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碩（中國國家博物館）

原文發(fā)表在《世界知識》絲路阡陌專欄

西南絲綢之路起于四川成都,，向西南跨越橫斷山脈，可抵南亞次大陸,。因印度古稱“身毒（梵文Sindhu,，又譯信度、天竺）”,，故此道被稱作“蜀身毒道”,，又可細分為“零關道”、“五尺道”以及“永昌道”,。

具體而言,，“零關道”和“五尺道”的起點均為成都：前者屬于西路，經雅安,、越西,、喜德、西昌,、會理等地南下,；后者屬于東線，沿岷江而行,，途經樂山,、宜賓,、昭通,、曲靖、昆明之后向南轉去,。

兩線最終在大理合二為一,，進入“永昌道”，經過永昌郡下轄的保山,、德宏等地,，一路向西，先到緬甸北部的八莫（Bhamo）,，再從那里通往印度,。一般認為，“八莫”即諸葛武侯在《出師表》“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一句中提及的“不毛”,，也就是緬甸曾經的英文國名“Burma”之音譯。

各色蜀錦,。

早在先秦時期,，蜀,、巴、邛,、滇等政權就開辟出西南絲綢之路,，與印度半島、中南半島各地進行物質文化交流,，成為我國西南地區(qū)重要的對外商道,。

楚國與巴、蜀諸國位置圖,。

楚巴戰(zhàn)爭和巴蜀戰(zhàn)爭嚴重影響了西南絲綢之路的穩(wěn)定,，使“蜀身毒道”在中原人的記憶中逐漸消失。此路再度進入人們視線,，是在西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當時，張騫奉旨通西域,，在中亞的大夏（巴克特里亞）偶見“蜀布”“邛杖”,，便問其由來。當?shù)厝嘶卮穑骸皬臇|南身毒國,，可（大約,，筆者注）數(shù)千里，得蜀賈人市”,，亦有人說“邛西可兩千里,，有身毒國”。

至此,，西南絲路重新引起漢廷重視,，中央政府派出“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史記》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傳》）。

關于相關細節(jié),，我們可以通過清代鴻儒全祖望的《鮚埼亭集·昆明池考》窺知：漢使先是抵達位于云南東部的古滇國,，滇王積極配合，先后派遣十幾批人馬協(xié)助探尋通往身毒之路,，然而滇西的古昆明國卻“閉漢使,，不得通”，于是,，漢武帝盛怒,，派兵南征。古昆明國的軍隊素來彪悍,，且有“昆明川”（今洱海）地利之助,，導致漢軍鎩羽而還。直到東漢永平十二年（69年）,，朝廷的勢力才達到滇西并置永昌郡,，下轄葉榆、不韋,、比蘇,、云南、嶲唐,、哀牢,、博南、邪龍等八縣,，真正意義上實現(xiàn)了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與印度,、緬甸等南亞、東南亞國家直接交流,。

東漢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率部攻克雒城,，進圍成都,，勸降劉璋，占據益州,。

按照清人洪飴孫在《三國職官表》中的記述,，“蜀得益州，或置牧,，或置刺史……又設庲降都督”,。照此說法，劉備設立“庲降都督”是在稱帝之后的章武元年（221年），取意“招徠遠人,、降服諸郡”,。

不過，史學界對此尚有爭議,。比如,，成書于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方志名著《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記載，“東漢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遣安遠將軍南郡鄧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也就是說,，在奪取西川的同年，劉備政權便設立此官,。

庲降都督統(tǒng)攝南中諸郡（朱提,、越嶲、牂柯,、建寧,、興古、云南,、永昌,，大致地理范圍相當于今天的四川西南、云南和貴州等地,，還包括了緬北部分地區(qū)）的大小軍政事務,，身兼鎮(zhèn)撫經略與開拓邊貿之責，成為蜀漢各地邊防都督職權最重者,，故以重臣充任,。

統(tǒng)轄南中的首任庲降都督是荊州人鄧方，“輕財果毅,，夷漢敬其威信”（《華陽國志·南中志》）,，卒于任上。彼時庲降都督的駐地在朱提郡的南昌縣（今云南鎮(zhèn)雄）,。

繼任的庲降都督為李恢,，建寧人（今云南澄江），屬于南中世家大族,。李恢主政南中之際,，將治所移往牂柯郡的平夷縣（今貴州畢節(jié)），與舊治毗鄰,。

待到第三任庲降都督張翼,，仍以畢節(jié)為駐地,。無論是鎮(zhèn)雄還是畢節(jié)，均位于云,、貴,、川三省交界，足見彼時蜀漢政權基本延續(xù)劉焉,、劉璋父子對南中的管理模式,，即只進行名義上的管理，通過任命南中的世家大族和豪強夷帥實行羈縻統(tǒng)治,，如永昌郡的五官掾功曹呂凱,，并未向當?shù)卣魇召x稅、派發(fā)兵役,。在雍闿,、朱褒、高定聯(lián)手掀起的“建興元年南中之亂”中,，呂凱堅決擁護蜀漢,，閉境拒之，后被朝廷委以云南太守之職,。

蜀漢建興三年（225年）春,，丞相諸葛亮兵分三路南征，其自率西路,，中路,、東路則由第二任庲降都督李恢、相府門下督馬忠統(tǒng)御,，基本上是沿西南絲路進軍,。

是年秋，叛亂被漸次平定,，蜀漢政權開始真正治理南中,。為了把南中建成蜀漢穩(wěn)定的戰(zhàn)略后方，朝廷在此設立七郡,，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郡為云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后主傳》）。

作為第四任庲降都督的馬忠更將駐地南遷至建寧郡的味縣（今云南曲靖）,，可謂深入南中腹地,。從鎮(zhèn)雄到畢節(jié)再到曲靖的變化，反映出蜀漢對南中控制力不斷增強的事實,，也使南中出產的“金銀、丹漆、耕牛,、戰(zhàn)馬”直接“以給軍國之用”（《蜀鑒》卷九《西南夷本末》）,。

諸葛亮還采納了參軍馬謖提出的“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zhàn)為上,、兵戰(zhàn)為下”策略（《蜀鑒·西南夷本末》）,，優(yōu)撫南中百姓，將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引入當?shù)?，興修水利農田,，對當?shù)氐氖雷搴缽娨彩嵌魍⑹捌咔芷呖v”的反方主角孟獲就隨同諸葛亮班師還朝,，最終官拜御史中丞,。終蜀漢之治，南中地區(qū)基本維持著穩(wěn)定,，也確保了西南絲綢之路的暢通,。

西南絲綢之路貿易興盛，貨物種類繁多,，織物,、茶葉、食鹽,、象牙,、藥材、香料,、海貝等不勝枚舉,，其中尤以蜀錦最受歡迎。四川在古代又被稱作“蠶叢之地”,，得名源自古蜀國的一位先王,，名喚“蠶叢”（《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而“蜀”的字形儼然是“桑中蟲”（《段注說文解字》卷十三）,。

可見,，養(yǎng)蠶、織錦長久以來都是蜀中的特色技藝,，蜀錦與蘇州的宋錦,、南京的云錦和廣西的壯錦并稱中國“四大名錦”。

正因如此,，蜀錦成為蜀漢政權最重要的財政來源之一,，被諸葛亮譽為“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漢丞相諸葛忠侯集》卷八）,，“軍中之需,，全藉于錦”（《蜀中廣記》卷六十七）,。

為了對蜀錦進行統(tǒng)籌管理，蜀漢政權借鑒了漢代在襄邑設置織錦官員的做法,，也在成都設立“錦官”,，將紡織工匠們集中在益州南筰橋東流江南岸，筑“錦官城”設防管理,，也就是今天成都錦里附近區(qū)域,。這才有詩圣杜甫筆下的“錦官城外柏森森”“花重錦官城”等佳句。

在官方專門管理之下,，蜀錦從生產到貿易都有條不紊地進行,，規(guī)模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平時藉此謀生的紡織工匠有七萬多,，產品遠銷各地,。

在《太平廣記》卷八百一十五《布帛部》中，可以看到“魏則布于蜀,，而吳亦資西道”的描述：作為蜀漢盟國的東吳,，自然是蜀錦的大宗購買者。同時,，與蜀國為敵的魏國王公貴族也對蜀錦情有獨鐘,，通過種種渠道得之而后快。為此,，魏文帝曹丕專門撰寫了《與群臣論蜀錦書》,，苦口婆心地勸告宗親豪族不要購買。在曹丕看來,，流入魏境的蜀錦大多是質量不合格的殘次品,，連鮮卑人都瞧不上。由此可以看出,，曹魏不惜以貿易逆差從蜀國購買蜀錦,，絕非“資敵”，而是將相當一部分用于轉口貿易,，轉賣給北方的鮮卑各部,。

蜀錦從成都運到長安、洛陽,，進而沿著北方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繼續(xù)傳播的實例，充分證明了我國古代西南,、北方以及草原三條絲綢之路,，彼此之間是相互連貫融通的。

除魏,、吳兩國外,，蜀錦還行銷域外,。20世紀六十年代，蘇聯(lián)考古隊在中亞名城撒馬爾罕發(fā)掘一粟特古墓,，出土了包括蜀錦在內的大量隨葬品,，斷代應屬三國時期,。

粟特是古人對生活在中亞的各商業(yè)民族統(tǒng)稱,，其墓葬之中為何會出現(xiàn)蜀錦？按照我國典籍的說法,，粟特人的先祖是生活在河西張掖昭武縣（今甘肅省臨澤）的月氏人,，后遷徙至中亞，散居河中地區(qū),，形成了康,、安、曹,、石等姓氏,，統(tǒng)稱“昭武九姓”，以發(fā)達的商業(yè)頭腦和勇烈彪悍著稱,。從粟特古墓中出土的蜀錦來源莫衷一是,，一種可能是商賈們沿著古代絲綢之路販賣到撒馬爾罕的。

蜀漢時期的一份詔書提供了另一種解讀,。

建興五年（227）春,，諸葛亮首次率軍北伐，屯兵漢中,。

是年三月,，后主劉禪下詔，內有“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詣受節(jié)度，大軍北出,，便欲帥將兵馬,，奮戈先驅”之句。

詔書中出現(xiàn)的“月氏”“康居”應指僑居在涼州的月氏人和康居人,，“康植”則是這批粟特胡人的某位將領,。漢魏之交，許多粟特人客居在涼州沿線的敦煌,、張掖,、武威等地從事商貿活動，他們對于北伐的蜀軍而言是難得的盟友,，這才出現(xiàn)了“康植”等人接受諸葛丞相指揮,，參與對曹魏戰(zhàn)爭的記述,。他們所獲的報酬，極可能就是價值可以媲美黃金的絲路“硬通貨”蜀錦,。因此,，在中亞粟特古墓中有蜀錦作陪葬品，就不足為奇了,。（作者林碩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中國致公黨北京朝陽區(qū)委理論研究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