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獻中,，凡是涉及到地方官考核就會出現(xiàn)“年終密考”這一詞匯,，或許很多讀者對于年終密考的概念還不是太清楚，御史特整理資料,，與各位分享,。

年終密考只針對高級別官員

明清兩朝，朝廷對地方文官的考核辦法主要是三年一次的“大計”,。大計的實行十分嚴格,，也是一個比較科學的制度。然而,，任何制度隨著時間的發(fā)展,，都必然會留下一些弊端。

大計之弊主要有二,，一是三年一次時間太長,，朝廷無法隨時掌握官員的政績和能力；二是大計主要是督撫考核,，主觀性很強,，容易滋生政治腐敗。

故而,，從乾隆朝開始,，便有了“年終密考”的新制度。

乾隆元年,，乾隆給各省督撫明發(fā)了一道上諭：

“朕即位之初,，各省道府諸員皆不深知其人，汝等可將各屬員賢否事跡，各折奏前來,，務須秉公甄別,，以備朕用?！?/p>

這道上諭,，可以理解為年終密考制度的起源，但真正形成定制則是在乾隆四十九年,。也可以看出,，年終密考的主要對象是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道員,、知府等高級別官員，州縣官并不列入考核對象,。

乾隆為何要實行年終密考,？

年終密考是以每年為時間限制的,，這就有利于皇帝掌控地方大員,。既然是密考，就得體現(xiàn)出“密”的重要性,。

皇帝對密考十分重視,，稍有紕漏就會及時指出。比如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在上諭中就曾說：

“各省督撫每屆年終,，將該省司道等官切實出考，密封陳奏,，朕親加披覽,，即軍機大臣亦不發(fā)給閱看，原所以慎重考核,，嚴防泄露,。”

既然年終密考如此之嚴密,，那么這種皇帝與督撫之間的單線聯(lián)系,，能否保證封疆大吏向皇帝反映的情況屬實呢？

事實上,，出入很大,。比如道光九年，云貴總督阮元,、云南巡撫伊布里在年終密考中參奏云南布政使王楚堂“官聲漸差,，輿論不洽。”

道光是個細心的皇帝,，他本人對王楚堂的印象也不錯,，總覺得督撫的考核可能存在隱瞞。于是,，他暗中派人對到云南加以調(diào)查,，結(jié)果得出的結(jié)論與督撫考核完全相反。

阮元,、伊布里因此受到了嚴厲的訓斥,，并被處于降一級、罰俸半年的處分,。

再如光緒二十三年,，兩廣總督、廣西巡撫對思恩知府周天霖密考,，但他們卻給出了不同的考語,。

總督稱周天霖“廉明誠篤，處事謹慎,?！?/span>而巡撫給出的考語是“聲名平常，操守難言”,。督撫各執(zhí)一詞,，這讓慈禧太后頗覺憤怒，她下旨讓廣東巡撫密查周天霖其人,。不久,，廣東巡撫呈上奏折，說周天霖“廉謹有為,，品能親率,。”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年終密考雖然有利于皇帝控制地方高級官員,，但同時也很考驗皇帝駕馭督撫的能力，一旦出現(xiàn)問題,，就會影響一個官員的仕途前程,。

年終密考對地方大員的仕途影響。

年終密考作為地方大計考核的一種補充方式,，彌補了大計例行公事的弊端,，督撫向皇帝提供了地方大員的詳細情況并給出甄別，正是由于年終密考的實施,，地方大員的仕途前程被緊緊地握在了督撫的手里,。

年終密考事關前程,，地方大員就不敢得罪督撫，下級賄賂請托的情況就不可避免會發(fā)生,，進而擴大了地方陋規(guī)的盛行,。

換句話說，地方大員在任何時候都得討好督撫,，否則就將面臨被參的下場,，且不分督撫賢明與否，下級賄賂成了官場上的潛規(guī)則,。

比如道光二十六年陜西大旱,，按察使張集馨在非常拮據(jù)的情況下，還不得不給上級奉送陋規(guī),，而此時的陜西巡撫正是林則徐,。

林則徐是出了名的清官，張集馨也是少有的能吏,，就算張集馨沒有給他送銀子,，也未必會在年終密考上說他的壞話?？杉幢闳绱?，林則徐也還是按官場舊例，收下張集馨的陋規(guī)銀兩,。

從這一點也能看出,，督撫密考對于地方大員的仕途影響之大,。

年終密考好壞對于官員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同治二年，廣東巡撫郭嵩燾向朝廷密奏,，一口氣考核了廣東省15位高級官員,。所幸，這15為官員事先都送過禮,，他們的仕途也因此迎來了新的臺階,。

次年三月，廣東鹽運使蔣志章升任四川按察使,，布政使吳壽昌升為湖北巡撫,，按察使李瀚章升為布政使，潮州知府李福泰升為道員,，其他各員也多升遷,。

從相關文獻來看，凡是在年終密考中獲得好評的官員,，一般都會受到提拔,，反之則要受到降級,、調(diào)任甚至是革職的處罰。

年終密考的出臺,，使得知府以上的高級官員在大計考核中顯得無足輕重,，多為例行公事。

大計更多的是針對中下級官員,，這也是我們研究文獻的時候,，往往發(fā)現(xiàn)“卓異”一類的頭銜，往往都是州縣官這一級別容易獲得,，當然,，在大計中受到處分的也是州縣官居多。因此,，大計對地方大員的影響很小,。