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研究在文革中沉睡了十年,直到1979年朱星的《考證》與黃霖的質(zhì)疑文章出,才逐漸引起學界的注目,數(shù)年間響應(yīng)者云集,且后來居上,直趕《水滸》,

成為小說研究界僅次于《紅樓夢》而與《水滸傳》相伯仲的又一顯學—“金學”。

《金瓶梅》受到當代古典文學研究界重視,首先是由于產(chǎn)生于中國小說發(fā)展轉(zhuǎn)折期的這部巨著具有多方面的創(chuàng)代意義,在小說史上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治小說

史,、古典文學史乃至文化藝術(shù)史者,不研究它便難以梳理出整體的歷史面貌并把握發(fā)展演變之規(guī)律,。

而這樣一部小說比起明清其它幾部“奇書”來,問津者相對少多了,形成了一片期待開墾的學術(shù)荒原。

本世紀初,以魯迅,、鄭振鐸為代表的拓荒者的實踐及其后毛澤東對這部小說價值的肯定,使得新 時期一批治明清小說的中青年學者無所顧忌地在擁擠的幾大著

作之外找到了一塊施展自身學術(shù)才能的天地,。

與《紅樓夢》、《水滸傳》等研究界多由老一代學者領(lǐng)向?qū)Ш剿煌氖?在《金瓶梅》的學術(shù)團體中領(lǐng)袖群英者多為文革后成長起來的中青年學者,。

他們既有較扎實的國學根基,又有易于接受世界先進文化理論的自覺意識和勇于進取的精神;既可以扎扎實實地從事微觀基礎(chǔ)研究,又可以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宏

觀的規(guī)律探討,。

這是一支年富力強,、精力充沛,、較少保守成見的充滿活力的學術(shù)中堅力量。所有這些構(gòu)成了《金瓶梅》研究能后來居上的基本原因,。

新時期以來的《金瓶梅》研究經(jīng)歷了作者征考,、成書版本探討,文本批評的方法論熱,服務(wù)于推廣普及的闡釋熱三個階段。

出現(xiàn)了幾個研究熱點:作者,、成書年代,、版本、評點家與評點,、性描寫評價,、主題思想藝術(shù)價值探討等。

《新刻金瓶梅詞話》書影

一,、廣征細考作者

由于多種原因,確定一部小說的作者是古典小說研究普遍存在的難點,而考證《金瓶梅》作者的難度最大,。

曹雪芹尚且在《紅樓夢》中留下“曹雪芹在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顯赫文字,《金瓶梅》的作者卻對自己采取全封閉方式。

記載此部小說傳抄情形的明人筆記,也僅留下一些相互矛盾的傳聞,或曰“世廟一巨公”,、“嘉靖間大名士”,或說“紹興老儒”,或言“金吾戚里”的“門客”,

欣欣子序里又說是“蘭陵笑笑生”,且序之可靠性也令人存疑,。

這些恍惚迷離的語詞、雜出的歧見給《金瓶梅》作者的探尋帶來從未有過的困難,。

破解《金瓶梅》作者之謎成為《金瓶梅》問世以來研究者的最艱難的工作,有人稱之為“金學”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新時期“金學”的復(fù)興就從此開始,而且研究的范圍大大拓展,考證的問題 也更深刻精細。到目前為止,《金瓶梅》作者候選人已多達六十多個,。

這六十多種說法可歸為兩大類:一是“文人獨創(chuàng)”說,二是“集體創(chuàng)作一人寫定”說,。

力主“文人獨創(chuàng)”說者,根據(jù)《金瓶梅詞話》完整獨特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一以貫之的思想、精描細刻的藝術(shù)手法和整部小說獨異的藝術(shù)風格,參照相關(guān)的史料,確信其

為文人獨創(chuàng)且非大手筆不能寫出,。

這位大名士是誰呢?他們在對明清人的傳聞重新審視的基礎(chǔ)上,又廣稽嘉靖,、萬歷兩朝史書、筆記,、文集中相關(guān)的文字,提出了不少新看法,。

迄今為止,新的候選人已達二十多個。其中王世貞,李開先,賈三近,屠隆四說考論精深,有較大影響,。

王世貞創(chuàng)作《金瓶梅》最早可能見于清初宋起鳳的《稗說》(卷三),且記為王世貞中年所作,。

佚名的《寒花食隨筆》記載這類傳說已很詳細,為張竹坡《第一奇書金瓶梅》作序的謝頤(實為張潮)也延用此說,其后不少筆記載此論者甚多,于是王世貞作《金

瓶梅》說便風靡開來,幾百年間占主導地位。

1931至1934年,吳晗接連發(fā)表兩篇文章,一舉推倒了王世貞創(chuàng)作《金瓶梅》的主要論據(jù),。同時,魯迅,、鄭振鐸也都持否定意見,此說從根本上動搖。

自1979年始,朱星連發(fā)幾篇論文,重提王世貞創(chuàng)作《金瓶梅》說[1],。

然而他避開了吳晗文章所論及的問題,只列舉了王世貞可能寫出《金瓶梅》的十個條件,這些條件只是一般性的外圍材料,看不出王世貞與《金瓶梅》的必然聯(lián)系

來,因此經(jīng)黃霖,、趙景深、徐朔方,、張遠芬等人相繼撰文與之商榷后,此說也就自然被人們忘卻了,。

1991年周鈞韜又發(fā)表了《吳晗先生對<金瓶梅)作者王世貞的否定不能成立》,進一步闡述了“王世貞及其門人著”的觀點[2]。

看來要想徹底否定王世貞作《金瓶梅》的可能性,必須對王世貞最早擁有《金瓶梅》手抄全本之事做出只是占有而并非創(chuàng)作的明確解釋,然而這又絕非易事,。

李開先作《金瓶梅》說不知何人首倡,。1962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本《中國文學史》在949頁的一條腳注中說“有人曾推測作者是李開先或王世貞或趙南星或

薛應(yīng)旗,但卻沒有能夠舉出直接證據(jù),李開先的可能性較大”。

自1980年起,徐朔方接連發(fā)表《(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金瓶梅)成書補正》,、《(金瓶梅>成書新探》等系列文章[3],論證《金瓶梅》的寫 定者是

李開先(后修訂為李開先或他的崇信者)。

他從《金瓶梅》引用的大量戲曲史料中尋找作者,認為《金瓶梅詞話》的作者熟悉,、精通戲曲,因此在引用這些史料中不可能不表現(xiàn)出他的興趣所在,。

《稗說》

徐朔方發(fā)現(xiàn)《金瓶梅》引用《寶劍記》次數(shù)之多、文字之長,而又避而不提它的劇名和作者姓名,且引的片斷又不屬于精彩的折子,這同一般的摹擬,、引用顯

然不同,。

于是他進而將《寶劍記》與《金瓶梅》加以比較,發(fā)現(xiàn)它們有不少相同之處,遂得出結(jié)論:《金瓶梅》的寫作者是《寶劍記》的作者李開先或他的崇信者。

卜健著有《(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一書,不僅對徐朔方的“李開先說”作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補充,而且研究的范圍也拓寬了許多,認定李開先是《金瓶梅》

的作者而非寫定者,。

劉輝稱卜健此書為“李開先說的集大成者”是不過分的,。然而這里有一個問題:《金瓶梅》抄錄化用了某人的作品,作者是否就是某人。即被抄錄的作品的作

者與《金瓶梅》的作者之間能否畫等號,。

《金瓶梅》抄引化用的文字作品不單是戲曲,還有大量的話本,、詩文,不單是李開先的作品,還有許多他人的作品,若要證明作者是李開先,必須將其他作品的作

者也具有創(chuàng)作寫定《金瓶梅》的可能性排除掉,否則只確定李開先一人為《金瓶梅》的作者,便難免片面之嫌,至少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

新時期提出《金瓶梅》作者新說的第一人是張遠芬,。他于1983年出版的《金瓶梅新證》認定《金瓶梅》一書的作者是賈三近,。

主要根據(jù)是賈三近是山東嶧縣人,而“蘭陵笑笑生”也是嶧縣人。要點有四個:蘭陵就是山東嶧縣,欣欣子序中的“明賢里”也是指嶧縣,《金瓶梅》中的“金華

酒”就是蘭陵(嶧縣)酒,《金瓶梅》中的方言大都來自嶧縣。

他抓住“蘭陵”一 名從地理位置上立論,不免顯得單薄,。因為“蘭陵”既指地名,，又指“酒名”,即使就地名而言,古代有兩個蘭陵,一為山東嶧縣,一為江蘇武進

縣。

再者,以方言論定一部書的作者,特別是像《金瓶梅》這樣抄錄化用了大量其他的文學作品的小說的作者,其方法的科學性也值得懷疑,因此,與張遠芬商榷的文

章甚多,?？磥?此論疑點也不少。

新時期以來,在考證《金瓶梅》作者的諸說中,黃霖的“屠隆說”是論據(jù)較為有力,推斷較合情理,國內(nèi)外影響較大,爭議較多的一種,。

他自1983年以來發(fā)表的一系列文章(《<金瓶梅>)作者屠隆考》,《<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續(xù)》,《<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之 一,、之二,《<開卷一笑>與<

金瓶梅>作者問題》，代表了新時期以來對《金瓶梅》作者的考證水平,。

黃霖首先發(fā)現(xiàn)了一條重要的內(nèi)證材料:《金瓶梅》第五十六回的《哀頭巾詩》與《哀頭巾文》出自《開卷一笑》(后稱《山中一夕話》),此書的參訂校閱者,一

會兒題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會兒又題一鈉道人屠隆,這種情況在明清兩代是較常見的,。

孫楷第先生曾指出,此皆“一人所編一家所刊者”。據(jù)此黃霖認定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都是同一人,。

即笑笑先生就是一衲道人屠隆,屠隆就是《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并進而結(jié)合屠隆的籍貫,、習尚,萬歷二十年前后的處境和心情、情欲觀,、文學基

礎(chǔ),、生活基礎(chǔ),以及《金瓶梅》的最初流傳等六方面情況綜合考查,覺得屠隆就是《金瓶梅詞話》的作者,。這一論證最具說服力處在于找到了屠隆與笑笑生的直接

聯(lián)系,即屠隆曾用過“笑笑先生”的化名,這是最關(guān)鍵的一步,。

明人關(guān)于《金瓶梅》的作者皆籠統(tǒng)說出出一種類型的范圍,唯有欣欣子序指實為一個具體人的號。若“欣欣子序”所言不謬,“笑笑先生”確是那個笑笑生,

《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屠隆了,。

“屠隆”說在國內(nèi)外引起了較大反響,支持者也相繼而出,。

先是臺灣魏子云接連發(fā)文,為此說“添磚加瓦”,后鄭閏又有新資料發(fā)現(xiàn),李燃青、呂玨等也張煌此說,。[4]

魏子云經(jīng)過進一步考證后,認為《金瓶梅》的作者問題應(yīng)該“畫句點”了,。[5]然而對屠隆說的贊譽和責難是同步相生的。

徐朔方率先指出,《開卷一笑》這種記載笑話趣聞和相關(guān)詩文的書,東拼西湊,很難作為可信的史料看待,。根據(jù)《開卷一笑》記有永熙時人瞿呆的事跡看,屠隆參

閱之類的話都是書販的假托,不可相信,。[6]

《遍地金》封面鐫“筆練閣編次繡像”,而筆練閣主人是清代乾隆朝人。[7]

作為專名,“笑笑生”不等于“笑笑先生”,“參閱者”不等于編者,更不是作者,。

張遠芬也指出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曾說,原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陋儒補以入刻”,這樣屠隆充其量也只能是這五回贗作的作者,而不是全書的作者,。

[8]

張慶善、魯歌等人依據(jù)明人有關(guān)《金瓶梅》的筆記記載原書名叫《金瓶梅》,、無欣欣子序和廿公跋推斷,《新刻金瓶梅詞話》問世較晚,欣欣子序中所言蘭陵笑

笑生作《金瓶梅》的真實性可疑,。

甚至有人說“蘭陵笑笑生”一說是書商杜撰的無稽之談。[9]對以上的主要問題,黃霖在他的文章中都曾一一作答,并不斷地修正、補充完善自己的“屠隆說”,。

然而就現(xiàn)有的條件,若想對如此眾多的復(fù)雜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復(fù)也是極為困難的,。

再者,陳詔在《呼之欲出的笑笑生》一文中,證實了吳曉鈴披露的確有笑笑生其人且有其傳世的手書《魚游春水》這一消息的真實性。

這個笑笑生是否為蘭陵笑笑生,他與笑笑先生屠隆是什么關(guān)系,？

再者,劉輝在《玉閨紅》一書序中發(fā)現(xiàn)的《金瓶梅彈詞》二十卷的作者“東魯落落平生”與“蘭陵笑笑生”又是怎樣的關(guān)系?這些似乎也是應(yīng)該進一步搞清楚

的,。

此外,還有“丁耀亢、丘志充”說(馬泰來,、魏子云),“湯顯祖”說(丙效衛(wèi)),“馮夢龍”說(趙伯英),“賈夢龍”說(許志強),“王稚登”說(魯歌,、馬征),“羅汝芳”

說(趙興勤)、“藏晉叔”說(張惠英),“盧楠”說(王汝梅),“劉九”說(戴鴻森),“田藝衡”說(周維衍),“金圣嘆”說〔高明誠),“李開芳”說(葉桂桐,、閻增山),“謝

棒,、鄭若庸”說(王繭),“陶望齡兄弟”說 (魏子云),“屠大年”說(鄭閏),“王采”說(李洪政)等。

以上諸說,反映出“金學界”對作者問題探求的努力,。局于篇幅,不再一一敘論,。

《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

應(yīng)當指出的是自1992年陳大康的《論<金瓶梅>作者考證熱》一文發(fā)表后,考證《金瓶梅》作者的熱潮己開始降溫回落。

這是因為,研究的事實正如文中所言,由于材料的缺乏使考證作者的條件尚不具備,人們拿不出更為有力確鑿的證據(jù)來,而過熱的考證只會勞人傷力,誘發(fā)不良學風

的蔓延,。

與此相反,主張《金瓶梅》為“集體創(chuàng)作一人寫定”說者這些年則呈逐漸高漲的趨勢,主張此說者先后有徐朔方,、魏子云、劉輝,、陳遼,、王利器、陳詔,、傅憎享

等人,他們主要根據(jù)小說的內(nèi)證材料,特別是大量采錄抄襲他人的作品,并以此與歷代積累型小說與其后文人獨撰的小說相比較,認為它更像前者而不像文人獨撰的小

說,。

徐朔方在《論(水滸>和<金瓶梅》不只是個人創(chuàng)作》一文中將《金瓶梅》與《水滸》詳細比照,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有很大雷同,認為《水滸》比《金瓶梅》或早或遲

的跡象同時并存,兩者的關(guān)系是雙向的影響關(guān)系,兩者同出一源,同出一系列“水滸”故事的集群,都是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chuàng)作。

魏子云在《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金瓶梅札記》,、《金瓶梅原貌探索》等著作中一再表達《金瓶梅詞話》是一個兩次性成書的集體修改作品。

劉輝在《從詞話本到說教本—(金瓶梅>成書過程及作者問題研究》[10]和《金瓶梅研究十年》[11]中,堅持“世代累積型集體創(chuàng)作”說,他從《金瓶梅》中保留

著大量可唱韻文和大量采錄抄襲他人之作,

特別是宋元話本,、元明雜劇傳奇以及小說中存在著大量訛誤,、錯亂、重復(fù),、破綻等種種現(xiàn)象出發(fā),認為《金瓶梅詞話》是民間藝人的說唱“底本”,大體相當于

詞話本《水滸傳》,而說教本則相當于施耐庵加工修改后的《水滸傳》,。

陳遼主張《金瓶梅》成書分三個階段:原是評話,創(chuàng)作者是評書藝人們;蘭陵笑笑生把《金瓶梅》評話整理,加工,再創(chuàng)造為《金瓶梅詞話》;《新刻繡像金瓶梅》是

成書的第三個階段,作者是思想、藝術(shù)都比蘭陵笑笑生高出一頭的作家,。[12]

傅僧享從《詞話》臨文無字,率意假代;文字流俗,品位較低;直錄鄉(xiāng)音,實書理語等證明《金瓶梅》不是出自名士之手,而是俚人(或書會才人)的耳錄,耳錄之初也不

是供閱看的,而是供說聽的,。[13]

應(yīng)該說,他們所提供的內(nèi)證材料在《金瓶梅詞話》中是普遍存在的,有一定的說服力。

然而作為歷代積累型小說應(yīng)該有個長期流傳的過程,應(yīng)像《三國》,、《水滸》,、《西游記》一樣在它們成書之前便有評話或其他祖本存在,但是,卻沒有任何史料

能證明這一點,。

相反,已知明代有關(guān)《金瓶梅》的記錄材料卻倒說明,《金瓶梅》是一部突然冒出來、令文人吃驚的小說,根據(jù)書中嘮嘮叨叨的碎瑣情節(jié),不會引起聽眾耐心聽下

去的興趣,就像《紅樓夢》不適合講和聽一樣,倒更適合于案頭閱讀,。

就此觀之,歷代累積型的集體創(chuàng)作說便難于成立,。至于其行文粗疏,重復(fù)以致顛倒錯亂,可能是因為創(chuàng)作草率,匆忙,傳抄者文化水平不高所致。

誠如黃霖所言:“長篇小說中敘述之錯亂,實在不能作為論證是個人創(chuàng)作還是集體創(chuàng)作的依據(jù),而只能說明構(gòu)思和創(chuàng)作是否周密,?！盵14]

《金瓶梅詞話》大量引用前人作品的問題也可作如是觀,即:“作家經(jīng)過獨立地構(gòu)思之后在自己設(shè)計的情節(jié)布局和人物形象的藍圖上'鑲嵌’前人作品中的某些

片段,這理當稱之為個人創(chuàng)作?！盵15]

總之,《金瓶梅詞話》出現(xiàn)令人懷疑為集體創(chuàng)作的現(xiàn)象,是由于創(chuàng)作匆忙草率,未來得及反復(fù)修飾就將草稿傳抄了出去造成的,。

然而,一以貫之的思想脈絡(luò)、完整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框架和統(tǒng)一的人物形象系列,這些主要的關(guān)鍵性的因素,都不得不使人贊嘆作者思想藝術(shù)的不同凡響,若說是民間藝

人的集體創(chuàng)作是萬萬講不通的,。

倒是周鈞韜在《<金瓶梅>:我國第一部擬話本長篇小說》[16]中提出的新觀點特別值得重視,。

他認為,《金瓶梅》既是一部劃時代的文人創(chuàng)作的開山之作,同時還不是一部完全獨立的無所依傍的文人創(chuàng)作,而是一部從藝人集體創(chuàng)作向完全獨立的文人創(chuàng)作發(fā)

展的過渡型作品。

它的誕生標志著整理加工式的創(chuàng)作的終結(jié)和文人直接面對社會生活創(chuàng)作的開始,是我國第一部文人創(chuàng)作的擬話本長篇小說,。

這一認識既契合我國小說創(chuàng)作擅變的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又全面而準確地把握了《金瓶梅》一書的創(chuàng)作特質(zhì),。是目前諸說中較為科學的一家之言。

《金瓶梅考論》

二,、成書年代,流傳過程,版本及評點研究

《金瓶梅》成書于何時?仍然是新時期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主要仍有成書于明嘉靖年間與明萬歷年間兩種說法。

力主“嘉靖說”者一方面依據(jù)明人筆記的相關(guān)記載,一方面又從《詞話》中尋找內(nèi)證材料,以便說明一切寫明代的歷史都發(fā)生在嘉靖年間,即使發(fā)生在萬歷年間的

事也早在嘉靖年間就有了,。

他們是擔心書中有萬歷朝的痕跡,。 因為黃霖在《<金瓶梅》成書三考》一文中說的那段話是很在理的,黃霖說:

“只要《金瓶梅詞話》中存在著萬歷時期的痕跡,就可以斷定它不是嘉靖年間的作品,因為萬歷時期的作家可以描寫先前嘉靖年間的情況,而嘉靖時代的作家

絕不能反映出以后萬歷年間的面貌來?！?/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