發(fā)展，其頻繁的提格跳行的書寫格式,，對早已深入人心的字與字之間自然的呼應(yīng)牽扯縱關(guān)系損害頗著,，并危及篇章渾然天成的整體感。為適應(yīng)這種俗禮書儀,，書家大都采用字字獨立的行書和行楷,，明人更加大其行距，以此來延緩書寫節(jié)奏,。其直接后果就是強化了書寫的理性和有意求工,，紙上無格而心中有格，連天才的蘇東坡也不得不削足而適其履,，傳世蘇帖此類作品習(xí)見,，不能斷言其中沒有“合作”,。東坡雖然提倡無意于佳，而應(yīng)酬于官場,、士大夫之間自然要食人間煙火,，何況其《次韻子由論書》“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的主張已足以代表其理性而積極入世的一面,。再如,，同樣是自書，但王鐸無意于佳的詩文草稿并不一定能勝過有意求工的大字立軸,，蓋其筆力強勁,，愈大愈見精神。同時,，王鐸對請索的應(yīng)酬相當(dāng)頻繁,，而應(yīng)酬之作要想進入無意于佳的書寫狀態(tài)是很困難的，倒是有意求工的時候多見,，也并不影響其中或有“合作”的產(chǎn)生，反之,，其詩文草稿卻未必都是“合作”,。
 
    （二）無意于佳
 
   《東坡題跋評草書》有“書初無意于佳，乃佳耳”之言,，是針對有意求工的周越,、仲冀而發(fā)，謂其勤而愈拙,，末言“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東坡乃不世奇才，縱然快口放言,，人不以為過,，如以其言施及他人，則萬萬不可,。試想,，如果天資有虧，悟性差劣,，工夫未到,，素質(zhì)不佳，有意求工尚不可得,，何況無意,？比較而言,，有意求工，就會在心中先橫一成見,，精神專注則有掛礙,，正體尚可，草行卻難于隨機應(yīng)變,；無意于佳則心情放松,，手筆自如，不必患得患失,，反而容易產(chǎn)生意外效果,，然其又限于草行，寫正體則難佳,。蔡希綜《法書論》云：
 
    ……故陶隱居云：“右軍此數(shù)帖,，皆筆力鮮媚，紙墨精新,，不可復(fù)得,。”右軍亦自訝焉,，或他日更書,，無復(fù)似者。
 
按,，蔡氏于王羲之諸帖首列《蘭亭敘》,，而《法書要錄》載陶弘景、梁武帝論書啟答九首,，并不及之,。何延之《蘭亭記》云：“他日更書數(shù)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蔡氏于此概括為“不可復(fù)得”,，頗有重要意義。又,，黃庭堅《又跋蘭亭》云：
 
    《蘭亭敘草》,，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fù)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黃氏連摹寫失真處都能從中看到妍妙,，堪比“西子捧心”,，在書法審美中創(chuàng)造了完美與神話,。有意味的是，黃氏在帖名之后增一“草”字,，以名其“草稿”之義,，由此使蘇東坡的“無意于佳”拓展到初不經(jīng)意的各類草行詩文的草稿上,。顏真卿《祭侄稿》陳深跋云：
 
    縱筆洗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流麗,?；蛉糇Γ蛉翮澘?，其妙解處,，殆出天造，豈非當(dāng)公注思為文,，而于字畫無意于工,，而反極其工邪！
 
種種妙處,，出自天然造化,。蓋言顏真卿祭侄草稿，但“注思為文”,，于書法點畫無意于工拙，反而達到“極其工”的境界,，斯言可為東坡“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的注腳。又張晏跋云：
 
告不如書簡,，書簡不如起草,。蓋以告是官作，雖端楷終為繩約,；書簡出于一時之意興,，則頗能放縱矣；而起草又出于無心,，是其心手兩忘,，其妙見于此矣。
 
在張氏看來,，官告縱然楷法精美,，畢竟受制于法度；尺牘書簡固可乘一時之意興,，做到恣肆放縱,，卻不能絕棄有意的痕跡,；起草為文純粹出于無心，故能盡其天然,，“心手兩忘”,，其妙遂不可及。這種析說頗有見地,，易解易行,，可為古代書法作品的鑒賞提供理論支持。又,，黃庭堅《跋蔡君謨書》云：
 
    君謨《渴墨帖》仿佛似晉宋間人書,，乃因倉卒忘其善書名天下，故能工耳,。
 
倉猝則無意求工,，遂與草稿相似。蔡襄平日作書頗多理性,，復(fù)以書名重天下,，尤其注意精謹用敬，是則心里,、筆下不能沒有“繩約”,。黃氏評其書以“倉卒”而至“能工”，用意即在于此,。李之儀《跋君謨<荔枝帖>》亦言“疑得之倉猝之間,，或粉紙枯澀，運墨不勝而然”,，亦取“倉猝”為說者,，所見與黃氏相同，而春秋筆法亦明乎此矣,。
    按照書寫原理,，書家日常的書寫活動大都為經(jīng)驗性的重復(fù)，并且始終處于理性狀態(tài),，可以有工夫和經(jīng)驗的積累,，但不會產(chǎn)生突破。當(dāng)情緒化的偶然性來臨時,，書寫技術(shù),、習(xí)慣、經(jīng)驗都可能在無意中突破常規(guī),，進而出現(xiàn)與平日面目似是而非的變化,，由此構(gòu)成書寫的不完全創(chuàng)造與出新，亦即“合作”完成了。古人賞悅,、呼喚偶然性的突破,，不僅是平日理性多、無限重復(fù)而面目可憎,，也是希望在放松,、自然的書寫狀態(tài)中呼喚真實的人性，并藉助書法而使之升華,。至少在潛意識中,，希望擺脫理性和法度的重負與桎梏，獲得輕松,、愜意的藝術(shù)體驗,。在作品，它是生動,，是新鮮之美,；在人，它是發(fā)現(xiàn),，是書家對自身潛在能力的驚喜和肯定,。如果是有意求工和出新，書家仍處于理性狀態(tài),，書寫時許多古人的,、他人的或時尚的印象就會期出來干擾，或誘導(dǎo)下意識的摹仿做作,，而生硬雜駁,、欲變不知變的情況隨時都可能發(fā)生。宋代以后人們提倡無意于佳,、重視草稿,，也與書法的這種困境、俗弊及其反思有很大關(guān)系,。限于篇幅，即不詳為說明了,。
 
    （三）抒寫性情
 
    以靈感,、激情為特點的抒寫性情的類型，首要的是書家必須富于激情,。當(dāng)靈感突發(fā)之時,，要有激情來推動書寫，使筆沿著心路而行,，作者的神意情緒則隨著筆跡迸發(fā),、變化，造成強烈激昂、飛旋翻滾的巨大視覺沖擊力,。能滿足這種需求的書體以大草為最,，如王獻之、張旭,、懷素,、徐渭、傅山等人的作品,；次為行草,，如王鐸、張瑞圖的作品,?？v觀書法史，這類書寫和作品為數(shù)甚少,，關(guān)鍵是斯人難求,。張懷瓘《書斷神品》評王獻之云：
 
率爾私心，冥合天矩,，觀其逸志,，莫與之京。至于行草,，興合如孤峰四絕,，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爾其雄武神縱,，靈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或大鵬摶風(fēng)，長鯨噴浪,，懸崖墜石,，驚電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其止，蓋欲奪龍蛇之飛動,，掩鐘,、張之神氣，……偶其興會,，則觸遇造筆,，皆發(fā)于衷，不從于外，亦由或默或語,，即銅鞮伯華之行也,。
    觀書見志，無與倫比,，意氣奔逐于筆下,，張力彌漫于字外。偶然興至,，隨感命筆,，皆由內(nèi)心的驅(qū)動，不從于他人之請而勉強作書,。銅鞮,，春秋人羊舌赤食采之邑，因號銅鞮伯華,。其行見于《禮記中庸》載孔子語：“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王獻之對待書法的態(tài)度似之,。如果講“觸遇造筆”,，張旭的表現(xiàn)堪稱典型。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云：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fā)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花實，日月列星，風(fēng)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zhàn)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
 
要妙在于心有感觸,，意有所動,，心意奔涌，非書不足以渲泄,，非書不足以稱其志,。據(jù)此可以想見，張旭應(yīng)該是一個很敏感,、易沖動的至情至性者,，是天生的藝術(shù)家。朱長文《續(xù)書斷神品》評張旭“蓋積慮于中,，觸物以感之,，則通達無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強以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洵屬知言。當(dāng)然,，張懷瓘之評小王,、韓愈之評張旭，能否與其真實狀態(tài)完全吻合,，尚無法求證,，不排除夸張和理想化的因素。又,，董卣《廣川書跋張旭千字》云：
 
    方其酒酣興來,，得于會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書者也,。反而內(nèi)觀，龍蛇大小,，結(jié)絡(luò)胸中,，……則放乎前者皆書也，豈初有見于毫素者哉,。
 
酒酣興至,，由靈感托起妙得,，全然不知筆墨字形的是非佳否，縱情肆意而已,。再從書法反觀其胸中所有,，則天地萬象、化工奇怪,，靡不備集,，未發(fā)而皆已成書矣，何止于筆墨所形,！在這種狀態(tài)下,，作品固然能夠代表張旭的精神世界，而其“每大醉,，呼叫狂走,，下筆愈奇。嘗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fù)得”的顛狂,，則表明其人已成為一種藝術(shù)符號,，尤勝于筆墨所有。董氏《張長史草書》跋語還有“致一于中而化形自出者,，此天機所開而不得留者也,。故遇感斯應(yīng)，一發(fā)而不可改,，有不知其為書”的評說,，“天同所開”猶言靈感突至，書興大發(fā),，胸中所藏的化工奇怪呼之欲出,，非假筆墨令其自出則不快意，故曰“不可留”,。他日再作,，則天機已過，失去驅(qū)策而斯美不再矣,。換個角度看,，張旭、懷素都是性情中人,，都有取法自然物理的體驗和托物興懷的能力,，酒酣能恣其性，顛狂復(fù)壯其膽,，奇姿妙態(tài)逐于毫端,，化工生氣溢出字外,，則書道畢矣。如果事實僅止于此,，則議者或有未足，于是想象發(fā)揮,，美于變化,，邃于哲理，有種種的意義追加及夸張的描述,，神而化之,，甚至連旭、素本人也自覺如此,，神而秘之,，自言“初不知”了。歷史上對張旭,、懷素的評說,，可以視為書家本人與鑒賞批評者共同完成的審美理想境界，比于鐘,、王更令人向往,，卻只能是望書興嘆了。又,，雷簡夫《江聲帖》云：
 
    近刺雅州,，晝臥郡閣，因聞平羌江瀑漲聲,，想其波濤番番,，迅駃掀榼，高下蹙逐奔去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書,，則心中之想盡出筆下矣。
 
因聽而致想象,，由想象而激動生情,，進而轉(zhuǎn)化為書興，既書以遣興達情,，不論書之佳否,，隱然有旭、素遺風(fēng)了,。末以“聽江聲亦有所得”而歸于筆法,，則為蘇東坡所質(zhì)疑。由此可見,，即使是本人旨在抒寫性情,，人們?nèi)砸P(guān)注其書法,，以結(jié)果去印證其價值。再如,，臺灣何創(chuàng)時書法基金會收藏傅山一件草書中堂,，筆勢急驟纏繞，末以“醉后浪書”署款,，浪者任情恣性之謂,。傅山不僅醉后能之，醒時也不乏類似者,，至于是否“合作”,，則當(dāng)別論。
    以書法抒寫性情,，只要放縱,，很多人都能做到，但要放縱而不失控,，卻很困難,。不失控，只有以放縱為本色者,，本色又能摒絕功利之心和理性束縛,，完成現(xiàn)實生活和藝林行為的自由轉(zhuǎn)換，尤其困難,。書法史上如張旭,、懷素之顛狂者鮮，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