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很難用只言片語解釋清楚。

但無論從哪個方面進行分析,，都繞不開一個話題,，那便是明朝財政系統(tǒng)的崩潰。

因為明王朝的覆滅,，正是從財政危機開始,。

當財政崩潰到無法拯救的地步，明朝就像流沙堆起的城堡一樣,，風輕輕一吹便垮掉了,。

那么，為什么明朝的財政會崩潰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從明朝建立之初開始說起。

01

明朝開國后,，內(nèi)憂外患，具體表現(xiàn)有三：

一是外部形勢很不樂觀,。

雖然蒙古人被逐出中原,，但殘元勢力虎踞漠北，復(fù)辟之志猶甚,，一直對中原虎視眈眈,。

二是內(nèi)部存在統(tǒng)治隱患。

靖康之后,，宋廷偏安江南,，中國長期處于分裂狀態(tài)。這種政治上的割裂,，導(dǎo)致明朝立國之初,，北方中原人和南方人在諸多方面都存在隔閡。

三是都城選址不夠理想,。

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地理位置偏南，對北方鞭長莫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朱元璋其實也考慮過遷都,。西安、開封,，都在他的考察范圍內(nèi),。但由于遷都一事，牽扯太大,，需要通盤考慮之后再做定奪,。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便決定分封藩王,。委派兒子們到北方鎮(zhèn)守邊關(guān),，穩(wěn)定形勢。

以當時的大背景而言,，朱元璋的封藩決策利大于弊,。藩王們鎮(zhèn)守各地，既穩(wěn)定了邊關(guān),，同時也震懾了群臣,。

但凡事都有兩面性。

朱元璋死后,，輔助皇帝統(tǒng)治全國的藩王,，變成了威脅皇權(quán)的存在。

手握重兵的藩王,，成為建文帝朱允炆的眼中釘,。

為了加強皇權(quán)，朱允炆下旨削藩,，結(jié)果鬧出了內(nèi)戰(zhàn),。

靖難之役后，燕王朱棣即位為帝,。

作為藩王出身,，朱棣自然不可能像朱允炆那樣對自己的弟弟們下死手。

所以,，他就把朱元璋的封藩制度小小改造了一下,。

改造之后，藩王喪失了軍政方面的權(quán)力,，人身自由也受限制,，但保留了經(jīng)濟特權(quán)，如定期可以得到朝廷的金錢和土地賞賜,，賞賜的土地可以免稅等,。

而受此影響,，永樂之后的藩王們，平時也就啥事都不能干了,，只能專注于生孩子,。

因為按照制度，藩王每多生一個孩子,，他們就能從朝廷多申請一份俸祿,。

眾所周知，明代藩王制度是世襲罔替,。

親王的長子承襲親王爵位,，其余兒子降一級封郡王。

郡王的長子承襲郡王爵位,，其余兒子降一級封鎮(zhèn)國將軍,，以此類推。

洪武,、永樂時期,，明朝宗室合計也就幾百人，開銷不大,。

但到了萬歷時期,，宗室成員暴增至二十萬，其中親王30多位,，郡王600多位,，皇室消費成為財政支出的大頭，占比超過一半,。

當然,，皇室消費不能都算在藩王頭上，因為宮廷開支也屬于皇室消費,。

明朝初期,，內(nèi)廷規(guī)模不大，開銷也不多,。

但隨著宦官機構(gòu)的完善，形成了“十二監(jiān),、四司,、八局，所謂二十四衙門也'的內(nèi)廷格局,。

明朝內(nèi)廷人員隨之暴增,，達到數(shù)萬人。開銷也是高的嚇人,。

根據(jù)《中國財政通史》的資料顯示,，萬歷六年，明朝的宮廷支出大約占到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龐大的皇室開銷令財政長年赤字,，不得已之下,，萬歷和天啟皇帝只好縮減這方面的支出。

到了崇禎時期,，皇室開銷削減至巔峰時期的三分之一,。

可皇室開銷縮減后，軍費開支又增加了,。

明朝建國時,，朱元璋推行軍屯制，也就是兵農(nóng)合一,，士兵種田,，自給自足，財政軍費支出不多,。

但軍屯制的本質(zhì)是對軍戶的變相壓迫,，軍戶們不堪重負，逃亡現(xiàn)象嚴重,。

從明朝中期開始,，為了解決軍戶逃跑，軍隊戰(zhàn)斗力下降問題,，明朝實行募兵制,，軍費開支也因此越來越大，最終占到了財政開支的一半以上,。

明末亂世,，戰(zhàn)爭不斷，皇帝可以縮減皇室開支,，但不敢縮減軍費開支,。于是財政問題再次凸顯。

02

財政開支出了大問題,，明朝政府只能開源,，通過各種渠道增加收入。

而這也正是明穆宗在位時,，要調(diào)整政策,，解除海禁，允許民間赴海外經(jīng)商的原因,。

可是隆慶開關(guān)后,，當明廷試圖征收關(guān)稅和商稅時，卻遭到了南方縉紳的集體反對,。

縉紳有資源,，壟斷了貿(mào)易渠道,，通過海貿(mào)賺得盆滿缽滿，打心底里反感朝廷抽稅,。

這里有人可能會說,。明朝皇權(quán)至上，皇帝征稅,，難道還要看縉紳臉色,？

這個事還真不好辦。

一方面,，縉紳們反對抽稅有理有據(jù),，那就是儒家倡導(dǎo)的“國不能與民爭利”。

咱們印象中,，覺得只有窮苦百姓才是民,。

但實際上，古代未出仕,，沒有官爵,，且身家清白的人，都屬于民的范疇,。包括土財主,，大商人，以及告老還鄉(xiāng)的官員等,。

在儒家傳統(tǒng)觀念中,，與民爭利是國家大忌。明朝既然推崇儒家,，皇帝就不能亂搞,。

另一方面，明朝后期的官員以南方人為主,。

可以想象一下,，朝堂被南方系官員控制，而這些人又是南方士紳的后臺,?；实垡桥c他們死磕，豈不是變成孤家寡人了,？

萬歷皇帝就是典型,，因為爭國本和征收礦稅與百官撕破臉，直接不上朝了,。

關(guān)稅、商稅不能收,，那能不能收點鹽稅,、茶稅呢,？

也不能。

中晚唐和兩宋時期,，為保證財政收入,，鹽鐵茶酒等物資受官府嚴格控制，采取民制,、官收,、官賣、商運,、商銷的模式,。

朱元璋主張貯財于天下，反對壟斷鹽鐵,，他曾說過：“天之生財,，本以養(yǎng)民。國家禁,，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茍便于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lián)p民,。宜從其便,。”

于是,，食鹽等物資在明朝就變成了民制,、商收、商運,、商銷的模式,。

商人們交納巨額銀兩，取得官府授予的壟斷經(jīng)營權(quán)后,，與主管官員和達官顯貴共分利潤,。而朝廷在酒、茶,、鹽,、鐵方面的稅收基本沒有。

什么稅也收不上來,，明廷只能回到原點,，在田稅上打主意。

明朝的田稅制度很簡單,，分三大類：田租,、正役以及雜役,。

田租即正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種皇家的地,，就得納稅。

正役,，又稱里甲正役,。也就是以里甲為單位而承擔的徭役。

雜役,，與正役無關(guān)的徭役都統(tǒng)稱為雜役,。

按照朱元璋的規(guī)定，官戶和有功名在身的讀書人可以優(yōu)免雜役,。當官當?shù)揭欢墑e,，還可以減免一部分田租，但不能全免,。

比如,，秀才可以免掉一人去衙門當役工，舉人可以免三人,，進士四至六人,，一品官可以優(yōu)免三十人。

也就是說,，理論上講,，除了免去雜役的優(yōu)待外，官戶及士子名下的田產(chǎn),，是要向朝廷繳納田租的,。

可是理論是理論，實際是實際,。

明朝的很多政令出不了紫禁城,。

基層的縉紳會通過各種手段隱瞞田產(chǎn)和人口，從而不服正役,、不交賦稅,。

有一些縉紳更直接，仗著自己有后臺,，公然拖欠田糧,，明目張膽的抗稅。

當然,，大多數(shù)情況下,，官戶和縉紳會與地方官談判，商量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金額，然后各級官僚瓜分掉稅收的大頭,。

例如明朝時期的山東朝城縣,，一年稅收約2000兩白銀。

其中約1000兩送到上級地方衙門,，約400兩送到其他中央衙門，縣里截留150兩,，只有400兩進了戶部,。

萬歷元年（1573年），張居正主持改革,，其變法初衷就是借著整頓吏治,，把全國隱藏的田產(chǎn)和人口都清查出來，然后照田畝的大小來編排徭役,。誰地多,，誰就多納稅，多服重役,。誰要是敢抗稅,，大刑伺候。

從效果上看,，張居正的整頓,，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央集權(quán)，充實了政府財政,。

但由于變法得罪了大地主階級和豪門貴族的根本利益,，所以張居正死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條鞭法”外,，其余都被廢除,，變法以失敗而告終。

張居正都搞不定的事,，到了后來自然就沒人再敢動縉紳的蛋糕,。

而如以一來，勞役和賦稅的重擔便全部壓在了貧苦老百姓身上,。

但貧農(nóng)哪里負擔得起,？只能逃亡。

哪怕還有幾畝薄田也不敢種了,。

當時的江南貧農(nóng)還好,，不種地，還可以到城里的手工工場打工,，掙一份辛苦錢,。

北方的貧農(nóng)就慘了，既不敢種地,，又無工可務(wù),，最后只能成為流民,。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明朝的賦田數(shù)額每年都在增長,，但田稅收入?yún)s沒有明顯增加,。老百姓的壓力越來越大，民怨沸騰,。

03

到了天啟年間,，為了抵御后金入侵，明朝修建了關(guān)寧錦防線,。

這是一個大工程,，耗資巨大，明朝的財政也由此變得更困難,。

不得已下,，明朝政府只好加征“三餉”。

所謂三餉,，就是遼餉,、剿餉、練餉,。

遼餉是為了解決遼東戰(zhàn)事而產(chǎn)生的軍餉,。

剿餉是為了解決朝廷鎮(zhèn)壓各地民變而產(chǎn)生的軍餉。

練餉是為了解決朝廷兵員不足而產(chǎn)生的練兵費用,。

這三項加征的新稅,，如果平攤到全國，理論上對老百姓的壓力并不算大,。

但還是那個老問題,，有權(quán)有勢有錢的通過各種辦法避稅，窮人承擔大部分壓力,，結(jié)果又導(dǎo)致一批自耕農(nóng)破產(chǎn),，變?yōu)榱髅瘛?/p>

見到這種情況，天啟皇帝忍不了,，一腳踢開了反對與民爭利的東林黨,，換上魏忠賢。

魏忠賢這個人,，能搞錢不假,。但他搞來的錢，很多也裝進了自己的兜里,。

魏公公如此,，其他人自然上行下效。

如此一來，貪污之風盛行,，往往是朝廷撥款一千萬,，還沒出京就只剩下七百萬。最后能落到前線將士手上的錢,，連四成都不到,。官軍士兵窮得叮當響，與叫花子無異,。

崇禎即位后,，見財政開源的效果不好，決定節(jié)流,，縮減開支，裁掉不必要人員,。

沒錢了就裁員,，這個道理是沒錯。

可歷朝歷代這么干的效果,，往往也不好,。

為什么呢？

因為按照慣例,，裁員不是裁掉最沒用人,，而是裁掉最底層，最沒有發(fā)言權(quán)人,。

舉個例子,。乾隆年間，為了整頓八旗戰(zhàn)斗力低下的問題,，乾隆下令,，精簡編制，讓手無縛雞之力的旗人出旗自謀生路,。

本來這個整頓思路沒有問題,。

但問題在于，乾隆日理萬機,，肯定沒工夫親自負責這事,。

于是，裁誰留誰的工作,，便交由八旗高層具體操作,。

而這些八旗高層，會讓自家親戚或是有關(guān)系的旗人出旗自謀生路嗎,？

肯定是不會的,。

所以精簡的結(jié)果，自然就是沒什么背景的底層旗人被裁撤，家里有背景的旗人留下來,。

至于留下來的旗人,，都是什么貨色，靠這幫提籠架鳥的紈绔子弟,，八旗何來的戰(zhàn)斗力,？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崇禎下令裁員,，下面的官員一通搗鼓,，砍掉了沒有話語權(quán)的驛站系統(tǒng)。

本來在驛站還能混口飯吃的李自成因此失了業(yè),，一怒之下,，便參加了高迎祥領(lǐng)導(dǎo)的起義軍。

04

開源節(jié)流都失敗了,，明朝政府能不能學(xué)現(xiàn)代政府舉債,，通過印鈔來沖抵赤字呢？

也不可能,，因為明朝政府沒有鑄幣權(quán),。

由于我國并不盛產(chǎn)金銀，所以歷朝歷代都是以銅錢為法定貨幣,。

如果銅錢不足,，就用鐵錢替代。

銅錢和鐵錢,，由于本身就有價值,，流通性沒問題。

但這兩種玩意,，都有不可克服的缺點,，那就是“價賤體重”。大宗交易用起來很不方便,。

想想看,，如果今天只能用硬幣，去超市購物兜里要揣著幾百個鋼镚兒,，這得多不方便,？

為了解決流通不便問題，北宋天圣年間的16戶成都富商就發(fā)明了紙幣,。

這便是中學(xué)課本上提到的“交子”,。

交子誕生之初，發(fā)行機構(gòu)為了保證流通性,，還配套設(shè)計了準備金,。

第一批交子的紙面總面額為126萬貫,，準備金為36萬貫銅錢，準備金率為28%,。

這個準備金率,，可以保證交子在市場上的信用力。民間見交子輕便易攜帶,，又有信用保證,，老百姓便紛紛拿出金銀兌換，使用交子交易實物,。于是交子便迅速在全國流通了起來,。

后來宋徽宗看到了紙幣的好處，給“交子”改了個名字,，稱作“錢引”,，意思就是兌換錢幣的憑證。

可是由于宋朝官府發(fā)行的紙幣沒有準備金,，隨意增發(fā),，還不許民間隨意兌換銅錢。

因此“錢引”的紙券價值便不斷下跌,。

北宋時，每緡（一千文）“錢引”只值現(xiàn)錢一百文,。

南宋時,，跌到了五十文。

這便是沒有準備金和超發(fā)紙幣的后果,。

宋朝滅亡后,，忽必烈也看到了發(fā)行紙幣的好處，于是發(fā)行了“中統(tǒng)鈔”,。

為了保證“中統(tǒng)鈔”的流通性,，元廷起初儲備了一些白銀為準備金。

由于有準備金,，“中統(tǒng)鈔”的發(fā)行較順利,，很快被民間接受。

但與宋朝一樣,，由于后期超發(fā),，紙幣貶值，準備金又不足,，老百姓無法自由兌換銀錢,。“中統(tǒng)鈔”慢慢就變成了廢紙,，沒人再愿意使用,。

面對如此情景,，忽必烈以及后來的元朝皇帝進行了三次“換鈔”改革。陸續(xù)發(fā)行“至元鈔”,、“至大鈔”和“至正鈔”,。

這種換鈔改革，就類似民國時期的金圓券改革,。

朝廷只要有一次不守信用,，老百姓就不買賬了。而元朝卻前后搞了三次,，結(jié)果可想而知,。

元朝后期，元廷為了解決財政赤字,，在不鑄造銅錢的情況下,，下令不許使用前朝銅錢，強迫民間使用紙幣交易,。

但老百姓不買賬,。最終銅錢徹底取代紙幣，成為元朝民間流通的主要貨幣,。而元廷也因為喪失鑄幣權(quán),，財政系統(tǒng)崩盤。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倒是下令鑄造了銅錢,，也就是洪武通寶。

但他同時也全盤繼承了元朝皇帝發(fā)行紙幣的所有毛病,。

明朝發(fā)行的“大明寶鈔”沒有準備金,，隨意超發(fā)。并且還規(guī)定老百姓納稅時,，使用寶鈔還不能超過三成,，另外七成需以實物交割。

老百姓也不傻,，朝廷只印鈔不回收,，這擺明了是搶劫。

所以明朝紙幣貶值的速度比元朝還快,，朱元璋還沒死,，“大明寶鈔”就變成了廢紙。

在紙幣淪為廢紙的同時,，明朝在銅錢的發(fā)行上也是摳摳搜搜,。

有明一朝，政府鑄造的銅錢數(shù)量還沒有宋朝十年的發(fā)行量多,。

老百姓既不愿意使用紙幣,，同時又沒有本朝鑄造的銅錢可用,。到頭來，只能自發(fā)的使用唐宋銅錢,，或是將錠銀敲碎后,，用碎銀作為流通貨幣。

明英宗朱祁鎮(zhèn)在位時期,，取消禁銀令,，官方默認白銀為法定貨幣。

明朝銀本位的確立,，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變革,。由于銀子只和儲存量、開采能力有關(guān),，政府不能無中生有的超發(fā),，因此銀本位在無形之間保護了民間經(jīng)濟的穩(wěn)定。

明穆宗時期,，在為了獲得充足白銀以滿足市場需求,，明朝解除海禁，允許福建漳州的月港進行對外貿(mào)易,。

解除海禁的效果是明顯的,，大量的日本白銀和歐洲人從美洲開采的廉價白銀流入明朝。

張居正以此為基礎(chǔ),，推行“一條鞭法”,，將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并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大大簡化了稅制,，免去農(nóng)產(chǎn)品的保質(zhì)存儲成本以及運輸費用，方便征收稅款,。

但白銀成為流通貨幣,，也為明王朝日后的覆亡埋下了隱患。

前面說了,，我國是貧銀國,，白銀主要靠進口。

當白銀成為流通貨幣后,，這也就意味著明朝將自己的鑄幣權(quán)拱手讓與他人,。

崇禎年間，日本的德川幕府閉關(guān)鎖國,。

同一時期,，歐洲爆發(fā)三十年戰(zhàn)爭,。歐洲國家打仗，也需要白銀作為軍費,，禁止白銀外流,。

于是一時之間，白銀輸入銳減,，白銀價格上漲,，明朝迅速陷入通貨緊縮。

這一問題,，產(chǎn)生了兩個災(zāi)難性后果：

一是銅錢貶值,，老百姓需要用更多的銅錢兌換成?銀交稅，納稅負擔驟然加重,。

二是老百姓為了資產(chǎn)保值,，囤積白銀，政府折成白銀的稅收大幅減少,。

前者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導(dǎo)致更多的農(nóng)民參加起義。后者則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導(dǎo)致財政陷入崩潰邊緣,。

崇禎十三年（1640年），洪承疇率十三萬邊軍精銳出關(guān)與皇太極決戰(zhàn),。

由于事關(guān)重大,，只許勝，不能敗,，所以洪承疇在戰(zhàn)前不敢冒進,，主張穩(wěn)打穩(wěn)扎。

但此時的朝廷沒錢了,，崇禎沒有財力支撐洪承疇的“緩進”策略,，于是便反復(fù)催促，企圖速戰(zhàn)速決,。

三年后,，同樣的一幕再次發(fā)生。

崇禎嚴令孫傳庭率部出潼關(guān),，與李自成決戰(zhàn),，孫傳庭沒有做好決戰(zhàn)準備，一再上書,，請求寬限時間,。

但這時候的崇禎已經(jīng)窮得把自己的內(nèi)帑私房錢都全拿出來花了，哪還有條件多給孫傳庭一點時間,？

最終在崇禎的兩次嚴令催促下,，洪承疇,、孫傳庭頂著壓力出戰(zhàn)，雙雙戰(zhàn)敗,，明朝僅存的一點軍事本錢輸?shù)酶筛蓛魞簟?/p>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立大順政權(quán),，繼而揮師北進,。

面對李自成的攻勢，山西,、北直隸明軍由于缺餉,，士氣低迷。

為了籌餉,，崇禎下令：凡是皇親國戚以及滿朝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沒人至少捐贈三萬兩白銀充作軍費,。

說是捐,，其實就是借。

可是旨意下發(fā)后,，無人響應(yīng),。就連崇禎的老丈人周奎也是一毛不拔，表示家中一貧如洗,，沒錢,。

看到群臣如此鼠目寸光，崇禎氣不打一處來,，恨不得直接抄家,。

然而，明朝有錢的是宗室,、勛戚,、廠衛(wèi)、士紳,、武將，以及依附這五種人的豪商,。

崇禎能用的,，也是這五種人。

崇禎想通過發(fā)抄家財,，就如同讓自己的左手砍右手,，這是做不到的。

崇禎弄不來錢,，財政徹底崩潰,，明王朝也隨著內(nèi)憂外患而覆滅,。

從財政角度看，明朝的滅亡與漢唐宋不同,。

漢唐亡于軍閥,。軍閥反客為主，改朝換代,。

兩宋一直擅長斂財,，滅亡是因為軍事羸弱。

而明朝則是典型的亡于財政崩潰,，稅收制度被官僚玩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