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志德丨譯 伯雅丨校

啟蒙就是人從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狀態(tài)中掙脫出來,。所謂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指如果沒有別人的指引，他就不能應用他自己的悟性,。這種不成熟狀態(tài),，如果不是由于缺乏悟性，而是由于沒有別人的指引就缺少決心和勇氣去應用他自己的悟性,，那就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啟蒙的箴言就是：敢于明智！（Sapere aude）大膽地運用你自己的悟性!

當自然早已把人們從異己的指引下解放出來,，然而人類中仍有如此大量的人樂于處在不成熟的狀態(tài)中,，為什么？因為懶惰和膽怯,。由于同樣的原因,，別人也就很容易把自己裝扮成他們的監(jiān)護者。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這樣輕易形成了,！如果我用書本代替我去擁有智力,，以一個牧師代替我去擁有良心，醫(yī)生替我鑒定食譜,，如此等等,，那么我就完全不需要作任何努力，也沒必要思維,，只要我能付得起費用,，別人將替我承擔起全部艱苦的工作。那些曾善意地承擔了監(jiān)督工作的監(jiān)護者擔憂的是,，絕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認為走向成熟不僅困難重重,，而且也異常危險。在他們把他們的家畜馴服之后,，就把這些馴服的造物關進牽制車里,，小心地防止他們未經(jīng)允許離開牽制車而冒然邁出一步。然后向他們示意如果他們試圖單獨地行走,，他們所面臨的危險,。然而,，實際上，這樣的危險并不這樣大,，因為在跌了幾跤之后,，他們最終可能學會獨立地行走。但是,，僅僅這樣的例子,，就使他們膽戰(zhàn)心驚，以致往往不敢做進一步的嘗試,。

因此,，對每一個個別的人來說，擺脫不成熟狀態(tài)是困難的,，不成熟幾乎成了他的天性,。他甚至于漸漸喜歡上它，并且的確暫時不能運用他自己的悟性了,，因為他從未被允許做這樣的嘗試,。法令和公式，作為應用理性（更確切說是濫用他的天賦）的機械工具,，是使他長久不成熟的桎梏,。而且，如果有人真的把它們拋棄了,，他也躊躇不知跳越過最窄的壕溝,，因為他不習慣于這樣的自由行動。因此只有少數(shù)幾個人通過自己獨立思考,，成功地從不成熟狀態(tài)中掙脫出來,，并且繼續(xù)信心十足地走下去。

只要讓大眾自由,，他們的自我啟蒙可能早就有可能,，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即使在那些被指定為老百姓監(jiān)護者的人之中,，總有一些獨立思考的人,。這樣的監(jiān)護者，一旦他們自己拋棄了不成熟的枷鎖,，將會傳播關于尊重個人價值和關于每個人都負有獨立思考的使命這些理性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以前被監(jiān)護者套上這個枷鎖的大眾,，倘若被某些自己對啟蒙無能為力的監(jiān)護者激怒，那么大眾就會迫使監(jiān)護者自己留在不成熟的枷鎖里,。傳播偏見是非常有害的,，因為偏見最終會害了傳播者自己（或者倡導偏見的前任）,。這樣公眾只能緩慢地達到啟蒙。雖然革命可能會推翻個人獨裁,，推翻貪婪的強權(quán)壓迫,，但它決不會產(chǎn)生真正的思維方式上的變革。相反,，新的偏見,，正如它所替代的舊的偏見一樣，將成為束縛那些頭腦麻木的蕓蕓眾生的繩索,。

對這種啟蒙來說,，所需要的就是自由。這里所謂的自由是所有的自由中最無害的自由,，即在一切事物中公開運用個人理性的自由,。但是我聽到四面八方都在叫喊：不要爭辯！軍官說：不要爭辯,，繼續(xù)操練,！稅務官說：不要爭辯，交錢吧,！牧師說：不要爭辯,，信仰（上帝）吧！（世界上只有一個主人說：愛爭辯多少隨你們的便,，愛爭辯什么隨你們的便,，但必須服從！）這里,，對自由的限制比比皆是,，如果不是阻礙了啟蒙，難道可能是促進啟蒙嗎,？我的回答是：人的理性的公開應用必須永遠是自由的,，而且只有它才能實現(xiàn)人的啟蒙；個人對理性的應用則常常受到嚴格的限制,，但卻無礙于啟蒙的進展,。但是我所理解的個人公開應用自己的理性，是指：作為學者的某人,，要在全體讀者面前應用自己的理性,。我所指的私人對理性的應用是指人們可以在委托給他的一定的普通崗位上或職權(quán)上，應用自己的理性,。

然而,，在某些關系到共同體利益的事情中，我們則需要某種機制，通過這種機制共同體的某些成員的行為舉止必須完全是被動的,，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通過與政府達成的協(xié)議而致力于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阻止對公共目的的破壞）。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允許有什么爭議,；服從是絕對必須的。如果作為這部機器上的一部分的個人被看作整個共同體乃至世界公民社會中的一個成員,，那么以一個學者的素養(yǎng),，他可以通過他的著述，在大眾面前闡述真實的理解,，他當然可以爭辯,，而又不因此危害到他所從事的事業(yè)，即作為被動成員所從事的事業(yè),。如果一個軍官從他的上司那里接受了命令,，他在執(zhí)勤時大聲議論此項命令的合適性或有用性，這是非常有害的,。他必須服從,。但從道理上說，不能禁止他象學者那樣去評論軍務上的錯誤,，也應允許他訴諸公論,。公民不能拒絕交付向他征收的稅款；人們被要求交稅,，而對這些賦稅的放肆的批評則會被當作丑聞而受到懲罰,，因為它會導致普遍的不順從。不過,，如果那同一個公民象一個學者那樣,，對不合理的甚或是不公正的財政措施公開發(fā)表他的意見，他并沒有和他的公民的義務相抵觸,。同樣,，一個牧師按照他所服務的教會的宗教信條去聯(lián)絡他的聽講宗教教義的學生和他的全體教徒，并向他們布道,，因為他正是在這個條件下才被教會錄用的,。但作為一個有學識的人，對那些信條的錯誤的方面,，他完全有自由,，更有義務向公眾表達所有他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善意的想法,，并且就宗教的和教會事務方面更好的安排提出建議,。而且在這里也沒有什么歸咎良心的問題,。因為他所宣講的東西，是根據(jù)他作為教會的代理人的職權(quán)去傳教的東西,，有鑒于此他無權(quán)自由地按他自己的判斷去傳教，而是被雇傭來按規(guī)定并且以某個他人的名義去布道,。他會說：我們的教會教導這些或那些,，這些就是我們的教會所使用的論據(jù)，然后從那些他自己也并不完全信服的宗教信條中為他的全體信徒抽取盡可能多的實踐價值,。但是他仍然可以自告奮勇地去闡釋這些信條,，因為事實上這些戒律可能包含真理，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無論如何,，至少沒有什么同體現(xiàn)在這些信條中的宗教精神相違背的。因為,，如果牧師認為,，他若能從中找出什么與宗教精神相違背的東西，他將不能問心無愧地履行他的職務,，并且將不得不辭職,。因此，作為一個被雇用的導師,，他在信徒面前運用理性,，這種應用純粹是私人的，因為這樣的集會只是一家人式的,，盡管是那么大的集會,。考慮到這一點,，他作為一個牧師,，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他是在轉(zhuǎn)達他人的使命,。相反，象學者那樣,，通過他的著作向真正的大眾（即整個世界）講話,，這個牧師公開運用他的理性，就享有運用他自己的理性及在他個人立場上發(fā)言的無限自由,。讓大眾的監(jiān)護者（在精神方面）本身再處于不成熟狀態(tài)是荒謬的,，正是這種荒謬，導致了無以附加的荒謬的永久化,。

但是一個神職人員的團體,，例如一個教會會議或長老會的教務評議會（象荷蘭人所稱呼的）難道不應有權(quán)根據(jù)誓言對某種不變的信條承擔義務,，以便永久不斷地對他的每一個成員，并通過他們而對大眾擁有最高監(jiān)護者的身分,？我的回答是：這完全不可能,。訂立這樣一種旨在繼續(xù)地永遠阻止對人類進行任何啟蒙的契約，是絕對無意義的和無價值的,，即使它是由最高權(quán)力,、由帝國議會及最神圣的和約所批準的。一代人不能以攜手發(fā)誓的辦法迫使下一代人處于這種地步,，即他們不能夠發(fā)展和完善他們的知識,，特別是在這樣重要的事情上，或者不能在啟蒙中取得任何進步,。這將是違反人性的罪惡,，人性的天然使命恰恰就在于這種進步。后代正因此完全有權(quán)把那些契約當作非法的和罪惡的方式而予以拋棄,。為了檢驗一切措施能否定為被人民的法律,，我們只需問一下人民會不會給自己制定這樣的法律？可以說,，在某個短時期采用某種制度,，大概希望這是個更好的制度。這也同樣意味著每一個公民,，特別是牧師,，以一個學者的素養(yǎng)，可以通過他的文章,，公開,、自由地評論目前體制的不完備。與此同時,，被采用的制度還繼續(xù)存在,，直到公眾對這些事物的本質(zhì)有了公開的和進一步的了解，并且這些知識被證明是可靠的,，通過對它一致的贊同（盡管不是完全一致）,，就能向君主提出建議，以保護那些根據(jù)他們自己較深的理解同意改變某種宗教體制的全體信徒,，但也并不干涉那些想維持這些體制原狀的人,。但是，人們對一成不變的,，沒有人公開懷疑的宗教法律,，也僅僅在一個人的壽命那樣久的時間內(nèi)持贊同態(tài)度，那么也就等于在這段時間里阻礙了人類的進步和完善,，因而使這種進步和完善毫無成果并甚而損害到后代,。一個人可以因為他個人的原因,，且甚至僅僅在某個理應讓他知道事情的時期內(nèi)，推遲對他的啟蒙,。但是放棄啟蒙,，不僅對他個人，更多地是對于后代,，都意味著對人類神圣的權(quán)利進行蹂躪和踐踏,。但是人民不允許強加于他自身的東西，更不可能被一個君主所強加,，因為他的立法的權(quán)威之基礎恰恰在于：他把整個民族的意志統(tǒng)一到他的意志中。只要他認為所有實際的或想象的改革和公民的法規(guī)并行不悖,，他可以讓他的臣民去干他們認為是為拯救他們的靈魂而必須干的事情,，這些事與他無關。但要防止任何人強行阻止其他人盡其所能最好地確定和促進他們的拯救,。但如果他通過政府監(jiān)督出版物的方式干涉他的臣民試圖澄清他們的宗教思想,，這的確有損于他的尊嚴。如果他出自他自己最高的見解這樣做則意味著,，在這個事情上他把自己置于這樣的批評之下：凱撒并不高于語法學家,。更糟的是，如果他玷污他的崇高權(quán)威而支持他的國家中一小撮專橫權(quán)勢的精神專制去反對他的其他的臣民,。

如果現(xiàn)在有人問,，我們目前是否生活在一個文明開化的時代，回答是：不是的,，但我們大概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要達到全體人民沒有他人指引在宗教事務上能夠自信地正確運用他們自己的悟性這樣一種境界（或甚而可能被置于這樣的境界）,，我們?nèi)匀贿€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是，我們確有明顯的跡象表明,，這一前景現(xiàn)在已經(jīng)展現(xiàn)在他們面前,，朝這個方向自由地工作。普遍的啟蒙的障礙,，人類從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狀態(tài)中掙脫出來的障礙,，正在逐漸減少。在這個方面我們的時代的確是啟蒙的時代,，或弗雷德里希的時代,。

一個君主認為這樣說并不有失他的身份，即在宗教事務上,，他的責任不是給人們規(guī)定任何東西,，而是讓他們完全自由,，一個君主如果不贊成寬容大度這種至高無尚的稱贊,，這個君主本身是開明的，他值得被充滿感激之情的當代人及后代人作為第一個把人類從不成熟中解放出來的人而受到贊揚（至少受到政府方面的贊揚）,，他決定讓人們在所有事關良心方面自由地運用他們自己的理性。在他的統(tǒng)治下,，受尊敬的神職人員,，在無損于他們職責的情況下，可以以學者的資格自由地和公開地把他們的判斷和見解向整個世界說明,，并接受檢驗,，即使它們和所采納的信條在這一點或那一點上有偏離。這更適用于所有其他不受職責限制的人,。這種自由精神也傳播到國外,，在那里這種自由精神必須和那些錯誤理解自己職能的政府所設的外在的障礙進行斗爭。這樣的政府面前現(xiàn)在就有一個光輝的例子,，即自由如何能存在而又毫不危及社會的秩序和共同體的統(tǒng)一,。只要不是有意和人為地把人束縛在愚昧狀態(tài)中，人們就會逐漸主動地從不成熟狀態(tài)中掙脫出來,。

我把宗教事務當成了啟蒙即人從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狀態(tài)中掙脫出來的重點,。這首先是因為我們的統(tǒng)治者對他的臣民承擔藝術(shù)和科學方面的守護者的作用不感興趣，其次,，宗教的不成熟是所有不成熟中最有害最可恥的,。但是國家首腦促進藝術(shù)和科學的思想還在進一步發(fā)展，并且認識到如果他允許他的臣民公開使用他們自己的理性,，并把他們關于如何更好地起草法律的想法公諸于眾,，即使這必須承受現(xiàn)行立法直率的批判，這些對他的立法也沒有什么危險,。我們面前就有一個此種情況的極好的例子,，因而還沒有其他的君主超過了我們現(xiàn)在稱頌的那一位。

然而也只有那個君主本身是開明的而且無所畏懼,，因為他手頭擁有一支紀律嚴明,，數(shù)量龐大的軍隊來捍衛(wèi)公共的安全，他可以說任何共和國不敢說的話：愛爭辯多少隨你們的便,，愛爭辯什么隨你們的便,，但必須服從！這向我們顯示了在人類事物中的一種奇特的意想不到的情況（如果我們在廣泛的意義上考慮它們,，我們將總可以發(fā)現(xiàn)在此種情況中,，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相矛盾的）。高度的公民自由看起來有利于民眾的精神自由,，然而這也給它設立了無法逾越的障礙,。相反,，較低程度的公民自由給精神的自由以充分的空間去發(fā)展擴大它的內(nèi)涵。這樣,，一旦那造化精心哺育的胚胎——人的自由思考的愛好和使命,，在它堅硬的外殼中發(fā)展起來，它逐漸地反作用于人們的思維方式,，因此人們越來越能自由地行動,。最終，它甚而影響到政府的原則,，政府也將發(fā)現(xiàn)以一種與人的尊嚴相適應的方式對待絕非一臺機器的人,，對他們自己有利。

1784年9月30日,，于普魯士柯尼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