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制蟋蟀罐之北盆

南盆與北盆之差異首先在于壁之厚薄,，其次在于器形的高度,。這主要是南北氣候有較大差異所致。

北方不像南方那樣潮濕,，但晝夜溫差較大,，氣候變寒亦常常是一夜之間。南盆壁薄,、扁淺而無需捶土底,，皆著眼于不存濕氣，但在北方卻不適用,，壁厚是為了延緩?fù)獠靠諝怏E熱驟寒，捶土底則為了可以儲存一定的水分,，防止空氣過于干燥而導(dǎo)致的罐內(nèi)濕度較大的起伏,，既然要捶土底，腔體自然就高,，要預(yù)留出土底的厚度,。種種不同皆出于因地制宜，以適蟲性,。

早期萬禮張玉趙子玉蛐蛐罐

之所以將罐體的高度列為次要指標,，則在于北盆中亦有扁矮的一路，稱為磨盤罐,，其目的是不需要加放過籠,，有便捷之利，亦有專蓄短須蟲的功能,，使之較易探知頂部,，以免蹦盆而致破頭或傷殘。

北方咬斗蟋蟀的歷史晚于南方,，陶制蟋蟀罐的燒造亦晚于南方,。

王世襄先生《秋蟲六憶》曾著錄宣德雙獅紋陶制蟋蟀罐一只，為厚壁,，是為北盆,。產(chǎn)于何地不詳，是否確為宣德年間燒造亦有爭議,。雖缺乏嚴格的證據(jù),，但王世襄先生的論證大致成立,。

另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龍紋罐，蓋內(nèi)篆紋戳記“仿宋賈氏珍玩醉茗癡人秘制”12字,，罐底龍紋圖記內(nèi)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王世襄先生曾目見，但認為“戳記文字及年款式樣均非明初所能有,，乃妄人偽造”,。此意見較為中肯，從形制看的確似為晚清產(chǎn)品,。

其實就社會狀況而言,，北方燒造蟋蟀罐，技術(shù)上不是問題,，比如唐代北方就開始燒造澄泥硯,，雖說澄泥硯質(zhì)地過于細密，不適合用于蟋蟀罐的燒造,，但是從技術(shù)上考慮,，由高密度簡化為低密度，也就是降低技術(shù)指標,，應(yīng)當是容易實現(xiàn)的,；再者，明代皇宮所用城墻磚,，是在臨清燒造的,，據(jù)黃仁宇的研究，年產(chǎn)量為100萬塊,，萬歷二年以后,，減少到70萬塊。當日運輸漕糧的每艘船只,，要順便運輸40到48塊城磚,，民船則減半。只有為宮廷建筑使用的釉磚,，才由蘇州燒造,，運輸釉磚需專用的駁船。分用途分地燒造,，這種安排考慮的雖然是運輸?shù)某杀?，但說明北方燒造業(yè)已很成熟，皇家征用的磚塊,，從選土,、練泥，到成型,、陰干,，乃至燒制,，工序繁瑣不亞于燒造蟋蟀罐。北方較晚出現(xiàn)蟋蟀罐的燒造,，應(yīng)該和此前北方斗蟲風氣未盛有關(guān),。

目前所知，北方民間燒造陶制蟋蟀罐要遲至萬歷年間才出現(xiàn),，是為“萬禮張”,。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北盆。

萬禮張盆經(jīng)王世襄《秋蟲六憶》整理和研究,，以款識分為八種：萬禮張造,、白山、秋蟲大吉,、永戰(zhàn)三秋,、永站三秋、怡情雅玩,、永遠長勝,、春游秋樂；另有光素無款識者一,，大約為九種,。暢安先生文中附有款識拓片六種，唯“秋蟲大吉”“永遠長勝”兩種沒有拓片,。

萬禮張盆的特點在于外皮雖細，但內(nèi)里卻泥質(zhì)較粗,，故而罐體分量較輕,，蛩家總結(jié)為“糠胎大甕刀削底”?？诽?，因此透氣性極佳，當系行家所為,。王世襄就說,，要論觀賞性，萬禮張不及子玉罐,，但養(yǎng)蟲卻勝過子玉,。這也是晚清至民國時期行家們一致的看法。

之所以敢說萬禮張盆是北方最早的蟋蟀罐,，主要還是因為萬禮張盆明顯帶有從南盆演化為北盆的痕跡,，八種之間細微的差異，可以明顯看出其發(fā)展的脈絡(luò),。早期,，其基本形制為平底無圈足,，盆壁較薄，器形較矮,。較典型的有“怡情雅玩”,，壁厚介于常見之南盆與北盆之間，但是高度卻是南盆的尺碼,，也比宣德瓷質(zhì)盆要矮,。但是部分盆的盆底已有圈足，比如“永站三秋”,。但腔體依然較矮,，不及后世盆高大。

萬禮張之后,，有一款“青年張二”,，為天津某藏家所藏，泥質(zhì),、器形皆與萬禮張相類,，有人認為是萬禮張早期產(chǎn)品，也有人認為是萬禮張的子侄輩所制,，目前尚無定論,，但大致上可以認為系同時期的產(chǎn)品。

自萬禮張的過渡,，北方蟋蟀盆基本定型于厚壁,、腔體較高，下設(shè)圈足等規(guī)范,，基本采用平落蓋而非南盆常見的天落蓋,。也正是由于腔體的高深，北方器物開始稱為“罐”,，而南方依然稱為“盆”,。雖然這也不是嚴格的界定，北方也常常盆,、罐混稱,，但大致上約定俗成，沿襲至今,。及至清代趙子玉在京畿一帶燒造蟋蟀罐,，北方玩家稱“盆”的就不太多了。

明代蟋蟀罐當時的價格,，各類文獻皆未載,。但是從袁中郎、劉侗的記述中可以看到,，每到秋時,，家家皆養(yǎng)蟋蟀,，可知一般蟋蟀罐并非貴重之物。唯《戒庵老人漫筆》所載宣德時蘇州大秀,、小秀所造者,，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fā)出變易,。既然值得一記,，估計價格不菲。但具體數(shù)值闕如而不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