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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說,，五四運動之后不久,，發(fā)生的陳獨秀多次被捕入獄事件，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乃是有著獨特意義的歷史事件,。當時，已成為各種新思潮的試驗場之中國,，傳統(tǒng)與舊的社會架構(gòu),、思想潮流乃至政治、文化現(xiàn)狀各個層面,，均受到普遍的質(zhì)疑和沖擊,。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派知識分子及其追隨者,，高擎“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兩面大旗,，大張旗鼓之際，勢必遭到社會保守勢力的忌憚與反擊,，兩股勢力的對抗與紛爭,，在所難免。 
陳獨秀被捕入獄,，正是這兩股勢力斗爭的一個階段性結(jié)果,。誠然，因為南北各地進步人士及社會團體的通力營救,，迫于社會輿論之沉重壓力,，在首次被捕之后，北洋政府當局最終還是不得不釋放了陳氏,。然而,，當局對“新思想”與“新文化”的敵視與打擊，卻并未因之有所緩和,，反而更變本加厲,，加快加強了相關(guān)舉措。就在1919年8月及次年5月,，《每周評論》《新社會》等刊物先后被查禁,。至1922年冬,，當局還進一步通過了“取締新思想”的議案，矛頭仍然直接指向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派知識分子群體,。正是在此期間,，1921年與1922年間，已經(jīng)被迫將《新青年》編輯部轉(zhuǎn)移至上海,，且據(jù)傳已化名“王旦（坦）甫”（詳見后文）,，隱姓埋名、行事低調(diào)且已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竟又遭到了兩次逮捕,。先是被法租界捕房探員從其住所逮捕，并抄沒文稿書籍若干,，幾經(jīng)周折之后以判處罰金結(jié)案,；及至再次被捕，連帶住所中存有的所有文稿書籍,、印刷品乃至用于印刷的“紙版”,，皆被抄沒并當眾焚毀，以示警戒,，仍以判處罰金結(jié)案,。這兩次被捕，也是因為友朋積極營救,，更兼確實未有可予“定罪”的法律依據(jù),，陳氏并未遭到長時間關(guān)押，旋即開釋,。不過,，在這樣的頻繁打壓與強力封殺之下，《新青年》的編輯發(fā)行工作屢被破壞,，終受重創(chuàng),，原本每月印行一期的刊物，在1922年全年僅于7月勉強出版一期（第九卷第六號）之后,，即不得不宣告?？?/span>僅據(jù)筆者所見百年之前的舊報報道,，可知時為1921年10月4日，剛剛從廣州返回上海的陳獨秀,，即遭法租界密探逮捕,。兩天之后（10月6日），這一消息見諸《民國日報》報道,，報道原文如下：聯(lián)合通信社云,，《新青年》雜志主撰，前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陳獨秀君,，昨年以來,，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長。邇因身患胃病,，請假來滬就醫(yī),。星期二日（四日）午后二時許，法捕房特派探捕多人,，赴環(huán)龍路漁陽里二號陳君住宅搜檢,，將積存之《新青年》雜志，并印刷品多種,，一并攜去,。同時將陳君及其夫人，暨拜訪陳君之友人五人,，一并帶入捕房,，研詢一過。除陳君夫婦外,，外來之褚邵諸人,，當即交保出外候訊。昨晨九時,，捕房將陳君夫婦,，并傳齊案內(nèi)諸人，解送公堂請究,。被告陳君,，延請巴和律師到堂辯護；奉判陳獨秀準交五百兩,，人洋鋪保,，候展期兩禮拜再訊。其余諸人,，均交原保云,。
◆1922年底，陳獨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左一）等參加共產(chǎn)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述二百余字的報道,，簡明扼要，篇幅不大,，刊登的版面位置也不十分顯著,，予人以常規(guī)案件報道而非涉政大案要聞的觀感。然而,，據(jù)當天同時被捕的,，已于1921年7月,，受陳獨秀委派出席了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包惠僧（1894—1979）后來憶述，當時的情形十分兇險——本來從廣州潛歸上海秘密工作的陳獨秀,，在沒有暴露真實身份的情況下,，仍被密探逮捕；拘留期間,，卻因與另一被捕友人無意間的一句對話,，暴露了真實身份而被收監(jiān)關(guān)押。包氏憶述如下：“回到上海后,，有一天我和周佛海,、楊明齋到陳獨秀家里，柯慶施(團員)也去了,。陳獨秀正在樓上睡午覺,。高君曼讓我們陪她打牌。我們剛打了兩圈,，可能是下午兩三點的樣子,，有人拍前門。當時上海一般習慣是出入后門,。我去開門,，進來兩三個'白相人’，說要見陳獨秀(因報紙上刊登過陳回到上海的消息),。我說他不在家,，高君曼也說陳先生不在家。那幾個人又說要買《新青年》,，我說這里不賣,，大自鳴鐘下有賣的。這時,，周佛海就走了,。那幾個人邊說著話邊跨進門里來，指著堆在地上的《新青年》說,，這兒不是有嗎?(《新青年》在上海印,，印量很大，陳獨秀家里四處都堆放滿了)這時陳獨秀穿著拖鞋下樓來了,，見這情形想從后門出去,，到門口一看有人把守，就又回到前庭,。我們和那幾個人談話中顯得有點緊張,，但誰都沒有說出陳獨秀來。不一會兒來了兩部汽車,，我們五個人(我,、楊明齋,、柯慶施、高君曼和陳獨秀)被捕了,。到巡捕房已經(jīng)四點多鐘了,。巡捕房問了我們的姓名,，職業(yè),、與陳獨秀的關(guān)系等，陳獨秀報名王坦甫,，我報名楊一如,，其他人也報了假名字，接著打了指紋,，這時已經(jīng)五點多鐘了,。不久，褚輔成,、邵力子也先后被捕,。褚輔成一見陳獨秀就拉著他的手說：'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弄到這兒來了,。’這一下陳獨秀就暴露了,。褚輔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后就釋放了,。我們被送進了牢房?！惇毿闶莻€有影響的人物,，被捕后上海鬧得滿城風雨。第三天,，褚輔成,、張繼等就將他保釋出去了?！朔懦鰜?，但要隨傳隨到。20多天以后又會審,，說陳獨秀宣傳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過激言論。經(jīng)過馬林的種種活動,，結(jié)果罰款五千元了事,。”通過上述近七百字的憶述可知,，陳獨秀被捕當天的情形,，儼然如一部險象環(huán)生的“諜戰(zhàn)劇”,，并不像報刊報道上那樣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當時的逮捕現(xiàn)場,，在密探持續(xù)訊問、監(jiān)視兩三個小時的情形之下,，即便已然被帶至巡捕房內(nèi),，陳獨秀等人始終沒有暴露真實身份，始終以化名身份與之周旋,。孰料,，因后來被拘捕至此的褚輔成，無意間的一句對話,，偶然道破“玄機”,，方才暴露了真實身份。當然,，包惠僧的憶述中,，恐怕也有不十分確切之處，譬如罰款具體金額等細節(jié),，后文還將述及,。且說既然陳獨秀身份已然暴露，那么,，同時被捕,，但又即刻保釋的邵力子（1882—1967），當時乃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成員,，亦為《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主編,，對此事自然不會坐視不管。也正因為如此,，《民國日報》報社方面對陳氏被捕一事自然更為關(guān)注,，跟蹤報道也是層出不窮，其中所透露的歷史信息,，亦復不少,。正是循著這一思路，筆者在《民國日報》上陸續(xù)搜尋到相當數(shù)量的相關(guān)報道,，基本可以將陳氏此次被捕至最終判決的二十余日歷程,，較為完整的展現(xiàn)出來。其中,，1921年10月20日的首次開庭公審報道,，備受公眾矚目，《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各自的“本埠新聞”欄目頭條，皆為此事之報道,。報道中提及,，法租界密探將“陳君夫婦及先后訪陳之邵仲輝、牟有德,、楊一生,、胡樹人、褚慧僧等一并帶回捕房”,，這里的“邵仲輝”,，自然即是邵力子（原名聞泰，字仲輝,，筆名力子）,；那么，后邊的牟,、楊、胡,、褚諸人,，究竟系指何人呢？據(jù)包惠僧憶述,，可知“牟有德”實為楊明齋化名,、“楊一生”實為包惠僧化名、“胡樹人”實為柯慶施化名,；可“褚慧僧”實無其名,，亦無對應之人，此名或為報道者在已然確知“包惠僧”之名的情況下,，無意間將“褚輔成”與“包惠僧”之名拼合而成“褚慧僧”,。當然，這報道中無意為之的“泄密”之舉,，可能并未引起讀者及當局的注意,，否則包氏恐亦無法全身而退了。此外,，同日（10月20日）由《時事新報》刊發(fā)的庭審報道，題為《陳君獨秀案開審旁聽記》,，對被捕者“化名”亦有所報道,，但又與《民國日報》所報道者略有不同。這一報道開篇這樣寫道：“法捕房探目黃金榮等,，前在法租界環(huán)龍路漁陽里二號門牌陳獨秀家,，抄出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等書籍多種，認為有過激行為,，將陳及妻林氏,，并牽涉人褚輔成、牟有德,、楊一生等傳解法公堂,，判交保候訊?！?/span>這一報道中,，除了沒有提到“褚慧僧”與“胡樹人”的化名之外，陳妻高君曼的化名“林氏”也出現(xiàn)了,。不過,，這一報道所透露的歷史信息中，更為重要的是確切指出了逮捕陳氏諸人者,，乃“法捕房探目黃金榮等”,。
這里提及的“黃金榮”，就是那個曾與杜月笙,、張嘯林并稱“上海三大亨”的黃金榮（1868—1953）,。據(jù)考，黃氏出身寒微,，以學徒身份混跡洋場,，后入青幫做起了上海南市與法租界交界處的流氓小頭目，自被法租界當局招入巡捕房當差之后,，由華人探員做起,，直至升任督察長，遂一躍而為頗具地方勢力之代表人物,。關(guān)于黃金榮的法租界探員生涯,，據(jù)1951年5月20日《文匯報》《新聞報》所刊“黃金榮自白書”可知：“立坦白悔過書人黃金榮，小時候,，在私塾讀書,，十七歲到城隍廟姊夫開的裱畫店里學生意，二十歲滿師,，五年后考進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聽’,，被派到大自鳴鐘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歲,，后升探長，到五十歲時升督察長，六十歲退休,?！?/span>黃氏自述中提到的初入捕房做所謂“包打聽”,，即是當年上海人對便衣偵探（探員）的俗稱,，滬上報刊又稱之為“包探員”,；而“探長”一職,，亦被稱作“探目”，一如前述《時事新報》報道中所謂“法捕房探目黃金榮等”云云,。如其自述可信,，那么，黃氏自1894年開始,，即已成為法租界的華人探員了,；工作近30年之后,，或于1921年前后，升任“探長”,。也正是在這一年,，黃氏竟親辦了密捕陳獨秀這樣一樁“大案”。《新青年》出版地由滬遷粵多周折,，一則“特別啟事”或致陳獨秀被捕對于當時的上海民眾而言,，除了華人探長黃金榮主辦此次抓捕，實屬一大“看點”之外,，關(guān)于陳獨秀被捕之后,，法庭將如何“定罪”，律師又將如何為之辯護,，自然也是此案的一大“看點”,。據(jù)《民國日報》報道，首次庭審中陳氏的辯護律師巴和,，對陳氏住所中搜查出大量《新青年》雜志,，有這樣的解釋與開脫之辭,，為之辯解如下：“查《新青年》自奉諭禁以后,，即移至廣州出版,，并未在法租界出售,。此次捕房雖在陳家查出，然并無證據(jù)指明其有售賣行為,。至以前定閱未滿期之戶,，陳為顧全信用計,，備其來取,，當然與售賣不同,。”事實證明,，這樣的辯解終為法庭所采信,，否則絕無可能僅僅罰金一百元結(jié)案了事。應當說,，巴和律師的措辭確切得當,，為陳氏最終得以“無罪”開釋,，提供了強力保障,。那么,，1921年間的《新青年》出版地,，是否真的是由上海轉(zhuǎn)移至廣州了呢,？答案是肯定的。誠如巴和律師當庭所言,，有“公堂本年二月間禁售《新青年》之堂判”云云，此官方“禁令”一經(jīng)頒布,，《新青年》雜志的印行活動即刻就有了重大調(diào)整,。
據(jù)查,，當1921年1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五號印行之后，次月上海當局即明令禁止印行發(fā)售,，本是月刊性質(zhì)的《新青年》原應于同年2月即印行新刊,，卻不得不因之暫停。三個月之后,，即同年4月,，方才轉(zhuǎn)移至廣州，始印行第八卷第六號,。此期刊物封面下端,，原來標示為“上海新青年社印行”的字樣，已明確更改為“廣州新青年社印行”,；且還于刊物末頁,，印發(fā)一則“特別啟事”，這應當也是陳獨秀親自擬定的,，原文如下：本社以特種原因,，已遷移廣州城內(nèi)惠愛中約昌興馬路第二十六號三樓，一切信件,，均請寄至此處,；所有書報往來辦法，仍與在上海時無異,，特此奉聞,。同年5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一號仍在廣州印行,。這期刊物之末的“編輯室雜記”欄目中,，陳獨秀專門撰文聲明，向讀者正式通告了第八卷第六號雜志延期三個月的實情,，原文如下：本志八卷六號排印將完的時候,，所有稿件盡被辣手抓去，而且不準在上海印刷,；本社既須找尋原稿重編一道,，又須將印刷地點改在廣東，所以出版便不能如期了。勞愛讀諸君,，屢次來信詢問原由,，本社非常抱歉——這也許是中國應該替我們抱歉！之后直至1921年9月,，即陳獨秀返歸并被捕于上海的前一個月,，已編至第九卷第五號的《新青年》雜志，其出版發(fā)行工作仍是在廣州開展的,，確實沒有違反上海當局的所謂“禁令”,。不過，此次陳氏被捕時在法租界的住所,，仍是當年《新青年》尚在上海辦刊時的編輯部所在處,，這就難免令捕房探員認定，陳氏此次突然返滬,，必有重操舊業(yè)之意,，定有東山再起之時。應當說,，這樣的預判,，并非純屬捕風捉影；畢竟自1919年10月《新青年》社自北京重返滬上以來,，其社會影響力之巨,，早令當局忌憚不已，對之頻加干涉阻撓直至明令“禁印”與“禁售”,，必欲除之而后快,。實際上，早在上海租界當局“禁令”正式頒布約半年之前,，1920年5月至8月間,，《新青年》雜志的出版發(fā)行工作，就已然受到來自上海租界當局的干擾與破壞,，一度陷入困局,。自5月1日“勞動節(jié)專號”印行之后，6,、7,、8月間均無新刊印行，為向已等待三個月之久的讀者有所表示,，不致產(chǎn)生雜志?？恼`會，陳獨秀還曾親擬啟事一則,，廣而告之,，以正視聽。時為1920年8月9日，《新青年社啟事》就刊于《時事新報》頭版,，全文如下：本報（刊）八卷一號，準于九月一日出版,。出版編輯部同人照舊,，編輯事務仍由獨秀擔任。以后關(guān)于投稿及交換告白報章等事與“上海法界環(huán)龍路漁陽里新青年社編輯部”接洽,，關(guān)于發(fā)行事件（務）,，請與“上海法大馬路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總發(fā)行所”接洽。報價郵費一切照舊,，惟特別號不另加價的權(quán)利,，以直接向本社總發(fā)行所定閱者為限。特此預先聲明,，以免誤會,，此白。上述這一則寥寥數(shù)語的公開啟事,，于8月9,、10、11日,，三次刊發(fā)于《時事新報》之上,；刊期雖不算長，但皆刊于該報頭版及二版之上,，還是比較醒目,，便于讀者周知的。啟事雖未明確提及三個月無新刊印行的緣由,，可當年明了《新青年》社重返滬上之艱險情勢的讀者,，應當對此是心知肚明，也是心照不宣罷了,。最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便于上海訂閱者能夠及時,、安全地拿到《新青年》每期新刊,，又能有效規(guī)避當局“禁令”所帶來的“違法”風險，陳氏自粵返滬之后不久,，即采取“變通”之法,，將廣州印制的大量刊物寄存于自己的住所中，并分別按期封存起來,，以便訂閱者來此“自取”,。陳氏以為，此舉自然不屬公開發(fā)售之舉，并無“違法”之嫌,，當可廣而告之,，以便訂閱者周知。為此,，還特意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刊發(fā)了一則“新青年社特別啟事”，原文如下：本雜志自移粵印行以來,，上海定閱自取之報因無地址可寄,，均按期封存法界環(huán)龍路漁陽里二號，望即持定據(jù)向該處索取可也,。這一則“特別啟事”的首次刊發(fā)時間,，為1921年10月3日（4、5日連載）,，恰為陳獨秀被捕前一天,。或可據(jù)此推測,，正是這張“特別啟事”,，暴露了陳氏返滬之后新青年社活動近況，也由之進一步暴露了陳氏返滬行蹤所在,，法租界捕房完全可以據(jù)此,，實施監(jiān)視乃至逮捕行動。從前述《包惠僧回憶錄》中已然提到的這些現(xiàn)場情形來看,，當時以華人探長黃金榮為首的法租界巡捕房探員組,，極可能是看到了登報的這一則“特別啟事”，方才決定來此加以試探并實施抓捕計劃的,。在此,，還有必要加以提示的是，這一則“特別啟事”,，以及前述刊發(fā)于《時事新報》的那一則啟事,，以及前述另外兩則《新青年》內(nèi)附印的啟事，皆為《陳獨秀文集》失收之“集外文”,。若非格外關(guān)注《新青年》社由滬遷粵這段史事,，又對舊報刊屢有翻檢、有所留意的讀者與研究者,，對此恐少有覺察,，亦知之甚少罷。時至1921年10月26日,，陳獨秀案最終宣判,。《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均于次日刊發(fā)了此案宣判簡訊,。報道原文如下：法捕房控《新青年》雜志主任陳獨秀一案,，昨日十二時半法公堂宣判，陳偕巴和律師到堂候示,，由法副領(lǐng)事宣讀法文堂諭,，約十分鐘始畢。大意以搜獲書籍雖多,，尚無激烈言論，惟查出《新青年》,，有違前次堂諭,，中西官會判罰一百元了案。應當說,，判罰一百元（而非包惠僧憶述的五千元）的宣判結(jié)果,，可謂有驚無險，算是順利脫險了,。孰料不到一年之后,，1922年8月9日，陳獨秀再次被捕的消息,，又從上海灘傳來,。仍以《民國日報》《時事新報》次日刊發(fā)的簡訊為底本，轉(zhuǎn)錄報道原文如下：陳獨秀氏寓居法租界環(huán)龍路銘德里二號,，昨（九日）被法總巡捕房特別機關(guān)西探目長西戴納,，會同督察員黃金榮，華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義卿等捕獲，帶入蘆家灣總巡捕房,，候請公堂訊核,。令人頗感意外的是，陳氏再次被捕,，并沒有如上次被捕那樣,，一波三折、頗費周旋——此次被捕,，陳氏沒有被羈押太長時間,；僅僅九日之后（8月18日），即行宣判,，判罰四百元結(jié)案,。除了罰金比上次被捕所判數(shù)額更高之外,，別無其它。只不過,，《新青年》雜志在上海的發(fā)行與傳播,，卻因此遭受重創(chuàng)，一如前述在1922年全年僅于7月勉強出版一期（第九卷第六號）之后,，即不得不宣告?？?/span>
雖然次年6月《新青年》季刊,，在瞿秋白等人的鼎力襄助之下，仍不屈不撓,，沖破重重阻力,，在廣州再度創(chuàng)刊（僅維持四期即告停刊）,，但畢竟與先前每月一期的,，實為“新文化”運動理論根據(jù)地之《新青年》雜志，無法相提并論了,。因為兩本刊物雖然同名,，可無論是從傳播廣度與力度而言，還是就其持續(xù)的社會影響力而言,，皆不可同日而語了,。如今，在上海市檔案館中,，還收藏著一張陳獨秀的刑事記錄卡,，并附有一張被捕時的照片。這份舊檔也在佐證,，陳氏確于1921年10月,、1922年8月，兩次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拘捕,，理由都是宣傳“過激主義”,。這份彌足珍貴的舊檔，與本文所搜采,、征引的滬上舊報報道,，有著相互映證的關(guān)系。此外,，還需提請注意的是,，陳獨秀在漁陽里首度被捕次年，也即1922年,，黃金榮從探長升任督察員（同年8月再度參與抓捕行動）,，之后更升任督察長,，達到了租界華人探員職銜所能抵達的頂級。關(guān)于黃氏因何迅速晉升,，竟能連跳“兩級”,，究其原因，歷來眾說紛紜——黃氏曾主辦或參與了兩次抓捕陳獨秀,，恐怕也是其得以職級迅速晉升的重要工作“業(yè)績”之一,。筆者以為，“黃金榮兩捕陳獨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理應有更為深入與充分的探研,，相關(guān)史料檔案的開放、發(fā)掘,、整理,、辨析、研究還亟待進一步開展,。“黃金榮兩捕陳獨秀”這樣的驚世疑案，還有待于更多有志于探尋近現(xiàn)代思想史,、政治史乃至中共早期黨史的研究者,，加以更為深入細致的發(fā)掘與考察，以期更為充分地還原與解析這一特殊歷史事件的諸多細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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