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改革不會抑制中國工資上升

——對麥金農教授觀點的一個討論

傅勇/文

斯坦福大學的羅納德·麥金農教授最近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說,，在長期,，漲工資和人民幣升值有替代作用，都能夠促進經濟平衡,，但是由于升值會受到“熱錢”干擾,，漲工資是更好的選擇，而升值則不利于中國工資增長,。這一建議只有在工資能夠靈活調整的情況下才能成立,。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人民幣保持相對穩(wěn)定,，但工資只以相當緩慢的速度增長,，未能發(fā)揮平衡國民經濟的中堅作用。

經濟學家通常一致反對價格干預,，因為任何對市場價格的偏離都會造成福利損失,。但有至少有一種價格例外，那就是匯率,。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經濟學家不在少數(shù),。麥金農教授是金融發(fā)展理論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他認為發(fā)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壓抑,，比如壓低真實利率,，會導致很多扭曲和效率流失，因而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內涵是利率市場化,。然而,，在倡導金融自由化的同時，麥金農教授多年來一貫呼吁人民幣匯率應保持穩(wěn)定,。這種反差并不好理解,。

固定匯率制度支持者認為，名義匯率變動對調整經濟失衡的作用不大,，保持名義匯率穩(wěn)定能夠減少諸多成本,，更重要的是，固定的名義匯率下,，通過工資和物價的變化,，實際匯率會作出充分調整，以保證國民經濟基本平衡,。

工資和物價能夠充分且及時調整的假定,，在很多時侯并不符合發(fā)展中國家的現(xiàn)實。薩繆爾森－巴拉薩效應預言,，在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國家,，實際匯率將出現(xiàn)同步升值。實際匯率升值有兩個途徑,，一是工資和物價上升,，另一個是名義匯率升值。然而,，十多年來,，中國的工資和物價，以及人民幣匯率都保持了相對穩(wěn)定,。顯然,，如果工資獲得了足夠的上漲，將會部分抵消“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減少順差,，并讓外匯儲備積累放緩；同時,，工資充分的上漲也會改善國民收入在家庭,、企業(yè)和政府間的分配，提升家庭消費,，降低儲蓄率,。然而，這兩點都沒有出現(xiàn),。近十多年間,，我們不僅看到了中國出口和外匯儲備的高速擴張，還見證了家庭收入占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比的明顯下滑,，以及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積弱不振,。

工資未能足夠調整的重要原因是,，中國龐大的勞動力供給限制了薩繆爾森－巴拉薩效應。出口部門的擴張只是吸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長期以來并未對勞動力市場構成壓力,。到目前為止，中國仍處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階段,，這決定了工資不會出現(xiàn)足夠的上漲,，使之未起到平衡國民經濟發(fā)展的作用。這就是我們過去所看到的：匯率在大部分時間保持穩(wěn)定,，但工資并未出現(xiàn)明顯上漲,，結果經濟失衡進一步加劇。2000年來,，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反映出的工資水平有一定上漲,，但上漲幅度總體上滯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鑒于勞動力市場出現(xiàn)的一些變化,，有人認為,，工資調整的步伐將明顯加快，而這將減輕匯率調整的壓力,。今年以來,，用工荒比往年更加嚴重，勞資摩擦有所加劇,，市場工資和最低工資有較明顯上升,。這些變化與其說是中國勞動力供給進入短缺時期的前瞻性表征，還不如說是對過去工資過低增長的滯后糾正,。中國目前正處于人口結構最為有利的時期,，農村人口比重遠遠大大農業(yè)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結構依然顯著,。在國家一些政策的作用下,，工資會保持溫和上漲，但鑒于勞動力市場供求的基本格局,，工資上升的力量不足以完成實際匯率的充分調整,。

在匯率問題上，繞不開對日本經驗的正確解讀,。麥金農教授指出,，在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下，日本上演了戰(zhàn)后奇跡：從20世紀50年代早期到1971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制造業(yè)勞動生產率高速增長,，貨幣工資增速達10%以上。到了1971年,，由于當時日本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工業(yè)競爭對手,，美國開始錯誤地逼迫日元升值,。1990年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跌入一輪通貨緊縮低迷期,，至今尚未復元,。在2010年，日本的工資水平事實上還出現(xiàn)了下降,。

這個描述完全是從匯率的角度來解釋日本經濟的興衰。應該注意的是,，與日元同啟升值進程的還有德國馬克,，德國經濟并未遭遇日本式夢魘。日本工資的上升幅度與經濟增長是同步的,，而經濟增長率的下滑則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匯率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但并非決定性的,。在人口結構上,，1970年代日本的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已經顯現(xiàn),，儲蓄率和投資率隨之下滑,。在經濟增長動力上，日本企業(yè)未能及時跟進新經濟浪潮,，領導創(chuàng)新的能力減弱,。在政策上，與日元升值相伴隨的是,，日本長期實施了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以期抵消本幣升值對日本企業(yè)的沖擊。

假以時日,，中國的工資調整機制會足夠健全,，那時出口部門擴張會增加勞動力市場需求，進而工資水平上升,，并帶動有效匯率上升,。但這一條件目前還不具備。但誰能等到長期呢,？失衡的中國經濟等不到,，逆差國更等不到。即便是在發(fā)達國家,，工資調整也并不靈活,，具有很強的剛性。現(xiàn)在,，政策面是可以建議加快工資上漲幅度,，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些工作也在開展，但最終決定一般工資水平的還是勞動力市場供求的基本格局,。由于在勞動力的供給彈性在相當長時間里依然較大,，工資可能還無法獲得與勞動生產率同等幅度的增加。

總之,，匯率體制改革與工資上漲不存在理論上的顯著對立關系,。在當前條件下，抑制工資上漲的主要是勞動力市場因素,，而不是名義匯率,。在短期，匯率是個不可替代的手段,，升值比漲工資更容易操作,，說服企業(yè)加工資并不容易。

升值和工資上升之間除了有替代關系以外,，還有著明顯的互補關系,，過多地強調前者有失偏頗。完全依賴漲工資調整實際匯率,，會對國內通脹造成較大壓力,。這中間的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機制尤其值得關注。如果物價上漲很快趕上工資上升,，那么實際工資則靜止不動,。匯率升值有利于控制國內整體的通脹水平，從而為漲工資提供空間,，并能夠提升貨幣工資的購買力,。此外，工資上升不僅會增加出口企業(yè)成本,，也會增加非出口企業(yè)的成本,；而升值則有對針對性地增加了出口部門的生產成本，從而更好地調節(jié)內外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