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朱鳳瀚先生《中國青銅器綜論》陜西寶雞(弓魚)氏出土西周青銅器為主線,，對其青銅器試作論述,。

1974年至1981年在陜西省寶雞市渭水南北兩岸的茹家莊、竹園溝,、紙坊頭發(fā)掘了27座西周墓葬,，出土青銅器墓葬15座,。從出土青銅器銘文可知這幾處墓地墓主人屬(弓魚)氏，稱其為“氏”而不稱其為“國”類似晉南的倗氏,、霸氏,。諸侯具有軍事職能，要經(jīng)王任命,，金文例證如“令克侯于匽”,，“王令唐伯侯于晉”。寶雞渭水兩岸發(fā)現(xiàn)的這個族屬處于西周邊陲或不具有軍事職能,，青銅器銘文也未見所謂“侯”器,，所以不能稱其為(弓魚)國。按朱鳳瀚先生告知“西周王畿區(qū)域應該包括西自寶雞東至洛陽這個長條形區(qū)域,，圍繞周原 ,、灃鎬、洛陽周圍地區(qū),，諸侯國在邊域,，魚、戈不能叫國“,，或稱邦君,，我認為。

茹家莊,、竹園溝,、紙坊頭三處墓地，竹園溝最早,，可能在成王早期,。然后是竹園溝康昭，茹家莊已經(jīng)到了穆王時期,。

這是紙坊頭M1出土環(huán)耳上兩個獸首的方座簋銘文,，第一個字釋為(弓魚)，張政烺先生釋為“強”,，以下為行文方便寫作魚,。

1981年清理紙坊頭M1，這個墓區(qū)最早的墓,，大概文王晚期至成王早期,，是第一代魚伯，是一座殘墓,，遺存青銅器十四件,，鼎4(圓鼎2、鬲鼎1、方鼎1),，鬲2,、甗1，簋5(四耳方座簋1,、雙耳方座簋2,、四耳簋1、雙耳簋1),，觶1,、罍1,。未見竹園溝青銅器墓葬必出的青銅平底罐,、尖底罐，一可能是此墓是殘墓,，二或此墓是這個墓區(qū)最早的,，反映地域與族群屬性特征的文化因素還未形成。

出土的伯方鼎 通高24厘米,，重2450克,。獸面紋的角馬承源稱之為“環(huán)柱角”很形象，但是沒有被業(yè)內廣泛采納,，對竊曲紋的稱謂也是,。形制上腹深小于柱足多是西周，反之多是晚商,?？谘叵聸]有紋飾帶單獨裝飾獸面紋西周要多于晚商，這只獸面紋突出環(huán)柱角,，占據(jù)獸首近一半空間,，分解軀體只占很小部分。商周時期獸面紋是主流紋飾,，配置多有區(qū)別,，要找出一摸一樣的基本不存在，細微區(qū)別體現(xiàn)時代與地域不同,。銘文“伯作寶” “伯作彝”多見,，而且“寶”字寫法不多見。

上海藏 天黽作父戊鼎,，獸面紋與之近似,。朱鳳瀚先生有文章《酒務頭墓地與“天黽獻“器群》對這個族群有論述。

通高40.2厘米 ,，口徑32厘米,，重11650克。考古發(fā)現(xiàn)西周時期這個高度大圓鼎多于大方鼎,?？脊虐l(fā)現(xiàn)有蓋子圓鼎不多見，是不是作為煮肉用的鼎都會有蓋子呢,，后期多遺失而已,。蓋子三個倒置夔龍形片狀捉手卻置可為俎?？谘叵路纸猥F面紋特殊,，曲折角C狀耳，咧嘴漏出上下獠牙,，兩側分解的身和足,，構圖整體沒有晚商兇猛狀，蓋子也是這種獸面紋,。我認為C形耳獸面紋多是晚商(西周獸面紋耳多是葉狀)當然也有特例,，這只鼎就是。下腹是圓弧蕉葉狀省變獸面紋,，線條已是圓弧狀凸起,。竹園溝M7也有類似紋飾配置大圓鼎，口沿下獸面紋已是環(huán)柱角,。

這是1972年陜西扶風劉家村出土的一只鼎,，紋飾配置宛若孿生，口沿下獸面紋耳呈葉狀,，獸面紋“溫和”狀,。

1973年春喀左平房子鄉(xiāng)北洞村二號窖藏出土一只類似紋飾鼎?？谘叵路纸猥F面紋與紙坊頭M1大圓鼎近同,。下腹圓弧狀凸起省變獸面紋，直邊三角蕉葉狀多見,，天津博物館藏太保方鼎下腹即是,。這種通常稱之為蕉葉狀獸面紋，可以追溯至殷墟二期左右,。

夨伯鬲  出土一對,，大小銘文皆同，通高18.5厘米 ,，銘文“夨伯作旅鼎” ,。西周初期鬲腹微鼓線條秀美，即圓潤又挺拔,，每一個角度從侈口方唇 到束頸 到微鼓腹 款足緩收成柱足,，線條十分完美,，若多一點少一點都會失敗?？低踔泻笃谑家姽母关嵌貙崰?，完全沒有美感。據(jù)銘文是夨伯作的宗廟陳設器,，出現(xiàn)在魚伯墓地或為赗賻,，由此可見夨伯地望或離此不遠。

通高39厘米,，重4600克,。口沿下列旗獸面紋 鬲腹牛角獸面紋是西周早期甗標配,，這種紋飾配置始見于商末期,。

魚伯簋 四耳方座簋，通高38.7厘米,，口徑26厘米,，重9350克,。蓋內銘文“魚伯作寶尊簋”,。孝民屯東南發(fā)現(xiàn)的陶范證明可能在商周之際長方垂珥簋及方禁即出現(xiàn)了

方座簋現(xiàn)在無論考古發(fā)現(xiàn)還是傳世器都未見確切的晚商器，理論與現(xiàn)實存在差距,。魚伯簋這類沒有云雷底紋青銅器在商末青銅器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是商末周初的紋飾配置還是不同的，這種不同需要多研究多觀察青銅器自會有感受,。作為盛食器簋或都有蓋子,，目前所見或為使用中遺失。方座簋之方座內底多有懸鈴,，有的或遺失,，意義何在不詳，有學者認為可能起源自李家崖文化,。增加方座對于席地而坐周人有利于進食,，但方座簋并不是主流啊，似乎也不是高等級貴族標配,，更多需要文獻支持,。

通高23.8厘米，口徑26.8厘米,，重8400克,。這只四耳簋極其罕見，西周早期這種形制四耳簋考古發(fā)現(xiàn)及傳世目前有四只,，玫茵堂藏一只,，1927年戴家灣出土一只現(xiàn)藏弗里爾美術館。寶雞石鼓山M4一只。

這幾只簋威武霸氣,，勝利者姿態(tài),。蘇榮譽老師有文章《論西周初期牛首飾青銅四耳簋》，讀起來有點晦澀,，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鑄造最大特點是耳先鑄再與器身合鑄，鑄工掌握分鑄技術可以制作復雜青銅器,。以前大家認為這種形制簋是西周初期制作,，自從孝民屯發(fā)現(xiàn)這種簋陶范，現(xiàn)在觀點是可能在武王克商后殷墟鑄銅作坊在為周人繼續(xù)制作青銅器,。當然不排除可能是周人劫掠商人的分器,。

與紙坊頭M1這種牛首四耳簋設計風格近似的是這種出戟的短軸提梁鳳鳥卣,。出戟也是分鑄且一頭有牛首(上海藏卣無),，孝民屯東南鑄銅遺址發(fā)現(xiàn)的陶范可與這部分對應。這幾只形制特異的鳳鳥卣可能都出土自寶雞戴家灣一帶,。弗里爾這只鳳鳥卣據(jù)資料可以確定,。

設計風格近似還有1929年寶雞戴家灣出土現(xiàn)藏哈佛大學賽克勒美術館的出戟方彝，2012年寶雞石鼓山M3戶方彝,。設計風格特殊青銅器可能都有淵源,，尤其出土地都是寶雞。商周時期青銅方彝--西周介紹過西周方彝,，典型晚商方彝最大形制特征是圈足壺門,，這種即有圈足壺門紋飾風格又近西周的青銅器暫定商末周初比較合適。

這種張揚,、威武的牛首四耳簋 ,，出戟短軸提梁鳳鳥卣，出戟方彝考古發(fā)現(xiàn)都是寶雞,，以上這些傳世器可能也出自寶雞,，目前考古他地未見。這些器的主人是誰呢,？制作精美如此復雜的青銅禮器是寶雞這里人專屬嗎,？這些器制作年代真的是武王克商后周人在殷墟鑄銅作坊定制嗎,？或是有些學者認為這些器是“分器”，那周人的其他墓葬緣何未見這類青銅器,？發(fā)現(xiàn)問題才能帶著問題去研究,，去探索。

還出土一只方座簋,，簋內底銘文“魚伯作寶尊簋”,，內底有懸鈴。通高31厘米,，口徑25厘米,，重9350克。環(huán)耳上兩只獸首設計極少,，腹部寬厚大扉棱,，方座獸面紋相聚于四隅且獸角凸出器表，這種陶范很難制作,。方座內底有懸鈴,。紙坊頭這個墓葬緣何有這些紋飾精美制作復雜青銅禮器呢？墓主是等級身份很高的西周貴族,？

琉璃河燕國M251出土藏于首都博物館的伯矩鬲,，波士頓美術館藏青銅卣。西周時期獸角凸出器表制作難度很大,，好像沒有證據(jù)是分鑄,，那么整體鑄造的陶范很考驗鑄工技藝,，這些器多是紋飾精美,。竹園溝出土一只伯矩簋沒有發(fā)表，下文再議,。

通高22.8厘米,，口徑20.3厘米，重3300克,。圈足如此之高,，配置長長垂珥，視角協(xié)調,。只有高圈足才能配置這種大獸面紋,，圈足配置大獸面紋可能極少例子之一。

圈足內底有懸鈴,。

高圈足簋內底有懸鈴,，目前所見國博一只非商文化中心區(qū)域的大概殷墟二期的高足簋、 上海藏這只復古紋飾簋,，口沿下魚尾獸面紋,，紋飾配置似洛陽北窯M37出土的王妊簋,。有懸鈴簋沒有證據(jù)是高等級貴族專享，不論考古還是傳世器并不是很流行,，對研究青銅器而言只是一個品種,。

與之形制近似的是藏于耶魯大學博物館五年琱生簋，國博的六年琱生簋耳殘了,。圈足如此之高可能更適合席地而坐的人吃飯,？高圈足配置長垂珥有了視角平衡效果

縱觀以上紙坊頭M1出土的青銅器多是形制紋飾壯觀、精美,，似未見明確康王時期青銅器,，發(fā)掘者定成王早期可從。亦未見自身族群文化屬性特征及地域性強烈的器物,。如前所述亦未見竹園溝青銅器墓葬必出的平底,、尖底罐。是時其地域與族群屬性特征的文化因素還未形成,。

2003年清理紙坊頭M2,、M3，在紙坊頭M1東面,，三墓并列形式,。間隔3米左右。M2,、M3都是殘墓,，M2清理出土青銅器甗1、瓿1,、盉1,。這個地區(qū)以窯洞而居，對遺址墓葬有不同程度破壞,，但很多文化遺存就是挖窯洞才發(fā)現(xiàn)的,。

這只瓿是殷墟二期偏晚風格，云雷底紋與主紋飾在一個平面,，肩部外卷角獸首兩側曲折角卷鼻夔紋,，腹部曲折角上揚外卷尾獸面紋，雙目凸出,，紋飾風格云雷底紋與主紋飾在同一平面,，羅越四。

這只四組盉以前沒見過,，腹部圓鼓整體寬扁,，肩部臣字眼獸面紋飾帶。之前所見最早四足盉是1999年安陽殷墟劉家莊北地M1046出土,。天馬——曲村 北趙晉侯墓地青銅器考察               ———————————M114--M6有簡略討論,。

器形學史父乙這只四足盉形制上要略早于M1046四足盉,，M1046大概殷墟最末期。M2是殘墓,，或對墓葬斷代不能提供清晰斷代依據(jù),。從目前看到青銅器組合不完整，銅器不是一個時期,，亦沒有證據(jù)此墓地是“先周”時期,，青銅器或許是“分器”。

紙坊頭M3遺留青銅器方鼎1,，圓鼎3,，鬲鼎1，簋2,，壺1

戶方鼎,。寶雞石鼓山M3出土青銅方禁上的方彝，大小兩只短軸提梁鳳鳥卣器內都有族氏銘文”“戶”,，發(fā)掘者定墓主即“戶”,。這三件器年代有西周初期說，有商周之際說,。這只戶方鼎可能來自石鼓山M3“戶”族群,，其形制紋飾大概商末。西周初期方鼎的獸面紋裝飾不是這樣紋飾配置,。

這種沒有云雷底紋只有獸面紋的鬲鼎罕見,。鬲鼎在昭王時期是其出現(xiàn)在青銅禮器組合的最末期了 ，山西絳縣橫水M2158出的魯侯鼎是鬲鼎的最晚形制,，淺腹素面僅口沿下一周紋飾帶,。在商末周初鬲鼎出現(xiàn)這段時空，并不是很流行,，不入東周禮書所謂列鼎,。稱這種鼎“分襠鼎”或許更合適。紙坊頭M3這只沒有云雷底紋的鬲鼎,，腹較深略鼓，形制紋飾不出西周初期,。

出土一只圓鼓腹細直頸提梁壺,，銘文“山父丁”。這種形制器且蓋子有子口現(xiàn)在研究多稱其為壺,，1985年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一只形制同款提梁壺,，銘文“少姜作用壺”。隨州葉家山M65出土一只橢方腹蓋子有子口壺自名“曾侯作田壺”,。這只山父丁壺綜論稱其為壺,，感覺這是綜論為數(shù)不多稱這種形制器為壺,，平頂山那只少姜壺綜論還是稱其為卣。

以朱鳳瀚先生《中國青銅器綜論》為本考察青銅器近尾聲,，綜論考察商周青銅器以墓葬考古發(fā)現(xiàn)品為主線,。考察墓葬出土的成組青銅器,，由于有出土時代背景保存了原生共存關系,，即原境，對銅器斷代意義重大,。脫離了原境,，傳世流散的青銅器其自身的很多信息無法掌握，對研究青銅器時代,、地域,、族屬等屬性還要依靠考古發(fā)現(xiàn)青銅器來分析研究，運用標準器斷代法和系聯(lián)法對青銅器進行斷代,。要學習這本學問,，應多關注考古發(fā)掘信息研究商周青銅器。

紙坊頭青銅器信息多取自寶雞青銅器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