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氏族志》是唐太宗貞觀六年（633）由吏部尚書高士廉編纂而成的，以排定天下士族門第,，并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士族第一等,。唐太宗閱后非常不滿，認為冷落了李唐皇室,，士族排定不能單純以士族門第高下為考量準則,，而應(yīng)當重視當朝冠冕，以當朝官品高下為準,，來排定士族門第次序,。

于是，高土廉等依照唐太宗的旨意重新修訂,，于貞觀十二年（638）再次編纂成書,，共收錄二百九十三姓，是千六百五十一家,，分為九等,，頒于天下,。在新修的貞觀《氏族志》中，李氏為第一等,，外戚為第二等,，崔氏降為第三等,。

影視劇中,，修訂《氏族志》的場景。來源/電視劇《貞觀之治》截圖

那么,，唐太宗為何要兩次下令編纂貞觀《氏族志》呢,？貞觀《氏族志》又對當時的士族社會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

這里所謂的“氏族”,，其實就是歷史上經(jīng)常提到的門閥士族,。

門閥的前身是漢代豪族。漢代的豪族問題從漢武帝時代開始凸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句話就是對這一歷史問題的生動描述。西漢后期,，土地兼并問題愈演愈烈,，王莽篡漢自立，他企圖通過實行王田制來徹底解決土地兼并問題,。不過,，由于王莽的改革大業(yè)侵害了豪強地主的利益，他的改革最終破產(chǎn),，他的一系列改革遭致天怒人怨,，新莽政權(quán)也被農(nóng)民起義和豪強地主共同推翻了。

新莽之后,，就是東漢,。東漢的建立者就是光武帝劉秀。劉秀能夠在新莽末年的農(nóng)民起義中脫穎而出,，不僅因為他是劉姓宗室之后,，也因為他是南陽地區(qū)的地主豪強，他獲得了南陽地區(qū)和河北地區(qū)廣大豪強地主的一眾支持,?？梢哉f，東漢是一個皇權(quán)與豪強共生的王朝,。雖然劉秀后來也采取過一系列抑制豪強的舉措,，比如度田令，但他并沒有從根本上打破與豪強地主共享天下的格局,。

與此同時,，隨著漢代經(jīng)學的發(fā)展,，社會上開始出現(xiàn)了一些累世經(jīng)學的世家大族，有一些甚至是累世公卿的大族,，比如在東漢時代號稱“四世三公”的弘農(nóng)楊氏和汝南袁氏,。這些世家子弟往往潔身自好，以清廉正直而聞名朝野和鄉(xiāng)里,，并且不畏強權(quán),，自詡清流，不與朝中濁流為伍,，因此,，他們在社會上有著很高的聲望。

當豪強和名士合流之后,，就出現(xiàn)了我們說到的門閥,。東漢末年，門閥遭遇了出身寒族的董卓,、曹操等勢力的對抗,，一些世家大族故而遭到重創(chuàng)，如汝南袁氏等,。隨著魏文帝曹丕篡漢自立,，曹魏政權(quán)轉(zhuǎn)而選擇拉攏門閥大族，并且創(chuàng)建了一套適應(yīng)名門士族品評人物的選官制度,，這就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創(chuàng)建之初，確實起到了為國家選拔人才的目的,，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把選任之權(quán)收歸中央,。但是，九品中正制迅速淪為維護門閥統(tǒng)治和利益的政治工具,，這一制度本身也迅速成為門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了西晉，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正式顯現(xiàn),，終于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的局面。

到了東晉,，門閥政治真正成為東晉王朝最顯著的政治特征,，而這一局面的形成其實是魏晉士族門閥統(tǒng)治的繼續(xù)和發(fā)展。

南北朝以后,，門閥政治也開始受到寒族的猛烈沖擊,，出現(xiàn)了“寒人掌機要”的歷史現(xiàn)象，到了隋唐時期,，隨著科舉制取代九品中正制,，門閥開始走向衰落,，一直到唐朝末年，隨著黃巢起義兵入長安,，門閥才徹底走入歷史的塵埃,。

而與門閥相伴產(chǎn)生的就是譜牒之學，簡稱譜學,。所謂譜學,，是指當時社會上關(guān)于名門望族家譜的學問，流行于士族高門階層,，被當時人看作是一種重要的知識資源,。

就當時的社會情況而言,，累世高門的望族何其多,，少說也有幾百家，這些高門望族的歷史近可以追溯到魏晉,，遠可追溯到秦漢,，想要把幾百個高門望族的家族歷史全部搞清楚，絕非易事,。而且,，有關(guān)士族門閥譜系的知識又往往被士族階層壟斷，庶族階層根本無法獲取,，譜學漸漸也成為士族門閥階層標榜自己社會身份和地位的一種輿論工具,。

當時社會上也出現(xiàn)了一批譜學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梁武帝蕭衍下詔編撰的《百家譜》,，編撰者為王僧孺,，合三十卷。由此可見,，譜學在南朝是得到官方大力推崇的,。

當時還有很多士人以精通譜學而著稱于世，他們對天下各大名門望族的世系,、源流,、姻親、家諱都了如指掌,，因能與人接談而不犯其家諱而獲得贊譽,，形成了“世有官胄，譜有世官” 的景象,。

為何會出現(xiàn)這種景象呢,？這和南朝士族門閥階層的衰落有關(guān)。

我們知道,，門閥政治存在于東晉一朝,，門閥政治也成為東晉時代的最大特色,，當時的民諺“王與馬，共天下”就是對東晉門閥政治的重要體現(xiàn),。然而,，當歷史進入南朝以后，門閥士族的社會地位所受到的沖擊和威脅日益嚴重,，這才使得他們需要刻意用“士庶之別”的觀念來自抬身價,，通過強化士庶之別的觀念，一方面戒備庶族階層的僭越,，另一方面則戒備皇權(quán)的蠶食侵逼,。

到了南朝，社會上越是強調(diào)士庶之別,，就越體現(xiàn)出南朝門閥士族階層的衰落,。“士庶之際,，實自天隔” ,，這種理念正是從劉宋時代開始深入人心的。而譜學在南朝的興盛,，其實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醞釀而成的,。說到底，譜學之所以興盛,，其實是逐漸走向衰落的門閥士族階層對自我身份的一種自夸和標榜,，以此來進一步強化“士庶之別”，加強和鞏固士族門閥階層的階級堡壘,。

而在當時的北朝,，出身北方大族清河崔氏的北魏宰相崔浩，他渴望在當時的北魏重建魏晉以來士族門閥政治,，便主張建立一套“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的政治制度，一套姓族與人倫,、高官與儒學的合二為一的貴族政治,。這一整套施政主張對以清河崔氏為首的北方漢族門閥階層無疑是大大有利的，但它同時也嚴重侵害了鮮卑舊貴族的既得利益,，就發(fā)生了震驚北魏朝野的“國史之獄”,，崔浩也被北魏太武帝所殺，清河崔氏慘遭屠戮,。

“國史之獄”雖然使得崔浩的政治主張流于破產(chǎn),，北方漢族門閥也遭到了沉重打擊，但這并沒有阻斷北魏的漢化進程。到了北魏孝文帝推行全面漢化之時,，“定姓族”的政治理念再次被提上日程,。“定姓族”這一舉措一方面是確定了以清河崔氏,、范陽盧氏,、太原王氏以及滎陽鄭氏為首的北方漢族門閥家族的地位，另一方面則促進了鮮卑族為主的門閥化,。這一時期,，也成為北方門閥發(fā)展最盛之時。

到了北魏末年,，隨著六鎮(zhèn)起義的爆發(fā),，北魏政權(quán)宣告瓦解，分裂為東魏和西魏,。這一時期,，發(fā)跡于武川鎮(zhèn)的英豪開始聚攏于關(guān)隴地區(qū)，形成了以賀拔岳為首的集團勢力,。賀拔岳被殺后,，宇文泰繼續(xù)接管了這一集團,，以西魏所居的關(guān)中為陣地,，為了抗衡東魏高歡勢力，開始實行了一套軍事化的府兵制改革,。宇文泰推行的這場府兵制改革,，其核心是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體系，而這也直接促成了日后影響深遠的關(guān)隴貴族集團的形成,，隋唐兩朝的帝王家族也都是出自這一集團,。

至此，北朝門閥開始出現(xiàn)了一個以八柱國和十二大將軍為核心的軍事門閥貴族集團,，即今人所稱的關(guān)隴貴族集團,。故而《周書》記載：“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nbsp;

進入隋唐,，歷史開始發(fā)生巨大變化。唐代詩人劉禹錫有一首著名的詩歌叫《烏衣巷》,，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边@首詩反映了門閥士族的衰落，新興官僚士族興起的社會轉(zhuǎn)變,。

唐初,，社會上主要有三大政治集團——關(guān)隴集團，隋唐兩朝都是脫胎于此,，建立隋朝的楊堅家族和建立唐朝的李淵家族都是關(guān)隴集團的核心家族,；山東士族，即函谷關(guān)或崤山以東地域的世家大族,，如代表山東舊士族的崔,、盧、李,、鄭,、王“五姓”，山東士族在隋唐之際重新崛起,，是唐朝建立必須團結(jié)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江南士族，雖然南朝的門閥階層自侯景之亂后就走向衰落,，但是大的士族階層仍保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如蘭陵蕭氏等。

唐朝建立之初,，政權(quán)并不穩(wěn)固,，這也使得以李唐皇室為代表的關(guān)隴集團在當時并不占據(jù)主導地位。事實上,，在唐朝初年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是山東集團,。歷史學家陳寅恪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杰”》，這里的“山東豪杰”就是指山東集團,。在這篇文章中,，陳寅恪先生認為，山東豪杰在隋末亂世中崛起,，是一個“胡漢雜糅,，善戰(zhàn)斗，務(wù)農(nóng)業(yè),，而有組織之集團”,，對李唐王朝統(tǒng)一天下貢獻了巨大的力量，就連唐太宗發(fā)動玄武門之變奪取帝位也是因為得到山東集團的助力才成功的,。 

對李唐王朝而言,，這種傳統(tǒng)的門閥秩序顯然是不利于國家統(tǒng)治的,，一方面影響社會公平，阻礙社會階層流動,；另一方面,，門閥秩序本身也是社會秩序和權(quán)力秩序的體現(xiàn)，出身關(guān)隴集團的李唐皇室自然無法容忍山東士族長期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

為了改變這種不利于李唐王朝統(tǒng)治的現(xiàn)象,，唐太宗在貞觀六年（633）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以及各地熟諳族姓的文人,，在全國普遍搜求譜牒,，參照史傳辨別真?zhèn)危ǜ餍盏鹊凇?/span>

影視劇中,，唐太宗對最初的《氏族志》表示不滿,。來源/電視劇《貞觀之治》截圖

然而，高士廉等人并未體會到唐太宗編纂《氏族志》的真正用意,，竟然把黃門侍郎崔民幹列為士族第一等,。唐太宗閱后大為不滿，這才有了第二次重修《氏族志》之舉,。

那么,，崔民幹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崔民幹在史料中一般被稱作崔幹,，原因是他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諱,，所以才世稱崔幹。

崔民幹出身山東大族博陵崔氏,，但是從他的祖父崔猷開始，就世居關(guān)隴,，歷仕西魏,、北周、隋,、唐諸王朝,，隋朝開國的元從功臣崔仲方即是崔民幹的叔父。

崔民幹也是唐朝開國的元從功臣,。根據(jù)《冊府元龜》的記載 ,，崔民幹原是隋朝醴泉（今陜西禮泉）縣令，見李淵太原起兵后,，當即率眾歸順,，并奉獻了所轄之縣，以此功績成為李淵丞相府主簿。

武德元年（618）五月,，隋恭帝楊侑正式禪位,，李淵受禪稱帝，建立唐朝,，崔民幹即被任命為門下省的次官黃門侍郎,，四個月后，又出任山東道安撫副使,，與大使淮安王李神通一起平定山東地區(qū),。次年（619），李神通被割據(jù)河北的竇建德生擒,，崔民幹也隨之成為俘虜,。

自此以后，文獻中關(guān)于崔民幹的事跡就不甚明了的,，這主要是因為“兩唐書”都未給崔民幹立傳,，導致其事跡不詳。不過,，根據(jù)已出土的《崔幹墓志》的記載可知,，崔民幹此后曾出任豳州（今山西彬州）刺史。崔幹的歿年也不甚清楚,，只知道在《氏族志》第二次編纂完成時他還健在,，故而崔幹的歿年當在貞觀十二年（638）之后，死后被追贈幽州都督,。

有關(guān)崔民幹的主要事跡就這些,，可以看出，在隋末唐初這段歷史中,，崔民幹并沒有太顯著的歷史功績,，是一個相對邊緣化的人物。這就讓我們不禁疑惑,，既然崔民幹履歷功績平平,，為何他能在唐朝建立之初被選入三省六部官員？又為何會在首次編纂《氏族志》時被貞觀群臣列為士族第一等呢,？

事實上,，崔民幹的家族雖然從祖父輩開始就世居關(guān)中，但是其家族與山東地域的高門大族都有著通婚關(guān)系,，其家族在山東仍有很強的社會影響力,。正是基于這層原因，唐高祖李淵才把崔民幹列為三省長官,，意在向天下表示重用山東士族的政治理念,，以此來拉攏山東士族,。之后，崔民幹又被李淵派遣跟隨李神通一同平定山東,，李淵的這一安排其實是想利用崔民幹的清河崔氏身份來安撫山東士族,，以達到讓山東士人歸附李唐的政治目的。

唐朝初年的三省官員中,，還有一個人物與崔民幹類似,，即出身陳朝宗室的陳叔達。

陳叔達畫像

陳叔達是陳宣帝陳頊第十七子,，是陳后主陳叔寶的異母弟,，陳朝滅亡之后便被遷往長安，隋煬帝大業(yè)年間被起用,，任命為絳郡（今山西絳縣）通守,。李淵太原起兵后，陳叔達便獻城投靠了李淵,，因功成為丞相府主簿,，建唐后被任命為黃門侍郎。

可以看出,，崔民幹和陳叔寶的履歷基本相似,，都非關(guān)隴本土士族，也都是隋朝的地方長官,，都在李淵起兵之際獻城投靠,，繼而被任命為丞相府主簿，建唐后被授予黃門侍郎,。

陳叔達被授予黃門侍郎,，原因在于其出身陳朝宗室，在江南士族中頗具影響力,，這是陳叔達被起用的真正原因,。陳叔達被任命為黃門侍郎后，又被授予門下省長官納言,，后又升任為侍中,，向朝廷舉薦了不少江南名士，對唐朝拉攏江南士族起到了重要作用,。

前文說到，唐初有三大集團,，即關(guān)隴集團,、山東士族、江南士族,。李淵起用崔民幹和陳叔達,，把他們?nèi)蚊鼮槿」賳T,，是想利用此二人的家族身份和社會影響力，來實現(xiàn)其拉攏山東和江南士族的政治目的,。

而到了貞觀年間,，天下漸趨安定，唐朝已不再需要利用崔民幹的家族身份來拉攏山東士族,，唐朝對崔民幹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急劇轉(zhuǎn)變,。《氏族志》首次編纂完成時,，崔民幹還擔任黃門侍郎的職務(wù),，崔民幹也被列為士族第一等，但是唐太宗對此非常不滿,，下令重修,，到了第二次編纂完成《氏族志》之時，崔民幹已經(jīng)被排擠出政治中樞,，被下放為宋州刺史和豳州刺史,。

由此可見，唐太宗下令重修《氏族志》,，在對崔民幹進行門第降格的同時,，也在政治上進行打壓，可謂是雙重打擊,。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就是要在完成天下統(tǒng)一之后，試圖打破魏晉以來社會上形成的傳統(tǒng)門閥秩序,，實現(xiàn)其拔擢賢良,、不拘一格納人才的政治理念。

貞觀《氏族志》編纂原則是什么,？對此,，唐太宗明言道：“不須論數(shù)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庇谑牵呤苛捅痔铺诘倪@一原則,，以皇室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

影視劇中,，高士廉修好《氏族志》，請?zhí)铺诓榭础?/span>來源/電視劇《貞觀之治》截圖

這里所謂的“今日官爵高下”,，簡而言之就是“尚官”,，而“論數(shù)世以前”其實就是指傳統(tǒng)的士族門閥秩序,，即“尚姓”。

所以,，貞觀《氏族志》的編纂重修其實就是“尚官”和“尚姓”之爭,，即士族階層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到底是由官品決定的還是由家世決定的。唐太宗給出的答案是官品,，即“今日官爵高下”,。 

這種轉(zhuǎn)變有著深遠的社會影響。魏晉以來,，選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而負責選拔人才的中正官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和壟斷，德行和才能常常被忽視,，門第家世就成為最為重要的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

這種現(xiàn)象從魏晉以來持續(xù)了數(shù)百年,，“尚姓”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也難怪高士廉等人體察錯了唐太宗的真正用意，使得唐太宗大為不滿,。

當然,，唐太宗所秉持的“尚官”理念也并非無源之水。

早在西魏時代,，主持西魏府兵制改革的蘇綽就在著名的“六條詔書”中提出了“罷門資”“選賢良”的政治理念,。正是在蘇綽這一政治理念的推動下，西魏和北周呈現(xiàn)出“周氏以降,，選無清濁” 的現(xiàn)象,，官員選拔不再有清濁之分。所謂清濁,，其實就是九品中正制下高門和寒門任官之別,。

正是這種不重門第、重視軍功的社會環(huán)境,，使得西魏北周的府兵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從“后三國”時代中迅速崛起，也為之后隋唐科舉制的出現(xiàn)奠定了基礎(chǔ),。

可以說,，唐太宗這種“尚官”不“尚姓”的政治理念，是北朝以來軍功政治理念演化而來的,，是唐代政治從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轉(zhuǎn)變的鮮明體現(xiàn),。

與此同時，在唐朝開國統(tǒng)一天下的過程中,，一批新的貴族群體正在悄然興起,，其中不乏庶族階層。于是在唐初社會,，新興貴族和傳統(tǒng)士族之間就出現(xiàn)了新的矛盾,，而唐太宗編纂《氏族志》就是順應(yīng)新興貴族階層渴望獲得社會身份認可這一強烈愿望下的政治舉措。

總而言之,，貞觀《氏族志》的編纂重修,，無疑是唐初新舊士族升降浮沉的一個縮影。

當然,，影響中國中古社會長達數(shù)百年的門閥觀念已經(jīng)深入人心,，唐太宗想要通過編纂《氏族志》來扭轉(zhuǎn)這一觀念絕非易事，更非一時之事,，甚至就連他本人也會時不時地冒出門第出身的偏見來,。比如有一次，唐太宗在朝堂上公然向太子老師張玄素發(fā)問,，問他在隋朝擔任的職務(wù),，而張玄素出身低微，唐太宗的一再追問使得張玄素十分窘迫,，這本質(zhì)上就是根深蒂固的門戶偏見的反映,。

唐太宗編纂《氏族志》，主要是想確立以皇權(quán)為主導和“以當朝官爵定高下”的社會等級秩序,，是試圖扭轉(zhuǎn)傳統(tǒng)門閥秩序的一次重要政治舉措,，這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唐寫本《貞觀氏族志》,。來源/國家圖書館

但是,，我們也不應(yīng)對唐太宗編纂《氏族志》這一事件的影響評價過高，幾百年的傳統(tǒng)門閥觀念和秩序早已根深蒂固,，絕非一份官方譜牒就能輕易扭轉(zhuǎn)的,。事實上，以“五姓七望”為代表的山東舊士族并未因《氏族志》的編纂而從此低頭,，唐初的政治新貴也并非能借助《氏族志》而躋身頭等門閥之列,。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以房玄齡,、魏徵為代表的貞觀新貴仍然在力求與山東士族聯(lián)姻,。

參考文獻：

《晉書》《周書》《隋書》《新唐書》《冊府元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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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克堯,；許道勛：《唐太宗傳》,，人民出版社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