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友冰研究員

摘 要：初盛唐時期，社會上出現(xiàn)了許多“漢化”和“胡化”現(xiàn)象,，但只局限于物質(zhì)生活和文化教育這個層面,。思想信仰和語言文字等民族根本特征則根深蒂固。無論是執(zhí)政階層或廣大士庶,，并不會“化”到放棄自己民族的根本特征,。造成這種“漢化”和 “胡化”的原因主要是中華歷史上漢民族和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互相影響、學習借鑒和改造吸收,，以至最后形成“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民族和睦大家庭,。具體則由三個方面因素所決定：華夏文化的特質(zhì)；漢族和入主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皆大力提倡儒文化,，以此標榜自己代表華夏正統(tǒng),；戰(zhàn)爭在客觀上也促進了異族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

一,、初盛唐時期的“漢化”或“胡化”現(xiàn)象

　　關于初盛唐時期的“漢化”或“胡化”現(xiàn)象,，究竟是“漢化”為主還是“胡化”為主，抑或是胡,、漢“共建文化共同體”,，從陳寅恪到葛曉音、蘇利國都有著不同的乃至針鋒相對的看法,。其實,，所謂的“胡化”或者“漢化”（“華化”）這一提法本身并不準確,，因為“'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如果從這個標準來看,，無論胡人統(tǒng)治者對漢人的“胡化”，還是漢族統(tǒng)治者對胡人的“漢化”,，都未達到這個標準,。這從“漢化”或者“胡化”“化”的過程和結果即可得知。

　?。ㄒ唬┏跏⑻茣r期“漢化”和“胡化”的表現(xiàn)：物質(zhì)文化教育層面

　　初盛唐時期“漢化”和“胡化”主要表現(xiàn)在物質(zhì)生活和文化生活兩個方面,。

　　從物質(zhì)生活方面，胡人的蔬菜(如番茄,、馬鈴薯）,、水果（如葡萄、石榴）,、牧草（如苜蓿）,、飲食（如胡餅、葡萄酒,、波斯古酒“三勒漿”,、西域特貢“龍膏酒”）、佐料（如石蜜,、胡椒）,、動物（如大宛馬、孔雀,、藏獒,、獵鷹）等從西漢時期被引進到內(nèi)陸，到初盛唐時期已成為漢人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尤其是葡萄和葡萄酒,，屢見于初盛唐詩人的詩歌中。如初唐詩人王翰的《葡萄酒》對葡萄酒的色澤,、質(zhì)量進行了細致的描?。?/span>

揉碎含霜黑水晶，春波滟滟煖霞生,。甘漿細挹紅泉溜,，淺沫輕浮絳雪明,。

　　詩人比喻說：揉碎的葡萄像覆蓋一層霜的黑水晶,，又像初春的江水在晚霞下波光粼粼。甘甜的漿液像紅色的泉水一樣流出,，微微的浮沫像初冬的霜雪一樣,。如此精美的葡萄美酒,，當然要與老友盡興了：

竹葉連糟翠，蒲萄帶曲紅,。相逢不令盡,，別后為誰空。（《題酒店壁》）

　　盛唐詩人李白更是迷戀葡萄酒,，恨不得人生百年,，天天都沉醉在葡萄酒里，并說自己要與葡萄酒共生死：

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江鴨頭綠,，恰以葡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筑糟丘臺,。……（《襄陽歌》）

　　對于出征的將士,，葡萄酒也是他們無奈和傷感最好的安慰劑,，如王翰的《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疆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

　　李頎《古從軍行》更是以葡萄為代表,，來控訴統(tǒng)治者窮兵黷武給百姓帶來的傷害：“年年戰(zhàn)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敝刑圃娙诉@類詩作也很多,，如韓愈在其《蒲萄》詩中寫出了他種植葡萄的細心，白居易在《和夢游春詩一百韻》《房家夜宴喜雪戲贈主人》《寄獻北郡留守裴令公》等詩作中也表達了他對來自西域的葡萄和葡萄酒的喜愛,。

　　動物則有來自西域的大宛馬,、南詔的孔雀、吐蕃的藏獒,、回鶻的獵鷹等,。其中胡馬更受士大夫和軍人的喜愛，如韋應物的《調(diào)笑令》細膩地描繪出胡馬在無邊草原上放牧的情態(tài)：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

杜甫的《房兵曹胡馬》則用白描手法凸顯出大宛馬的驍勇和彪悍：

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著名的唐代女詩人薛濤與時任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韋皋交往甚厚,，南越獻孔雀一只給韋,，韋轉贈薛濤。薛濤在宅內(nèi)“開池設籠以棲之”,，與之朝夕相伴,。大和五年（831）秋，孔雀死,。次年夏,，濤亦卒。后來鎮(zhèn)蜀的李德裕有《傷孔雀及薛濤》一詩追悼,。時任蘇州刺史劉禹錫得此消息后也寫了一首《和西川李尚書傷孔雀及薛濤之什》對薛濤和孔雀加以詠歌,。

　　在社會文化生活方面，首先表現(xiàn)在服飾穿戴方面：胡人的胡袍,、胡帽,、胡妝為漢人模仿和襲用。張祜的《觀楊瑗柘枝》描述的就是漢人歌舞伎楊瑗穿著胡服跳胡人“柘枝”歌舞的情形：

促疊蠻鼉引柘枝,，卷簾虛帽帶交垂,。紫羅衫宛蹲身處，紅錦靴柔踏節(jié)時,。

　　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則描述安史之亂后漢族婦女穿胡服,、習胡音、乘胡騎,、唱胡歌的情形：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火鳳聲沉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由于相互影響,，漢服中的方巾,、長衫、粉底靴,、朝服,、官帽以及墮馬髻、“京都樣”等漢服,、漢妝等也在胡人中普及,。

　　建筑上則有“漢化”的“雨亭子”和家具中的“胡床”等。其中胡床的出現(xiàn)更有一個胡化與漢化之爭的接受過程：在胡床傳入中原之前,，中國人基本都是席地而坐,，有盤膝、箕踞,、跽等姿勢,。胡人則是坐在“胡床”上。所謂“胡床”是一種類似馬扎的可以折疊的輕便坐具,，這樣兩腿可以下垂,，比較舒服。又因為輕便可以隨身攜帶,，方便又實用,，所以傳入中原后深受漢人喜愛。漢靈帝劉宏就是其中一位,，他對胡床的喜愛和推廣,，徹底改變了中原跪坐的習俗。胡床尤其受到軍中將士的喜愛,，南朝梁侯景兵變,，囚殺梁武帝父子后篡位稱帝，《梁書》說他“床上常設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腳坐”,。“筌蹄”跟胡床一樣,，也是異域傳入的一種坐具,，通常由竹藤編制而成，造型是兩端大,、中間細,，形如細腰鼓。因為侯景是軍人出身,，常年穿靴子,，跪坐肯定不方便,，所以他的御座上就設胡床和筌蹄，垂足坐起來舒服多了,。不過,，這種做法在當時肯定是違背華夏禮俗的，史書寫下這個細節(jié),，正是為了批判侯景的大逆不道,，漢靈帝劉宏也被稱為亡國之君。南北朝后期,，胡床已經(jīng)從武將的“專座”進入了士人的生活之中,。有一幅畫，名字叫《北齊校書圖》,，圖中有一位文士坐在胡床上,，右手握筆，左手扶著書卷,，正在審閱文稿。南朝時，僧侶們開始以垂足坐的姿勢進食。但這立即引起維護華夏禮儀的國子祭酒范泰等人的不滿,，于是一場針對“踞食”的批判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其中，寫《夷夏論》的名士顧歡將此事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大罵這種吃飯坐姿是“狐蹲狗踞”,。到了隋代,，隋高祖下令改稱“胡床”為“交牀”,。但因為這種“胡具”確實方便適用,，所以在漢民族地區(qū)流行是不可遏止的,。到了初盛唐時期,，“胡床”已非常流行，屢見于名人的詩詞文賦之中,，如李白《寄上吳王三首》（其二）：“去時無一物,，東壁掛胡床,。”杜甫《樹間》：“幾回沾葉露，乘月坐胡床。”白居易《詠興》：“窗壁風回午枕涼,，清談相對一胡床,?！钡鹊取?/span>

　　社會文化生活方面,，對漢人影響更大的是胡樂,。唐王室宮廷音樂中的“九部樂”有七部是胡樂，分別是西涼伎,、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等,。樂器如胡琴,、羌笛、胡笳、羯鼓等來自西域，而龜茲樂,、高昌樂、疏勒樂中的笙,、箏,、鼗鼓,、排簫,、阮咸等則來自中原,。舞蹈中的胡旋舞,、劍氣舞,、渾脫舞來自西域，而“秦王破陣樂”等戰(zhàn)斗曲則由唐代宮廷傳到西域,。繪畫上，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王維等人采用的“暈染法”來自印度,，尉遲乙僧的佛像畫和鐵筆勾勒法對閻立本的繪畫影響極大。在這類文化生活中,，漢人對胡人樂器和歌舞學習最多的是胡笳,、羌笛和胡旋舞。如胡笳,，在漢末就有蔡文姬著名的《胡笳十八拍》,。蔡文姬入胡地，嫁單于右賢王為妻并生了兩個胡兒,，因此按胡樂寫出的《胡笳十八拍》可能就是其親身感受,。唐代關于胡笳的詩文更多，著名的樂師董廷蘭就是一位演奏胡笳的高手,，李頎有首《聽董大彈胡笳兼寄語弄房給事》,，王昌齡還專門寫了首《胡笳曲》，類似的還有鄭愔和無名氏的《胡笳曲》等,。

　　關于羌笛的詩歌更多,，初盛唐詩人描述西北邊塞軍中生活，幾乎都離不開羌笛,。如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軍中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蓖踔疁o《涼州詞》：“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钡鹊?。內(nèi)陸也有吹笛的高手，如玄宗李隆基是擊羯鼓的高手,，他的哥哥寧王李憲則是吹奏羌笛的專家,。還有一位李謨，也是吹笛高手。據(jù)元稹的《連昌宮詞》載，寒食之夜,，唐玄宗的宮廷樂隊在連昌宮演奏涼州和龜茲新曲,，第二天,，此大曲就傳遍京城,。原來是“李謨擫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shù)般曲”,。由此還產(chǎn)生一個成語“李謨偷曲”和一個歇后語“李謨擫笛傍宮墻——偷著樂”,。

　　游戲如胡人的馬戲,、幻術（魔術）、燈輪,、波羅球等也普遍受到漢族人民的歡迎,。

　　如燈輪，初唐詩人蘇味道的“火樹銀花合”（《正月十五夜》）,、陳子昂的“隨意守燈輪”（《上元夜效小庾體》）,、張說的“西域燈輪千影合”（《十五夜御前口號踏歌詞二首》其二）、王諲的“通看火樹春”（《十五夜觀燈》）,，皆是描繪京都正月十五夜燈輪高掛的盛況,。而孟浩然的《同張將薊門觀燈》：“異俗非鄉(xiāng)俗，新年改故年,。薊門看火樹,，疑是燭龍燃?！眲t描繪在薊門看燈輪的情形,，說明風俗上的“胡化”已從京都普及到了地方。中宗時,，宮廷與吐蕃賽球,，“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獻詩”,。玄宗即位后,，尤愛好此戲，于是寫波羅球的詩賦也較多,。如蔡孚《打球篇》,、張說“爭球馬絕調(diào)”（《奉和圣制寒食作應制》）、武平一《幸梨園觀打球應制》,、王邕《內(nèi)人蹋球賦》,、閻寬《溫湯御球賦》等。但這些作品反映的都是宮廷內(nèi)打球的盛況,。到中晚唐才有賦詠宮廷以外打球場景的詩作,，如韓愈的《汴泗交流贈張仆射》、張建封的《酬韓校書愈打球歌》寫軍中擊球之樂,，魚玄機的《打球作》寫民間打球之景，等等,。

　　文化生活方面主要的表現(xiàn)是改姓氏和通婚,。改姓氏的,，有的來自少數(shù)民族的上層，如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就下令將拓跋氏改為姓“元”,，拓跋宏叫元宏；有的則是李唐王朝的“賜姓”,，如鳳翔澤潞節(jié)度使李抱玉,，契丹人，本姓安,，因平定安史之亂有功,，賜姓李。他的從弟昭義節(jié)度使也因戰(zhàn)功賜姓“李”,。至于通婚,，上自李唐王室，下至民間,，更為普遍,。另外一種較為普遍的文化現(xiàn)象就是胡人習讀以儒學為主的漢人典籍和文學作品，以及興辦學校,、祭祀孔子,。陳寅恪先生認為：“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tǒng)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tǒng)如何在所不論,?！?/span>

　　（二）不會被“漢化”或“胡化”的層面——思想信仰和語言文字

　　然而,，唐朝的這種“漢化”或者“胡化”,，只局限于社會文化教育層面，思想信仰和語言文字等民族根本特征層面,，則不會出現(xiàn)“漢化”或者“胡化”現(xiàn)象,。也就是說無論是執(zhí)政階層或廣大士庶，并不會“化”到放棄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思想信仰,。

　　中華境內(nèi)的漢民族從周秦到漢唐,，可以種石榴、葡萄,，喝葡萄酒,，養(yǎng)個匈奴人的髭須，戴個胡帽，坐胡床,，飲著胡姬捧來的葡萄美酒,，聽胡笳、羌笛演奏的胡樂,，或是看歌舞伎表演的西河劍氣舞,、渾脫舞，但決不會放棄漢語言文字,，也不會將華夏文化的核心孔孟之道丟在腦后,。即使是南北朝時羈留北方的漢族士大夫如庾信、王褒,、徐陵,，也是心系故國，不忘華夏文化這個精神家園,。我們只要讀一讀王褒的《從軍行》《白馬篇》,、徐陵的《驄馬篇》《代出自薊北門行》，尤其是庾信的二十七首《擬詠懷》和《哀江南賦》便可得知,。盡管他們此時深受異族君主的信任,，官階也在不斷地攀升，他們也不會放棄漢族的語言文字,。即使是出生在北朝的漢族士大夫,，如北魏時號稱“三才”的溫子升、邢邵,、魏收也是如此,。溫子升有篇墓志銘稱贊墓主“有文王之孫子，啟周公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為言,，恒持韓白自許”,，完全以儒家道德典范周文王、周公,，漢文學的代表人物李白,、韓愈、白居易為標桿,。溫子升最擅長的是漢文學中獨有的駢文,，據(jù)《魏書》本傳記載，他的文章流傳到南朝,，梁武帝讀后夸獎他“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他的詩歌也主要學習南朝宮體，如著名的《搗衣》,。邢邵,、魏收也與溫子升一樣。

　　唐代北方和西北的少數(shù)民族,，也同樣固守民族文化中最頑固、最核心的部分——思想信仰和語言文字而沒有被“漢化”,。初盛唐時期的“胡人”有廣義和狹義的區(qū)分,。從廣義上講，所有北方和西域的少數(shù)民族都可以被稱為“胡人”,；狹義上的“胡人”則專指粟特人,。粟特人是居于中國新疆和中亞的少數(shù)民族。在中國古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或者直接簡稱為“胡人”,。初盛唐時期，在北方和西北與唐王朝抗爭的主要是突厥,、吐蕃,、回鶻和室韋。關于唐王朝與他們之間的征戰(zhàn)和產(chǎn)生的社會變化,，筆者在《初唐邊政與邊塞詩主調(diào)的流變》一文中已作過細述,。但是他們在與唐王朝如此頻繁的交往中，卻能夠保持住他們本民族的思想信仰和語言文字而不被徹底“漢化”,。

　　突厥作為匈奴的一支,，其主體被回鶻人和漢族人所滅，剩余的向西逃竄,，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保存了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思想信仰至今。吐蕃是今日西藏地區(qū)的藏族人,，是今日中國境內(nèi)一個主要的少數(shù)民族,，至今仍保存了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思想信仰?；佞X的主體由丁零人構成,，融入了鐵勒和高車人的一部分，即今天的維吾爾族,，保存了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思想信仰至今,。室韋為先秦時東胡的一部分，是由鮮卑族演化而來的,，一直生存到現(xiàn)在,，即今天的蒙古族，也保存了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思想信仰至今。

　　北朝的鮮卑族則是一個反面的例證,。鮮卑是繼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興起于大興安嶺，屬東胡族群,。十六國時期,，鮮卑各部落建慕容氏諸燕、西秦,、南涼,、代國等國。386年,，拓跋部建北魏,，439年統(tǒng)一北方。太和十九年（495）,，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大舉推行漢化政策,，從太和十八年（494）將首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往洛陽，融入漢文化中心后,，三年間不斷下詔改革，其中對民族思想文化影響最大的首先是禁止使用本民族語言,，以漢語為北魏唯一通行的語言,。他對群臣說：“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漢語）,。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其次,，是改變宗教信仰,。孝文帝之前，北魏王朝一直保持“祀天子于西郊”這種鮮卑族古老的原始崇拜,。太和十八年,，孝文帝下令廢除西郊祭天儀式,，改用漢族帝王的祭祀天地儀式：以圜丘祭天、方澤祭地,，以祖宗配天,，并把統(tǒng)治中原的北魏拓跋珪稱為“太祖”，將其牌位放置在太廟的正中,，取代原來放在正中的平文皇帝拓跋郁律牌位,。孝文帝這樣做的目的是強調(diào)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同漢族建立的王朝具有同等地位，強調(diào)自己也是華夏文化的傳承者,。另外如禁穿胡服,，任用來自南朝的王肅厘定官制，完全模仿兩晉,、南朝的官制、軍號,，把北魏王朝中的鮮卑成分洗刷殆盡,，讓自己成為當之無愧的與華夏正朔相承的正統(tǒng)王朝。再加上改為漢族姓氏,、鼓勵與漢族通婚,，如此徹底“漢化”的結果，雖迎來生產(chǎn)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但作為一個民族的根基徹底被挖除了,，鮮卑族后來大部分融入漢族，小部分融入藏族,，關外的鮮卑族拓跋部有一支后來定名錫伯族,，慕容部的一支建國吐谷渾，一部分成為土族的主體,。鮮卑族作為一個民族不存在了,。

　　由上述史實可以看出，所謂“漢化”或“胡化”,，只是民族之間在生活資料,、生活方式、文化娛樂,、文學藝術乃至規(guī)章制度上的互相影響,、學習借鑒、改造吸收,，一旦涉及民族文化的核心思想信仰,、語言文字就變得非常頑固，不易改變,。一旦改變,，這個民族將不復存在,！

　　初盛唐時期胡、漢之間這種互相影響,、學習借鑒,、改造吸收所形成的交融和共通有利于一元主體、多元格局的華夏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賴以不墜,、各民族緊密團結的原因所在。唐史上輝煌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其形成原因固然很多,，但胡漢文化的交匯和四海一家的胸襟，當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當然,，中國古代統(tǒng)治者，無論是入主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還是以華夏正統(tǒng)自居的漢族君主,，在“漢化”過程中都有失當之處：漢族君臣往往強調(diào)“夷狄之辨”，貶低華夏文化圈外的精神文明,，少數(shù)民族上層人物又往往由于仰慕儒家文化而忽視了本民族的特色,，以至在“漢化”過程中造成了民族自身特點的消失和自決能力的喪失，甚至民族本身的消亡,。這些“漢化”過程的負面效應,，也給今天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大家庭的鞏固和團結提供了一定的歷史教訓。

二,、“漢化”“胡化”的原因

　　中華歷史上漢民族和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互相影響,、學習借鑒和改造吸收，或者說“漢化”“胡化”現(xiàn)象,，主要是由下面幾個因素決定,。

　　（一）華夏文化的特質(zhì)

　　華夏文化是一種以儒學為中心的多元文化,，也是一個矛盾的統(tǒng)一體：一方面,，它具有排他性，固守本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部分如思想信仰,、語言文字等,；另一方面又具有包容性、融合性,。

　　從前者出發(fā),，華夏文化強調(diào)“華夷之辨”“夷夏之大防”，戎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是豺狼,，諸夏才是一家人：“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惫苤倬椭鲝垺叭值也蚶牵豢蓞捯?；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強調(diào)團結華夏民族,，共同抗敵御侮,。孔子在稱贊管仲抗擊外族入侵的功績時說：“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span>

　　從后者出發(fā),，主張“四海一家”“以德綏遠”，以教化“變夷為夏,、四海同風”。甚至把教化作為區(qū)別夷夏的標志：“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清雍正皇帝甚至以舜和周文王的出生地為例來證明判定是否正統(tǒng)應為“文德”而非籍貫,，為滿洲貴族入主中原提供合法性,。他說：“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更殊視？……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于圣德乎,。”

　　華夏文化的這種特質(zhì),，是掌握在中國古代統(tǒng)治者手中的一柄雙刃劍,，以適應不同時期、不同軍事態(tài)勢下的不同需要,。一般說來,，國家統(tǒng)一,、國力強盛時，尤其是在武力征服和異族歸順之際,，漢族君主往往強調(diào)“胡漢一家”,。其中開明者，更是提倡“以德綏遠”,，以教化“變夷為夏”,。如盛唐時代，經(jīng)過太宗的“貞觀之治”和玄宗的“開元盛世”,，國家富庶,，社會安定，經(jīng)濟充滿活力,。國家因為強大而充滿自信心,，所以無論是太宗還是玄宗，都主張“變夷為夏”,，實行王道,，推恩于四海，有寬廣的納異胸懷和氣度,，這也成為“盛唐氣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唐太宗李世民認為：“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必懹^三年,，“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后內(nèi)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余萬口”。貞觀六年,，“黨項前后內(nèi)屬者三十萬口”,。貞觀年間朝臣對此安置方法還有一場爭論：房玄齡、魏征皆根據(jù)“夷夏之大防”,，將他們分散到內(nèi)陸各州縣去進行漢化,，防止他們聚在一起作亂，主張“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為漢”,。唯有溫彥博主張“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教以禮法,，職以耕農(nóng)”。唐太宗則力排眾議,，采納了溫彥博的建議,，可見其對國力的信心。

　　唐玄宗亦主張“開懷納戎,，張袖延狄”,。開元二年（714），突厥默啜為九姓所殺,，其下酋長多來投降,。并州長史王晙上疏主張將降胡“并分配淮南、河南寬鄉(xiāng)安置”,，讓其受華夏文化熏染,，變夷為夏，這樣,，“二十年外,，漸染淳風，持以充兵,，皆為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麗俘虜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編甿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場。何獨降胡,，不可移徙,？”王晙疏議雖因降胡復叛未及實施，但促使名相張說在開元十年采用了他的建議,。

　　但在國家分裂,、異族入侵之際，尤其是積貧積弱又要抗擊被侵略,、被吞并之際,，往往更加強調(diào)“夷夏之辨”,，“戎狄豺狼，不可厭也”,。這就是中華古典愛國主義的基本特征之一,。南北朝時期就是典型。當時正值北強南弱,、胡族入侵,，南方諸漢族政權內(nèi)外交困之際，“夷夏之辨”就成為團結御侮的旗幟,，更變成了民族心理的支撐點,，形成一種強大的道德力量，紛紛以“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相號,。無論是宋、齊,，還是梁,、陳,，無論是君主,、臣僚、文士,，也無論是北伐進取還是守邊御敵,，無不如此。

　　宋武帝代晉的《即位告天策》就聲稱自己上膺“天命”,，自己的歷史使命就是一統(tǒng)山河,，“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協(xié)祉,，歲月滋著”。元嘉七年（430）,，宋文帝下詔討伐鮮卑族在北方建立的魏國，開宗明義就是收復被夷狄占領的失地,，救中原百姓于涂炭：“河南，中國多故,，湮沒非所,。遺黎涂炭，每用矜懷,?！痹味吣辏?50），宋文帝再次北伐,，其《北伐詔》開頭對拓跋嗣的判斷就是“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元嘉二十八年（451）下的《虜退下詔》又將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比作周朝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獫狁”,，自己負有保衛(wèi)中華疆土的責任：“獫狁孔熾，難及數(shù)州,。睠言念之,，寤寐興悼?！痹谌孪逻_的《征虜詔》中又將北魏比作“戎丑”“虐虜”,。與此同時，又倡導儒學,，在元嘉十九年（442）下詔《勸學》,，指出：“夫所因者本，圣哲之遠教,。本立化成,，教學之為貴。故詔以三德,，崇以四術?！闭J為先王之教“用能納諸義方,，致之軌度。盛王祖世,，咸必由之”,，把對方判定為不懂禮儀的禽獸、“戎丑”，把自己定位為華夏文明的捍衛(wèi)者和傳播者,，從而占領道德高地,，成為正義的代表。即使戰(zhàn)敗也是如此,，如寫于滑城之役戰(zhàn)敗之際的《元嘉七年以滑臺戰(zhàn)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

逆虜亂疆場,，邊將嬰寇仇。堅城效貞節(jié),，攻戰(zhàn)無暫休,。……戎事諒未殄,，民患焉得瘳,。……華裔混殊風,，率土浹王猷,。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

　　有意思的是：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則利用華夏文化的特質(zhì)的另一面,，即把教化作為區(qū)別夷夏的標志：“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保鬃诱Z）　　北漢匈奴族君主劉淵,，就是接過韓愈解釋孔子的這段話來辯解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并以此作為自己入主中原的理論依據(jù),。晉樂陵太守邵續(xù)則照搬孔子的話作為對石趙政權臣服的辯解：“周文王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span>

　　正因為如此,，他們特別重視華夏文化的核心——儒學。前趙的劉曜曾隱居管涔山中,，“以琴書為事”,。后趙的石勒出身貧苦，被賣為奴,，未讀過書,，也特別重視儒教,，稱帝后專門“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余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并下令全國“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臺府”,。他本人也在繁忙的軍務中“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間或也能發(fā)表點真知灼見。前秦苻堅于建元十一年（375）下令：公卿王侯子弟及將士皆誦讀儒學,。十六國時期另一個強大的政權后秦也是把自己看作是中華正統(tǒng),，在大興儒學的同時自定律令，舉辦“律學于長安”,，調(diào)郡縣沒有任職的令史來長安學習法律,。其君主姚興“每于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儼然以華夏文化的繼承者和維護者自命,。北魏前期諸帝亦借鑒十六國君主的種種做法，如依漢家制度定律法,，制造符命,，大興儒教，借身居中原的優(yōu)勢把南方政權稱為“夷虜”,，等等,，而且做得更為圓熟老到。到孝文帝時,，為了確立北魏是“華夏正統(tǒng)”的唯一傳人,，甚至重新推定了陰陽五行，將魏定為“木”,，直接承接西晉的“金”,，從而否定了西晉、趙,、燕、秦、魏這個前后相承的歷史順序,，至于南方劉裕的宋,、蕭道成的齊，在他眼中則是殊方“蠻夷,，非關中夏”,。

　　（二）漢族和入主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皆大力提倡儒文化,，以此標榜自己代表華夏正統(tǒng),，借此師出有名，占領道德高地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句名言：“在每個時代里,，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tǒng)治的思想”,。依靠自己掌握的國家政權和軍事,、行政力量,，推行自己的“漢化”或“胡化”主張，自然方便得多,，力度也大得多。以初盛唐時期的“漢化”為例,。

　　一是對外族內(nèi)附的處置辦法體現(xiàn)了化胡為漢的明確意圖,。初盛唐時期有幾次大規(guī)模的外族歸附,。將這些歸附的少數(shù)民族分散遷徙到內(nèi)陸,，甚至“全其部落，得為悍蔽,，又不離其土俗”,，然后“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為漢”。尤其是唐太宗利用自己的最高決策權力排眾議,，采用溫彥博的建議更是力證。唐太宗《幸武功慶善宮》：“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敝赋鼋y(tǒng)一天下不僅依靠武功，還有安撫手段,。最高統(tǒng)治者的思想自然會成為群臣的指導思想：張說在《奉和圣制送王脧巡邊應制》詩中也說“策有和戎利,，威傳破虜名”。一直到開元時期,，裴璀還在《奉和御制平胡》詩中提出“將軍行逐虜,，使者亦和戎”，認為“非用武為雄”,，標榜“文德在唐風”,。

　　二是唐朝前期統(tǒng)治者的納異胸懷更為寬廣，對歸附的少數(shù)民族上層人物給予充分信任,，讓他們擔任邊帥和政府的最高長官,，讓他們在“漢化”中起帶頭表率作用。據(jù)《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唐朝宰相共369人,，其中24人是少數(shù)民族,，占宰相總人數(shù)的6%左右。其中有匈奴人劉崇望,，鮮卑人長孫無忌,、宇文士及，這還不包括胡漢混血的杜鴻漸,、裴光庭等人,，以至朝中大臣開玩笑說：“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睂τ谌斡眠厧泟t采用兩手：一方面任用拉攏，甚至賜姓“李”表示與皇族是一家,，如契丹人李光弼,，西域人李抱玉、李抱真,；另一方面朝廷又用胡人為中郎將,、邊州長官、朝官甚至宰相之一,，但決不讓其掌握兵權,。特別是邊帥，外族將領即使是名將也只能為副職,。如貞觀三年八月,，唐太宗命徐世勣、李靖,、柴紹,、李道宗,、薛萬均、衛(wèi)孝節(jié)等率兵十余萬分四路大舉出擊突厥,。貞觀四年,，命侯君集率步騎數(shù)萬征討。貞觀二十一年（647）十二月,，太宗以阿史那社爾為昆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伐龜茲,。司馬光對這種做法極為肯定,，他認為這種邊帥制度保證了國家一百多年的安定。安史之亂前,，安祿山一次就用三十二位胡人出身的將領代替漢將,。

　　三是王室?guī)ь^，鼓勵異族之間通婚,，將華夏文化,、禮樂教育深入到家庭這個社會的最基本細胞之中。唐前期諸君還身體力行,，倡導胡漢混融,、四海一家。高祖李淵有女19人,，其中7人嫁給胡族,，占36%；太宗有女21人,，胡族駙馬8人,，占38%；玄宗有30女,，5位嫁給胡族,，占17%。甚至帝王本身就是胡漢混血：李淵之母獨孤氏是鮮卑族,，李世民之母竇氏是鮮卑族,，高宗李治之母長孫氏也是鮮卑族。另外,，高祖李淵之妃宇文氏是匈奴族,，生韓王元嘉和魯王元夔，玄宗女壽安公主是非漢族的曹野那姬,，代宗妃鮮卑人獨孤氏生韓王迥和華陰公主,。高層倡導帶頭，自然影響民間,，如詩人李白的母親就是胡女,。這種深入家庭的漢化是一種更為深入的漢化,。

　　四是通過公主和番、大臣出使以及對“入唐蕃夷”進行詩書禮樂的教育等各種渠道,，傳播中原先進的生產(chǎn)方式,、社會制度和文物典籍，促使他們接受中華文明,。

　　必須指出的是,，初盛唐君主的上述“漢化”措施，少數(shù)民族的君主也在同樣使用,。但不管如何“漢化”,，他們的民族習性、性格特征,、喜樂愛好還會對生活在這里的漢民族,，尤其是內(nèi)遷的少數(shù)民族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并且從生活習俗,、文學藝術,、體育游戲、服飾穿戴等各方面表現(xiàn)出來,?！端鍟の膶W傳序》曾論析北朝文學和南朝文學思想風格明顯的不同：“江左宮商發(fā)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zhì)?！眳^(qū)別是很明顯的,，即使是約會，這種本應最纏綿婉曲的情愫,，北朝樂府中也是干脆直白：“月明光光星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保?/span>《地驅(qū)樂歌》）南朝樂府則是婉曲纏綿：“夜長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聞散喚聲,，虛應空中諾,。”（《子夜歌》）完全是不同的民族風格,。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也談到北方不同于南方的社會風俗和北方婦女不同于南方婦女的社會地位,。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對此解釋說：“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比绱恕昂L”,，與當時的時代，尤其是統(tǒng)治者“風動于上”大有關系,。

　　唐代也是如此,，尤其表現(xiàn)在安史之亂后的藩鎮(zhèn)割據(jù)時期。天寶后期,，唐玄宗在久安之后驕奢淫逸又好大喜功,，邊帥開始遙領、兼領,、久任，尤其是用四夷為主帥,，“至是,，諸道節(jié)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如此舉措不僅導致了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后的藩鎮(zhèn)割據(jù)也與此不無關系,。我們只要看一看唐代藩鎮(zhèn)割據(jù)的區(qū)域就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主要出現(xiàn)在河北,，而河北割據(jù)又集中在三鎮(zhèn)：李懷仙為盧龍（又名幽州或范陽,，今北京）節(jié)度使，統(tǒng)治今河北東北部﹔李寶臣為成德（又名鎮(zhèn)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節(jié)度使,，統(tǒng)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節(jié)度使,，統(tǒng)治今河北南部,、山東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即河北三鎮(zhèn),。而這三鎮(zhèn)皆與少數(shù)民族有關：李懷仙為鮮卑族,，李寶臣是奚族，田承嗣倒是漢人,，但卻是粟特族安祿山的前鋒兵馬使,。河北三鎮(zhèn)之所以敢于對抗中央，唐王朝也奈何他們不得,，主要是由于兵力的強悍,。而兵力的強悍又與其深厚的群眾基礎有關,。說到這一點，就與初盛唐時期安排歸順的胡人內(nèi)遷于河北河南一帶有關了,。國家強盛時他們會“漢化”,，國家衰弱時，他們的民族習性就會復萌,。玄宗天寶年間,，儒文化倫理道德在河朔地區(qū)開始弱化，而當?shù)氐暮遘娛率最I卻很注重利用宗教感召的精神力量來爭取包括漢族在內(nèi)的各民族人民,。據(jù)榮新江教授考證,，安祿山是營州雜胡粟特人，他自稱是受襖教軋犖山神的感應出生,，是光明之神的化身,，并親自主持粟特聚落中群胡的祭祀活動，使自己成為胡族百姓和漢化胡人的宗教領袖,。

　　再者,，胡人南侵時期擄掠的工匠、藝人和百姓,，成為少數(shù)民族的奴隸,，胡人自然要按照胡人習俗“馴化”他們，他們的子孫,，即所謂的“家生子”“包衣”,，更是繼承了胡人的習俗，而成為少數(shù)民族藩帥的社會基礎,。因此,，盡管這些地區(qū)仍以農(nóng)業(yè)為主要生產(chǎn)方式，盡管漢人（暫且不論其是否為“胡化漢人”）仍占多數(shù),，但由于漢族文化在該地區(qū)的弱化,，在胡漢民族整合的過程中，整個社會不可避免地呈現(xiàn)了“胡化”傾向,，在政治體制上實際上倒退為部落藩州制,。正如陳寅恪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安史之亂后，河朔地區(qū)“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系，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就像晚唐詩人杜牧所哀嘆的：“迄唐亡百余年，卒不為王土,?！?/span>

　　初盛唐時期，唐王朝在接納外來文化的同時,，堅持批判其有害成分,，佛教即因其為“夷狄之教”而遭到強烈反對。眾所周知,，唐代士大夫中攻擊佛教最激烈的是中唐的韓愈,。他的《論佛骨表》即是以儒家的“華夷之辨”和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教導，來批判佛教有悖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币虼耍埱髴椬趯蕚溆瓉砉B(yǎng)的佛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表現(xiàn)出衛(wèi)道者激烈的排外意識,。韓愈在文章中還對唐高祖李淵建國后雖意識到佛教的危害但未能實行深感遺憾：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

　　在《贈譯經(jīng)僧》中更是不客氣地罵胡僧：“只今中國方多事，不用無端更亂華?！敝刑频牧硪晃淮蠹野拙右自缒暌彩菑恼蔚慕嵌葘Ψ鸾踢M行批判：“區(qū)區(qū)西方之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無二之化也”,，又認為“晉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在音樂方面,，韓愈同樣提倡“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將胡樂,、胡舞和胡妝與世亂聯(lián)系起來，也是安史之亂后逐漸形成的觀念,。正如元稹所說：“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白居易也說：“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薄稌r世妝》又特別告誡說：“元和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

　?。ㄈ?zhàn)爭在客觀上也促進了異族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

　　戰(zhàn)爭是政治斗爭的最高,、也是最激烈的形式，對外戰(zhàn)爭也是異國,、異族之間互相征服的最高形式,，它造成的后果是人員的大量傷殘死亡和生產(chǎn)力的被嚴重破壞，因此戰(zhàn)爭尤其是侵略戰(zhàn)爭遭到人們的譴責,。但是，從戰(zhàn)爭的結果看,，客觀上也造成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的互相交流,。

　　初盛唐時期,，唐王朝的對外戰(zhàn)爭對象主要是突厥、吐蕃,、回鶻和室韋。初唐時期和盛唐前期是以防御為主,，盛唐后期則變成開邊征服。唐王朝對少數(shù)民族，除了通過戰(zhàn)爭將歸順者內(nèi)遷,，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和先進的生產(chǎn)力,，加速其“漢化”外,，在邊疆地區(qū)也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其“漢化”。

　　其一，唐太宗經(jīng)過一系列對突厥,、回鶻的用兵,，將西域重新納入中央王朝版圖,。為了鞏固邊疆，李唐王朝在天山南北分別設置都護府,、都督府以及軍鎮(zhèn),、州,、縣，不僅逐步完善了政權和軍事機構,。更是在這些都護府,、都督府以及軍鎮(zhèn)、州,、縣設立漢文化教育機構，推廣儒學等漢文經(jīng)典，使中原文化以新的方式進入西域社會,，如四書五經(jīng)，以及詩歌、音樂,、繪畫,、雕塑等文學藝術。戰(zhàn)后的和平景象或“漢化”情形，在一些邊塞詩人的詩歌中均有所反映。如崔頗《雁門胡人歌》中描述的胡人已放棄游牧、征戰(zhàn)的生活習性，接受中原的耕作技術，“漢化”了：“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將代馬獵秋田,。……聞道遼西無斗戰(zhàn),，時時醉向酒家眠,。”張喬《書邊事》從歷史上的和親寫到眼前“大漠無兵阻，窮邊有客游”的現(xiàn)實，唱出“蕃情似此水，長愿向南流”的心聲,，在《再書邊事》中進一步描繪了戰(zhàn)后的和平景象,。此外還有常建的《塞下曲四首》其一、崔顥的《雁門胡人歌》等。在詩人筆下,，胡人和漢人同樣厭惡戰(zhàn)爭向往和平,，渴慕著安寧幸福的生活,。

　　其二,，初盛唐將帥治邊也非常重視以漢族文明使外族漢化,。例如張儉在朔州感化思結部落，“移就代州”,，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時,，“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干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jié)義，咸加旌表,。高麗士眾莫不欣然慕化”,。郭元振鎮(zhèn)涼州時，“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他們既在邊州推廣內(nèi)陸的農(nóng)田水利建設,，又將漢族任人唯才、體恤孤老的傳統(tǒng)和忠孝節(jié)義的倫理道德傳給外族,。高適《陪竇侍御靈云南亭宴詩得雷字序》還記述了涼州軍中修筑園林的景觀：“涼州近胡,，高下其池亭，蓋以耀蕃落也,?！泵餮赃厧泴㈤L安,、洛陽流行的山亭池苑搬到邊塞，這固然是為著自己享受,，但也起著向胡人夸耀中原文化的示范作用,。岑參的《敦煌太守后庭歌》描寫一位漢族官吏由于給少數(shù)民族帶來引泉開荒等中原耕作方式以及“射鉤”等中原文化，給當?shù)匕傩諑砗锰?，當太守任職期滿離開時當?shù)孛癖姂賾俨簧岬那闋睿?/span>

敦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太守到來山出泉,，黃砂磧里人種田,。敦煌耆舊鬢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碜劂^紅燭前，不知鉤在若個邊,。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黃金錢。

　　其三,，邊界的通商“互市”,。“互市”是中原地區(qū)與周邊各民族進行商業(yè)貿(mào)易往來的一種重要形式,，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已經(jīng)存在,。《左傳》記載,，周靈王三年（前569）,，晉悼公實行“和戎”政策，以貨物換取“戎狄”的土地,。西漢開設“關市”與匈奴及南粵進行交易,。魏晉南北朝時期“互市”更加頻繁。《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北齊書》卷四六《蘇瓊傳》：“（蘇瓊）遷左丞,，行徐州事,。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茨蠚q儉，啟聽淮北取糴,。后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賈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于河北,?！?/span>

　　唐朝的對外貿(mào)易分陸路與海路兩種。陸路貿(mào)易主要是與西北少數(shù)民族和中亞西亞諸政權進行互市,。初盛唐時期展開的一系列軍事行動的勝利,，李唐王朝在天山南北分別設置都護府、都督府以及軍鎮(zhèn),、州,、縣等政權和軍事機構，使兩國之間的通商互市得到安全保障,。唐朝政府又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中外貿(mào)易的法律,，為“互市”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如《唐六典》中規(guī)定,，“互市”的主管是邊地郡縣的主官：“漢,、魏以降，緣邊郡國,，皆有互市,，與夷狄交易,，致其物產(chǎn)也。并郡縣主之,，而不別置官吏,。”太宗貞觀六年（632）,，改隋交市監(jiān)為互市監(jiān),。武則天垂拱元年（685），進一步明確互市監(jiān)的職能和人員設置：“諸互市監(jiān)各掌諸蕃交易之事,?！薄爸T互市監(jiān)：監(jiān)各一人，從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痹谥醒?，則由戶部下屬的“金部”郎中,、員外郎執(zhí)管,，《唐六典》載金部郎中、員外郎的職責之一為“凡有互市,，皆為之節(jié)制”,，其下注解規(guī)定得十分具體：

諸官私互市，唯得用帛練,、蕃彩,，自外并不得交易。其官市者,，兩分帛練,，一分蕃彩，若蕃人須糴糧食者,，監(jiān)司斟酌須數(shù),，與州司相知，聽百姓將物就互市所交易,。

　　對于如何進行互市,，律令也有規(guī)定：“諸外蕃與緣邊互市，皆令互市官司檢校,，其市四面穿塹,，及立籬院，遣人守門,。市易之日卯后,，各將貨物畜產(chǎn),，俱赴市所，官司先與蕃人對定物價,，然后交易,。”互市時間大概每年一次,。

　　歸納起來,，“互市”給唐王朝帶來的好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使國家安定,、避免戰(zhàn)爭的一種重要手段。

二是互市也是唐王朝與周邊國家互利互惠之舉,。通過互市,，不僅吐谷渾百姓能用馬、牛,、羊等牲畜以及大量的畜產(chǎn)品換回所需的鹽,、茶、絲綢等日常生活用品,，內(nèi)陸的百姓也能夠在交易中獲取必需的耕牛,，形成了“資于戎狄、雜畜被野”的景象,，緩解了因為“喪亂”而“民乏耕?！钡臓顩r。其實,，這類互市在唐王朝建立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隋末之際，中原馬匹匱乏,，太原起兵前夕,，“士眾已集，所乏者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裴寂,、劉文靜等起兵骨干甚至認為胡馬比胡兵更重要。他們在勸李淵答應始必可汗結盟條件時道：“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笨登世择R千匹交市,，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唐軍馬匹匱乏的困境,，對李唐軍隊戰(zhàn)斗力的增強起到了促進作用。

　　開元十四年（726）,，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唐,。開元十五年（727）九月，唐朝同意與突厥在西受降城互市,，“每歲赍縑帛數(shù)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遍_元十九年（731）,，吐蕃請于赤嶺（今青海湟源縣日月山）互市，詔許之,。元和十年（815）,，唐朝再應吐蕃要求，開吼州塞（今陜西吼縣）為市,。唐朝以絹帛萬匹和茶葉及漢族地區(qū)的其他物產(chǎn),，換取吐蕃的戰(zhàn)馬。文宗大和年間（827—835）,，黨項曾“以善馬購美鎧,，善羊貿(mào)弓矢”。黨項族從互市中得到了所需要的中原絲帛等生活用品以及更為重要的弓矢,、鎧甲等軍用物資,。

　　互市是一種開放國門,、進行商業(yè)貿(mào)易的方式,，對唐王朝和周邊國家皆是一種互利互惠之舉。唐時,，周邊游牧民族乃至羅馬人與波斯人都非常喜愛我國中原地區(qū)出產(chǎn)的絹帛,。中亞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回鶻等通過互市獲取的生活資料,，不但供本民族人民消費，而且“居間販賣”“專陸地絲織品轉運之利”,。另外,，內(nèi)陸盛產(chǎn)的茶葉，唐時也成了周邊游牧民族所酷愛的飲料,。唐政府通過絹馬貿(mào)易,、茶馬貿(mào)易以及貢馬形式的貿(mào)易，在大量引進胡馬的同時,，也滿足了我國邊疆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以及外國對絲,、絹,、茶葉等物資的迫切需要。這種雙贏的局面,，正如唐玄宗在《賜突厥璽書》中說的那樣：

國家舊與突厥和好之時,，蕃漢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國家買突厥馬,、羊,，突厥將國家彩帛，彼此豐足,，皆有便宜,。

　　三是互市不僅促進異族之間經(jīng)濟交流，也促進思想文化上的互融與溝通,?；ナ胁粌H使游牧民族學習漢民族禮教制度、農(nóng)桑生產(chǎn),，逐步“漢化”,；漢民族也會在草原游牧文化影響下有“胡化”的表現(xiàn)。唐代的邊塞詩人常常在他們的詩歌中描繪他們所目睹的胡風東漸的情形,。

　　盛唐詩人王維在出塞經(jīng)涼州時,，目睹了當?shù)匾粋€村莊的祭社活動，但完全不同于王駕在《社日》中描繪的在江西鵝湖山下祭社的場景,，而呈現(xiàn)一片胡風胡俗景象：

婆娑依里社,，簫鼓賽田神。灑酒澆芻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紛屢舞，羅襪自生塵,。

　　草原生活,、西北嚴寒、胡人生活等文化意象也多成為邊塞詩人的描繪對象,，如高適《塞上聽吹笛》：“雪凈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薄稜I州歌》：“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庇绕涫轻瘏ⅲ詷O大的興趣描繪西北邊塞的奇異風光和胡地習俗,，將過去人們視為畏途的西北地區(qū)描繪得瑰麗多姿：《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薄蹲唏R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彼摹稛岷Ｐ兴痛奘逃€京》更是描繪出陰山西側熱海的神奇景象,，而且還是當?shù)氐摹昂鷥骸庇H口告訴他的：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遙旋滅,。蒸沙爍石燃虜云，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爐,，何事偏烘西一隅？勢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

　　高適的《送渾將軍出塞》中居然贊揚出身匈奴的渾邪像漢代大破匈奴的驃騎將軍霍去病：

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子孫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盡用陰山兒,，登陣常騎大宛馬,。銀鞍玉勒繡蝥弧，每逐驃姚破骨都,。

　　馬戴的《射雕騎》同王維的《射獵》不同,，贊頌的是一位邊州蕃將的射獵場面：“蕃面將軍著鼠裘，酣歌沖雪在邊州,。獵過黑山猶走馬,，寒雕射落不回頭,。”

　　據(jù)《舊唐書·輿服志》記載,，在唐代,，胡人的胡食、胡床,、胡服,、胡樂、胡舞風靡一時,，直至上層乃至宮廷：“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本频昀锱胙蛟着！⑤p歌曼舞,，盡是不同于中原地區(qū)的草原風情,。元稹對此感嘆道：“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艉T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保?/span>《法曲》）長安、洛陽等地更是“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唐·王建《涼州行》）,。

　　胡地的葡萄酒、“三勒漿”已經(jīng)成為內(nèi)陸常見的飲料,；在飲酒時有胡姬作陪,，已成為內(nèi)陸城市的一種新的時髦。這點在唐代不少詩歌中都有提及,，如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別》：“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賀朝還給胡姬贈詩：“紅毾鋪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盤初鲙鯉，金鼎正烹羊。上客無勞散,，聽歌樂世娘,。”（《贈酒店胡姬》）

　　當然,，堅持和加強“互市”,，也是唐朝實現(xiàn)政治上羈縻的重要手段之一。唐政府也可以用縮小絹馬,、茶馬貿(mào)易的手段以示對不恭順的少數(shù)民族貴族的懲罰,，從另一個角度實現(xiàn)羈縻的目的。而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國力強大,、有不被異族征服自信心的前提下。安史之亂后,，民生凋敝,，藩鎮(zhèn)割據(jù)之勢漸起，外則回紇,、吐蕃不斷釁邊,，無論是國力,、財力和對外防御，都無法再開“互市”,，長達百余年的“互市”盛景終于消歇,。杜牧在文章中說到的“雖云華夷，歡若親戚”的“互市”盛況，只能是歷史的緬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